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人、商業、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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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⑤黃卬：《錫金識小錄》卷1。
⑥民國《吳縣志》卷52，引乾隆《元和縣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卻通過掌握加工環節進入了生産領域，他們和踹匠染工之間雇傭關系的确立，就标志着這一部分商業資本已經實現了向産業資本的轉化。
江浙地區絲綢交易同樣經曆了一個逐漸擺脫牙行控制的曲折過程。
以秀水濮院為例，開初，收絲有鄉絲行，收綢有綢行。
綢行又分京行、建行、濟甯行、湖廣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貨售于客”①。
後來外地商人也陸續在産地設莊，自行采辦。
兩者的區别是：“蓋昔時京省客幫到鎮買貨，綢行系代客買賣，今之綢莊則坐慶收貨，而銷售于他省，性質不同也”②。
不過，綢行的衰落，隻改變了商品收購的傳統格局，但在個體生産和分散經營的情況下，如果商人僅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難保證大宗商品的迅速運轉。
因此，在組織貨源的問題上，他們還必須另外尋求一條切實可行的門路。
于是，從紡織業自身的特點出發，由商人直接向生産者提供原料，換回成品，就成為一個最佳的選擇。
所以濮院之“業綢者雖不業絲，亦必購買新絲以貸于機戶，而收其綢，謂之折絲”③。
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産者織成以後，持以易花，雙方聯系比較松弛；但絲綢生産工藝比棉布精細，專業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這種交換形式在絲綢行業中推行得更徹底。
民國《吳縣志》據采訪冊的資料記載，當地專營紗緞業的賬房，其“開設年期有遠至二百餘年者”。
“各賬房除自行設機督織外，大都以經緯交與織工，各就織工居處雇匠織造，謂之機戶”①。
機戶直接向賬房領織，謂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絲，名異實同。
這些機戶的大多數仍屬于分散的個體生産，但他們和賬房的聯系是固定的，他們既不購買原料，又不出售産品，而是通過某種交換形式直接向同一個賬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勞動成果。
所以賬房和字号同樣體現了商業資本向産業資本的轉化，隻是兩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異罷了。
總之，清代的商業已經發展到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一方面，商業資本向生産領域的滲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購商品，侵入生産過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産部門的投資），導緻商人支配生産，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内部孕育資本主義萌芽的途徑之一。
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業以市場為依托，市場以城市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長，和城市沒有先天的血緣關系。
民間俗諺：“無徽不成鎮”；然而就在徽州這個地方，其民“世治則出而貿易，世亂則歸家。
家各有田，多者數十畝，少亦數畝”②。
商人一邊從農村遊離出去，一邊又把自己的“根”紮在農村的土地上，這種亦農亦商，農商相雜①金淮：《濮川所聞記》卷3。
②民國《濮院志》卷14。
③同上。
①民國《吳縣志》卷51。
②汪士铎：《乙丙日記》卷1。
的雙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轉折時期商人階層的矛盾處境，所以他們隻能審時度勢，徘徊于城鄉之間。
由此看來，直到清代中葉為止，商人支配生産的事例還僅僅發生在少數地區的個别行業中，就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了。
第二節 天下四大鎮 四大鎮的發展和繁榮 明末清初之際，廣東的佛山鎮，以冶鐵業發迹；江西的景德鎮，以陶瓷業揚名；湖北的漢口鎮，以“船碼頭”著稱；河南的朱仙鎮，以集商賈繁興。
這種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的專業城鎮，展示了中國封建城市發展的新途徑，在中國封建城市經濟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四大鎮的興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手工業生産的蓬勃發展。
佛山此時作為廣東冶鐵業中心的地位已經形成，四遠商人挾資來投建爐房者逐年增多。
乾隆年間，佛山計有“炒鐵之爐數十，鑄鐵之爐百餘”。
乾隆十五年（1750），估計炒鐵行業工人約有一二萬人，整個冶鐵行業工人不下二三萬人。
佛山還不斷為虎門、廣州、崖門等處炮台承造大炮。
當時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鴉片戰争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年間，估計佛山整個冶鐵業的生鐵消耗量約為五千萬斤，産值超過一百萬兩①。
石灣陶瓷業入清以來發展更快，共“有缸瓦窯四十餘處”②，所制産品發展為日用、美術、建築、手工業、喪葬五大類，産品在千種以上③。
佛山絲織業在清初發展為十八行，即八絲緞行、什色緞行、元青緞行、花局緞行、甯綢行、蟒服行、牛郎紗行、綢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對邊行、欄杆行、機紗行、鬥紗行、洋绫行等①。
四遠商賈此時來佛投建“機房”的不乏其人。
佛山金屬加工業，在乾隆以後有制箔行、打銅行、打銀行、金花行、一字銅行、銅器行等十餘個行業。
成藥業僅參藥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
民間手工藝也有陶塑、塑紮、剪紙、門畫、爆竹、雕刻等行業。
此外還有與之相适應發展起來的手工行業，如染紙業、食品制造業、造船業、泥水建築業、磚瓦灰爐業、印染曬茛業、成衣業、骨角皮毛筋器業、塗染料業、漆器業、迷信用品業等。
據鄉志記載，佛山衰落之時的光緒年間，手工業行業還有一百七十八行。
②雍正乾隆之際，景德鎮“商販畢集，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③。
嘉慶時，“鎮廣袤數十裡，業陶數千戶”④。
當時①參見《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鐵業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嘉慶二十二年藩憲嚴禁挖沙印磚碑示》。
③據乾隆六年《花盆行曆例工價列》記載的産品有336種，花盆行僅是石灣二十餘行之一，所以估計整個石灣陶瓷産品至少在千種以上。
①佛山市檔案館編：《佛山史料彙編》二，頁234。
②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實業》。
③乾隆《浮梁縣志》卷5《物産·陶政》。
景德鎮的生産窯約有燒柴窯、燒槎窯、包青窯、大器窯、小器窯等；窯戶有五種類型：計有燒窯戶、搭坯窯戶、燒囵窯戶、柴窯戶、槎窯戶；各窯内又根據工序分為二十三個工種；各戶間又根據所作之器分為十八作；此外附屬各專業戶如柴戶、槎戶、匣戶、白土戶、青料戶等又共有十六個戶種。
可見分工之細密。
正所謂“共計一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⑤。
當時全鎮官民窯每年總産值約在六百一十萬兩以上，其中民窯年産總值約在六百萬兩以上，可見民窯産值之巨。
漢口在清初方興，手工業基礎不如佛山、景德。
但嘉慶三年據包世臣言：漢口“有鐵行十三家，鐵匠五千餘名”①。
可見漢口制鐵業的規模也不小。
朱仙的制曲業、釀酒業、年畫業、染紙業素稱發達。
創始于明代，著聞于清代的“西雙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銷于河南各州縣及安徽等地。
清代朱仙全鎮有年畫店三百餘家，年産年畫三百餘萬張，行銷各省。
榨油業在清前期共有七十餘家。
此外，朱仙的“玉堂号”豆腐幹，也是遠近聞名的佐膳佳品。
二、商業的繁榮。
手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商業貿易的繁榮。
清代佛山鐵鍋“販于吳、越、荊、楚”，鐵線則“無處不需”。
“四方賈客各辇運而轉鬻之，鄉民仰食于二業者甚衆”②。
康熙二十四年開放海禁後，佛山鐵鍋也大量銷往外洋。
雍正年間，外國船隻購買佛山鐵鍋，每船少者二千至四千斤，多者達二萬斤③。
石灣陶器則“通行二廣”④，甚至遠銷東南亞和阿拉伯等地⑤。
絲織品也大量出口海外，為“東西二洋所貴”。
康熙年間，佛山已成為外省商賈必至的貿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超過廣州。
“四方商賈之至粵者，率以是為歸”。
從進口方面來說，佛山則是一個巨大的發銷中心。
乾隆年間，佛山已是“商車洋客，百貨交馳”。
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的珍奇洋貨充斥，有“瑪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齊、木難、方諸、陽燧、鶴頂、龜筒、犀角、象鼻”等等①。
同時，佛山還是廣東最大的米糧貿易中心。
佛山的米價也成為全省的标準價，即所謂“廣東各以佛山鎮報價為準”②。
由此觀之，從清初至鴉④藍浦：《景德鎮陶錄》卷首，劉序。
⑤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中，“陶埏”。
①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4；《齊民四術·籌楚對》。
②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6《鄉俗》。
③《雍正東華錄》卷19《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廣東布政使楊永斌奏折》。
④範端昂：《粵中見聞》卷17物部《瓦缸》。
⑤據美施麗姬《石灣陶器研究》記載：現有石灣陶器實物可考的有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槟城、泰國曼谷、阿拉伯半島等地。
①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2《金石上》，郎廷樞《修靈應祠記》。
②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1《藝文》下，《佛山賦》。
片戰争前，佛山鎮的商務（不包括外貿），是執全省之牛耳的。
乾、嘉、道年間，“佛山一鎮，紳衿商賈，林林總總”③。
外省商人雲集佛山，在此建立了山陝會館、蓮峰會館（福建紙商）、江西會館、楚北會館、楚南會館等。
佛山籍人會館原是比比相望。
據統計，道光以前佛山共有商業會館二十五所，手工業會館二十六所。
全鎮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④，鋪戶貿易和轉運貿易成為主要的貿易形式。
景德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廣闊的市場，清代進一步擴大。
在國内，“景德鎮陶器行于九域”⑤，在國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⑥。
甚至法國、俄國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鎮訂制瓷器⑦。
景德鎮也就成為商人雲集之所。
康熙年間，“豪商大賈鹹聚于斯，事陶之人動以萬計”⑧。
清代前期，景德鎮有都昌、撫州、饒州、徽州、蘇湖等會館二十餘個。
漢口“地當天下之中”，因此商業貿易也極其繁盛。
乾隆《漢陽府志》載：“漢鎮一鎮耳，而九洲之貨備至焉。
行戶數千家，典鋪數十座，船泊數千萬，九洲諸大名鎮皆有讓焉，非鎮之有能也，勢則使然耳。
”①清人劉獻廷也言：“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
”②漢口的商業，以淮鹽、糧食、布匹、木材為大宗，故稱“該鎮鹽、當、谷、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③。
清代的漢口，是中南地區淮鹽最大的集散地。
清代的漢口，也是米糧貿易的一大中心。
當時從漢口出發的糧道有兩條，一條從漢水運陝西。
例如，雍正十一年有糧船一千五百隻經陝西，每船載重三百至五百石，共約六十萬石④。
另一條順長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轉運江浙。
雍正年間，“湖廣”之米運江蘇年約一千萬石⑤。
漢口還是布匹的一大銷場，布是湖北省的特産。
“其名有扣布、線布、椿布、邊布、大布、小布、梭布、條布諸種。
其售貨有山莊、水莊、京莊、門莊之異。
其精者皆遠行滇、黔、秦、蜀、晉、③《佛鎮義倉總錄》卷2《勸七市米戶照實報谷價啟》。
④根據道光《佛山忠義鄉志》、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各碑刻、族譜等互參輯補，按建館年代錄取，如無确切年代則以是否佛山傳統工商業擇取。
⑤乾隆《浮梁縣志》卷首，舊序《沈嘉征序》。
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
⑦參閱《景德鎮陶瓷史稿》第254頁。
⑧乾隆《浮梁縣志》卷首，舊序《沈嘉征序》。
①乾隆《漢陽府志》卷12地輿，《漢鎮形勢說》。
②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頁15（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③《皇朝經世文編》卷40，頁10上《戶政·倉儲下》·晏斯盛《請設商社疏》。
④D.H.Perkins·AgriculruralDevelopmentinChina，1969年，第148頁，轉引自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内市場》，《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⑤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二冊，1972年版第573頁，轉引自吳承明文。
豫諸省。
府布佳者東南吳皖之民亦珍焉。
蓋全省利源之所在，此為最巨。
”⑥當時不少産區的布匹通過農村市集轉販漢口，再運銷全國各地。
乾隆年間，漢口布匹貿易甚旺，“四方來貿者，辄盈千累百，捆載以去”⑦。
此外，漢口還是一個木材的集散地。
清初姚鼐《漢口竹枝詞》稱道漢口盛況雲：“揚州錦繡越州醅，巨木如山寫蜀材。
”⑧可見木材貿易的興旺。
清中葉時，漢口鎮的年貿易額達到一億兩左右，堪稱當時中國各大工商城市之首。
清前期，漢口有”賈戶數千家，鹽商典庫鹹數十處”①。
會館公所，四處林立。
據民國《夏口縣志》卷五建置志記載：道光以前建立的會館公所有三十九座，建館年代不詳的有五十六座。
各省商人在漢口活動的街巷，至今仍保留着反映其地域的名稱，諸如：新安街、新安巷、徽州巷、安徽街、寶慶街、金庭巷、元甯巷、江蘇巷、廣東巷等②。
由此可見，漢口的商業在中南數省中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朱仙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商業有很大發展。
乾隆年間，朱仙鎮已成為“水陸舟車會集之所”③。
南門外賈魯河沿岸，碼頭林立，長達五裡。
朱仙鎮輸出貨物以西北山貨、本省牲口與土特産為大宗。
輸入貨物以木材、瓷器、茶、鹽、糖、紙、布匹、糧食、京廣雜貨為大宗。
入多于出，是其貿易的特點。
當時聚集在朱仙鎮的外籍商人有山西、陝西、甘肅、安徽、福建諸省人。
以山西幫商人勢力最大，山西票号獨攬全鎮金融權，設有山西會館。
陝甘幫多經營山貨皮毛，安徽幫多經營典當茶業，福建幫多經營米糖業，本省商人則多經營酒館飯店及一般工商業。
此外，朱仙鎮還有回族小商販和手工業，鎮中建有清真寺兩所。
④清代前期，朱仙鎮不僅是河南，而且亦是華北最大的水陸交通聯運碼頭。
三、街區鎮貌的發展變化。
随着生産和貿易的發展，天下四大鎮的街區和鎮貌也在迅速變化。
康、乾年間，佛山的手工業區域和商業區域已基本形成。
冶鐵業主要集中在鎮西南部地區，陶瓷業主要集中在石灣一帶，紡織業主要集中在東部和東南部的樂安裡、舒步街、經堂古寺、仙湧街一帶。
商業鬧市區則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區。
乾隆至道光年間，佛山鋪區從二十五增加到二十七個；街巷從二百三十三條擴展到五百九十六條；墟市從三墟六市發展為四墟十一市；碼頭津渡⑥宣統《湖北通志》卷21《輿地志·物産三》。
⑦乾隆《漢陽府志》卷28，《食貨·物産》。
⑧《漢口叢談》卷2。
①《漢口叢談》卷3。
②轉引自範植清：《鴉片戰争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③乾隆《大清一統志》卷149《開封府》。
④參閱李長傳：《朱仙鎮曆史地理》，《史學月刊》1964年12期。
從十一個發展為二十八個①；編戶人口則從二十萬發展為二十七萬，若加上旦民和外地流入佛山的謀生者，實際人口不會少于三十萬②。
至此，佛山發展成為“周遭三十四裡”的繁華大鎮。
景德鎮的街區在清初也有很大發展，時稱：“列肆受廛延袤十數裡，煙火近十萬家。
”③到嘉慶年間，景德鎮街市的範圍“自觀音閣江南雄鎮坊至小港咀，前後街計十三裡”④。
景德鎮從此成為天下注目的泱泱巨鎮。
這個規模，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漢口的街區随着入清以後商業貿易的繁興而不斷修建擴大。
乾隆四年，增建接駕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⑤。
到嘉慶年間，接駕嘴已是“上下數裡，商賈雲集，五方雜居，尤為漢口市盛之區”⑥。
漢口的堤外，是淤塞的襄河故道。
昔時“荒沙一片”，此時也“居民叢聚，漸成街市”。
“民居鱗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幾不知為湖堤矣”①。
到道光初年，漢口已發展為“東西三十裡有奇”的江畔雄鎮②。
朱仙最盛時，市區範圍，北至今離鎮四裡的小王店，南至八裡的腰鋪，東至三裡的宋寨，西至二裡的豆腐店，面積約五十方裡。
賈魯河貫穿鎮中，把全鎮一分為二。
河東為東鎮，河西為西鎮。
鎮内街道店鋪林立，呈專業性聚集。
東鎮的主要街道有：經營南北雜貨的雜貨街，經營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麥商鋪集中的曲米街，油業行店集中的油簍街，普通商鋪較多的仙人橋街，其中以雜貨街最為繁盛。
西鎮的主要街道有：普通商鋪相接成排的西大街和順河街，經營京廣蘇杭時貨的京貨街，經營估衣典當的估衣街，經營銅器作坊的銅貨街，其中又以西大街為最繁盛。
全鎮街道布局整齊，南北行的街道寬約四米，東西行的街道寬約三米。
房屋多平房式，牆堅基固，院整式宏。
朱仙鎮人口有多少？尚未有确切材料證明。
不過有人估計朱仙鎮全盛時有戶四萬，人口二十餘萬。
③五十方裡的鎮區範圍，二十餘萬的城鎮人口，俨然是北方一大巨鎮。
應該指出，朱仙鎮興盛的時間不長。
乾隆以後，因“河身逼仄”、“鎮河不治”，“商賈有所畏忌，而貨聚于周家口，不以鎮為賈區”④。
①參看乾隆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鄉城志》；《光緒十年佛山清湧碑記》。
②參閱羅一星《論明清時期佛山城市經濟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③乾隆《浮梁縣志》卷1《疆域上·風俗》。
④《景德鎮陶錄》卷1《圖》。
⑤宣統《湖北通志》卷33《建置志·鄉鎮一》。
⑥《漢口叢談》卷2。
①《漢口叢談》卷1。
②《漢口叢談》卷6。
③參閱《朱仙鎮曆史地理》，《史學月刊》1964年第12期。
④乾隆《祥符縣志》卷3《河渠志·附議》。
天下四大鎮的特點發達的手工業生産和繁盛的商業貿易是天下四大鎮城市經濟的主要基礎。
在其發展過程中，呈現出與“郡縣城市”迥然不同的若幹特點。
我國郡縣城市中的絕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駐軍和遊民等消費人口，工商業者是絕對的少數。
天下四大鎮卻與之大不相同。
佛山從明代開始，冶鐵、陶瓷這兩大行業的工人就是佛山市民的主要成員。
乾隆年間，“四方商賈萃于斯，四方之貧民亦萃于斯。
挾資以賈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則什九也”①。
景德從明代始亦已是制陶工人成為合鎮居民的主體。
清初時景德人戶近十萬家，其中“窯戶與鋪戶當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
”②漢口，“居斯地者，半多商賈”③。
居民也是經商者居多。
朱仙是商賈輻辏之區，行商坐賈，手藝工人和船戶，也占了其鎮民的絕大多數。
由上可見，一定數量的工商業戶的定居經營，是天下四大鎮産生發展的共同前提，工商業發展造成的社會分工和城鄉差異，則是它們産生的共同途徑。
我國封建城市都是縣治以上各級政權的所在地。
整個明代，佛山實際上并無常設的官府機構。
清承明制，從順治到雍正近百年時間，佛山也是不置一官。
直到雍正十一年以後，佛山才陸續設置了海防分府同知、巡檢司等分治機構。
但至辛亥革命前，佛山一直不是縣治所在。
佛山所設的文武機構，“皆僦民舍以居，無定所”①。
景德與佛山很相似。
明隆慶前，“該鎮巡捕事務原屬附近桃樹鎮巡檢”②。
桃墅離景德一百餘裡，實難管轄。
清代，景德鎮仍設禦窯廠，移饒州府同知駐紮景德鎮廠署，分防景德，并将桃墅巡檢司改移駐鎮，兼管窯務。
這個建置，不如一個縣治。
清代漢口鎮分屬于仁義、禮智兩巡檢司，乾隆三年，因漢口已成水陸通衢，調武昌水師一營改駐漢口鎮。
但有清一代，漢口鎮皆隸屬于漢陽縣③。
朱仙鎮隸屬祥符縣，一向無設巡檢。
乾隆十一年始移清軍同知署駐此④。
直到光緒年間朱仙鎮衰落，清廷也沒有在此設縣。
四大鎮政治統治比較薄弱的原因，是我國封建政權的各級權力機構，一般都隻具有政治功能，諸如斷案、平叛、赈災之類事情的處理能力。
至于扶植手工業、疏通商業貿易等經濟功能則極其微弱。
對于四大鎮這樣的純屬經①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6《鄉俗》。
②乾隆《浮梁縣志》卷6《疆域·風俗》。
③《漢口叢談》卷2。
①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2《官典》。
②同治《饒州府志》卷3《輿地》。
③《漢口叢談》卷1，乾隆《漢陽府志》卷19《兵防志》。
④乾隆《續河南通志》卷12《輿地志·公署》。
濟發展而勃興的工商巨鎮，還未有相适應的機構設置。
這種政治統治的相對薄弱，客觀上有利于四大鎮的經濟發展，緻使四大鎮避免了大量的官吏、駐軍、遊民等消費人口的增加，從而也相對減少了超經濟的剝削和掠奪。
這對四大鎮工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不啻是一個良好的條件。
手工業是封建城市的主要生産部門。
就城市手工業生産結構而言，有官營手工業作坊、民營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三種形式，它們成為封建城市經濟結構的基本内容。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時期裡，官府手工業是城市經濟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占着主導的地位。
清代天下四大鎮如何呢？佛山的城市手工業，完全是私營手工業。
以最重要的冶鐵業而言，其中有三種經營方式：家庭小作坊、家族大作坊和商人經營的大作坊。
佛山冶鐵業最普遍的經營方式是家庭小作坊，這是私營手工業的低級形态，實行産銷結合的經營形式，前門開店經銷出售，後面從事加工生産。
家族大作坊經營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主要是在明代存在發展。
清代以後，随着宗法勢力在佛山經濟中的減退而衰落。
商人經營的大作坊多由外地商人挾資遷來佛山後開辦。
清初時麥念居“性好貨殖而蕃财..長子宗泰，是以創立爐冶之藝”①。
康熙時，鶴山人馮紹裘的先世“遷佛山，占籍南海，治鐵冶，有鍋爐數座”②。
同時的順德人梁俊偉“來佛創立機房，名梁偉号，因家焉。
誠實著聞，商業遂振”③。
其機房百年不衰，曆康、雍、乾、嘉四朝，道光九年仍由其後人繼承開業④。
商人沒有手藝，作為作坊主，他必須完全依靠雇工生産，這是私營手工業結構中的最高形态，資本主義萌芽常常在這類作坊中産生。
景德的城市經濟結構不像佛山那麼單純。
其手工業生産結構由官營手工業作坊、私營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三部分組成。
官營手工業作坊就是禦器廠，私營手工業作坊是民窯，個體手工業者指的是大量的家庭制瓷手工業者，從窯座數量和工人人數看，明中葉禦廠最盛時也隻有五十八座窯，“大小工匠約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計”①。
随着明後期“官搭民燒”制度的施行，禦廠内部的窯座陸續減少。
清乾隆末年，實行“盡搭民燒”制度，此後，禦廠内部設置的窯座已不複存在。
而早在明萬曆時，民窯傭工已“每日不下數萬人”②。
比禦廠人數多幾十倍。
清乾隆時，景德有“民窯二、三百區”③。
從産值數量看。
清代前期估計民窯年産總值約在六百萬兩以上。
①麥祝時《麥氏族譜》②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14《人物·馮紹裘》。
③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14《人物·梁俊偉》。
④《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會館喜助工金碑記》有“梁偉号”等202家（人）機戶記載。
①雍正《江西通志》卷27《土産》。
②光緒《江西通志》卷49《輿地略·物産》；肖近高：《參内監疏》。
③乾隆《浮梁縣志》卷5《物産·陶政》。
而清代前期每年禦器燒造費用一般都在八千兩至萬兩之間，若将此數擴大十倍，折算為禦器年産總值，則為八萬兩至十萬兩。
即民營瓷業的年産總值高于禦器年産總值約七十幾倍④。
由此看來，明清景德鎮瓷業中乃是民窯生産居主導地位。
漢口和朱仙以商業貿易為主，手工業不占重要地位。
但其手工業皆是民營手工業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嘉慶年間，漢口鐵行分為十三家，共有鐵匠五千餘名⑤。
其他如制木、制襪、碾米等手工行業也均系私人開辦，各建有會館和公所⑥。
清代朱仙鎮的制曲業，也是由“西商攜其厚資”來鎮“開坊踩曲”⑦。
朱仙鎮其他手工行業，諸如年畫，釀酒，食品加工等，也為本地手工業者和商人經營。
由上可見，佛山和景德的民營手工業在城市經濟結構中确實占着主導地位，而漢口和朱仙的手工業也皆屬民營性質。
這說明，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清代，城市經濟中民營手工業地位已經上升。
而民營手工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在清代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一曆史變化，給天下四大鎮向近代類型的工商城市發展，鋪下了坦途。
天下四大鎮在全國城市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天下四大鎮以其發達的工商業，在全國城市經濟發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以國内貿易而言，佛山鎮、漢口鎮的工商業均超過省會的廣州和武昌，成為各省貨物交流的一大樞紐。
史稱：“佛山居省上遊，為廣南一大都會，其地運之興衰，東南半壁均所攸關”1。
可見清代佛山鎮的工商業的興廢進退，對東南數省的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漢口鎮亦然，湖北通省“蓋十府一州商賈所需于外部之物，與外部所需于湖北者，無不取給于此，繁盛極矣”②。
還有中南數省之鹽，東南數省之米，也莫不取給于此。
漢口的地位，動關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影響所系，範圍更大。
以後漢口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景德鎮的陶瓷生産在全國同行業中巋然居首，而陶瓷又是清代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景德在外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朱仙鎮是華北最大的水陸交通聯運碼頭，它的存在，對河南與河北、陝西、山西的經濟貿易，對河南與江淮的經濟貿易，以及西北與東南的經濟交往，都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它的過早衰落，對于黃河流域經濟後來拉大了與長江流域經濟的差距，也不無關系。
④參閱王钰欣：《清代前期景德鎮陶瓷業中官窯地位的考察》，《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⑤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4《齊民四術·籌楚邊對》。
⑥民國《夏口縣志》卷5《建置志·各會館公所》；《補遺》。
⑦《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第16頁。
1①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2《金石下》，乾隆五十三年葉汝蘭《重修佛山經堂碑記》。
②宣統《湖北通志》卷21《輿地志·風俗》，引《舊志》檢存稿。
天下四大鎮城市經濟的發展，不僅吸收了大量的農業勞動人口，而且促使許多原事農耕的鄉民成為半工半農者。
例如佛山的鐵釘業，景德的白土業，大量的産品就是由附近的農民利用閑時制成。
這樣，就逐步分解了農業的自然經濟結構，改變了農民的習慣職業。
在天下四大鎮周圍的輻射圈内，出現了許多以商品生産為主的鄉村經濟，它們以城市經濟為其依存條件。
這樣，就把許多千年不變的鄉村納入城市經濟的發展軌道。
天下四大鎮還是四所巨大的工商業學院。
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鎮繁盛的工商業吸引了許多有志于工商業的人士。
不少有眼光的富戶也紛紛“遣子弟學工藝、佐懋遷”于此①。
由此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坊主、工場主和商人。
鴉片戰争以後，在他們中間，又産生出新一代的資本
⑤黃卬：《錫金識小錄》卷1。
⑥民國《吳縣志》卷52，引乾隆《元和縣志》。
之内；而字号店商人卻通過掌握加工環節進入了生産領域，他們和踹匠染工之間雇傭關系的确立，就标志着這一部分商業資本已經實現了向産業資本的轉化。
江浙地區絲綢交易同樣經曆了一個逐漸擺脫牙行控制的曲折過程。
以秀水濮院為例，開初，收絲有鄉絲行，收綢有綢行。
綢行又分京行、建行、濟甯行、湖廣行、周村行名目，“各以其地所宜之貨售于客”①。
後來外地商人也陸續在産地設莊，自行采辦。
兩者的區别是：“蓋昔時京省客幫到鎮買貨，綢行系代客買賣，今之綢莊則坐慶收貨，而銷售于他省，性質不同也”②。
不過，綢行的衰落，隻改變了商品收購的傳統格局，但在個體生産和分散經營的情況下，如果商人僅僅依靠零敲碎打的方式，那就很難保證大宗商品的迅速運轉。
因此，在組織貨源的問題上，他們還必須另外尋求一條切實可行的門路。
于是，從紡織業自身的特點出發，由商人直接向生産者提供原料，換回成品，就成為一個最佳的選擇。
所以濮院之“業綢者雖不業絲，亦必購買新絲以貸于機戶，而收其綢，謂之折絲”③。
花布行以花易布，多是生産者織成以後，持以易花，雙方聯系比較松弛；但絲綢生産工藝比棉布精細，專業化的程度更高，因而上述這種交換形式在絲綢行業中推行得更徹底。
民國《吳縣志》據采訪冊的資料記載，當地專營紗緞業的賬房，其“開設年期有遠至二百餘年者”。
“各賬房除自行設機督織外，大都以經緯交與織工，各就織工居處雇匠織造，謂之機戶”①。
機戶直接向賬房領織，謂之代料，它和上文的折絲，名異實同。
這些機戶的大多數仍屬于分散的個體生産，但他們和賬房的聯系是固定的，他們既不購買原料，又不出售産品，而是通過某種交換形式直接向同一個賬房主人提供自己的勞動成果。
所以賬房和字号同樣體現了商業資本向産業資本的轉化，隻是兩者所采用的方法稍有差異罷了。
總之，清代的商業已經發展到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一方面，商業資本向生産領域的滲透（主要指商人利用收購商品，侵入生産過程，不包括商人直接向某些生産部門的投資），導緻商人支配生産，這是中國封建社會内部孕育資本主義萌芽的途徑之一。
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商業以市場為依托，市場以城市為中心，可是商人土生土長，和城市沒有先天的血緣關系。
民間俗諺：“無徽不成鎮”；然而就在徽州這個地方，其民“世治則出而貿易，世亂則歸家。
家各有田，多者數十畝，少亦數畝”②。
商人一邊從農村遊離出去，一邊又把自己的“根”紮在農村的土地上，這種亦農亦商，農商相雜①金淮：《濮川所聞記》卷3。
②民國《濮院志》卷14。
③同上。
①民國《吳縣志》卷51。
②汪士铎：《乙丙日記》卷1。
的雙重格局正好反映了轉折時期商人階層的矛盾處境，所以他們隻能審時度勢，徘徊于城鄉之間。
由此看來，直到清代中葉為止，商人支配生産的事例還僅僅發生在少數地區的個别行業中，就不是什麼偶然的現象了。
第二節 天下四大鎮 四大鎮的發展和繁榮 明末清初之際，廣東的佛山鎮，以冶鐵業發迹；江西的景德鎮，以陶瓷業揚名；湖北的漢口鎮，以“船碼頭”著稱；河南的朱仙鎮，以集商賈繁興。
這種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的專業城鎮，展示了中國封建城市發展的新途徑，在中國封建城市經濟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四大鎮的興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手工業生産的蓬勃發展。
佛山此時作為廣東冶鐵業中心的地位已經形成，四遠商人挾資來投建爐房者逐年增多。
乾隆年間，佛山計有“炒鐵之爐數十，鑄鐵之爐百餘”。
乾隆十五年（1750），估計炒鐵行業工人約有一二萬人，整個冶鐵行業工人不下二三萬人。
佛山還不斷為虎門、廣州、崖門等處炮台承造大炮。
當時制造的八千斤大炮，在鴉片戰争中曾發揮了重要作用。
康、雍、乾年間，估計佛山整個冶鐵業的生鐵消耗量約為五千萬斤，産值超過一百萬兩①。
石灣陶瓷業入清以來發展更快，共“有缸瓦窯四十餘處”②，所制産品發展為日用、美術、建築、手工業、喪葬五大類，産品在千種以上③。
佛山絲織業在清初發展為十八行，即八絲緞行、什色緞行、元青緞行、花局緞行、甯綢行、蟒服行、牛郎紗行、綢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對邊行、欄杆行、機紗行、鬥紗行、洋绫行等①。
四遠商賈此時來佛投建“機房”的不乏其人。
佛山金屬加工業，在乾隆以後有制箔行、打銅行、打銀行、金花行、一字銅行、銅器行等十餘個行業。
成藥業僅參藥行就有二十七家堂店。
民間手工藝也有陶塑、塑紮、剪紙、門畫、爆竹、雕刻等行業。
此外還有與之相适應發展起來的手工行業，如染紙業、食品制造業、造船業、泥水建築業、磚瓦灰爐業、印染曬茛業、成衣業、骨角皮毛筋器業、塗染料業、漆器業、迷信用品業等。
據鄉志記載，佛山衰落之時的光緒年間，手工業行業還有一百七十八行。
②雍正乾隆之際，景德鎮“商販畢集，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③。
嘉慶時，“鎮廣袤數十裡，業陶數千戶”④。
當時①參見《明至清前期佛山冶鐵業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嘉慶二十二年藩憲嚴禁挖沙印磚碑示》。
③據乾隆六年《花盆行曆例工價列》記載的産品有336種，花盆行僅是石灣二十餘行之一，所以估計整個石灣陶瓷産品至少在千種以上。
①佛山市檔案館編：《佛山史料彙編》二，頁234。
②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6《實業》。
③乾隆《浮梁縣志》卷5《物産·陶政》。
景德鎮的生産窯約有燒柴窯、燒槎窯、包青窯、大器窯、小器窯等；窯戶有五種類型：計有燒窯戶、搭坯窯戶、燒囵窯戶、柴窯戶、槎窯戶；各窯内又根據工序分為二十三個工種；各戶間又根據所作之器分為十八作；此外附屬各專業戶如柴戶、槎戶、匣戶、白土戶、青料戶等又共有十六個戶種。
可見分工之細密。
正所謂“共計一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⑤。
當時全鎮官民窯每年總産值約在六百一十萬兩以上，其中民窯年産總值約在六百萬兩以上，可見民窯産值之巨。
漢口在清初方興，手工業基礎不如佛山、景德。
但嘉慶三年據包世臣言：漢口“有鐵行十三家，鐵匠五千餘名”①。
可見漢口制鐵業的規模也不小。
朱仙的制曲業、釀酒業、年畫業、染紙業素稱發達。
創始于明代，著聞于清代的“西雙泰”竹竿青酒，色味俱佳，盛銷于河南各州縣及安徽等地。
清代朱仙全鎮有年畫店三百餘家，年産年畫三百餘萬張，行銷各省。
榨油業在清前期共有七十餘家。
此外，朱仙的“玉堂号”豆腐幹，也是遠近聞名的佐膳佳品。
二、商業的繁榮。
手工業的發展，帶來了商業貿易的繁榮。
清代佛山鐵鍋“販于吳、越、荊、楚”，鐵線則“無處不需”。
“四方賈客各辇運而轉鬻之，鄉民仰食于二業者甚衆”②。
康熙二十四年開放海禁後，佛山鐵鍋也大量銷往外洋。
雍正年間，外國船隻購買佛山鐵鍋，每船少者二千至四千斤，多者達二萬斤③。
石灣陶器則“通行二廣”④，甚至遠銷東南亞和阿拉伯等地⑤。
絲織品也大量出口海外，為“東西二洋所貴”。
康熙年間，佛山已成為外省商賈必至的貿易中心，市面之繁盛甚至超過廣州。
“四方商賈之至粵者，率以是為歸”。
從進口方面來說，佛山則是一個巨大的發銷中心。
乾隆年間，佛山已是“商車洋客，百貨交馳”。
道光初年，佛山市面上的珍奇洋貨充斥，有“瑪瑙、玻璃、珊瑚、翡翠、火齊、木難、方諸、陽燧、鶴頂、龜筒、犀角、象鼻”等等①。
同時，佛山還是廣東最大的米糧貿易中心。
佛山的米價也成為全省的标準價，即所謂“廣東各以佛山鎮報價為準”②。
由此觀之，從清初至鴉④藍浦：《景德鎮陶錄》卷首，劉序。
⑤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中，“陶埏”。
①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4；《齊民四術·籌楚對》。
②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6《鄉俗》。
③《雍正東華錄》卷19《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廣東布政使楊永斌奏折》。
④範端昂：《粵中見聞》卷17物部《瓦缸》。
⑤據美施麗姬《石灣陶器研究》記載：現有石灣陶器實物可考的有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槟城、泰國曼谷、阿拉伯半島等地。
①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2《金石上》，郎廷樞《修靈應祠記》。
②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1《藝文》下，《佛山賦》。
片戰争前，佛山鎮的商務（不包括外貿），是執全省之牛耳的。
乾、嘉、道年間，“佛山一鎮，紳衿商賈，林林總總”③。
外省商人雲集佛山，在此建立了山陝會館、蓮峰會館（福建紙商）、江西會館、楚北會館、楚南會館等。
佛山籍人會館原是比比相望。
據統計，道光以前佛山共有商業會館二十五所，手工業會館二十六所。
全鎮的工商店号在三千家以上④，鋪戶貿易和轉運貿易成為主要的貿易形式。
景德的瓷品在明代已有廣闊的市場，清代進一步擴大。
在國内，“景德鎮陶器行于九域”⑤，在國外，“江西瓷器、福建漆器果品，皆夷所好”⑥。
甚至法國、俄國的皇室也曾在景德鎮訂制瓷器⑦。
景德鎮也就成為商人雲集之所。
康熙年間，“豪商大賈鹹聚于斯，事陶之人動以萬計”⑧。
清代前期，景德鎮有都昌、撫州、饒州、徽州、蘇湖等會館二十餘個。
漢口“地當天下之中”，因此商業貿易也極其繁盛。
乾隆《漢陽府志》載：“漢鎮一鎮耳，而九洲之貨備至焉。
行戶數千家，典鋪數十座，船泊數千萬，九洲諸大名鎮皆有讓焉，非鎮之有能也，勢則使然耳。
”①清人劉獻廷也言：“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
”②漢口的商業，以淮鹽、糧食、布匹、木材為大宗，故稱“該鎮鹽、當、谷、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③。
清代的漢口，是中南地區淮鹽最大的集散地。
清代的漢口，也是米糧貿易的一大中心。
當時從漢口出發的糧道有兩條，一條從漢水運陝西。
例如，雍正十一年有糧船一千五百隻經陝西，每船載重三百至五百石，共約六十萬石④。
另一條順長江把四川、湖南的米轉運江浙。
雍正年間，“湖廣”之米運江蘇年約一千萬石⑤。
漢口還是布匹的一大銷場，布是湖北省的特産。
“其名有扣布、線布、椿布、邊布、大布、小布、梭布、條布諸種。
其售貨有山莊、水莊、京莊、門莊之異。
其精者皆遠行滇、黔、秦、蜀、晉、③《佛鎮義倉總錄》卷2《勸七市米戶照實報谷價啟》。
④根據道光《佛山忠義鄉志》、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各碑刻、族譜等互參輯補，按建館年代錄取，如無确切年代則以是否佛山傳統工商業擇取。
⑤乾隆《浮梁縣志》卷首，舊序《沈嘉征序》。
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6。
⑦參閱《景德鎮陶瓷史稿》第254頁。
⑧乾隆《浮梁縣志》卷首，舊序《沈嘉征序》。
①乾隆《漢陽府志》卷12地輿，《漢鎮形勢說》。
②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頁15（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③《皇朝經世文編》卷40，頁10上《戶政·倉儲下》·晏斯盛《請設商社疏》。
④D.H.Perkins·AgriculruralDevelopmentinChina，1969年，第148頁，轉引自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内市場》，《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⑤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二冊，1972年版第573頁，轉引自吳承明文。
豫諸省。
府布佳者東南吳皖之民亦珍焉。
蓋全省利源之所在，此為最巨。
”⑥當時不少産區的布匹通過農村市集轉販漢口，再運銷全國各地。
乾隆年間，漢口布匹貿易甚旺，“四方來貿者，辄盈千累百，捆載以去”⑦。
此外，漢口還是一個木材的集散地。
清初姚鼐《漢口竹枝詞》稱道漢口盛況雲：“揚州錦繡越州醅，巨木如山寫蜀材。
”⑧可見木材貿易的興旺。
清中葉時，漢口鎮的年貿易額達到一億兩左右，堪稱當時中國各大工商城市之首。
清前期，漢口有”賈戶數千家，鹽商典庫鹹數十處”①。
會館公所，四處林立。
據民國《夏口縣志》卷五建置志記載：道光以前建立的會館公所有三十九座，建館年代不詳的有五十六座。
各省商人在漢口活動的街巷，至今仍保留着反映其地域的名稱，諸如：新安街、新安巷、徽州巷、安徽街、寶慶街、金庭巷、元甯巷、江蘇巷、廣東巷等②。
由此可見，漢口的商業在中南數省中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
朱仙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間商業有很大發展。
乾隆年間，朱仙鎮已成為“水陸舟車會集之所”③。
南門外賈魯河沿岸，碼頭林立，長達五裡。
朱仙鎮輸出貨物以西北山貨、本省牲口與土特産為大宗。
輸入貨物以木材、瓷器、茶、鹽、糖、紙、布匹、糧食、京廣雜貨為大宗。
入多于出，是其貿易的特點。
當時聚集在朱仙鎮的外籍商人有山西、陝西、甘肅、安徽、福建諸省人。
以山西幫商人勢力最大，山西票号獨攬全鎮金融權，設有山西會館。
陝甘幫多經營山貨皮毛，安徽幫多經營典當茶業，福建幫多經營米糖業，本省商人則多經營酒館飯店及一般工商業。
此外，朱仙鎮還有回族小商販和手工業，鎮中建有清真寺兩所。
④清代前期，朱仙鎮不僅是河南，而且亦是華北最大的水陸交通聯運碼頭。
三、街區鎮貌的發展變化。
随着生産和貿易的發展，天下四大鎮的街區和鎮貌也在迅速變化。
康、乾年間，佛山的手工業區域和商業區域已基本形成。
冶鐵業主要集中在鎮西南部地區，陶瓷業主要集中在石灣一帶，紡織業主要集中在東部和東南部的樂安裡、舒步街、經堂古寺、仙湧街一帶。
商業鬧市區則集中在北部、中部地區。
乾隆至道光年間，佛山鋪區從二十五增加到二十七個；街巷從二百三十三條擴展到五百九十六條；墟市從三墟六市發展為四墟十一市；碼頭津渡⑥宣統《湖北通志》卷21《輿地志·物産三》。
⑦乾隆《漢陽府志》卷28，《食貨·物産》。
⑧《漢口叢談》卷2。
①《漢口叢談》卷3。
②轉引自範植清：《鴉片戰争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
③乾隆《大清一統志》卷149《開封府》。
④參閱李長傳：《朱仙鎮曆史地理》，《史學月刊》1964年12期。
從十一個發展為二十八個①；編戶人口則從二十萬發展為二十七萬，若加上旦民和外地流入佛山的謀生者，實際人口不會少于三十萬②。
至此，佛山發展成為“周遭三十四裡”的繁華大鎮。
景德鎮的街區在清初也有很大發展，時稱：“列肆受廛延袤十數裡，煙火近十萬家。
”③到嘉慶年間，景德鎮街市的範圍“自觀音閣江南雄鎮坊至小港咀，前後街計十三裡”④。
景德鎮從此成為天下注目的泱泱巨鎮。
這個規模，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漢口的街區随着入清以後商業貿易的繁興而不斷修建擴大。
乾隆四年，增建接駕嘴、三善巷、艾家嘴等街道⑤。
到嘉慶年間，接駕嘴已是“上下數裡，商賈雲集，五方雜居，尤為漢口市盛之區”⑥。
漢口的堤外，是淤塞的襄河故道。
昔時“荒沙一片”，此時也“居民叢聚，漸成街市”。
“民居鱗比，十倍于前，但名堤街，幾不知為湖堤矣”①。
到道光初年，漢口已發展為“東西三十裡有奇”的江畔雄鎮②。
朱仙最盛時，市區範圍，北至今離鎮四裡的小王店，南至八裡的腰鋪，東至三裡的宋寨，西至二裡的豆腐店，面積約五十方裡。
賈魯河貫穿鎮中，把全鎮一分為二。
河東為東鎮，河西為西鎮。
鎮内街道店鋪林立，呈專業性聚集。
東鎮的主要街道有：經營南北雜貨的雜貨街，經營爆竹作坊的炮房街，米麥商鋪集中的曲米街，油業行店集中的油簍街，普通商鋪較多的仙人橋街，其中以雜貨街最為繁盛。
西鎮的主要街道有：普通商鋪相接成排的西大街和順河街，經營京廣蘇杭時貨的京貨街，經營估衣典當的估衣街，經營銅器作坊的銅貨街，其中又以西大街為最繁盛。
全鎮街道布局整齊，南北行的街道寬約四米，東西行的街道寬約三米。
房屋多平房式，牆堅基固，院整式宏。
朱仙鎮人口有多少？尚未有确切材料證明。
不過有人估計朱仙鎮全盛時有戶四萬，人口二十餘萬。
③五十方裡的鎮區範圍，二十餘萬的城鎮人口，俨然是北方一大巨鎮。
應該指出，朱仙鎮興盛的時間不長。
乾隆以後，因“河身逼仄”、“鎮河不治”，“商賈有所畏忌，而貨聚于周家口，不以鎮為賈區”④。
①參看乾隆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鄉城志》；《光緒十年佛山清湧碑記》。
②參閱羅一星《論明清時期佛山城市經濟的發展》，《中國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③乾隆《浮梁縣志》卷1《疆域上·風俗》。
④《景德鎮陶錄》卷1《圖》。
⑤宣統《湖北通志》卷33《建置志·鄉鎮一》。
⑥《漢口叢談》卷2。
①《漢口叢談》卷1。
②《漢口叢談》卷6。
③參閱《朱仙鎮曆史地理》，《史學月刊》1964年第12期。
④乾隆《祥符縣志》卷3《河渠志·附議》。
天下四大鎮的特點發達的手工業生産和繁盛的商業貿易是天下四大鎮城市經濟的主要基礎。
在其發展過程中，呈現出與“郡縣城市”迥然不同的若幹特點。
我國郡縣城市中的絕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駐軍和遊民等消費人口，工商業者是絕對的少數。
天下四大鎮卻與之大不相同。
佛山從明代開始，冶鐵、陶瓷這兩大行業的工人就是佛山市民的主要成員。
乾隆年間，“四方商賈萃于斯，四方之貧民亦萃于斯。
挾資以賈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則什九也”①。
景德從明代始亦已是制陶工人成為合鎮居民的主體。
清初時景德人戶近十萬家，其中“窯戶與鋪戶當十之七，土著十之二三。
”②漢口，“居斯地者，半多商賈”③。
居民也是經商者居多。
朱仙是商賈輻辏之區，行商坐賈，手藝工人和船戶，也占了其鎮民的絕大多數。
由上可見，一定數量的工商業戶的定居經營，是天下四大鎮産生發展的共同前提，工商業發展造成的社會分工和城鄉差異，則是它們産生的共同途徑。
我國封建城市都是縣治以上各級政權的所在地。
整個明代，佛山實際上并無常設的官府機構。
清承明制，從順治到雍正近百年時間，佛山也是不置一官。
直到雍正十一年以後，佛山才陸續設置了海防分府同知、巡檢司等分治機構。
但至辛亥革命前，佛山一直不是縣治所在。
佛山所設的文武機構，“皆僦民舍以居，無定所”①。
景德與佛山很相似。
明隆慶前，“該鎮巡捕事務原屬附近桃樹鎮巡檢”②。
桃墅離景德一百餘裡，實難管轄。
清代，景德鎮仍設禦窯廠，移饒州府同知駐紮景德鎮廠署，分防景德，并将桃墅巡檢司改移駐鎮，兼管窯務。
這個建置，不如一個縣治。
清代漢口鎮分屬于仁義、禮智兩巡檢司，乾隆三年，因漢口已成水陸通衢，調武昌水師一營改駐漢口鎮。
但有清一代，漢口鎮皆隸屬于漢陽縣③。
朱仙鎮隸屬祥符縣，一向無設巡檢。
乾隆十一年始移清軍同知署駐此④。
直到光緒年間朱仙鎮衰落，清廷也沒有在此設縣。
四大鎮政治統治比較薄弱的原因，是我國封建政權的各級權力機構，一般都隻具有政治功能，諸如斷案、平叛、赈災之類事情的處理能力。
至于扶植手工業、疏通商業貿易等經濟功能則極其微弱。
對于四大鎮這樣的純屬經①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6《鄉俗》。
②乾隆《浮梁縣志》卷6《疆域·風俗》。
③《漢口叢談》卷2。
①乾隆《佛山忠義鄉志》卷2《官典》。
②同治《饒州府志》卷3《輿地》。
③《漢口叢談》卷1，乾隆《漢陽府志》卷19《兵防志》。
④乾隆《續河南通志》卷12《輿地志·公署》。
濟發展而勃興的工商巨鎮，還未有相适應的機構設置。
這種政治統治的相對薄弱，客觀上有利于四大鎮的經濟發展，緻使四大鎮避免了大量的官吏、駐軍、遊民等消費人口的增加，從而也相對減少了超經濟的剝削和掠奪。
這對四大鎮工商業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不啻是一個良好的條件。
手工業是封建城市的主要生産部門。
就城市手工業生産結構而言，有官營手工業作坊、民營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三種形式，它們成為封建城市經濟結構的基本内容。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時期裡，官府手工業是城市經濟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占着主導的地位。
清代天下四大鎮如何呢？佛山的城市手工業，完全是私營手工業。
以最重要的冶鐵業而言，其中有三種經營方式：家庭小作坊、家族大作坊和商人經營的大作坊。
佛山冶鐵業最普遍的經營方式是家庭小作坊，這是私營手工業的低級形态，實行産銷結合的經營形式，前門開店經銷出售，後面從事加工生産。
家族大作坊經營方式常常出自佛山的大姓望族，主要是在明代存在發展。
清代以後，随着宗法勢力在佛山經濟中的減退而衰落。
商人經營的大作坊多由外地商人挾資遷來佛山後開辦。
清初時麥念居“性好貨殖而蕃财..長子宗泰，是以創立爐冶之藝”①。
康熙時，鶴山人馮紹裘的先世“遷佛山，占籍南海，治鐵冶，有鍋爐數座”②。
同時的順德人梁俊偉“來佛創立機房，名梁偉号，因家焉。
誠實著聞，商業遂振”③。
其機房百年不衰，曆康、雍、乾、嘉四朝，道光九年仍由其後人繼承開業④。
商人沒有手藝，作為作坊主，他必須完全依靠雇工生産，這是私營手工業結構中的最高形态，資本主義萌芽常常在這類作坊中産生。
景德的城市經濟結構不像佛山那麼單純。
其手工業生産結構由官營手工業作坊、私營手工業作坊和個體手工業者三部分組成。
官營手工業作坊就是禦器廠，私營手工業作坊是民窯，個體手工業者指的是大量的家庭制瓷手工業者，從窯座數量和工人人數看，明中葉禦廠最盛時也隻有五十八座窯，“大小工匠約有五百，奔走力役之人不下千計”①。
随着明後期“官搭民燒”制度的施行，禦廠内部的窯座陸續減少。
清乾隆末年，實行“盡搭民燒”制度，此後，禦廠内部設置的窯座已不複存在。
而早在明萬曆時，民窯傭工已“每日不下數萬人”②。
比禦廠人數多幾十倍。
清乾隆時，景德有“民窯二、三百區”③。
從産值數量看。
清代前期估計民窯年産總值約在六百萬兩以上。
①麥祝時《麥氏族譜》②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14《人物·馮紹裘》。
③民國《佛山忠義鄉志》卷14《人物·梁俊偉》。
④《道光九年鼎建帽绫行會館喜助工金碑記》有“梁偉号”等202家（人）機戶記載。
①雍正《江西通志》卷27《土産》。
②光緒《江西通志》卷49《輿地略·物産》；肖近高：《參内監疏》。
③乾隆《浮梁縣志》卷5《物産·陶政》。
而清代前期每年禦器燒造費用一般都在八千兩至萬兩之間，若将此數擴大十倍，折算為禦器年産總值，則為八萬兩至十萬兩。
即民營瓷業的年産總值高于禦器年産總值約七十幾倍④。
由此看來，明清景德鎮瓷業中乃是民窯生産居主導地位。
漢口和朱仙以商業貿易為主，手工業不占重要地位。
但其手工業皆是民營手工業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嘉慶年間，漢口鐵行分為十三家，共有鐵匠五千餘名⑤。
其他如制木、制襪、碾米等手工行業也均系私人開辦，各建有會館和公所⑥。
清代朱仙鎮的制曲業，也是由“西商攜其厚資”來鎮“開坊踩曲”⑦。
朱仙鎮其他手工行業，諸如年畫，釀酒，食品加工等，也為本地手工業者和商人經營。
由上可見，佛山和景德的民營手工業在城市經濟結構中确實占着主導地位，而漢口和朱仙的手工業也皆屬民營性質。
這說明，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清代，城市經濟中民營手工業地位已經上升。
而民營手工業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在清代發生了重大變化。
這一曆史變化，給天下四大鎮向近代類型的工商城市發展，鋪下了坦途。
天下四大鎮在全國城市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意義天下四大鎮以其發達的工商業，在全國城市經濟發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以國内貿易而言，佛山鎮、漢口鎮的工商業均超過省會的廣州和武昌，成為各省貨物交流的一大樞紐。
史稱：“佛山居省上遊，為廣南一大都會，其地運之興衰，東南半壁均所攸關”1。
可見清代佛山鎮的工商業的興廢進退，對東南數省的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漢口鎮亦然，湖北通省“蓋十府一州商賈所需于外部之物，與外部所需于湖北者，無不取給于此，繁盛極矣”②。
還有中南數省之鹽，東南數省之米，也莫不取給于此。
漢口的地位，動關長江流域經濟的發展，影響所系，範圍更大。
以後漢口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
景德鎮的陶瓷生産在全國同行業中巋然居首，而陶瓷又是清代對外貿易的主要商品，景德在外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朱仙鎮是華北最大的水陸交通聯運碼頭，它的存在，對河南與河北、陝西、山西的經濟貿易，對河南與江淮的經濟貿易，以及西北與東南的經濟交往，都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它的過早衰落，對于黃河流域經濟後來拉大了與長江流域經濟的差距，也不無關系。
④參閱王钰欣：《清代前期景德鎮陶瓷業中官窯地位的考察》，《中國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⑤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4《齊民四術·籌楚邊對》。
⑥民國《夏口縣志》卷5《建置志·各會館公所》；《補遺》。
⑦《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第16頁。
1①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2《金石下》，乾隆五十三年葉汝蘭《重修佛山經堂碑記》。
②宣統《湖北通志》卷21《輿地志·風俗》，引《舊志》檢存稿。
天下四大鎮城市經濟的發展，不僅吸收了大量的農業勞動人口，而且促使許多原事農耕的鄉民成為半工半農者。
例如佛山的鐵釘業，景德的白土業，大量的産品就是由附近的農民利用閑時制成。
這樣，就逐步分解了農業的自然經濟結構，改變了農民的習慣職業。
在天下四大鎮周圍的輻射圈内，出現了許多以商品生産為主的鄉村經濟，它們以城市經濟為其依存條件。
這樣，就把許多千年不變的鄉村納入城市經濟的發展軌道。
天下四大鎮還是四所巨大的工商業學院。
清代前期，天下四大鎮繁盛的工商業吸引了許多有志于工商業的人士。
不少有眼光的富戶也紛紛“遣子弟學工藝、佐懋遷”于此①。
由此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作坊主、工場主和商人。
鴉片戰争以後，在他們中間，又産生出新一代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