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人、商業、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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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林堡：《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譯本，頁59。
⑤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2，頁44&mdash45。
人。
乾隆三十六年（1771），英國東印度公司以白銀十萬兩交給總商潘振成，由他代向兩廣總督行賄，因而使公行被撤銷。
1782年公行雖然複設，但僅限于對進出口貨征收行用。
這樣，行商制度就開始被打開缺口。
嘉慶十四年（1809），會隆行商鄭崇謙欠東印度公司四十五萬餘兩、又欠美商、英國散商等五十二萬九千餘兩白銀的債務，無法營業，便向東印度公司借款，并答應東印度公司提出的要求：會隆行務必須由當過英商雇員的吳士瓊代表英公司經營，直至欠款全部還清①。
嘉慶十六年（1811），一向對東印度公司“勤懇忠誠”和靠出售東印公司貨物起家的新行商謝嘉梧，接受了東印度公司為保持進口羽紗的壟斷價格而委托的代理業務。
他在該公司大班指揮下，按公司規定價格收取羽紗，除繳付捐稅外，純收入歸東印度公司結帳，實際上是公司的經紀。
這就“打破了百年來的傳統辦法”②，即改變洋貨交易完畢，納稅、價格、利潤皆與外商無關的慣例。
外商控制了洋貨銷售的全過程。
這時候，其他行商也與東印度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為奸”③，幾乎都被東印度公司控制。
這些行商已經成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工具，為外國資本掠奪中國财富效勞，具有越來越濃厚的買辦性。
他們不執行清政府的有關規定，幫助外商走私漏稅，販賣禁品，走漏紋銀出洋，甚至幫助外商走私鴉片。
道光二年（1822）監察禦史黃中模在奏疏中指出：“聞迩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隐忍不發，以緻鴉片煙流傳甚廣，耗财傷生，莫此為甚。
”①在那些與西方商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結而逐步變為依附西方商人的行商中，怡和行商伍秉鑒、伍紹榮父子表現最為典型。
伍氏怡和行居總商地位數十年，為行商首富。
他是靠同西方商人進行貿易而發财緻富的“食夷利者”。
伍家承充行商之初，東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對他格外通融，使他避免了破産賠累。
後來，伍家長期擔任東印度公司和美商船隻的保商，與英美商人建立了極密切的關系。
東印度公司認為伍秉鑒“是一個最有用的行商”。
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伍秉鑒串通其他行商，帶頭包庇外商走私鴉片。
據道光元年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向上奏告：“頻年以來”，英美等國商人夾帶鴉片來粵偷銷，但“從未見洋商禀辦一船，洋商内伍敦元（即伍秉鑒）系總商居首之人，各國夷情亦為最熟，今與衆商通同徇隐，殊為可惡”②。
道光十三年（1833），伍紹榮為來泊廣州的一艘英國皇家戰船在總督面前疏通，使其“得到總督極其有禮貌的照顧”。
怡和行不僅在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份額中占有很①《清季外交史料》嘉慶朝三，頁32。
②馬士：《英東印度公司對貨貿易編年史》卷3。
參見文欽：《明清廣州中西貿易與中國近代買辦的起源》，廣東曆史學會《明清廣東社會經濟形态研究》第1輯，頁323，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夏燮：《中西紀事》卷3，頁8。
①《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頁14。
②《粵海關志》卷18《禁令》，頁17。
大比重，而且是該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的債權人。
美國早期的侵華主角、在華最大的鴉片販子“旗昌洋行”，就是在同怡和行的勾結中發展起來的。
東印度公司退出廣州貿易後，伍秉鑒專與旗昌洋行合作，通過旗昌洋行，租用旗昌洋行的船隻，将茶葉運銷世界各地。
十三行被廢止後，伍紹榮将其資本附股于旗昌洋行。
當旗昌洋行在上海籌建輪船公司時，在五十萬元資本總額中，伍氏竟占三十萬。
鴉片戰争前，廣東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買辦成為了西方資本的附庸，是中國買辦資産階級的前身。
行商資本已成為近代買辦資本的胚胎。
清廷由于在鴉片戰争中戰敗，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與英國侵略者簽定屈辱的《中英江甯條約》（即《南京條約》）。
條約中第五條規定：“凡大英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承辦，今大皇帝準以嗣後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貿易者，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這樣，十三行獨攬對外貿易制度遂告廢除。
原十三行改稱茶行，繼續經營茶、絲等大宗貿易。
至鹹豐六年（1856），英國侵略者制造亞羅号船事件，再次進攻廣州。
廣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憤恨外國侵略者的橫暴，“出城燒十三洋行，毀滅英、美、法商館”。
十三行使在大火中壽終正寝了。
十三行的對外貿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十三行每年進出口總值在十八世紀末期已達一千三百萬至一千八百萬銀元，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則約值四千萬元。
這就促進了商品生産和貨币關系以及沿海城鎮的發展。
廣東、福建、江西等省專為出口而生産的行業，特别是絲織業、種茶業十分興盛。
由于貿易的繁榮，廣州工商業得到了高度的發展。
當時在廣州有直接或間接和進出口貿易有關的商家近千戶，另有茶商一千多，手工業如絲織業技術上達到很高水平，“粵緞之質密而勻，其色鮮華，光輝滑澤”，“不褪色，不沾塵，皺折易直，故廣紗甲于天下①”。
廣東的澄海“自展複以來”，各種貨物“千艘萬舶”，由此輸送到各地。
而“每當春秋風信”，“揚帆捆載而來者，不下千百計”。
這個不大的地方，竟也變成“高（商）牙錯處，民物滋豐”的“海隅一大都會”①。
這些都刺激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密切了内地與邊遠地區、城市和農村的聯系。
但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十三行進口的紡織品，對中國的棉紡織業有一定的打擊，而後期勾結外商走私鴉片，白銀從流入變為流出，以及煙毒散布，十三行也是難逃罪責的。
①乾隆《廣州府志》卷48，頁21、22。
①《澄海縣志》，嘉慶二十年刊本，卷8，《埠市條》。
第五節 物價 谷物價格 清代糧價的基本趨勢是上漲的，大體上可劃分為順治、康熙、乾隆和嘉慶、道光及其以後三個時期。
據錢泳記述：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漲至二十四文。
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價雖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餘文，二十年以後，連歲豐稔，每升十四五文為常價。
五十年大旱，每升漲至五十六七文。
自此以後，不論荒熟，常價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間。
錢泳反映的是江南蘇、松一帶的米價。
每升七文，則每斤僅有五文左右，按官方規定每石百二十斤算，合價為五六百文，合銀四至六錢，江西清江的谷價是順康之際二三錢一石，雍正間四五錢，乾隆十年五六錢，乾隆末更漲。
福建莆田谷價，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間，每石由二錢、三錢漲至六錢①，則米一石之價當在九錢至一兩之譜。
錢泳等的上述記載與其他許多有關江南米價的報導是一緻的，李煦根據康熙帝的旨意，按年定期向皇帝奏報蘇州、揚州一帶康熙三十至六十年的米價，所有白米大都是每石九錢至一兩一錢，個别的高達一兩三四錢②。
乾隆三十二年，江蘇奉賢稻谷石價為一千七百五十文，而當時銀價是每兩換錢八九百文，米石折銀至少應在二兩五左右③。
嘉慶二十五年，江蘇各地上米價是：江甯府每石二兩一錢八至三兩三，蘇州府每石二兩三錢五至二兩八，松江府每石二兩一錢五至二兩九，常州府每石二兩至二兩六，鎮江府每石二兩一錢至二兩八，淮安府每石二兩六至四兩二，揚州府每石二兩三至二兩九，徐州府每石二兩七至三兩七，太倉州每石二兩八至二兩九錢五，海州每石三兩七錢七至四兩五④。
這是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的奏報，米價屬中等，不是春夏之交的昂貴價格。
鹹豐同治年間的上海米價也是每石二兩四五錢至五兩⑤。
湖南是魚米之鄉，四川是天府之國，其糧食供應比較充足，但米價仍上漲一倍至三倍以上。
四川涪陵，雍正十三年，米價每鬥二百文，乾隆三十一年，每鬥至七百餘文，道光六年，又漲至八九百文⑥。
每石由雍正年間的二千文驟漲至道光時的八九千文。
①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一·舊聞》。
《清史稿》卷308《楊錫绂傳》，卷324《蔣兆奎傳》。
陳鴻：《熙朝莆靖小紀》。
②《李煦奏折》中華書局版。
③《清代地租剝削形态》（上）頁136。
中華書局版。
④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戶科糧價，江蘇省嘉慶廿五年十二月份糧價清單。
⑤江蘇出版《吳煦檔案選編》第7輯。
⑥四川涪陵抄本《夏氏宗譜·年歲記》，存涪陵市志辦公室。
北方的麥價同樣呈現成倍上漲之勢。
康熙三十二、三十四和四十年的山東鄒縣、郓城的小麥市價分别為石一兩二錢五、一千五百五十文和一兩八錢一分。
乾隆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二各年，汶上縣每石麥價分别為三千八、三千六、四千四、四千八、五千二、五千六百和六千餘文。
而道光二年，曲阜大莊麥每石賣至十二吊①。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山東巡撫奏報各地小麥價是：濟南每石一兩七錢四至二兩八錢五，泰安一兩一錢至二兩二錢，武定二兩零六分至三兩七，兖州一兩八至二兩五，曾州一兩七至二兩八，沂州一兩二至一兩九，東昌二兩二錢七至三兩一，青州一兩二錢三至二兩六，萊州一兩三錢二至二兩二，登州一兩四至二兩八，濟甯二兩二至三兩五錢五。
北直隸各府同年奏報的小麥石價是：順天府一兩五錢九至二兩五，保定一兩九錢二至四兩，永平一兩二錢五至二兩三，宣化一兩至二兩三，河間一兩七錢六至三兩四，天津一兩五錢六至三兩，正定一兩一錢四至三兩六錢六，順德一兩七錢一至二兩五錢五，廣平一兩七錢至二兩三，大名一兩七錢六至二兩一，承德一兩二至四兩一錢九，遵化一兩九錢三至二兩三錢七，易州二兩一錢九至三兩七，冀州一兩八至二兩九錢九，趙州二兩零六分至二兩六錢五，深州一兩七至二兩一，定州二兩二至三兩②。
與康熙時的麥價比，普遍上漲一倍至三倍。
清代的糧價反映了五個問題。
第一，清代前期的二百年，各種糧價普遍上漲。
以南方的主食大米和北方的主食小麥而論，順治至康熙初年，每石約銀四至六錢，合制錢四至六百文，從康熙中後期至乾隆間，每石約銀一兩至一兩五六錢，個别的至二兩，比諸順治到康熙初年，漲了很多，由于當時的錢價一度上漲，合制錢僅為一千至一千五六百文。
嘉道時。
每石約銀二兩左右，由于此時銀價上漲，合制錢為二至四千文。
第二，糧食價格的變動除與其他商品一樣有其共同點外，還有年成豐歉和農業生産季節兩個特殊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因此，糧價的變動還有些特殊規律，同一地區和相同糧種，災年的價格可以比之豐年高出幾倍。
第三，大米在南方和帶皮小麥在北方，如均以一百二十斤為一石，其價相近，但南方大米一百升，其重為百六十斤，北方如曲阜孔府，有以五鬥為一鬥者，麥子一鬥合六十斤，二鬥便合一石。
又官府折漕，有以一百六十斤為一石者，熟米折價尚高于小麥。
第四，南方的稻谷一石，一般為二籮、四斛近，約比大米、小麥賤十分之三左右，大豆價與米麥相近，小黑豆及黃豆價與苞米、高粱等雜糧同。
小米價略高于雜糧，而與米麥單價或者略低，或者相同。
第五，北方的上漲幅度大，南方小，而南方的川湖糧倉的糧價又比江浙人口密集之地賤。
①齊魯書社《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十一冊。
②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戶科糧價，山東省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分糧價清單。
直隸省市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糧價清單。
服用顧炎武謂明末“湖絲百斤，價值百兩”①，湖絲一斤約合當時一石大米之價。
清代康熙年間的絲價，根據李煦曆年就當時蘇杭揚州一帶的行市向康熙帝所作的奏報，一般是緯絲每斤六錢多，單經絲每斤七錢多，線經絲每斤八錢多，最好的線經絲也隻有八錢九。
這都是康熙後三十年的價格①，但康熙題本記載康熙元年徽州絲坯二斤，抵算制錢五千文，則每斤值銀二兩多了②。
這看來不是一種正常情況下的絲價，因為山東曲阜孔府于雍正年間多次購買白絲，都是每廳九錢八分，與《李煦奏折》所反映的南方絲價很相近③。
清代蠶絲織品的計價單位相當混亂，以匹、段、尺、斤計者均有，而一匹的長度各地和不同時期又多不一緻，每匹長五丈、三丈、一丈七者均有，同時各種布又幾乎都有寬幅、窄幅兩種。
清代絲綢制品價格，有許多是直接以尺為單位計算的，順治時，帛一尺銀一分八厘，紅絹一尺六分；康熙時，潞綢一尺一錢六分；雍正時，山西絹一尺二分二厘；乾隆時，白杭绫一尺一錢，而嘉慶末年，則為一錢五分，而且地點都是在山東曲阜。
同在嘉慶末年的山東曲阜，一方面，發現紅綢緞每尺高達五錢，另一方面，又報導尺綢僅為一百文多點，按當時的銀錢比價僅夠一錢，同時東北的青緞也高漲至每尺七百文，約合五錢之譜。
從順治到道光年間，除潞綢價在康熙時一度為每匹五兩外，其餘所有的絹、绫、綢、緞，一般地都是每匹一兩二三錢至二兩五錢，山東曲阜的潞綢，在康熙中年也是每匹一兩二錢。
因此，可以認為：第一，清代順治康熙年間的絲綢制品價一般在每尺五十文到一百文之間，每匹銀一兩二三錢至二兩之間，比明後期上漲了五成至一倍。
當時山東和奉天出現的綢與緞每尺貴至五錢，非正常時價。
第二，嘉慶、道光年間的制品價格繼續上漲，但幅度不大，每尺在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之間，每匹一般為三千文至三千八百文，合銀二兩五至三兩。
第三，根據康熙時對潞綢一匹的長度規定和詹元相所撰《畏齋日記》紀錄，當時無論是絲綢或棉布一匹的長度，一般均為三丈，但也有一丈七至兩丈者。
因此，根據社會上按習俗較多記載的制品一匹的價格可以推算出一尺的單價來。
清代前期的棉花價格，徽州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二年為每斤五十二文至八十七文多①。
從道光六年至十六年，直隸遵化為每斤一百二十五文，山東齊屬為一百文，西安為三百文，貴州合銀一錢，約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四十文，①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郭造卿訪閩山寇議》。
①第一曆史檔案館：《李煦奏折》。
②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康熙朝題本編号517。
③《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15冊《三、二食物價》。
①詹元相：《畏齋日記》，《清史資料》四輯。
廣西為一百二十一文，武昌為二百零四至三百文，貴州黃平為二錢一斤，約合二百二至二百七八十文②。
棉花的質量相差很大，同時去籽皮棉與彈熟的花絨，價格亦有相當差距。
但不論如何，道光年間的棉花較之康熙年間上漲了一倍以上是絕無疑義的。
即從康熙年間的每斤五十至八十文上漲至道光年間的每斤二百文。
清代雍正年間，山東曲阜的麻是每斤二分一厘，合二十餘文，嘉慶時，山東濰縣合五十文，道光九年，陝西鞏昌為每斤三十五文，而十七，十八年，四川忠州和成都則為九十文至一百文③。
百餘年間，其價同樣上漲了一倍至數倍。
清代棉布價格的有關資料，以匹或以尺計價者都很多，當時各地和各種棉布一匹的長度雖多數以三丈為準，但也不完全一緻，有色布和白布的價格也有所不同。
當時各地布一尺的具體價格據資料記載，其折算辦法是：凡順治至乾隆年間，銀一兩折算千文，嘉慶道光年間銀兩折錢千二百文，米麥順治至乾隆每石折錢千文，嘉慶道光時折錢二千文。
總的看來，白布與夏布之價，無甚差别，有色布比白布價略高一點，如乾隆時的山東曲阜，深蘭布每尺五十八文，魚白布則為四十四文。
嘉慶年間在曲阜，也是青布比所有白布價高，但道光十七年，廣西桂林的青布和昭平縣的白布，則都為二十六文多。
實際上，無論有色布或白布還都有粗細之分，同樣的細布，當然有色者比白色布要高，白細布與粗藍布之價，很難有多少差别，甚至前者有可能高于後者。
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山東曲阜孔府在嘉慶二十三、二十五年期間，所有粗細布價全是每尺百文以上，最高的白布價是每尺百四十文，比全國各地和各個時期的布價，其中也包括曲阜在此前此後的所有布價，都高出一倍至幾倍。
其比嘉慶以前的曲阜布價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也高出價格過多，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它一反常态，普遍比道光年間的布價高出一二倍。
同一種孔府檔案，記載乾隆時的雙京藍布是每匹八錢，雙京毛青布匹九錢，油墩布匹六錢五分。
道光年間的青布為每匹千八百文，白漂布為匹千二百文①。
如以每匹三丈折算，乾隆時僅為每尺二十至三十文，道光時為每尺四十至六十文，絕無每尺高至百文以上的紀錄。
其所以如此，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京津和山東各地，常是制錢和京錢兼行，孔府檔案有許多用京錢計價的記載，但有時标明京錢字樣，有時則否。
嘉慶廿三、廿五年所載各種布每尺百文以上準是用京錢算的，京錢二文僅合制錢一文，以百文和百四十文折半，則為尺布五十文至七十文，與前後各地的布價相差不遠。
第二，虛報冒領。
還可能兩種因素均有。
所以孔府管事人員在财會賬目上所記布價一般都比實際市價要高出不少。
但也有部分如實報價的材料，如康熙年間的紅布為每尺②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140、6495、6544、6773、6965、6996号。
③《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15冊。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615、7001、7160。
①《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15冊。
十七文，雍正時的夏布為十二文一尺等。
澄清了上述一些枝節問題以後，約略可以知道，順治康熙時一般是每尺布十餘文至二十文之譜，嘉慶道光時，則每尺約三十至四十文，其間多數在三十文上下浮動。
約比順治康熙時高漲一倍至二倍。
各類副食副食種類包括方面較多，現僅叙述葷食、蔬菜水果、油鹽醬醋、煙酒糖茶以及糕點等幾種主要的常用副食價格。
清代順治康熙年間的魚價一般是每斤二十文左右，豬肉是每斤三十至三十五文，牛肉約每斤二十五文。
鴨蛋銀一錢四十五個，雞蛋一錢五十四個，折合制錢百文合買鴨蛋四斤或雞蛋四斤半，每斤約合二十五與二十二文。
但有的記載雞蛋十六個銀四分，鴨蛋六十個銀一錢五分，則雞鴨蛋每斤均為三十文左右。
嘉慶道光時，魚一斤二十五至四十文，豬肉一斤五六十文，少數高價有至七八十文者，牛羊肉三至五十文。
鴨蛋每個二文多，熟雞蛋一個四文，每斤應在二十五至五十文之譜。
①蔬菜價格随精細品種不同而有差别，普通瓜菜如黃瓜每斤二文上下，白菜每斤一至三文，蔥每斤五文，蒜台每斤八文。
桃子六至十文一斤，梨十至二十文一斤，這些都是道光年間的市價。
康熙時，棗子每斤十六至二十五文，道光時，每斤約四十文。
①食油的價格，無論是北方常吃的豆油與花生油，或是南方吃的菜油（亦名清油），都與豬肉的價錢相近，康熙時，每斤為三四十文，道光時，上漲至七八十文。
食鹽由于一向實行專賣制度，産銷全由官府控制，而私鹽又不常湧入市場，因此，其價格變動更為複雜，在同一時間的不同地區，其差價有大至十倍以上者。
按正常的行情，康熙時，一斤約價十文，嘉慶道光時，同一資料記載，有十七八文者，有二十文者，有三十文者，但最少者每斤僅三至五文，最高達五十五文。
醬醋之價不相上下，道光時，曲阜孔府陳醋一斤，報價八十六文，陳醋之價比一般食醋價往往高出一倍多，加以孔府賬房所報賬目絕大多數都有嚴重的虛報現象。
按明代行情，醬醋一斤大體與食鹽一斤之價相當，即每斤二十文不等②。
①詹元相：《畏齋日記》，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7356、7023、6948、7052、6980、6931、7197、7177、6701、6520、6065、3293（嘉慶六年三月）、6095、6069、6431、6095、6155、6302、6292、6497。
①詹元相：《畏齋日記》，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7356、7023、6948、7052、6980、6931、7197、7177、6701、6520、6065、3293（嘉慶六年三月）、6095、6069、6431、6095、6155、6302、6292、6497。
②詹元相：《畏齋日記》，《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十五冊《道光元年支發食器雜貨銀錢賬》。
第黃煙有煙葉與煙絲之别，同是煙葉，也質量懸絕，即以道光一個時期而論，煙葉一斤最少僅為二三十文，最高有達二三百文者。
以煙絲而論，以每斤二百文或三百文為常數。
康熙時，燒酒一斤一百文，幹酒為一百五十文，這是曲阜孔府虛報之價。
道光時，有大量報導酒價的資料，一般每斤均在三十到六十文之間，最少者僅有十餘文。
道光時，白糖一斤約為二十至四十文，個别價昂為四十八文。
茶葉一斤有六十四文者，有二百文者。
③桃酥一斤有一百十幾文者，有一百七十五文者，百粒糕一斤為二百四十文，雞蛋糕一斤約二百七八十文。
這都是嘉慶道光年間在曲阜孔府賬房中所記的貨價，其中虛假成分是顯而易見的。
如清代康熙雍正年間的大米每升或為七文，或為九至十文，雍正、乾隆初，每升也不過十餘文，嘉慶十三年，江蘇通州面粉一斤計價二十文，而孔府于雍正七年所報面粉賬為每斤七厘，合四十至五十文，至少虛報一倍①。
一般的糕點一斤約合面粉三四斤之價，即合制錢六十至八十文，精細點一斤約合面粉五六斤之價，即合制錢百文至百二十文。
以此衡彼，孔府賬房所報糕點之價，其虛數亦至少在一倍以上。
田價清代的地權和地價，由于商品交換的加劇而出現了一些複雜的現象，一種地權可以有幾種買賣方式：一種叫絕賣。
原賣主将土地出售後，地權便永遠消失了，二種叫活賣。
即在限期内将地權出售與人，契約規定期滿允許賣主回贖，活賣期一般十年。
三種叫典當，典當與活賣均可以回贖，是其相同點，但當賣與借貸有關，其典當年限也視借貸情況而定，因此，出賣與回贖的限制亦比活賣為多。
四種是租佃或稱租賃。
租佃時，佃戶不僅需要向原業主出備租金，而且須按年交納地租。
佃耕土地有的有永佃權，也有的沒有，佃地人有不少還可以轉佃。
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
..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不等。
..至乾隆初年，田價漸漲，然餘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381、7342、7298、7107、7256、7220、7369、6948、6828、6815、6850、4807、7223、6101、60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00。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7上《中衢一勺》。
③詹元相：《畏齋日記》，《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十五冊《道光元年支發食器雜貨銀錢賬》。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381、7342、7298、7107、7256、7220、7369、6948、6828、6815、6850、4807、7223、6101、60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00。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7上《中衢一勺》。
①《曲享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4、15冊。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3676号。
上者十餘雨。
今閱五十年，竟亦漲至五十餘兩矣”。
從葉夢珠的《閱世編》和錢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前期的地價變化同樣可劃分為三個時期。
順冶康熙年間，由于更多的原因，地價與明初一樣十分低賤，有時甚至以田送人，人且不受，上等土地每畝不過數兩，康熙後期，地價略見上漲，雍正攤丁入畝，又一度下落。
乾隆時，其價穩定上升，但截至末年，每畝價未有達三十兩者，從十八例檔案分析，每畝過二十兩者僅有四例，僅夠全部材料的四分之一。
道光時，所取檔案十六例，每畝超過二十兩者已達十例，超過了全數的六成，其中廣西興安每畝價高六十八兩，浙江紹興也每畝價将近六十兩。
因此，錢泳說，嘉道之際，地價每畝過五十兩，是信而有征的。
這時一般田土之價總在一畝二十兩至三十五兩之間。
據此，對清代前期的地價可以總結如下：順康之歲，每畝數兩，乾隆時，畝價十至二十兩，嘉道之際，則在二十至三十五兩之間，但有少數地畝高達五六十兩不等。
工價雇工種類不一，有日工（有的名零工、忙工）、短工（或月工、或二月，或為季工）、長工等。
日工和月工的工價應比長工高的多，因為日、月工全是在農忙勞動持續緊張的時刻應雇，無忙閑的調節機會。
明代日工工價最少者為日銀二分，合當時制錢十五六文，最多者日六分。
清代順治康熙時期，一般的也是日銀二分至七分。
明代人謂日取傭金四分，腹且不飽，清代也是如此①。
順治康熙間，雖每日傭金有二至七分不等，個别高的城市傭工甚至高達每日一百文、二百文之多，但多數是每日傭金三至五分，即制錢三十至五十文。
清初的月工工價有一月二錢、三錢、一兩和一兩八錢者，相差三五倍至十倍②。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各種工價與清初比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日工工價最少者為三十文，最多達二百文，但一般的為五十文至七十文，月工最少者為三百文，最多達一千五百文，但以八百文、一千文為常價，長工最少為三千文，最多至二十吊，但以十吊一年者為多。
城市或城郊工價高，農村低。
南方特别是江、浙、閩、廣等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工價特點是懸殊不大，而且比較穩定。
北方則有的很高，有的相當低，如道光三年，陝西甘泉長工一名高達二十千，同時候，甘肅、河南一帶，則三千、五千者亦複不少。
其所以然，蓋因南方經濟發展水平高，一個統一的國内商品市場正在形成，包①參看黃冕堂：《明史管見》卷3《明代物價考略》。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順治朝題本》（三）編号253、254。
②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康熙朝題本》編号516、517、519。
《順治朝題本》編号253、254、207。
《雍正朝題本》編号619、622。
括勞動力在内的各類商品都在醞釀出一個近似的市場價格，除非有特殊變故，一般不容易出現大漲大落現象。
當然，南方地域廣闊，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某些較偏僻貧苦的山區，情況與北方無異。
東北地區多數都是勞工價格高，長工一般都在十千至十三千之間，年錢十六千者且不少。
東北是一個新開化區，土地肥美，物産豐富，但卻人煙稀少，勞動力缺乏，關内許多先進的技術輸送進去以後，社會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因此，工價比全國許多地區都高，而且是穩定的。
這也是東北所以對關内許多人具有吸引力的一個基本原因。
⑤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卷2，頁44&mdash45。
人。
乾隆三十六年（1771），英國東印度公司以白銀十萬兩交給總商潘振成，由他代向兩廣總督行賄，因而使公行被撤銷。
1782年公行雖然複設，但僅限于對進出口貨征收行用。
這樣，行商制度就開始被打開缺口。
嘉慶十四年（1809），會隆行商鄭崇謙欠東印度公司四十五萬餘兩、又欠美商、英國散商等五十二萬九千餘兩白銀的債務，無法營業，便向東印度公司借款，并答應東印度公司提出的要求：會隆行務必須由當過英商雇員的吳士瓊代表英公司經營，直至欠款全部還清①。
嘉慶十六年（1811），一向對東印度公司“勤懇忠誠”和靠出售東印公司貨物起家的新行商謝嘉梧，接受了東印度公司為保持進口羽紗的壟斷價格而委托的代理業務。
他在該公司大班指揮下，按公司規定價格收取羽紗，除繳付捐稅外，純收入歸東印度公司結帳，實際上是公司的經紀。
這就“打破了百年來的傳統辦法”②，即改變洋貨交易完畢，納稅、價格、利潤皆與外商無關的慣例。
外商控制了洋貨銷售的全過程。
這時候，其他行商也與東印度公司“交通既久，狼狽為奸”③，幾乎都被東印度公司控制。
這些行商已經成為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國的工具，為外國資本掠奪中國财富效勞，具有越來越濃厚的買辦性。
他們不執行清政府的有關規定，幫助外商走私漏稅，販賣禁品，走漏紋銀出洋，甚至幫助外商走私鴉片。
道光二年（1822）監察禦史黃中模在奏疏中指出：“聞迩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隐忍不發，以緻鴉片煙流傳甚廣，耗财傷生，莫此為甚。
”①在那些與西方商人互相利用、互相勾結而逐步變為依附西方商人的行商中，怡和行商伍秉鑒、伍紹榮父子表現最為典型。
伍氏怡和行居總商地位數十年，為行商首富。
他是靠同西方商人進行貿易而發财緻富的“食夷利者”。
伍家承充行商之初，東印度公司就在生意上對他格外通融，使他避免了破産賠累。
後來，伍家長期擔任東印度公司和美商船隻的保商，與英美商人建立了極密切的關系。
東印度公司認為伍秉鑒“是一個最有用的行商”。
嘉慶末年至道光初年，伍秉鑒串通其他行商，帶頭包庇外商走私鴉片。
據道光元年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向上奏告：“頻年以來”，英美等國商人夾帶鴉片來粵偷銷，但“從未見洋商禀辦一船，洋商内伍敦元（即伍秉鑒）系總商居首之人，各國夷情亦為最熟，今與衆商通同徇隐，殊為可惡”②。
道光十三年（1833），伍紹榮為來泊廣州的一艘英國皇家戰船在總督面前疏通，使其“得到總督極其有禮貌的照顧”。
怡和行不僅在東印度公司的貿易份額中占有很①《清季外交史料》嘉慶朝三，頁32。
②馬士：《英東印度公司對貨貿易編年史》卷3。
參見文欽：《明清廣州中西貿易與中國近代買辦的起源》，廣東曆史學會《明清廣東社會經濟形态研究》第1輯，頁323，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夏燮：《中西紀事》卷3，頁8。
①《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一，頁14。
②《粵海關志》卷18《禁令》，頁17。
大比重，而且是該公司的“銀行家”和最大的債權人。
美國早期的侵華主角、在華最大的鴉片販子“旗昌洋行”，就是在同怡和行的勾結中發展起來的。
東印度公司退出廣州貿易後，伍秉鑒專與旗昌洋行合作，通過旗昌洋行，租用旗昌洋行的船隻，将茶葉運銷世界各地。
十三行被廢止後，伍紹榮将其資本附股于旗昌洋行。
當旗昌洋行在上海籌建輪船公司時，在五十萬元資本總額中，伍氏竟占三十萬。
鴉片戰争前，廣東十三行中的很多行商、買辦成為了西方資本的附庸，是中國買辦資産階級的前身。
行商資本已成為近代買辦資本的胚胎。
清廷由于在鴉片戰争中戰敗，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與英國侵略者簽定屈辱的《中英江甯條約》（即《南京條約》）。
條約中第五條規定：“凡大英商民在粵貿易，向例全歸額設行商承辦，今大皇帝準以嗣後不必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口貿易者，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這樣，十三行獨攬對外貿易制度遂告廢除。
原十三行改稱茶行，繼續經營茶、絲等大宗貿易。
至鹹豐六年（1856），英國侵略者制造亞羅号船事件，再次進攻廣州。
廣州守城的兵勇及居民，憤恨外國侵略者的橫暴，“出城燒十三洋行，毀滅英、美、法商館”。
十三行使在大火中壽終正寝了。
十三行的對外貿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十三行每年進出口總值在十八世紀末期已達一千三百萬至一千八百萬銀元，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則約值四千萬元。
這就促進了商品生産和貨币關系以及沿海城鎮的發展。
廣東、福建、江西等省專為出口而生産的行業，特别是絲織業、種茶業十分興盛。
由于貿易的繁榮，廣州工商業得到了高度的發展。
當時在廣州有直接或間接和進出口貿易有關的商家近千戶，另有茶商一千多，手工業如絲織業技術上達到很高水平，“粵緞之質密而勻，其色鮮華，光輝滑澤”，“不褪色，不沾塵，皺折易直，故廣紗甲于天下①”。
廣東的澄海“自展複以來”，各種貨物“千艘萬舶”，由此輸送到各地。
而“每當春秋風信”，“揚帆捆載而來者，不下千百計”。
這個不大的地方，竟也變成“高（商）牙錯處，民物滋豐”的“海隅一大都會”①。
這些都刺激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密切了内地與邊遠地區、城市和農村的聯系。
但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後十三行進口的紡織品，對中國的棉紡織業有一定的打擊，而後期勾結外商走私鴉片，白銀從流入變為流出，以及煙毒散布，十三行也是難逃罪責的。
①乾隆《廣州府志》卷48，頁21、22。
①《澄海縣志》，嘉慶二十年刊本，卷8，《埠市條》。
第五節 物價 谷物價格 清代糧價的基本趨勢是上漲的，大體上可劃分為順治、康熙、乾隆和嘉慶、道光及其以後三個時期。
據錢泳記述：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漲至二十四文。
次年及四十八年均大水，米價雖稍落，每升仍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每升十餘文，二十年以後，連歲豐稔，每升十四五文為常價。
五十年大旱，每升漲至五十六七文。
自此以後，不論荒熟，常價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文之間。
錢泳反映的是江南蘇、松一帶的米價。
每升七文，則每斤僅有五文左右，按官方規定每石百二十斤算，合價為五六百文，合銀四至六錢，江西清江的谷價是順康之際二三錢一石，雍正間四五錢，乾隆十年五六錢，乾隆末更漲。
福建莆田谷價，在康熙二十年至四十年間，每石由二錢、三錢漲至六錢①，則米一石之價當在九錢至一兩之譜。
錢泳等的上述記載與其他許多有關江南米價的報導是一緻的，李煦根據康熙帝的旨意，按年定期向皇帝奏報蘇州、揚州一帶康熙三十至六十年的米價，所有白米大都是每石九錢至一兩一錢，個别的高達一兩三四錢②。
乾隆三十二年，江蘇奉賢稻谷石價為一千七百五十文，而當時銀價是每兩換錢八九百文，米石折銀至少應在二兩五左右③。
嘉慶二十五年，江蘇各地上米價是：江甯府每石二兩一錢八至三兩三，蘇州府每石二兩三錢五至二兩八，松江府每石二兩一錢五至二兩九，常州府每石二兩至二兩六，鎮江府每石二兩一錢至二兩八，淮安府每石二兩六至四兩二，揚州府每石二兩三至二兩九，徐州府每石二兩七至三兩七，太倉州每石二兩八至二兩九錢五，海州每石三兩七錢七至四兩五④。
這是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的奏報，米價屬中等，不是春夏之交的昂貴價格。
鹹豐同治年間的上海米價也是每石二兩四五錢至五兩⑤。
湖南是魚米之鄉，四川是天府之國，其糧食供應比較充足，但米價仍上漲一倍至三倍以上。
四川涪陵，雍正十三年，米價每鬥二百文，乾隆三十一年，每鬥至七百餘文，道光六年，又漲至八九百文⑥。
每石由雍正年間的二千文驟漲至道光時的八九千文。
①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一·舊聞》。
《清史稿》卷308《楊錫绂傳》，卷324《蔣兆奎傳》。
陳鴻：《熙朝莆靖小紀》。
②《李煦奏折》中華書局版。
③《清代地租剝削形态》（上）頁136。
中華書局版。
④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戶科糧價，江蘇省嘉慶廿五年十二月份糧價清單。
⑤江蘇出版《吳煦檔案選編》第7輯。
⑥四川涪陵抄本《夏氏宗譜·年歲記》，存涪陵市志辦公室。
北方的麥價同樣呈現成倍上漲之勢。
康熙三十二、三十四和四十年的山東鄒縣、郓城的小麥市價分别為石一兩二錢五、一千五百五十文和一兩八錢一分。
乾隆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二各年，汶上縣每石麥價分别為三千八、三千六、四千四、四千八、五千二、五千六百和六千餘文。
而道光二年，曲阜大莊麥每石賣至十二吊①。
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山東巡撫奏報各地小麥價是：濟南每石一兩七錢四至二兩八錢五，泰安一兩一錢至二兩二錢，武定二兩零六分至三兩七，兖州一兩八至二兩五，曾州一兩七至二兩八，沂州一兩二至一兩九，東昌二兩二錢七至三兩一，青州一兩二錢三至二兩六，萊州一兩三錢二至二兩二，登州一兩四至二兩八，濟甯二兩二至三兩五錢五。
北直隸各府同年奏報的小麥石價是：順天府一兩五錢九至二兩五，保定一兩九錢二至四兩，永平一兩二錢五至二兩三，宣化一兩至二兩三，河間一兩七錢六至三兩四，天津一兩五錢六至三兩，正定一兩一錢四至三兩六錢六，順德一兩七錢一至二兩五錢五，廣平一兩七錢至二兩三，大名一兩七錢六至二兩一，承德一兩二至四兩一錢九，遵化一兩九錢三至二兩三錢七，易州二兩一錢九至三兩七，冀州一兩八至二兩九錢九，趙州二兩零六分至二兩六錢五，深州一兩七至二兩一，定州二兩二至三兩②。
與康熙時的麥價比，普遍上漲一倍至三倍。
清代的糧價反映了五個問題。
第一，清代前期的二百年，各種糧價普遍上漲。
以南方的主食大米和北方的主食小麥而論，順治至康熙初年，每石約銀四至六錢，合制錢四至六百文，從康熙中後期至乾隆間，每石約銀一兩至一兩五六錢，個别的至二兩，比諸順治到康熙初年，漲了很多，由于當時的錢價一度上漲，合制錢僅為一千至一千五六百文。
嘉道時。
每石約銀二兩左右，由于此時銀價上漲，合制錢為二至四千文。
第二，糧食價格的變動除與其他商品一樣有其共同點外，還有年成豐歉和農業生産季節兩個特殊的而且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因此，糧價的變動還有些特殊規律，同一地區和相同糧種，災年的價格可以比之豐年高出幾倍。
第三，大米在南方和帶皮小麥在北方，如均以一百二十斤為一石，其價相近，但南方大米一百升，其重為百六十斤，北方如曲阜孔府，有以五鬥為一鬥者，麥子一鬥合六十斤，二鬥便合一石。
又官府折漕，有以一百六十斤為一石者，熟米折價尚高于小麥。
第四，南方的稻谷一石，一般為二籮、四斛近，約比大米、小麥賤十分之三左右，大豆價與米麥相近，小黑豆及黃豆價與苞米、高粱等雜糧同。
小米價略高于雜糧，而與米麥單價或者略低，或者相同。
第五，北方的上漲幅度大，南方小，而南方的川湖糧倉的糧價又比江浙人口密集之地賤。
①齊魯書社《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三編第十一冊。
②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戶科糧價，山東省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分糧價清單。
直隸省市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糧價清單。
服用顧炎武謂明末“湖絲百斤，價值百兩”①，湖絲一斤約合當時一石大米之價。
清代康熙年間的絲價，根據李煦曆年就當時蘇杭揚州一帶的行市向康熙帝所作的奏報，一般是緯絲每斤六錢多，單經絲每斤七錢多，線經絲每斤八錢多，最好的線經絲也隻有八錢九。
這都是康熙後三十年的價格①，但康熙題本記載康熙元年徽州絲坯二斤，抵算制錢五千文，則每斤值銀二兩多了②。
這看來不是一種正常情況下的絲價，因為山東曲阜孔府于雍正年間多次購買白絲，都是每廳九錢八分，與《李煦奏折》所反映的南方絲價很相近③。
清代蠶絲織品的計價單位相當混亂，以匹、段、尺、斤計者均有，而一匹的長度各地和不同時期又多不一緻，每匹長五丈、三丈、一丈七者均有，同時各種布又幾乎都有寬幅、窄幅兩種。
清代絲綢制品價格，有許多是直接以尺為單位計算的，順治時，帛一尺銀一分八厘，紅絹一尺六分；康熙時，潞綢一尺一錢六分；雍正時，山西絹一尺二分二厘；乾隆時，白杭绫一尺一錢，而嘉慶末年，則為一錢五分，而且地點都是在山東曲阜。
同在嘉慶末年的山東曲阜，一方面，發現紅綢緞每尺高達五錢，另一方面，又報導尺綢僅為一百文多點，按當時的銀錢比價僅夠一錢，同時東北的青緞也高漲至每尺七百文，約合五錢之譜。
從順治到道光年間，除潞綢價在康熙時一度為每匹五兩外，其餘所有的絹、绫、綢、緞，一般地都是每匹一兩二三錢至二兩五錢，山東曲阜的潞綢，在康熙中年也是每匹一兩二錢。
因此，可以認為：第一，清代順治康熙年間的絲綢制品價一般在每尺五十文到一百文之間，每匹銀一兩二三錢至二兩之間，比明後期上漲了五成至一倍。
當時山東和奉天出現的綢與緞每尺貴至五錢，非正常時價。
第二，嘉慶、道光年間的制品價格繼續上漲，但幅度不大，每尺在一百文至一百五十文之間，每匹一般為三千文至三千八百文，合銀二兩五至三兩。
第三，根據康熙時對潞綢一匹的長度規定和詹元相所撰《畏齋日記》紀錄，當時無論是絲綢或棉布一匹的長度，一般均為三丈，但也有一丈七至兩丈者。
因此，根據社會上按習俗較多記載的制品一匹的價格可以推算出一尺的單價來。
清代前期的棉花價格，徽州在康熙四十至四十二年為每斤五十二文至八十七文多①。
從道光六年至十六年，直隸遵化為每斤一百二十五文，山東齊屬為一百文，西安為三百文，貴州合銀一錢，約一百一十至一百三四十文，①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郭造卿訪閩山寇議》。
①第一曆史檔案館：《李煦奏折》。
②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康熙朝題本編号517。
③《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15冊《三、二食物價》。
①詹元相：《畏齋日記》，《清史資料》四輯。
廣西為一百二十一文，武昌為二百零四至三百文，貴州黃平為二錢一斤，約合二百二至二百七八十文②。
棉花的質量相差很大，同時去籽皮棉與彈熟的花絨，價格亦有相當差距。
但不論如何，道光年間的棉花較之康熙年間上漲了一倍以上是絕無疑義的。
即從康熙年間的每斤五十至八十文上漲至道光年間的每斤二百文。
清代雍正年間，山東曲阜的麻是每斤二分一厘，合二十餘文，嘉慶時，山東濰縣合五十文，道光九年，陝西鞏昌為每斤三十五文，而十七，十八年，四川忠州和成都則為九十文至一百文③。
百餘年間，其價同樣上漲了一倍至數倍。
清代棉布價格的有關資料，以匹或以尺計價者都很多，當時各地和各種棉布一匹的長度雖多數以三丈為準，但也不完全一緻，有色布和白布的價格也有所不同。
當時各地布一尺的具體價格據資料記載，其折算辦法是：凡順治至乾隆年間，銀一兩折算千文，嘉慶道光年間銀兩折錢千二百文，米麥順治至乾隆每石折錢千文，嘉慶道光時折錢二千文。
總的看來，白布與夏布之價，無甚差别，有色布比白布價略高一點，如乾隆時的山東曲阜，深蘭布每尺五十八文，魚白布則為四十四文。
嘉慶年間在曲阜，也是青布比所有白布價高，但道光十七年，廣西桂林的青布和昭平縣的白布，則都為二十六文多。
實際上，無論有色布或白布還都有粗細之分，同樣的細布，當然有色者比白色布要高，白細布與粗藍布之價，很難有多少差别，甚至前者有可能高于後者。
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山東曲阜孔府在嘉慶二十三、二十五年期間，所有粗細布價全是每尺百文以上，最高的白布價是每尺百四十文，比全國各地和各個時期的布價，其中也包括曲阜在此前此後的所有布價，都高出一倍至幾倍。
其比嘉慶以前的曲阜布價高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但也高出價格過多，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它一反常态，普遍比道光年間的布價高出一二倍。
同一種孔府檔案，記載乾隆時的雙京藍布是每匹八錢，雙京毛青布匹九錢，油墩布匹六錢五分。
道光年間的青布為每匹千八百文，白漂布為匹千二百文①。
如以每匹三丈折算，乾隆時僅為每尺二十至三十文，道光時為每尺四十至六十文，絕無每尺高至百文以上的紀錄。
其所以如此，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京津和山東各地，常是制錢和京錢兼行，孔府檔案有許多用京錢計價的記載，但有時标明京錢字樣，有時則否。
嘉慶廿三、廿五年所載各種布每尺百文以上準是用京錢算的，京錢二文僅合制錢一文，以百文和百四十文折半，則為尺布五十文至七十文，與前後各地的布價相差不遠。
第二，虛報冒領。
還可能兩種因素均有。
所以孔府管事人員在财會賬目上所記布價一般都比實際市價要高出不少。
但也有部分如實報價的材料，如康熙年間的紅布為每尺②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140、6495、6544、6773、6965、6996号。
③《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15冊。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615、7001、7160。
①《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15冊。
十七文，雍正時的夏布為十二文一尺等。
澄清了上述一些枝節問題以後，約略可以知道，順治康熙時一般是每尺布十餘文至二十文之譜，嘉慶道光時，則每尺約三十至四十文，其間多數在三十文上下浮動。
約比順治康熙時高漲一倍至二倍。
各類副食副食種類包括方面較多，現僅叙述葷食、蔬菜水果、油鹽醬醋、煙酒糖茶以及糕點等幾種主要的常用副食價格。
清代順治康熙年間的魚價一般是每斤二十文左右，豬肉是每斤三十至三十五文，牛肉約每斤二十五文。
鴨蛋銀一錢四十五個，雞蛋一錢五十四個，折合制錢百文合買鴨蛋四斤或雞蛋四斤半，每斤約合二十五與二十二文。
但有的記載雞蛋十六個銀四分，鴨蛋六十個銀一錢五分，則雞鴨蛋每斤均為三十文左右。
嘉慶道光時，魚一斤二十五至四十文，豬肉一斤五六十文，少數高價有至七八十文者，牛羊肉三至五十文。
鴨蛋每個二文多，熟雞蛋一個四文，每斤應在二十五至五十文之譜。
①蔬菜價格随精細品種不同而有差别，普通瓜菜如黃瓜每斤二文上下，白菜每斤一至三文，蔥每斤五文，蒜台每斤八文。
桃子六至十文一斤，梨十至二十文一斤，這些都是道光年間的市價。
康熙時，棗子每斤十六至二十五文，道光時，每斤約四十文。
①食油的價格，無論是北方常吃的豆油與花生油，或是南方吃的菜油（亦名清油），都與豬肉的價錢相近，康熙時，每斤為三四十文，道光時，上漲至七八十文。
食鹽由于一向實行專賣制度，産銷全由官府控制，而私鹽又不常湧入市場，因此，其價格變動更為複雜，在同一時間的不同地區，其差價有大至十倍以上者。
按正常的行情，康熙時，一斤約價十文，嘉慶道光時，同一資料記載，有十七八文者，有二十文者，有三十文者，但最少者每斤僅三至五文，最高達五十五文。
醬醋之價不相上下，道光時，曲阜孔府陳醋一斤，報價八十六文，陳醋之價比一般食醋價往往高出一倍多，加以孔府賬房所報賬目絕大多數都有嚴重的虛報現象。
按明代行情，醬醋一斤大體與食鹽一斤之價相當，即每斤二十文不等②。
①詹元相：《畏齋日記》，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7356、7023、6948、7052、6980、6931、7197、7177、6701、6520、6065、3293（嘉慶六年三月）、6095、6069、6431、6095、6155、6302、6292、6497。
①詹元相：《畏齋日記》，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7356、7023、6948、7052、6980、6931、7197、7177、6701、6520、6065、3293（嘉慶六年三月）、6095、6069、6431、6095、6155、6302、6292、6497。
②詹元相：《畏齋日記》，《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十五冊《道光元年支發食器雜貨銀錢賬》。
第黃煙有煙葉與煙絲之别，同是煙葉，也質量懸絕，即以道光一個時期而論，煙葉一斤最少僅為二三十文，最高有達二三百文者。
以煙絲而論，以每斤二百文或三百文為常數。
康熙時，燒酒一斤一百文，幹酒為一百五十文，這是曲阜孔府虛報之價。
道光時，有大量報導酒價的資料，一般每斤均在三十到六十文之間，最少者僅有十餘文。
道光時，白糖一斤約為二十至四十文，個别價昂為四十八文。
茶葉一斤有六十四文者，有二百文者。
③桃酥一斤有一百十幾文者，有一百七十五文者，百粒糕一斤為二百四十文，雞蛋糕一斤約二百七八十文。
這都是嘉慶道光年間在曲阜孔府賬房中所記的貨價，其中虛假成分是顯而易見的。
如清代康熙雍正年間的大米每升或為七文，或為九至十文，雍正、乾隆初，每升也不過十餘文，嘉慶十三年，江蘇通州面粉一斤計價二十文，而孔府于雍正七年所報面粉賬為每斤七厘，合四十至五十文，至少虛報一倍①。
一般的糕點一斤約合面粉三四斤之價，即合制錢六十至八十文，精細點一斤約合面粉五六斤之價，即合制錢百文至百二十文。
以此衡彼，孔府賬房所報糕點之價，其虛數亦至少在一倍以上。
田價清代的地權和地價，由于商品交換的加劇而出現了一些複雜的現象，一種地權可以有幾種買賣方式：一種叫絕賣。
原賣主将土地出售後，地權便永遠消失了，二種叫活賣。
即在限期内将地權出售與人，契約規定期滿允許賣主回贖，活賣期一般十年。
三種叫典當，典當與活賣均可以回贖，是其相同點，但當賣與借貸有關，其典當年限也視借貸情況而定，因此，出賣與回贖的限制亦比活賣為多。
四種是租佃或稱租賃。
租佃時，佃戶不僅需要向原業主出備租金，而且須按年交納地租。
佃耕土地有的有永佃權，也有的沒有，佃地人有不少還可以轉佃。
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
..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漲至四五兩不等。
..至乾隆初年，田價漸漲，然餘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381、7342、7298、7107、7256、7220、7369、6948、6828、6815、6850、4807、7223、6101、60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00。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7上《中衢一勺》。
③詹元相：《畏齋日記》，《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十五冊《道光元年支發食器雜貨銀錢賬》。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6381、7342、7298、7107、7256、7220、7369、6948、6828、6815、6850、4807、7223、6101、6094、6394、6192、6454、6852、6797、6958、6632、6400。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7上《中衢一勺》。
①《曲享孔府檔案史料選編》三編4、15冊。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刑科土地債務，3676号。
上者十餘雨。
今閱五十年，竟亦漲至五十餘兩矣”。
從葉夢珠的《閱世編》和錢泳等所述的一系列材料看，清代前期的地價變化同樣可劃分為三個時期。
順冶康熙年間，由于更多的原因，地價與明初一樣十分低賤，有時甚至以田送人，人且不受，上等土地每畝不過數兩，康熙後期，地價略見上漲，雍正攤丁入畝，又一度下落。
乾隆時，其價穩定上升，但截至末年，每畝價未有達三十兩者，從十八例檔案分析，每畝過二十兩者僅有四例，僅夠全部材料的四分之一。
道光時，所取檔案十六例，每畝超過二十兩者已達十例，超過了全數的六成，其中廣西興安每畝價高六十八兩，浙江紹興也每畝價将近六十兩。
因此，錢泳說，嘉道之際，地價每畝過五十兩，是信而有征的。
這時一般田土之價總在一畝二十兩至三十五兩之間。
據此，對清代前期的地價可以總結如下：順康之歲，每畝數兩，乾隆時，畝價十至二十兩，嘉道之際，則在二十至三十五兩之間，但有少數地畝高達五六十兩不等。
工價雇工種類不一，有日工（有的名零工、忙工）、短工（或月工、或二月，或為季工）、長工等。
日工和月工的工價應比長工高的多，因為日、月工全是在農忙勞動持續緊張的時刻應雇，無忙閑的調節機會。
明代日工工價最少者為日銀二分，合當時制錢十五六文，最多者日六分。
清代順治康熙時期，一般的也是日銀二分至七分。
明代人謂日取傭金四分，腹且不飽，清代也是如此①。
順治康熙間，雖每日傭金有二至七分不等，個别高的城市傭工甚至高達每日一百文、二百文之多，但多數是每日傭金三至五分，即制錢三十至五十文。
清初的月工工價有一月二錢、三錢、一兩和一兩八錢者，相差三五倍至十倍②。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各種工價與清初比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日工工價最少者為三十文，最多達二百文，但一般的為五十文至七十文，月工最少者為三百文，最多達一千五百文，但以八百文、一千文為常價，長工最少為三千文，最多至二十吊，但以十吊一年者為多。
城市或城郊工價高，農村低。
南方特别是江、浙、閩、廣等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其工價特點是懸殊不大，而且比較穩定。
北方則有的很高，有的相當低，如道光三年，陝西甘泉長工一名高達二十千，同時候，甘肅、河南一帶，則三千、五千者亦複不少。
其所以然，蓋因南方經濟發展水平高，一個統一的國内商品市場正在形成，包①參看黃冕堂：《明史管見》卷3《明代物價考略》。
第一曆史檔案館藏，《順治朝題本》（三）編号253、254。
②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康熙朝題本》編号516、517、519。
《順治朝題本》編号253、254、207。
《雍正朝題本》編号619、622。
括勞動力在内的各類商品都在醞釀出一個近似的市場價格，除非有特殊變故，一般不容易出現大漲大落現象。
當然，南方地域廣闊，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某些較偏僻貧苦的山區，情況與北方無異。
東北地區多數都是勞工價格高，長工一般都在十千至十三千之間，年錢十六千者且不少。
東北是一個新開化區，土地肥美，物産豐富，但卻人煙稀少，勞動力缺乏，關内許多先進的技術輸送進去以後，社會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因此，工價比全國許多地區都高，而且是穩定的。
這也是東北所以對關内許多人具有吸引力的一個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