第七章 政權機構及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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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清朝皇帝及其家族開支的費用。
舉凡陵寝供應、宮廷修繕、采辦織造和内務府經費，均被列為重要項目。
經費來源除皇産貢賦、官莊地租外，部分是由戶部指定從各省财政稅收中解撥的稅款。
清朝定都北京初期，由于戰争的破壞，财政入不敷出，皇室開支較省。
據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文件記載：“明光祿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隻用三萬餘兩。
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隻用六百七十八萬斤。
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隻用百萬餘斤。
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②。
其中如光祿寺支用錢糧三萬餘兩，僅為明代的八分之一③。
然而自乾隆以後，随着皇室生活的奢侈腐化，皇室經費開支不斷擴大。
康熙帝時六次南巡，往返用度都由皇室财政支付，沿途并不鋪張，所費僅一、二萬兩。
但至乾隆年間，據乾隆三十一年（1766）統計，僅采辦、織造與内務府等經費銀已達八十二萬一千零六十四兩①。
另外，乾隆帝六次巡遊江南，每處所費竟在二、三十萬兩以上，與康熙帝相比，不啻超過十倍。
皇室經費的惡性膨脹，至乾隆嘉慶後期已成财政腐敗痼疾。
官俸之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項目之一。
清前期官俸支出包括官吏的俸食、恩賞、養廉、公費等項。
俸食是官吏的正薪，按爵位、職稱大緻可分為四種，一是宗室之俸，共二十等，最高者是親王，歲銀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次子一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五百兩；鎮國将軍一等四百一十兩，二等三百八十五兩，三等二百六十兩..最少者①乾隆《大清會典》卷19《戶部》。
②《清朝文獻通考·國用考》。
③《清朝文獻通考·國用考》。
①《聖武記》下冊，頁476。
是宗室弓騎尉八十五兩②。
除歲俸銀外，還給俸米，每俸銀一兩，給米一斛③。
二是公主格格之俸，共十四等。
其俸銀從歲支四百兩至一百三十兩不等。
三是世爵之俸，共二十等。
規定公，一等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侯，從六百三十五兩至三百六十兩不等；伯，從五百三十兩至四百六十兩不等；子，從四百三十五兩到三百六十兩不等；男，從三百三十五兩至二百六十兩不等；每俸銀一兩，給俸米一斛④。
四是百官之俸。
其中八旗武官俸九等，文職官俸十等，綠營武官俸九等，外蒙古官俸九等，四爵官俸六等。
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二品一百五十五兩，三品一百三十兩，四品一百零五兩，五品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九品三十三兩一錢，從九品三十一兩半。
每銀一兩，給米一斛。
在外文官不給俸祿米⑤。
恩賞是正俸之外的臨時性特殊支出。
乾隆年間曾不定期恩賞八旗駐防官兵口糧，每次用銀不下三十五、六萬兩。
養廉銀則是正俸之外規定按職務等級每年另給官吏的銀錢，又稱為公廉銀。
雍正以後，養廉銀數額也有固定，與正俸無異。
據統計乾隆間文職養廉銀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銀八十餘萬兩①。
公費是以辦公費為名，給各官吏額外補貼的支出。
規定按官職每月給公費銀五兩至一兩不等，歲額約在一、二十萬兩左右。
清初國家機構較簡，官俸支出僅二百餘萬兩。
以後随着官僚機構的龐大，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官俸支出已經達五百四十三萬餘兩，約占總支出的百分之十八②。
軍費是清朝最大的财政支出項目，按其性質和用途，主要有戰争經費和經常性的兵饷。
經常性的兵饷包括官兵的年饷、武器裝備和軍事設施等費用。
清代前期八旗京營合巡捕五營和駐防兵為二十餘萬，綠營順治初建時有六十六萬人，康熙時為五十九萬餘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為六十三萬人，八旗綠營總兵員數額約八十六萬左右③。
兵饷依饷章規定，高的如八旗親軍、前鋒、護軍，每人月給饷銀四兩，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軍月給饷銀一兩五錢，年支米二十四斛，綠營步兵月給饷一兩五錢，月支米三鬥④。
因此，清代每年撥給八旗、綠營的兵饷占每年财政支出的一半。
據載，清初的歲出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而兵饷占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⑤，占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九點二。
乾隆三十一年②《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③《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④《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
⑤《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
①《聖武記》下冊，頁475。
②《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③《清史稿》卷130&mdash131《兵志》一、二。
④《大清會典事例》卷254&mdash255。
⑤《廣陽雜記》卷2。
（1766）兵饷增加至一千七百餘萬①，約占歲出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戰費的數額也相當大。
據乾隆朝的不完全統計，準回之役費帑三千三百餘萬兩；兩金川之役達八千餘萬兩；台灣之役八百餘萬兩；廓爾喀之役一千餘萬兩，總額已在一億五千萬兩以上②。
這種龐大的軍費支出，已非常規的财政收入所能承擔。
清朝往往以開例捐輸、商人報效、鹽斤加價等辦法解決。
工程與驿站經費，主要包括河防水利、内廷工程以及驿站交通等費。
河防水利原泛指修治河道與海塘的工程費，其中主要是治理黃河水患。
清初的河防工程，多由沿河州縣征發徭役，義務修河，并無專項支出。
乾隆時河工經費始由财政撥款，歲修、挖修經費均有定額，約三百餘萬兩；嘉慶時續增至五百萬兩③。
至于大工系指江河大決口的臨時性工程，往往另行專案奏明辦理，其經費實報實銷。
塘工系指江浙沿海一帶的海防工程的費用，其費用除部分征之于民外，尚由田賦地租及各省鹽運司撥解支付。
驿站是清前期傳遞公文和軍事命令的機構，按各地程途遠近及沖僻，分設驿、站、塘、台、所、鋪等④，預備人役與車馬等交通工具，經辦交通傳遞事項。
傳遞文書軍報，按程途遠近，分别規定期限，如有延誤者查明治罪。
驿站經費系每年清朝政府分撥給驿站的經費，據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載，驿站錢糧約二十萬兩⑤。
科場學校經費，主要包括科舉考試以及各類學校經費。
各省舉辦鄉試，京師舉辦會試廷試，三年一次，這些科場經費各由戶部撥解銀兩。
各類學校除京師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及各省府學、州學、縣學外，各地還有官學、書院、義學、社學等。
這些學校的經費來源除學田的地租外，也有部分錢糧廪膳津貼費用。
科場學校廪膳等銀，在清前期财政支出中沒有固定額數，據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載，該項錢糧銀為一十四萬兩①。
在機構與制度建設方面，清在繼承明代傳統制度的基礎上，加強了都察院對财政的審計與監察的權力。
雍正元年（1723），合并六科于都察院，在都察院統管下設十五道監察禦史，與六科分掌監察，使之成為負有對政治經濟監察與對财政審計、稽查權力的組織形式。
在這種新的财政監察體制下，自雍正年間開始，都察院把财政審計權與經濟監察權力合并在一起，加強了對财政收支的管理。
根據清代都道制度，都察院在對财政支出的監察方面，擁有審查會計，注銷案卷，檢核庫款，監放口糧，彈劾官邪，以及稽察工程、驿站錢糧等權力。
舉凡财政會計部門的①《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②《聖武記附錄》卷11，頁470。
③《續清朝文獻通考》卷69《國用考》。
④光緒《大清會典》卷86。
⑤《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①《清史稿》卷126《食貨六》。
會計報告、奏銷冊必須經都察院審核，檢查無誤，方可奏銷；凡财計部門所使用的帳簿、冊籍、憑證及各項錢糧的出納，都察院均有權過問。
如發現貪污盜竊事件，都察院必須予以彈劾，并“會刑部大理寺朝審”②。
可見，從組織和職權上看，都察院的權力大于以往朝代的禦史，對加強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貪污也産生了較大影響。
乾嘉後期财政的腐敗乾隆後期，随着清朝封建制度固有矛盾的發展與吏治的腐朽，都察院對财政的審計、監察也日趨衰敗。
都察院的禦史多以“外放道府”、多攫錢财為目的，對财政的審計、監察已多無所作為。
一些财政審計、監察禦史甚至與戶部财政官員裡應外合，相互勾搭，行賄受賄，貪污盜竊。
在這種情況下，财政支出猛增，乾隆時期各地貪污鹽引，侵占或冒領赈糧，嘉慶時期各地虛收稅糧，冒領庫銀，貪污河工款的案件層出不窮。
反映在财政管理上的弊端與矛盾日益突出，各項苛征雜斂的搜括形式不斷增多，暴露了清政府财政制度的腐敗與沒落。
為了抑制财政腐敗現象與貪污之風的蔓延，清皇朝曾多次改訂和增定一系列懲貪的法律條文。
繼乾隆十三年（1748）改訂貪官《賠償帑項納贖例》①後，乾隆三十年（1765）又增定《侵盜倉庫銀錢入已例》，明确規定貪污千兩以上者仍依雍正“舊例處斬”，對千兩以下者分别三種情況加重予以懲罰②。
針對貪官污吏相互勾結、通同作弊的特點，在查處貪污案中還實行了“連坐”之法。
乾隆三十九年（1774）甘肅布政使王亶望與總督勒爾錦、知府蔣全迪等相互勾結，“折捐冒赈，朋分公帑”達數百萬兩。
由于這是一起通省官員多被卷入的集體貪污案，因而遲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竟無一人舉發陳奏”③。
當這起大貪污案敗露後，乾隆帝決定推行“連坐之法”，予以堅決打擊，除總督勒爾錦被“賜令自盡”外，總計“處死”“拟死”者四十七人，前後參與此案被“革職拿問者”多達八十二人①。
這種加強法治、重典懲貪措施，對于貪污舞弊之風的泛濫曾一度起到約束與警戒的作用。
然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腐朽，乾隆以來清理财政、重典懲貪的措施已難以堅持下去。
在貪風日盛，“帑項日绌”、“國用不足”的情況下，各種苛征雜斂的搜括方式日益增多，更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與财政的腐敗。
“捐納”原是以授予官爵獲取捐款的特殊财政收入，可是至乾隆朝已成為常②乾隆《大清會典》卷69，《都察院》。
①《清朝文獻通考》卷200《刑考》六。
②《清朝文獻通考》卷199《刑考》五。
③《清高宗實錄》卷1140&mdash1146。
①《清高宗實錄》卷1140&mdash1146。
例，變為戶部經常性的專項入款。
舉凡文武生員、内外官吏及平人，均有職銜、加級、記錄、封典等的捐納。
乾隆十九年（1754）一年的捐納銀五百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三十五兩，約占當時戶部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②。
凡遇軍需、河工、災赈，清朝又鼓勵商人捐輸銀兩，稱為“商人報效”，并也逐漸成為補助财政收入的款項。
據載僅兩淮鹽商江廣達、洪箴遠等“公捐銀兩”達一千三百餘萬兩③。
“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④。
在鹽商巨額進賄下，又以食鹽可以“加價”、“加耗”（增加夾帶）⑤方式，把鹽稅轉嫁至廣大消費者身上。
此外，田賦征收中的苛斂也日趨嚴重。
“乾隆初，州縣征收錢糧，尚少浮收之弊。
其後諸弊叢生，初猶不過斛面浮收，未幾，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數升，漸增至五折、六折，餘米竟收至二鬥五升”①。
可見田賦浮收日重，康熙時的“永不加賦”的稅制，也已日趨破壞無餘。
财政稅制的破壞和租賦負擔的沉重，迫使大批自耕農破産。
封建國家直接掌握的納稅丁戶急劇減少。
流民問題的嚴重，錢糧稅源的枯竭，又使财政危機日趨激化。
及至乾隆末年，财政“虧空”已成為矛盾的焦點。
據載僅江西一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後二十餘年間已“虧空”銀八十三萬兩②。
嘉慶帝繼位後對此屢欲“嚴饬查辦”，但收效不大。
嘉慶四年（1799）大貪官和珅被賜死，據筆記記載籍沒其家産的清單所載，擁有赤金五百八十萬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當鋪七十五座，銀号四十座，地産八千餘頃及其他财寶等③。
家産總計不下八億兩，相當于和珅當權二十年中清政府财政總收入的一半。
此數過分誇大，但也可見和珅贓銀之多。
嘉慶帝曾想以此為轉機，把各項财政收入集中到國庫的總收入中來，以利于實現财政收支的平衡與好轉，然而在封建末世的經濟環境下，這種懲治個别貪官的措施已難以扼制貪污的蔓延。
籍沒大貪官和珅家産後，社會上雖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但财政仍未見好轉。
封建國家的财政“虧空”現象有增無已。
據載嘉慶十七年（1812）各省積欠正項錢糧及耗羨雜稅達一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屢經饬催，報解寥寥”④。
及至道光十九年（1839）戶部查明，各省拖欠未解戶部的賦稅已達到二千九百四十餘萬兩①，等于當時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②羅玉東：《中國厘金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③徐世昌等：《清鹽法志》卷153&mdash155。
④《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⑤《清朝通典》卷12《食貨·鹽法》。
①《清史稿》卷121《食貨》二。
②《東華續錄》嘉慶11。
③薛福成：《庸庵筆記》卷3。
④《東華續錄》嘉慶34。
①《清宣宗實錄》卷323。
上。
财政稅收是封建國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伴随着嘉慶道光時期财政機構的腐敗與财稅的大量流失，已使封建國家的财政處于入不敷出的拮據狀态。
第四節 漕運 明清兩代的漕運 清代漕運，沿襲明代舊制，因而明清兩代的漕運，有許多共同之處。
第一，在運法上，明清兩代都以軍運為主。
明代曾有支運、兌運和長運等三種辦法，最後以長運作為定制。
所謂“長運”法，實行于成化七年（1471），又名“改兌”，就是由官軍擔任漕糧的全部運輸，但需在兌運時，于原有加耗之外，要民人每石再加一鬥米，做為“渡江費”。
清代承襲的，正是這種運法。
第二，明清兩代漕運都以河運為主。
明初曾實行過短時期的海運，但在永樂十三年會通河開成之後，河運漕糧，相沿有明一代。
清代漕運的發展過程，據史載：“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
”“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複，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複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雇商轉船漕京師，民鹹稱便。
河運自此遂廢”①。
第三，明清兩代的漕糧總額，基本上都穩定在每年四百萬石。
清代漕糧征收的名目繁多，大體上與明代一樣，都分為正兌、改兌、白糧、改征、折征等五大類。
“正兌”，指各省漕糧直接運輸到京倉者。
據《清史稿》記載，正兌米原額為三百三十萬石，乾隆十八年實征二百七十五萬石。
“改兌”，指各省漕糧輸至通州倉者，原額七十萬石，乾隆十五年（1750）實征五十萬石有奇。
以上兩項，以征米為主，但在河南、山東兩省，因當地所産，也征小麥和黑豆。
“白糧”，指征收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嘉興、湖州等六府的糯米。
原額二十一萬石，實征不過十萬石有奇。
“改征”，指改變對某地征收的種類和數額，但這種改變，全憑皇帝的特旨，沒有一定的成規。
“折征”，指原征實物，但折成銀錢交納。
“減征”，系指某地受災，不能征本色實物，而改征折色，即銀兩。
或者将離水次最遠縣份的漕糧，酌量減去，分撥其他縣份征收。
另有所謂“民折官辦”，指對民戶征收銀錢，而由官府用其他辦法以實物交公。
漕糧作為“天庾正供”，“不蠲不赦”，這是明清兩代漕糧的共同特點，也是漕糧與一般田賦的不同之處。
第四，糧戶除了完納漕糧正額之外，還必須承擔漕糧運輸過程中的全部費用，包括形形色色的加耗。
清代對漕糧的質量要求是幹圓潔淨。
除了漕糧正項之外，還要交納随漕正耗，作為京通各倉和沿途損耗的補償。
按規定，正兌米一石，加耗二鬥五升至四鬥不等，改兌米一石，加耗一鬥七升至三鬥不等。
凡是加耗的部分，通稱為“耗米”，由于随着正米入倉，又叫“随正耗米”。
一般講，官定的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加耗率，已經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是，實際上加耗日增，江浙、兩湖有每石加耗至七鬥六升的，比官定加耗率高出一倍①。
第五，明清兩代漕運所暴露的弊端也是大體相同的。
官吏的貪污舞弊和政府的橫征暴斂結合在一起，橫征暴斂為貪污舞弊提供了機會，貪污舞弊又以不同形式加重了橫征暴斂，因而從清初到清末，“民日蹙而國計日貧”。
連擔任漕運總督多年的楊錫绂也不得不感歎“锢弊難除”②。
第六，在清代漕運中，運軍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
運軍即運輸漕糧的軍丁，是漕運的主要依靠力量。
這種運軍的情況比較複雜。
明代漕運，主要由各地衛所軍士承擔。
清代取消衛所制，将軍士編為承擔漕運的運軍。
康熙初年規定各省衛所額設運丁十名。
康熙三十五年（1696）規定漕船出運，每船佥丁一名，餘九名以谙練駕馭之水手充之。
後來又增佥本軍子弟一人為副軍③。
清政府對運軍的人身控制很嚴。
運軍隸屬衛籍，遇五年一編審。
雍正初年停編審之後，“惟有運漕軍丁四年一編審”④。
運軍屬各省糧道掌握，凡佥為運軍，必須親自押運，若以子弟代替，運軍及代運人都要發邊衛充軍。
而且，運軍須有保結，所謂“一軍無保，不準佥軍，一軍有欠，衆軍同賠”⑤。
運軍奔波于河上，風雨兼程，倍嘗勞苦，境況可想而知。
王命嶽的《漕弊疏》①中說：“以臣所聞，弁丁有水次之苦，有過淮之苦，有抵通之苦。
”所謂“水次之苦”，一是“買幫陋習”。
漕幫有高低貧富之别，“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窮必欠。
當佥運時，富弁行賄買幫，費至二三百金。
貧弁坐得低幫”。
于是“貧弁處必欠之勢，而富弁甫佥運，已費二三百金”。
二是“水次陋規”。
衛丁承運時，有衛官幫官常例，每船二三兩不等，有糧道書辦常例，每船四五兩、八九兩不等，至府廳書辦，各有常規，常規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禮，隻要漕院糧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兩十兩不等。
還有刑廳票差，每船一二兩不等。
“其名目則或查官丁，或查糧艘，或查修舟，或查日報，或查開幫，或提頭識，名目數十，難以枚舉。
”間或有所謂“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幫，書吏也要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糧道及刑廳處坐催，由刑廳差人代為斂費。
這樣，“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
三是“勒靳行月二糧”。
按舊例由布政司派給運軍的行月錢糧，行文到各府縣支領。
但每船要送書辦六七兩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
州縣糧書還要需索每船二三兩不等。
所以，運軍雖有“十金之糧，無五金之實”。
以上三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楊錫绂奏議”。
③《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④《清史稿》卷120《食貨·戶口》。
⑤《清朝文獻通考》卷43《國用考·漕運》。
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
項，是運軍在漕船尚未離開水次時，受到的搜刮。
所謂“抵通之苦”，一是“投文之苦”。
漕船經過長途航行，一旦抵達通州，需到倉院糧廳大部雲南司等衙門投文，每船須費十兩。
因都由保家包送書辦，保家從中另索每船常例三兩。
二是“胥役船規之苦”。
坐糧廳總督倉院京糧廳雲南司書房等，各索常規每船可至十金。
還有“走部代之聚斂，其不送者，則禀官出票，或查船遲，或取聯結，或押取保，或差催過堂，或押送起來，或先追舊欠，種種名色，一票必費十餘金”。
三是“過壩之苦”。
過壩時，有委官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蕩等費，每船又須十餘兩，“而車戶恃強，剪頭偷盜，耗更不赀”。
四是“交倉之苦”。
交倉時，有倉官常例，還有“收糧衙門官辦書吏馬上馬下等等名色，極其需索，每船又費數十兩。
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雖經奉旨題革，今又改名複用，小歇家改名雇長，大歇家改名住戶，借口取保，每船索銀四五兩不等。
有送者可得先收，無送者刁難阻凍”。
五是“河兌之苦”。
河兌法本來為了收交兩便，然而仍然發生踐踏、偷盜、混等、搶籌等種種難言之弊。
以上五項，是運軍在漕船抵通時受到的搜刮。
所謂“過淮之苦”，指“積歇攤吏書陋規，投文過堂種種諸費”，每幫過淮漕費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
這是運軍在漕糧運輸中受到的一部分搜括。
王命嶽的這段文字，将運軍在運糧過程所受到的各種名目的勒索，基本上概括出來。
真是“勢要官胥，視運軍為奇貨，誅求橫出，朘剝日深”①。
發生在整個運糧過程中的種種敲榨勒索，必然會影響漕運的順利進行，清政府曾不斷設法克服這些弊病，然而終清一世，未見奏效。
運軍是漕運的主力，所以運軍的待遇問題，是清朝廷十分重視的漕事要務。
運軍能得到屯田，作為衣食之資。
實際上這是明代衛所屯田的繼續。
清代規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頃。
漕船原額一萬零四百五十五艘，嘉慶時，實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擔運糧任務的漕船大體在六千艘之上。
每船裝載糧米五百石，總數能運三百餘萬石。
用于運糧的衛所旗丁有六七萬名，分配給運軍的屯田約六百三十多萬畝。
其中山東有六萬多畝，江蘇、安徽有四百二十五萬餘畝。
但是，運丁“得田不能自耕，勢必召佃收租”。
甚至“輾轉相售，屢易其主”。
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漕督楊錫绂的奏疏中，已經出現了負債累累的“疲幫”①。
運軍還能得到行月錢糧，其數額各省不一，一般每名運軍支行糧二石四鬥至二石八鬥，月糧十石左右。
本折各半，折色價每石銀一兩四錢。
運軍從屯田和行月錢糧上所得，僅能養家糊口，根本無法滿足各種名目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的勒索。
于是，他們就将各種盤剝再轉嫁到納糧農民的身上。
在清代漕運中，運軍敲榨納糧農戶，激起農民不滿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甯衛運軍擅自加征行月二糧，激起百姓反對，結果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被害。
知縣潘師資憤慨地說：“正供額賦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為？”對于早已交納永折漕銀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況那些“有漕有運”之地呢？對此，錢大昕評論說：“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群蠹瓜分、酌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
”②順治七年（1650），江南蘇州府常熟縣還發生運官率領運丁“毆官藐運”的事件。
當時有儀真衛運官崔邦泰領運常熟，他統率悍丁“玩漕勒贈，苛索無厭”，常熟知縣瞿某敦請速兌，崔邦泰等竟“聚衆鼓噪，各持棍械，毆辱印官，乘機搶掠”，釀成事端③。
在清廷看來，“國家之待運軍，為不薄矣”。
“舡隻則有修理風蓬銀兩，安家則有坐糧，水手則有月糧，路費則有貼備，回南則有羨餘，解給各項支銷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
”正糧之外，還有加四耗贈，比兌時，每石再加濕潤米三四升。
如此等等，仍不能滿足運軍的利欲，還要“巧恣需求”。
①于是，清朝廷為了保證漕運，盡量優待運軍，而漕運官吏又千方百計地到運軍身上搜括，運軍再将各種勒索轉嫁到納糧農民身上，就這樣形成惡性循環。
而受害最深的當然是承納漕糧的農民。
正如任源祥所說：“今之有轄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運軍者乎，運軍之常例，有絲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
”②總之，清代漕運與明代不同之處，僅在于官收官兌更加突出，因而運軍問題，往往成為清廷議論漕運的焦點。
任源祥曾建議：“欲惠百姓，自運軍始；欲饬運軍，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
”③如此推本尋源，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藥方。
清代漕運完全依靠官收官兌，依賴軍運，因而在明代漕運中已經暴露的運軍問題，更加明顯，更加嚴重。
清代漕運的弊端縱觀有清一代漕運，弊窦百出。
在漕糧的征收上，有所謂“撥花”，即在派兌時，奸棍劣衿與衙門書吏、運船官弁串通一氣，故意将一石米撥分幾軍，使納糧農戶受盡往來颠倒之②錢大昕：《潛研黨文集》，《記加征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③《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586頁，《奉旨禁革漕運積弊告示》。
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586頁，《奉旨禁革漕運積弊告示》。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③《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累。
有所謂“做樣”，即有奸棍串同運軍，搶先出兌，故意多出“贈耗”銀兩，使後來者不得不遵其例。
有所謂“押兌”，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從中索取耗銀。
有的在百兩耗銀中公然索走二十兩。
糧米過鬥時，還有所謂“踢斛”、“淋尖”、“樣米”，以及“三笆三湧三捧”種種惡套。
另有所謂“伍長酒錢”、“裝載船錢”、“倒籮錢”種種名色。
僅漕糧加耗一項，有增無減。
如“昆山一縣，正米百石，有加耗銀至六七十兩者”。
而當地米價每石不過六七錢，“今耗銀至六七十兩，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
在這樣沉重地敲剝之下，農民“皆深自逃匿，惟恐為人魚肉”①。
本來按漕運則例規定，江南每船受兌五百石，解至京通，交倉四百石，這是在所兌米中已經包括了在船折耗。
但州縣征收時，卻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納漕糧的小農更害怕“轉廒”之苦。
因漕糧是冬兌冬開，立有準限。
各處糧印官在漕船未到時，即通令百姓交兌，交兌後仍令糧戶管廒，待船到時複又交兌，使糧戶于贈耗使費之外，再受賠補苛索。
“以緻民間賣男鬻女，無可告訴”。
收漕胥吏為了索取錢财，唯視賄金之多少，先令富戶交糧，貧窮糧戶則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動，終日守護糧堆，若遇風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
貧苦農民“被重複科征，納而又納”，實在交納不起漕糧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萬盈千”①。
清代漕糧，以江浙為重，造成了江浙地區的貧困。
俞樾曾這樣描述：“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
倚山傍湖，旱潦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
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
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俱出其中。
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撲之苦。
”“耕田輸納之民艱難實甚。
”②為了保證漕糧平安無誤地運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設法堵塞漏洞，盡管如此，依然是弊端叢生。
首先是清政府安排了龐大的督運漕糧的官僚隊伍，來保證漕運的正常通行，結果适得其反，成為漕運的負擔。
清代設置的督漕官吏有漕運總督（簡稱總漕）、巡漕禦史、督撫（有漕糧省分的督撫）、糧儲道（簡稱糧道）、監兌官等。
這些都是專理漕務的官員。
漕糧的征收，以縣為單位，設立印官、胥吏、裡正等主持事務。
漕糧的運輸中，設立押運官、衛所守備、領運千總、随幫武舉、什長、本軍、副軍、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陸世儀《漕兌揭》。
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徐旭齡《厘剔漕弊疏》。
②俞樾：光緒《川沙廳志》卷四《湯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
治理河道的有河道總督（簡稱總河）、閘官、标夫、淺夫。
漕糧的收儲有倉場侍郎、坐糧廳、大通橋監督、倉監督、稽查官等。
這樣龐大的官吏隊伍，專門為漕運四百萬石糧食的督催，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各衛本幫千總領運足矣，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
每省有糧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為總運。
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撫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澱津，不下數百員。
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以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
”真是“十羊九牧，為人擇官，多方以耗剝之”。
冗官必然誤事。
如：淮安盤糧，漕臣不去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州上倉，倉臣不去親驗米色，而“聽之花戶”。
“兩處所費，數皆不資”。
就這樣，清廷官吏都視漕運為“利薮”，争逐不已。
而各級漕司官吏則人浮于事，敷衍塞責，弄虛作假，貪污風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亂狀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負擔。
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
原來規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謂之“歲造”。
修船所用價銀，按地方之遠近，時間之久暫為差。
費用來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軍地征十分之三，備給料價。
如不足，則征軍衛丁田以貼造漕船。
十年限滿，由總漕親驗，實系不堪出運，方得改造新船，或者準許舊船在通州售賣。
漕船大部分在清江關成造，“自儀征逆流抵淮，四百餘裡，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後複渡大江，道經千裡，到次遲延”。
實在是勞民傷财。
負責修船的官吏，“或詐朽壞，或修造未竣詐稱已完，或将朽壞船冊報掩飾，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虛作假，從中取利。
本來，漕船長年航行，不免有遭風沉溺之事，而運丁因貪圖私利，多攜土宜，攬載客貨，夾帶愈多，漕船難承重荷，損壞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頻繁。
另外，運河南北水勢相差甚大，如果船身過大，掉挽困難，清政府曾規定酌量減小漕船尺寸，但江蘇、廣東兩省漕船，因運丁貪圖夾帶，務求廣大船身，結果，“載重則行遲，行遲則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數丈守候旬日者”①。
“漕船建造修葺，其費有經常，有額外”，嘉慶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賠累日甚，清政府決定每船除例給二百零八兩外，複給銀五百九十餘兩。
以此可見清王朝為了維持這麼一支龐大的漕運船隊，僅修船一項，就要“年糜國帑數十百萬”①。
再次，漕船在航運沿途受到的各種苛索，是清漕難以克服的痼症。
漕運“沿途有總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撫委、河委等官，陋規饋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費，湖口有放水之費，淮上盤糧有兵胥比對之費，通州卸米有經紀驗收之費，又過壩過閘，在在需索，奸徒放帳，被誘百端”。
于是，“幫丁等無計補累，勢必滿攬客貨，緻誤程期。
甚且挾制州縣，勒增兌費”。
而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地方官吏則“苛取病民，任意朘削”②。
漕船自南方而來，過淮是一大關。
雍正時，糧船過淮的陋規，已經是“一幫費至三四百金者”，清廷雖然命令淮安的漕運官司，嚴饬屬下，不許“向旗丁額外需索”，除了夾帶私鹽及違禁物品以外，“不得過于吹求，以緻糧運遲滞”③，但并不見效。
在清代漕運中，所謂“過淮之費”，有增無減，成為一大難關。
漕船渡黃河，又是一關。
由于“汎地弁員不顧風色水勢，混行催趱”，糧船渡黃之後，到白洋河及台莊八閘，由于逆流水急，必須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④。
尤其是承擔漕運主要任務的江浙糧船，路遠迢迢，由鎮江出口時，豎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員以查看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過淮、過黃、抵津、抵通，關關受欺，層層盤剝，更是慘苦。
各省糧船北上，每遇過閘過壩，以及急溜淺阻的河段，必須用人力挽拽。
沿河兵丁經常把持包雇，他們或者以老弱充數，或者橫索雇值，“借端抑勒”，使運丁“深為苦累”。
清廷曾規定糧船“雇募纖夫，聽運弁自為酌辦”①。
而且對于由天津轉衛的河段，由每一州縣常設夫頭十餘名。
從山東韓莊以南，由于閘多水溜，需夫較多，令山東巡撫分三段，每段設夫五百名，随時受雇，“事竣仍令歸農”。
至于江南、江西兩省，漕船一入瓜儀，即需添備短纖，常設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設夫頭一名，“選派土著民人充當”，并且“給與執照”，即使“散夫亦給與腰牌，随時查驗”，“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攆逐”②。
清廷的規定如此細密，可見沿河雇纖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終于完成運輸任務，然而最後的種種勒索也在這裡發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糧船要向坐糧廳交納兩種茶果銀兩，一種叫“倉茶果”，“系供倉場各衙門書役飯食，并辦公雜費”。
一種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銀十兩，小米船交銀七兩，每年通幫共四五萬兩，向系坐糧廳陋規”。
後來覺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稱“廳茶果”③。
同時，旗丁須雇募剝船，每百裡給飯米一石，耗米一石。
還有石壩經紀乘機勒索斛費，竟“每船至三十金”④。
漕船進倉時，又要遇到倉場胥吏的慣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
更有一種所謂“撥運”。
即糧船到通後，由倉場官員坐派，将糧米運至離京通各倉較遠的圓明園、沙子營及新城、薊、易等處。
這也成為“奸胥射利”的手段。
本應輪幫挨派，胥吏卻唯視納賄多少，任意
舉凡陵寝供應、宮廷修繕、采辦織造和内務府經費，均被列為重要項目。
經費來源除皇産貢賦、官莊地租外，部分是由戶部指定從各省财政稅收中解撥的稅款。
清朝定都北京初期，由于戰争的破壞，财政入不敷出，皇室開支較省。
據康熙二十九年（1690）的文件記載：“明光祿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隻用三萬餘兩。
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隻用六百七十八萬斤。
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隻用百萬餘斤。
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②。
其中如光祿寺支用錢糧三萬餘兩，僅為明代的八分之一③。
然而自乾隆以後，随着皇室生活的奢侈腐化，皇室經費開支不斷擴大。
康熙帝時六次南巡，往返用度都由皇室财政支付，沿途并不鋪張，所費僅一、二萬兩。
但至乾隆年間，據乾隆三十一年（1766）統計，僅采辦、織造與内務府等經費銀已達八十二萬一千零六十四兩①。
另外，乾隆帝六次巡遊江南，每處所費竟在二、三十萬兩以上，與康熙帝相比，不啻超過十倍。
皇室經費的惡性膨脹，至乾隆嘉慶後期已成财政腐敗痼疾。
官俸之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項目之一。
清前期官俸支出包括官吏的俸食、恩賞、養廉、公費等項。
俸食是官吏的正薪，按爵位、職稱大緻可分為四種，一是宗室之俸，共二十等，最高者是親王，歲銀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次子一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五百兩；鎮國将軍一等四百一十兩，二等三百八十五兩，三等二百六十兩..最少者①乾隆《大清會典》卷19《戶部》。
②《清朝文獻通考·國用考》。
③《清朝文獻通考·國用考》。
①《聖武記》下冊，頁476。
是宗室弓騎尉八十五兩②。
除歲俸銀外，還給俸米，每俸銀一兩，給米一斛③。
二是公主格格之俸，共十四等。
其俸銀從歲支四百兩至一百三十兩不等。
三是世爵之俸，共二十等。
規定公，一等七百兩，二等六百八十五兩，三等六百六十兩；侯，從六百三十五兩至三百六十兩不等；伯，從五百三十兩至四百六十兩不等；子，從四百三十五兩到三百六十兩不等；男，從三百三十五兩至二百六十兩不等；每俸銀一兩，給俸米一斛④。
四是百官之俸。
其中八旗武官俸九等，文職官俸十等，綠營武官俸九等，外蒙古官俸九等，四爵官俸六等。
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二品一百五十五兩，三品一百三十兩，四品一百零五兩，五品八十兩，六品六十兩，七品四十五兩，八品四十兩，九品三十三兩一錢，從九品三十一兩半。
每銀一兩，給米一斛。
在外文官不給俸祿米⑤。
恩賞是正俸之外的臨時性特殊支出。
乾隆年間曾不定期恩賞八旗駐防官兵口糧，每次用銀不下三十五、六萬兩。
養廉銀則是正俸之外規定按職務等級每年另給官吏的銀錢，又稱為公廉銀。
雍正以後，養廉銀數額也有固定，與正俸無異。
據統計乾隆間文職養廉銀三百四十七萬三千兩，武職養廉銀八十餘萬兩①。
公費是以辦公費為名，給各官吏額外補貼的支出。
規定按官職每月給公費銀五兩至一兩不等，歲額約在一、二十萬兩左右。
清初國家機構較簡，官俸支出僅二百餘萬兩。
以後随着官僚機構的龐大，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官俸支出已經達五百四十三萬餘兩，約占總支出的百分之十八②。
軍費是清朝最大的财政支出項目，按其性質和用途，主要有戰争經費和經常性的兵饷。
經常性的兵饷包括官兵的年饷、武器裝備和軍事設施等費用。
清代前期八旗京營合巡捕五營和駐防兵為二十餘萬，綠營順治初建時有六十六萬人，康熙時為五十九萬餘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為六十三萬人，八旗綠營總兵員數額約八十六萬左右③。
兵饷依饷章規定，高的如八旗親軍、前鋒、護軍，每人月給饷銀四兩，年支米四十八斛；低的如八旗步軍月給饷銀一兩五錢，年支米二十四斛，綠營步兵月給饷一兩五錢，月支米三鬥④。
因此，清代每年撥給八旗、綠營的兵饷占每年财政支出的一半。
據載，清初的歲出二千七百三十八萬八千五百八十八兩，而兵饷占一千三百四十九萬二千七百五十五兩⑤，占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九點二。
乾隆三十一年②《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③《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④《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
⑤《清朝文獻通考》卷42《國用考俸饷》。
①《聖武記》下冊，頁475。
②《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③《清史稿》卷130&mdash131《兵志》一、二。
④《大清會典事例》卷254&mdash255。
⑤《廣陽雜記》卷2。
（1766）兵饷增加至一千七百餘萬①，約占歲出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
戰費的數額也相當大。
據乾隆朝的不完全統計，準回之役費帑三千三百餘萬兩；兩金川之役達八千餘萬兩；台灣之役八百餘萬兩；廓爾喀之役一千餘萬兩，總額已在一億五千萬兩以上②。
這種龐大的軍費支出，已非常規的财政收入所能承擔。
清朝往往以開例捐輸、商人報效、鹽斤加價等辦法解決。
工程與驿站經費，主要包括河防水利、内廷工程以及驿站交通等費。
河防水利原泛指修治河道與海塘的工程費，其中主要是治理黃河水患。
清初的河防工程，多由沿河州縣征發徭役，義務修河，并無專項支出。
乾隆時河工經費始由财政撥款，歲修、挖修經費均有定額，約三百餘萬兩；嘉慶時續增至五百萬兩③。
至于大工系指江河大決口的臨時性工程，往往另行專案奏明辦理，其經費實報實銷。
塘工系指江浙沿海一帶的海防工程的費用，其費用除部分征之于民外，尚由田賦地租及各省鹽運司撥解支付。
驿站是清前期傳遞公文和軍事命令的機構，按各地程途遠近及沖僻，分設驿、站、塘、台、所、鋪等④，預備人役與車馬等交通工具，經辦交通傳遞事項。
傳遞文書軍報，按程途遠近，分别規定期限，如有延誤者查明治罪。
驿站經費系每年清朝政府分撥給驿站的經費，據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載，驿站錢糧約二十萬兩⑤。
科場學校經費，主要包括科舉考試以及各類學校經費。
各省舉辦鄉試，京師舉辦會試廷試，三年一次，這些科場經費各由戶部撥解銀兩。
各類學校除京師的最高學府國子監及各省府學、州學、縣學外，各地還有官學、書院、義學、社學等。
這些學校的經費來源除學田的地租外，也有部分錢糧廪膳津貼費用。
科場學校廪膳等銀，在清前期财政支出中沒有固定額數，據乾隆三十一年（1766）文件載，該項錢糧銀為一十四萬兩①。
在機構與制度建設方面，清在繼承明代傳統制度的基礎上，加強了都察院對财政的審計與監察的權力。
雍正元年（1723），合并六科于都察院，在都察院統管下設十五道監察禦史，與六科分掌監察，使之成為負有對政治經濟監察與對财政審計、稽查權力的組織形式。
在這種新的财政監察體制下，自雍正年間開始，都察院把财政審計權與經濟監察權力合并在一起，加強了對财政收支的管理。
根據清代都道制度，都察院在對财政支出的監察方面，擁有審查會計，注銷案卷，檢核庫款，監放口糧，彈劾官邪，以及稽察工程、驿站錢糧等權力。
舉凡财政會計部門的①《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②《聖武記附錄》卷11，頁470。
③《續清朝文獻通考》卷69《國用考》。
④光緒《大清會典》卷86。
⑤《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①《清史稿》卷126《食貨六》。
會計報告、奏銷冊必須經都察院審核，檢查無誤，方可奏銷；凡财計部門所使用的帳簿、冊籍、憑證及各項錢糧的出納，都察院均有權過問。
如發現貪污盜竊事件，都察院必須予以彈劾，并“會刑部大理寺朝審”②。
可見，從組織和職權上看，都察院的權力大于以往朝代的禦史，對加強财政支出管理、抑制貪污也産生了較大影響。
乾嘉後期财政的腐敗乾隆後期，随着清朝封建制度固有矛盾的發展與吏治的腐朽，都察院對财政的審計、監察也日趨衰敗。
都察院的禦史多以“外放道府”、多攫錢财為目的，對财政的審計、監察已多無所作為。
一些财政審計、監察禦史甚至與戶部财政官員裡應外合，相互勾搭，行賄受賄，貪污盜竊。
在這種情況下，财政支出猛增，乾隆時期各地貪污鹽引，侵占或冒領赈糧，嘉慶時期各地虛收稅糧，冒領庫銀，貪污河工款的案件層出不窮。
反映在财政管理上的弊端與矛盾日益突出，各項苛征雜斂的搜括形式不斷增多，暴露了清政府财政制度的腐敗與沒落。
為了抑制财政腐敗現象與貪污之風的蔓延，清皇朝曾多次改訂和增定一系列懲貪的法律條文。
繼乾隆十三年（1748）改訂貪官《賠償帑項納贖例》①後，乾隆三十年（1765）又增定《侵盜倉庫銀錢入已例》，明确規定貪污千兩以上者仍依雍正“舊例處斬”，對千兩以下者分别三種情況加重予以懲罰②。
針對貪官污吏相互勾結、通同作弊的特點，在查處貪污案中還實行了“連坐”之法。
乾隆三十九年（1774）甘肅布政使王亶望與總督勒爾錦、知府蔣全迪等相互勾結，“折捐冒赈，朋分公帑”達數百萬兩。
由于這是一起通省官員多被卷入的集體貪污案，因而遲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竟無一人舉發陳奏”③。
當這起大貪污案敗露後，乾隆帝決定推行“連坐之法”，予以堅決打擊，除總督勒爾錦被“賜令自盡”外，總計“處死”“拟死”者四十七人，前後參與此案被“革職拿問者”多達八十二人①。
這種加強法治、重典懲貪措施，對于貪污舞弊之風的泛濫曾一度起到約束與警戒的作用。
然而随着政治制度的腐朽，乾隆以來清理财政、重典懲貪的措施已難以堅持下去。
在貪風日盛，“帑項日绌”、“國用不足”的情況下，各種苛征雜斂的搜括方式日益增多，更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與财政的腐敗。
“捐納”原是以授予官爵獲取捐款的特殊财政收入，可是至乾隆朝已成為常②乾隆《大清會典》卷69，《都察院》。
①《清朝文獻通考》卷200《刑考》六。
②《清朝文獻通考》卷199《刑考》五。
③《清高宗實錄》卷1140&mdash1146。
①《清高宗實錄》卷1140&mdash1146。
例，變為戶部經常性的專項入款。
舉凡文武生員、内外官吏及平人，均有職銜、加級、記錄、封典等的捐納。
乾隆十九年（1754）一年的捐納銀五百五十六萬五千六百三十五兩，約占當時戶部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四十②。
凡遇軍需、河工、災赈，清朝又鼓勵商人捐輸銀兩，稱為“商人報效”，并也逐漸成為補助财政收入的款項。
據載僅兩淮鹽商江廣達、洪箴遠等“公捐銀兩”達一千三百餘萬兩③。
“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④。
在鹽商巨額進賄下，又以食鹽可以“加價”、“加耗”（增加夾帶）⑤方式，把鹽稅轉嫁至廣大消費者身上。
此外，田賦征收中的苛斂也日趨嚴重。
“乾隆初，州縣征收錢糧，尚少浮收之弊。
其後諸弊叢生，初猶不過斛面浮收，未幾，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數升，漸增至五折、六折，餘米竟收至二鬥五升”①。
可見田賦浮收日重，康熙時的“永不加賦”的稅制，也已日趨破壞無餘。
财政稅制的破壞和租賦負擔的沉重，迫使大批自耕農破産。
封建國家直接掌握的納稅丁戶急劇減少。
流民問題的嚴重，錢糧稅源的枯竭，又使财政危機日趨激化。
及至乾隆末年，财政“虧空”已成為矛盾的焦點。
據載僅江西一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後二十餘年間已“虧空”銀八十三萬兩②。
嘉慶帝繼位後對此屢欲“嚴饬查辦”，但收效不大。
嘉慶四年（1799）大貪官和珅被賜死，據筆記記載籍沒其家産的清單所載，擁有赤金五百八十萬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當鋪七十五座，銀号四十座，地産八千餘頃及其他财寶等③。
家産總計不下八億兩，相當于和珅當權二十年中清政府财政總收入的一半。
此數過分誇大，但也可見和珅贓銀之多。
嘉慶帝曾想以此為轉機，把各項财政收入集中到國庫的總收入中來，以利于實現财政收支的平衡與好轉，然而在封建末世的經濟環境下，這種懲治個别貪官的措施已難以扼制貪污的蔓延。
籍沒大貪官和珅家産後，社會上雖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但财政仍未見好轉。
封建國家的财政“虧空”現象有增無已。
據載嘉慶十七年（1812）各省積欠正項錢糧及耗羨雜稅達一千九百餘萬兩之多，“屢經饬催，報解寥寥”④。
及至道光十九年（1839）戶部查明，各省拖欠未解戶部的賦稅已達到二千九百四十餘萬兩①，等于當時每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以②羅玉東：《中國厘金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
③徐世昌等：《清鹽法志》卷153&mdash155。
④《清史稿》卷125《食貨》六。
⑤《清朝通典》卷12《食貨·鹽法》。
①《清史稿》卷121《食貨》二。
②《東華續錄》嘉慶11。
③薛福成：《庸庵筆記》卷3。
④《東華續錄》嘉慶34。
①《清宣宗實錄》卷323。
上。
财政稅收是封建國家财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伴随着嘉慶道光時期财政機構的腐敗與财稅的大量流失，已使封建國家的财政處于入不敷出的拮據狀态。
第四節 漕運 明清兩代的漕運 清代漕運，沿襲明代舊制，因而明清兩代的漕運，有許多共同之處。
第一，在運法上，明清兩代都以軍運為主。
明代曾有支運、兌運和長運等三種辦法，最後以長運作為定制。
所謂“長運”法，實行于成化七年（1471），又名“改兌”，就是由官軍擔任漕糧的全部運輸，但需在兌運時，于原有加耗之外，要民人每石再加一鬥米，做為“渡江費”。
清代承襲的，正是這種運法。
第二，明清兩代漕運都以河運為主。
明初曾實行過短時期的海運，但在永樂十三年會通河開成之後，河運漕糧，相沿有明一代。
清代漕運的發展過程，據史載：“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長運。
”“逮至中葉，會通河塞，而膠萊故道又難猝複，借黃轉般諸法行之又不能無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賀長齡諸臣議複海運，遴員集粟，由上海雇商轉船漕京師，民鹹稱便。
河運自此遂廢”①。
第三，明清兩代的漕糧總額，基本上都穩定在每年四百萬石。
清代漕糧征收的名目繁多，大體上與明代一樣，都分為正兌、改兌、白糧、改征、折征等五大類。
“正兌”，指各省漕糧直接運輸到京倉者。
據《清史稿》記載，正兌米原額為三百三十萬石，乾隆十八年實征二百七十五萬石。
“改兌”，指各省漕糧輸至通州倉者，原額七十萬石，乾隆十五年（1750）實征五十萬石有奇。
以上兩項，以征米為主，但在河南、山東兩省，因當地所産，也征小麥和黑豆。
“白糧”，指征收蘇州、松江、常州、太倉、嘉興、湖州等六府的糯米。
原額二十一萬石，實征不過十萬石有奇。
“改征”，指改變對某地征收的種類和數額，但這種改變，全憑皇帝的特旨，沒有一定的成規。
“折征”，指原征實物，但折成銀錢交納。
“減征”，系指某地受災，不能征本色實物，而改征折色，即銀兩。
或者将離水次最遠縣份的漕糧，酌量減去，分撥其他縣份征收。
另有所謂“民折官辦”，指對民戶征收銀錢，而由官府用其他辦法以實物交公。
漕糧作為“天庾正供”，“不蠲不赦”，這是明清兩代漕糧的共同特點，也是漕糧與一般田賦的不同之處。
第四，糧戶除了完納漕糧正額之外，還必須承擔漕糧運輸過程中的全部費用，包括形形色色的加耗。
清代對漕糧的質量要求是幹圓潔淨。
除了漕糧正項之外，還要交納随漕正耗，作為京通各倉和沿途損耗的補償。
按規定，正兌米一石，加耗二鬥五升至四鬥不等，改兌米一石，加耗一鬥七升至三鬥不等。
凡是加耗的部分，通稱為“耗米”，由于随着正米入倉，又叫“随正耗米”。
一般講，官定的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加耗率，已經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是，實際上加耗日增，江浙、兩湖有每石加耗至七鬥六升的，比官定加耗率高出一倍①。
第五，明清兩代漕運所暴露的弊端也是大體相同的。
官吏的貪污舞弊和政府的橫征暴斂結合在一起，橫征暴斂為貪污舞弊提供了機會，貪污舞弊又以不同形式加重了橫征暴斂，因而從清初到清末，“民日蹙而國計日貧”。
連擔任漕運總督多年的楊錫绂也不得不感歎“锢弊難除”②。
第六，在清代漕運中，運軍的問題顯得更加突出。
運軍即運輸漕糧的軍丁，是漕運的主要依靠力量。
這種運軍的情況比較複雜。
明代漕運，主要由各地衛所軍士承擔。
清代取消衛所制，将軍士編為承擔漕運的運軍。
康熙初年規定各省衛所額設運丁十名。
康熙三十五年（1696）規定漕船出運，每船佥丁一名，餘九名以谙練駕馭之水手充之。
後來又增佥本軍子弟一人為副軍③。
清政府對運軍的人身控制很嚴。
運軍隸屬衛籍，遇五年一編審。
雍正初年停編審之後，“惟有運漕軍丁四年一編審”④。
運軍屬各省糧道掌握，凡佥為運軍，必須親自押運，若以子弟代替，運軍及代運人都要發邊衛充軍。
而且，運軍須有保結，所謂“一軍無保，不準佥軍，一軍有欠，衆軍同賠”⑤。
運軍奔波于河上，風雨兼程，倍嘗勞苦，境況可想而知。
王命嶽的《漕弊疏》①中說：“以臣所聞，弁丁有水次之苦，有過淮之苦，有抵通之苦。
”所謂“水次之苦”，一是“買幫陋習”。
漕幫有高低貧富之别，“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窮必欠。
當佥運時，富弁行賄買幫，費至二三百金。
貧弁坐得低幫”。
于是“貧弁處必欠之勢，而富弁甫佥運，已費二三百金”。
二是“水次陋規”。
衛丁承運時，有衛官幫官常例，每船二三兩不等，有糧道書辦常例，每船四五兩、八九兩不等，至府廳書辦，各有常規，常規之外，又有令箭牌票差禮，隻要漕院糧道令箭令牌一到，每船送五兩十兩不等。
還有刑廳票差，每船一二兩不等。
“其名目則或查官丁，或查糧艘，或查修舟，或查日報，或查開幫，或提頭識，名目數十，難以枚舉。
”間或有所謂“清廉上司”，不肯差人到幫，書吏也要巧立名色，止差人到糧道及刑廳處坐催，由刑廳差人代為斂費。
這樣，“船未離次，已費五六十金”。
三是“勒靳行月二糧”。
按舊例由布政司派給運軍的行月錢糧，行文到各府縣支領。
但每船要送書辦六七兩不等，否則派撥遠年難支錢糧及極遠州縣。
州縣糧書還要需索每船二三兩不等。
所以，運軍雖有“十金之糧，無五金之實”。
以上三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楊錫绂奏議”。
③《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④《清史稿》卷120《食貨·戶口》。
⑤《清朝文獻通考》卷43《國用考·漕運》。
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
項，是運軍在漕船尚未離開水次時，受到的搜刮。
所謂“抵通之苦”，一是“投文之苦”。
漕船經過長途航行，一旦抵達通州，需到倉院糧廳大部雲南司等衙門投文，每船須費十兩。
因都由保家包送書辦，保家從中另索每船常例三兩。
二是“胥役船規之苦”。
坐糧廳總督倉院京糧廳雲南司書房等，各索常規每船可至十金。
還有“走部代之聚斂，其不送者，則禀官出票，或查船遲，或取聯結，或押取保，或差催過堂，或押送起來，或先追舊欠，種種名色，一票必費十餘金”。
三是“過壩之苦”。
過壩時，有委官舊規，伍長常例，上斛下蕩等費，每船又須十餘兩，“而車戶恃強，剪頭偷盜，耗更不赀”。
四是“交倉之苦”。
交倉時，有倉官常例，還有“收糧衙門官辦書吏馬上馬下等等名色，極其需索，每船又費數十兩。
又有大歇家小歇家需索，雖經奉旨題革，今又改名複用，小歇家改名雇長，大歇家改名住戶，借口取保，每船索銀四五兩不等。
有送者可得先收，無送者刁難阻凍”。
五是“河兌之苦”。
河兌法本來為了收交兩便，然而仍然發生踐踏、偷盜、混等、搶籌等種種難言之弊。
以上五項，是運軍在漕船抵通時受到的搜刮。
所謂“過淮之苦”，指“積歇攤吏書陋規，投文過堂種種諸費”，每幫過淮漕費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
這是運軍在漕糧運輸中受到的一部分搜括。
王命嶽的這段文字，将運軍在運糧過程所受到的各種名目的勒索，基本上概括出來。
真是“勢要官胥，視運軍為奇貨，誅求橫出，朘剝日深”①。
發生在整個運糧過程中的種種敲榨勒索，必然會影響漕運的順利進行，清政府曾不斷設法克服這些弊病，然而終清一世，未見奏效。
運軍是漕運的主力，所以運軍的待遇問題，是清朝廷十分重視的漕事要務。
運軍能得到屯田，作為衣食之資。
實際上這是明代衛所屯田的繼續。
清代規定，漕船旗丁十名，丁地五頃。
漕船原額一萬零四百五十五艘，嘉慶時，實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常年承擔運糧任務的漕船大體在六千艘之上。
每船裝載糧米五百石，總數能運三百餘萬石。
用于運糧的衛所旗丁有六七萬名，分配給運軍的屯田約六百三十多萬畝。
其中山東有六萬多畝，江蘇、安徽有四百二十五萬餘畝。
但是，運丁“得田不能自耕，勢必召佃收租”。
甚至“輾轉相售，屢易其主”。
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漕督楊錫绂的奏疏中，已經出現了負債累累的“疲幫”①。
運軍還能得到行月錢糧，其數額各省不一，一般每名運軍支行糧二石四鬥至二石八鬥，月糧十石左右。
本折各半，折色價每石銀一兩四錢。
運軍從屯田和行月錢糧上所得，僅能養家糊口，根本無法滿足各種名目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的勒索。
于是，他們就将各種盤剝再轉嫁到納糧農民的身上。
在清代漕運中，運軍敲榨納糧農戶，激起農民不滿和反抗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江甯衛運軍擅自加征行月二糧，激起百姓反對，結果耆民倪拱辰、陸德秀被害。
知縣潘師資憤慨地說：“正供額賦誠不得已，此行月糧何為者？且嘉定漕故永折，無漕則無運費，何用加行糧為？”對于早已交納永折漕銀的地方，尚要擅征，更何況那些“有漕有運”之地呢？對此，錢大昕評論說：“以不堪加之縣，出不應派之糧，供不應給之衛，敲骨竭髓，徒資群蠹瓜分、酌酒、陸博之資，民實不服。
”②順治七年（1650），江南蘇州府常熟縣還發生運官率領運丁“毆官藐運”的事件。
當時有儀真衛運官崔邦泰領運常熟，他統率悍丁“玩漕勒贈，苛索無厭”，常熟知縣瞿某敦請速兌，崔邦泰等竟“聚衆鼓噪，各持棍械，毆辱印官，乘機搶掠”，釀成事端③。
在清廷看來，“國家之待運軍，為不薄矣”。
“舡隻則有修理風蓬銀兩，安家則有坐糧，水手則有月糧，路費則有貼備，回南則有羨餘，解給各項支銷外，平日尚有屯田之利。
”正糧之外，還有加四耗贈，比兌時，每石再加濕潤米三四升。
如此等等，仍不能滿足運軍的利欲，還要“巧恣需求”。
①于是，清朝廷為了保證漕運，盡量優待運軍，而漕運官吏又千方百計地到運軍身上搜括，運軍再将各種勒索轉嫁到納糧農民身上，就這樣形成惡性循環。
而受害最深的當然是承納漕糧的農民。
正如任源祥所說：“今之有轄于漕者，自上及下有不取常例于運軍者乎，運軍之常例，有絲毫不出于斯民之膏血者乎。
”②總之，清代漕運與明代不同之處，僅在于官收官兌更加突出，因而運軍問題，往往成為清廷議論漕運的焦點。
任源祥曾建議：“欲惠百姓，自運軍始；欲饬運軍，自胥吏始；欲厘胥吏，自官府始；欲正官府，自朝廷始。
”③如此推本尋源，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根治的藥方。
清代漕運完全依靠官收官兌，依賴軍運，因而在明代漕運中已經暴露的運軍問題，更加明顯，更加嚴重。
清代漕運的弊端縱觀有清一代漕運，弊窦百出。
在漕糧的征收上，有所謂“撥花”，即在派兌時，奸棍劣衿與衙門書吏、運船官弁串通一氣，故意将一石米撥分幾軍，使納糧農戶受盡往來颠倒之②錢大昕：《潛研黨文集》，《記加征省衛運軍行月糧始末》。
③《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586頁，《奉旨禁革漕運積弊告示》。
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586頁，《奉旨禁革漕運積弊告示》。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③《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任源祥《漕運議》。
累。
有所謂“做樣”，即有奸棍串同運軍，搶先出兌，故意多出“贈耗”銀兩，使後來者不得不遵其例。
有所謂“押兌”，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從中索取耗銀。
有的在百兩耗銀中公然索走二十兩。
糧米過鬥時，還有所謂“踢斛”、“淋尖”、“樣米”，以及“三笆三湧三捧”種種惡套。
另有所謂“伍長酒錢”、“裝載船錢”、“倒籮錢”種種名色。
僅漕糧加耗一項，有增無減。
如“昆山一縣，正米百石，有加耗銀至六七十兩者”。
而當地米價每石不過六七錢，“今耗銀至六七十兩，是正米百石，耗贈亦百石”。
在這樣沉重地敲剝之下，農民“皆深自逃匿，惟恐為人魚肉”①。
本來按漕運則例規定，江南每船受兌五百石，解至京通，交倉四百石，這是在所兌米中已經包括了在船折耗。
但州縣征收時，卻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納漕糧的小農更害怕“轉廒”之苦。
因漕糧是冬兌冬開，立有準限。
各處糧印官在漕船未到時，即通令百姓交兌，交兌後仍令糧戶管廒，待船到時複又交兌，使糧戶于贈耗使費之外，再受賠補苛索。
“以緻民間賣男鬻女，無可告訴”。
收漕胥吏為了索取錢财，唯視賄金之多少，先令富戶交糧，貧窮糧戶則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動，終日守護糧堆，若遇風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
貧苦農民“被重複科征，納而又納”，實在交納不起漕糧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萬盈千”①。
清代漕糧，以江浙為重，造成了江浙地區的貧困。
俞樾曾這樣描述：“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
倚山傍湖，旱潦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
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
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俱出其中。
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撲之苦。
”“耕田輸納之民艱難實甚。
”②為了保證漕糧平安無誤地運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設法堵塞漏洞，盡管如此，依然是弊端叢生。
首先是清政府安排了龐大的督運漕糧的官僚隊伍，來保證漕運的正常通行，結果适得其反，成為漕運的負擔。
清代設置的督漕官吏有漕運總督（簡稱總漕）、巡漕禦史、督撫（有漕糧省分的督撫）、糧儲道（簡稱糧道）、監兌官等。
這些都是專理漕務的官員。
漕糧的征收，以縣為單位，設立印官、胥吏、裡正等主持事務。
漕糧的運輸中，設立押運官、衛所守備、領運千總、随幫武舉、什長、本軍、副軍、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陸世儀《漕兌揭》。
①《皇朝經世文編》卷46《戶政·漕運》上，徐旭齡《厘剔漕弊疏》。
②俞樾：光緒《川沙廳志》卷四《湯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
治理河道的有河道總督（簡稱總河）、閘官、标夫、淺夫。
漕糧的收儲有倉場侍郎、坐糧廳、大通橋監督、倉監督、稽查官等。
這樣龐大的官吏隊伍，專門為漕運四百萬石糧食的督催，是綽綽有餘的。
但是“各衛本幫千總領運足矣，而漕臣每歲另委押運幫官，又分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
每省有糧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為總運。
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撫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澱津，不下數百員。
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無濟公事，然不得不借幫丁之脂膏，以酬屬員之奔競，且為保舉私人之地。
”真是“十羊九牧，為人擇官，多方以耗剝之”。
冗官必然誤事。
如：淮安盤糧，漕臣不去親查米數，而“委之弁兵”，通州上倉，倉臣不去親驗米色，而“聽之花戶”。
“兩處所費，數皆不資”。
就這樣，清廷官吏都視漕運為“利薮”，争逐不已。
而各級漕司官吏則人浮于事，敷衍塞責，弄虛作假，貪污風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亂狀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負擔。
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
原來規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謂之“歲造”。
修船所用價銀，按地方之遠近，時間之久暫為差。
費用來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軍地征十分之三，備給料價。
如不足，則征軍衛丁田以貼造漕船。
十年限滿，由總漕親驗，實系不堪出運，方得改造新船，或者準許舊船在通州售賣。
漕船大部分在清江關成造，“自儀征逆流抵淮，四百餘裡，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後複渡大江，道經千裡，到次遲延”。
實在是勞民傷财。
負責修船的官吏，“或詐朽壞，或修造未竣詐稱已完，或将朽壞船冊報掩飾，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虛作假，從中取利。
本來，漕船長年航行，不免有遭風沉溺之事，而運丁因貪圖私利，多攜土宜，攬載客貨，夾帶愈多，漕船難承重荷，損壞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頻繁。
另外，運河南北水勢相差甚大，如果船身過大，掉挽困難，清政府曾規定酌量減小漕船尺寸，但江蘇、廣東兩省漕船，因運丁貪圖夾帶，務求廣大船身，結果，“載重則行遲，行遲則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數丈守候旬日者”①。
“漕船建造修葺，其費有經常，有額外”，嘉慶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賠累日甚，清政府決定每船除例給二百零八兩外，複給銀五百九十餘兩。
以此可見清王朝為了維持這麼一支龐大的漕運船隊，僅修船一項，就要“年糜國帑數十百萬”①。
再次，漕船在航運沿途受到的各種苛索，是清漕難以克服的痼症。
漕運“沿途有總押、分押，及漕委、督委、撫委、河委等官，陋規饋送，以及行河有量水之費，湖口有放水之費，淮上盤糧有兵胥比對之費，通州卸米有經紀驗收之費，又過壩過閘，在在需索，奸徒放帳，被誘百端”。
于是，“幫丁等無計補累，勢必滿攬客貨，緻誤程期。
甚且挾制州縣，勒增兌費”。
而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①《清史稿》卷122《食貨·漕運》。
地方官吏則“苛取病民，任意朘削”②。
漕船自南方而來，過淮是一大關。
雍正時，糧船過淮的陋規，已經是“一幫費至三四百金者”，清廷雖然命令淮安的漕運官司，嚴饬屬下，不許“向旗丁額外需索”，除了夾帶私鹽及違禁物品以外，“不得過于吹求，以緻糧運遲滞”③，但并不見效。
在清代漕運中，所謂“過淮之費”，有增無減，成為一大難關。
漕船渡黃河，又是一關。
由于“汎地弁員不顧風色水勢，混行催趱”，糧船渡黃之後，到白洋河及台莊八閘，由于逆流水急，必須添雇人夫，于是“弁兵串同人夫勒索”④。
尤其是承擔漕運主要任務的江浙糧船，路遠迢迢，由鎮江出口時，豎起桅篷，就受到催漕官員以查看為名的“借端需索”，加上過淮、過黃、抵津、抵通，關關受欺，層層盤剝，更是慘苦。
各省糧船北上，每遇過閘過壩，以及急溜淺阻的河段，必須用人力挽拽。
沿河兵丁經常把持包雇，他們或者以老弱充數，或者橫索雇值，“借端抑勒”，使運丁“深為苦累”。
清廷曾規定糧船“雇募纖夫，聽運弁自為酌辦”①。
而且對于由天津轉衛的河段，由每一州縣常設夫頭十餘名。
從山東韓莊以南，由于閘多水溜，需夫較多，令山東巡撫分三段，每段設夫五百名，随時受雇，“事竣仍令歸農”。
至于江南、江西兩省，漕船一入瓜儀，即需添備短纖，常設五百至八百名，每夫五十名，設夫頭一名，“選派土著民人充當”，并且“給與執照”，即使“散夫亦給與腰牌，随時查驗”，“遇有面生可疑者，即令攆逐”②。
清廷的規定如此細密，可見沿河雇纖的漏洞之大。
漕船抵通州，終于完成運輸任務，然而最後的種種勒索也在這裡發生。
按照常例，抵通州糧船要向坐糧廳交納兩種茶果銀兩，一種叫“倉茶果”，“系供倉場各衙門書役飯食，并辦公雜費”。
一種叫“皇差茶果”，“每大米船交銀十兩，小米船交銀七兩，每年通幫共四五萬兩，向系坐糧廳陋規”。
後來覺得“皇差”名目不佳，改稱“廳茶果”③。
同時，旗丁須雇募剝船，每百裡給飯米一石，耗米一石。
還有石壩經紀乘機勒索斛費，竟“每船至三十金”④。
漕船進倉時，又要遇到倉場胥吏的慣用故伎，如淋尖、踢斛等等。
更有一種所謂“撥運”。
即糧船到通後，由倉場官員坐派，将糧米運至離京通各倉較遠的圓明園、沙子營及新城、薊、易等處。
這也成為“奸胥射利”的手段。
本應輪幫挨派，胥吏卻唯視納賄多少，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