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人、商業、商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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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商人和商業
商人階層的基本概況
明末清初，由于戰亂頻仍，各地商業活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康熙中葉，清朝的政治統治全面穩固，社會生産也從恢複期轉入迅速發展的階段，清代商業資本的活動領域也逐步開拓，經曆了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進入乾隆盛世，才出現全國性的商業繁榮。
嘉慶、道光之際，雖然外國資本主義的“洋貨”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但在鴉片戰争以前，國内市場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當時的情況，正如龔自珍所概括的：“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①，城鄉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商品市場的關系是愈來愈密切了。
商業的持續繁榮是商人階層日趨穩定的表現。
最活躍的是徽商。
徽州人外出貿易的傳統根深蒂固：“其俗，男子受室後，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赢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
”①故“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②。
其經營的種類很多。
其次是晉商。
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途中的上谕指出：“夙聞東南巨商大賈，号稱輻辏，今朕行曆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
”③然而晉商的活動地區也并不限于吳越。
再次是陝商。
“陝地繁華，以三原、泾陽為第一，其人多服賈吳中”④。
陝商在江浙地區經營棉布業，曆史悠久，規模并不亞于晉商。
此外，陝西鄰近四川，當時蜀中移民，首推湖廣，陝西次之，因而陝商在四川頗有勢力。
清代前期，四川井鹽發展較快，但“川省各廠井竈，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⑤。
自流井的錢莊業肇始于雍乾之際，大半為陝商操縱，著名的西秦會館（今自貢鹽業曆史博物館），亦為陝商集資修建，捐銀商号多達152家。
他們既投資鹽井鑽鑿，又從事井鹽販運，兩者皆獲利甚豐。
江蘇的洞庭商人别具一格。
乾隆初年，有記載稱，西洞庭三十餘灣，居民萬餘戶，東洞庭二十餘灣，約三萬餘戶，“鄉裡之間，衢巷曲折”⑥。
翁①《龔自珍全集》第1輯《平均篇》。
①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編》卷6《宗征君墓幢銘》。
③《清聖祖實錄》卷139。
④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宗周遊記》。
⑤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7。
⑥陳大受：《備陳太湖情形疏》，見《皇清奏議》卷43。
氏、席氏，均為洞庭望族，不僅廣占田園，而且累世貨殖。
清人文獻，或稱“山中大姓，類以商旅纖啬起家”⑦；或稱其地“人多饒于财，四民之業，商居強半”⑧。
浙江的甯波商人很有特色。
一方面，甯波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方便，民物殷阜，本身就是一個繁華的商業區。
“鄞之商賈，聚于甬江。
嘉、道以來，雲集輻辏，閩人最多，粵人、吳人次之。
舊稱魚鹽糧食馬頭。
”①另一方面，“巨艘帆樯高插天，危樓簇簇見朝煙，江幹昔日荒涼地，半畝如今值十千”②，說明經濟發達，吸引了大量客商，同時也刺激了土地價格的上升。
這些因素又促使甯波商人把目光轉向外地，利用積聚的貨币财富去開辟新的市場。
福建、廣東、江蘇、山東各省，都有甯波商人的足迹。
乾嘉時期，北京著名錢莊恒興、恒利、恒和、恒源，統稱“四恒”号，“均系甬商經紀..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廣”③。
京中洋貨莊、糧食鋪、典當鋪以及九城富戶、政界顯貴，都和四恒保持金融來往，因其“資本雄厚，市面繁榮蕭索與有關系”④。
商人多是從農村中分化出來的。
例如徽商，“徽州富甲江南，然人衆地狹，故服賈四方者半土著”⑤。
江蘇吳江，“人浮于田，計一家所耕，不能五畝，以是仰貿易工作為生”⑥。
至于地主棄農經商，往往兼有商人和地主雙重身分。
洞庭嚴舜工，“嚴氏之先，則士商相雜，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⑦。
劉秉恬，洪同人，以舉人官四川總督，其家系布商，資财巨萬，人呼之為“梭布劉”。
邵厚庵，大興人，乾隆初，以揀選出任黃陂知縣，後官蘇州知府，其家于北京開設銀号，都中呼為“邵行”。
畢沅，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狀元，官湖廣總督，他的先世也以經營棉花起家①。
張集馨，儀征人，道光九年進士，曾署理陝西巡撫，其父于嘉慶十九年開設公正米行，二十四年又開設棉花店，并兼營綢緞②。
在學者中，錢塘姚敬恒，曾“隐于市廛，稍營什一之息以養家”③。
有些人既擅長營運，又精通文墨。
杭州汪氏，世⑦汪琬：《堯峰文鈔》卷15《席舍人墓志銘》。
⑧《歸莊集》卷6《傳硯齋記》。
①光緒《鄞縣志》卷2。
②胡德邁：《甬東竹枝詞》，見光緒《鄞縣志》卷74。
③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1。
④崇彜：《道鹹以來朝野雜記》，104頁。
⑤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7《江氏四世節婦傳》。
⑥張海珊：《積谷會議》，見《皇朝經世文編》卷39。
⑦《歸莊集》卷6《傳硯齋記》。
①見批本《随園詩話》批語。
②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6&mdash9頁。
③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姚敬恒先生事略》。
代經營鹽業和典當業，号稱汪百萬，同時藏書甚富，聞名浙西，四庫進呈本中，有不少即為汪氏振绮堂所獻④。
程晉芳、江鶴亭、馬曰璐等等，也一面經商，一面附庸風雅，廣泛結交文壇名流。
工于算計的商人，“一縷一絲，一粒一粟，弗敢輕費。
其有以緩急告，雖義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
其居貨也，雠過其值，猶不以為慊也。
其道務求赢餘，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縮，皆有術數，而忠信之說用之于貨殖，則以為立窮”⑤。
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實寫照。
可惜這樣的材料比較稀少，也許它正好表明，日益壯大但仍舊處在過渡階段（即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清代商人階層還沒有找到一種“純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現出來。
國内市場的發展國内市場包括農村市場和城市市場兩大類型。
農村市場是以集鎮為活動場所的基層市場。
至于城市市場，康熙時，劉獻廷指出：“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
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唯漢口耳。
”①大城市是區域市場的中心。
中小城市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接近大城市，有的和集鎮相去不遠，但它們作為地方市場的中心，介于農村基層市場和城市區域市場之間，是雙方不可缺少的紐帶。
因此，從城鄉差别方面看，清代的國内市場包括兩大類型，而從市場的結構方面看，又可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以農村集鎮為活動中心的基層市場。
集鎮有固定市期，為了給購銷雙方提供更多的接觸機會，鄰近集鎮的市期又彼此錯開。
在這裡，分散的農村集鎮由于市場功能的一緻而互相聯絡，就好像一個分布均勻的流通網絡。
集鎮作為農村市場的實體，它的交易内容必然要受到所在地區農業商品化程度的制約，因而農民根據各自的經營狀況投入市場的商品也必然表現為幾種不同的類别。
首先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産品。
它主要指農民全部生産品中自給有餘的部分。
即“日用常物”，“粟米酒脯菜炭而已”②。
其次是農村多種經營直接向市場提供的農、副業産品。
清代的商品性農業廣泛采用多種經營，它主要指農民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作物和家庭副業。
這種方式改變了農業生産的單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帶有商品生産的性質。
川、陝、楚毗連各縣的山區農村，“有田地數十畝之家，必栽煙草數畝，田④據《汪穰卿先生傳記》卷1。
⑤《戴名世集》卷9《鄭允惠墓志銘》。
①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
②乾隆《富平縣志》卷2。
則栽姜或藥材數畝。
煙草畝摘三四百斤，賣青蚨十千以外，姜、藥材畝收八九百斤，賣青蚨二三十千，以為納錢糧，市鹽布，慶吊人情之用”。
另一方面，城市産品也源源不斷地輸入農村。
四川境内的大竹河，“商賈聚集，為太平（今萬源縣）通水程之所。
自東而西，可行船，山内所産藥材、茶葉，由此順流而下，至陝西紫陽任河口，計程三百六十裡，合漢江，直達襄樊。
襄樊花布等貨，溯流至此起旱，運發各地”①。
城鄉互為市場，形成了固定的商品轉運路線，分布在線路上的集鎮就擔負着裝卸和集散商品的任務。
最後還有農村經營專業化産品。
一個地區，有較多的農戶，專門（或主要）經營某一項農副業産品的生産，并把産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市場，是商品性農業向高層次發展的結果。
這種經營方式和集鎮的關系非常密切，形成了一批以集散本地大宗商品（如茶葉、煙草、水果、藥材、魚苗、豬、牛、絲、麻、花、布、糧食等等）為主要任務的專業性集鎮。
江西分宜盛産苧麻，“苧商雲集各墟市，桑林一墟尤甚”②。
宜黃棠陰，“人煙稠密，買賣亦繁，該處向出夏布，閩省貿易之人每于春夏之交，紛紛往來”③。
上述集鎮自身特點是和當地農村生産結構的特點相一緻的。
但還有另外一種專業性集鎮，它們主要是在商品轉運過程中形成的。
例如河北地區棉花與棉布業發展迅速，大宗産品遠銷山西境内，而山西“高縣鎮，鎮為曲沃縣所轄，直隸省灤城、荻鹿所出棉花布匹，販運者皆集于此，商旅甚多”④。
這一類集鎮和所在地區的生産結構不發生直接關聯，但是大宗産品的外銷必須依靠流通路線的延長，所以從整體上看，兩種專業性集鎮又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
在清代前期，江、浙兩省商品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居于全國的領先地位，農村多種經營和專業化水平很高。
粗略言之，蘇州、松江兩府是棉花、棉布的集中産地，太倉、嘉定、上海三縣，“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凡植木棉者，俱稱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①。
杭、嘉、湖三府是蠶繭絲綢的集中産地，而“吳興桑田之多，與稻相半”②。
上述地區，由于生産結構的大幅度調整，不僅加快了農業商品化的進程，而且出現了一批專業性很強的手工業生産基地，集鎮的市場功能和專業分工的特點顯示得非常突出。
華亭、嘉定兩縣，四鄉農民恃花布為生計，著名的棉布業市鎮有朱泾、楓泾、南翔、羅店、安亭、婁塘等處。
上海所産，據當地人記載：“有小布、稀布。
小布以十九尺為率，稀布亦不過廿三尺。
布之精者為尖，有龍華尖、①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8。
②道光《分宜縣志·物産》。
③錢寶琛：《存素堂集續編》卷4《複奏查明江西地方尚無煙販折》。
④祁韻士：《萬裡行程記》。
①張大純：《姑熟采風類記》。
②阮元：《揅經室四集》卷3《秋桑詩序》。
七寶尖名目。
龍華、七寶皆吾邑鎮名。
”③南浔是湖絲重要集散地，所以“南浔一村當一縣，财貨雲屯商賈便”④。
在秀水，“綢之類佳者曰濮院”，“布之類佳者曰陡門”⑤。
而濮院于乾隆時号稱日産萬綢，“練絲熟淨，組織亦工，是以濮院一鎮之内，坐賈持衡，行商麇至，終歲貿易，不下數十萬金”⑥。
它的商業水平顯然已經超過了某些州縣城市。
綜上所述，農村市場是在農業商品化的進程中出現的，商品的不同類别，反映了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個體小農的剩餘産品隻能滿足初級市場的需要，多種經營則為多數商業集鎮創造了繁榮的條件，江浙地區的情況更充分表明，生産專業化的程度愈高，集鎮的市場規模就愈大。
第二，以中小城市為活動中心的地方市場。
中小城市介于農村集鎮和大城市之間，但一般講來，它和集鎮的關系更緊密。
山西介休，嘉慶時，共有集鎮七處：西關，每月四、八日為集期，每年二月初六至十五日，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為會期；張蘭鎮，每月單日為集期，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為會期；另外五個集鎮有會期而無市期，但會期均彼此錯開。
其中，張蘭鎮“城堞完整，商賈叢集”，是“山右第一富庶之區”①。
縣境之内，“北鄉蘆葦，西南煤炭，辛武鹽場，義棠鐵器，洪山磁器，一邑之利溥焉”②。
從這裡可以看出，地方市場的流通網絡是由中小城市和農村集鎮兩個部分結合而成的。
此外，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距離遠近不等，當地生産水平有高有低，所以商業狀況很不一律。
無錫、蕪湖、濟甯各地，手工業發達，交通便利，商品集散功能顯著，在國内市場占有重要位置。
另一些中小城市，因其分布在商品轉運路線上，成為長途販運不可缺少的橋梁和紐帶。
例如湖北雲夢：“城中寬閑屋宇，多賃山西布商作寓。
聞之故老雲，凡西客來楚販布，必經雲城捆載出疆，曆運布不變色，若不由雲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黃河，布多倏黑。
故西商于雲店号十數處，本地貿易布店亦借以有無相通。
”③還有一些中小城市，主要依靠輸出本地産品進入區域市場。
這種情形，在東南沿海一帶相當普遍。
在北方，河北涿州盛産桃、梨，獻縣廣植棗樹，産品皆運銷北京①。
在西南，四川綦江的枳殼和桐油，首先集中于重慶，然後沿江而下，銷售于③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④方文：《嵞山續集》卷2《南浔歎》。
⑤項映薇：《古禾雜識》卷2。
⑥雍正《浙江通志》卷102。
①祁韻士：《萬裡行程記》。
②嘉慶《介休縣志》卷4。
③道光《雲夢縣志略》卷1。
①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初編》卷5《桃屯》；紀昀：《槐西雜記》卷3。
漢口②。
乾隆初，山東蠶種傳入遵義，發展甚快，“遵綢之名竟與吳绫蜀錦争價于中州”③。
另如河南鞏縣，地處黃河與洛水之間，可種棉花，“鞏民資生之策，強半以棉花為主，多則貿易他鄉，少則自行紡織。
”土産柿餅，亦“販鬻通江淮”④。
湖南甯遠，“縣在山鄉，土宜粟米苎麻之外，惟産茶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資外來，境雖褊小，商賈頗多”⑤。
它們和區域市場的中心城市距離較遠，但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仍然在有限的範圍内同其他地區保持着一定的交往。
第三，以大城市為活動中心的區域市場。
在北方，北京是清朝的首都，達官貴戚叢集，人文荟萃，商旅絡繹，市肆繁麗，從衣食諸物到古玩書畫，“凡人生日用所需，精粗畢備”⑥。
巨大的和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使北京商業形成獨特風貌，并長期保持着茂盛的局面。
天津乃畿南重鎮，“水陸交會，又東鄰大海，饒魚鹽之利，四方商賈往往占籍而居”⑦。
“百貨懋遷通薊北，萬家粒食仰關東”⑧，京津兩大城市，不僅與河北各州縣，而且還通過海上和陸路，與山東以及東北各省建立了廣泛的市場聯系。
廣州和佛山位于富饒的珠江三角洲，是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
佛山在明景泰時，有“戶萬餘家”，康熙二十三年，便“楹逾十萬”①。
冶鐵工業，技藝精湛，規模巨大，質量優良，鐵鍋、鐵線等鐵器産品，暢銷中外，記載稱其“冠履川楚”，“貨貝華夷”②，“四方之賈，走赴如鹜”③。
廣州還是著名對外貿易商埠，國内的茶葉、絲綢、土布，國外的香料、毛織品，皆由此進出。
這個地區商品生産的内容十分豐富，不僅“廣貨”馳名遐迩，而且“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于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裡。
”與此同時，外省豪商大賈也來到廣州，“各以其土所宜相貿，得利不資”。
④②道光《綦江縣志》卷10。
③鄭珍：《樗繭譜》。
④乾隆《鞏縣志》卷7。
⑤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
⑥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
⑦陳宏謀：《天津府志序》，見乾隆《天津縣志》卷21。
⑧崔旭：《津門》，見同治《續天津縣志》卷19。
①《祖廟靈應祠碑記》，又《修靈應祠記》，均見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2。
②冼沂：《佛山賦》。
③陳宗炎：《佛山鎮論》。
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15。
江浙地區，商業大城市更加密集。
江甯“機業之興，百貨萃焉”⑤，綢緞花色齊全，遠銷北京、遼沈、閩粵以及川黔各省。
蘇州“郡城之戶，十萬煙火”。
“山海所産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裡之商賈，骈肩輻辏”⑥。
城中“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⑦。
杭州南連閩粵，北接江淮，絲綢貿易的盛況，與江甯、蘇州不相上下。
揚州既是漕運咽喉，又是淮鹽供應中心，這兩個因素極大地刺激了商業的繁榮。
上海的興起更值得注意。
陳文述《嘉慶上海縣志序》稱：“閩廣遼沈之貨，鱗萃羽集，遠及西洋暹羅之舟，歲亦間至。
”“誠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也。
” 在長江中、下遊，漢口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場。
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炯路過此地，稱其“萬艘雲集，帆樯蔽江，市廛鱗次栉比約三十餘裡。
風景繁庶，民不事田産，惟趨貿易，百貨會集，商賈輻辏”①。
乾隆時期，鹽、當、米、木、花布、藥材發展成為六個最大的行業，各行皆有商總，各省客民皆有客長，“經理各行各省之事”②。
這裡集散的米、鹽、木材，都是長途販運的大宗商品。
例如糧食，貨源多半來自四川、湖南，川米經重慶、宜昌、荊州，湘米經長沙、嶽州，彙總以後，再向江蘇、浙江運送，所以漢口地區“糧食之行，不舍晝夜”③，“米往下載，無日無之”④。
而且，除川、湘兩省外，雲南、貴州、廣西、陝西、河南、江西等處貨物，也“皆于此焉轉輸”⑤。
總的說來，區域市場是國内市場的主體，它有如下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大宗商品的貿易跨越了省區界限；第二，形成了多層次和多渠道的供求聯系。
後者主要指城鄉市場的結合。
因為，在中國，如果沒有農村市場，傳統的郡縣城市很難單獨發展持久而穩定的商品經濟，所以農村市場的出現顯示了非常特殊的意義。
簡單地講，農村市場是城市市場最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國内市場則是在城鄉互為市場的過程中确立和完善起來的。
市場交換市場的交換功能必須通過商人的活動才能實現，所以商人的經營方式也⑤甘熙：《白下瑣言》卷2。
⑥沈寓：《治蘇》，見《皇朝經世文編》卷33。
⑦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
①徐炯：《使滇日記》。
②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見《皇朝經世文編》卷40。
③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見《皇朝經世文編》卷40。
④裕謙：《裕忠節公遺書》卷4《會議籌借本銀循環籴粜詳》。
⑤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規模的大小和商業水平的高低。
農村集鎮因受集期的限制，鋪戶商人的數量不會很多，在這裡，最活躍的是流動商人。
一片地區内若幹集鎮的集期相互錯開，給流動商人提供了廣闊的回旋餘地。
道光年間，四川有一首竹枝詞：“流流場趕一肩挑，上灏下府過毛橋”，自注：“日日趕場曰流流場，言如川流不息也。
”①趕場，北方叫作趕集，嶺南謂之趁墟，因地異名，但地不分南北，流動商人都可以根據錯開的集期預先安排日程，在集鎮組成的市場網絡中川流不息地周轉循環。
流動商人沒有固定的門面。
四川另一首竹枝詞曾描述過他們的經營方式：“趕場百貨壓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
”②具體言之：“凡城市臨街..支棚擺攤賣雜貨生理者，晚則收歸，早則鋪設。
”③方式靈活簡單，易于循環奔走，日用雜貨的品種還可以随着季節的變換而調整，非常切合農村的實際需要。
廟會（或香會）是集鎮貿易的傳統方式，相沿成俗，而各地習慣又并不完全相同。
山西介休的西關和張蘭鎮，每年各有兩次廟會，每次會期長達十天之久，它的特點是圍繞一個既定的交易場所，吸引外地流動商人參加，因此會期持續的時間較長。
另如四川“遂甯縣二月香會，商賈輻辏，百貨具集。
将散，沿途挨趕。
三月初五日入（中江）縣境，趕廣福場福壽會，初八日趕大磉墩，初九日趕石筍場，初十日趕興隆場，十二日趕半邊山，十三日趕縣城内，十四日趕回水鋪，十五日出縣境，趕三台縣之觀音場。
會日，遠近購器用者肩摩踵接”①。
特點是會期緊湊，并按一定的路線巡回，交易活動接連跨越了好幾個縣區。
一般地講，農村市場的流動商人，雖然以集鎮為依托，但四處奔波，不可能長期滞留在某一個集鎮上。
城市市場的流動商人，行止較有規則，生活相對安定，一旦打開局面，站穩腳跟，其中某些人就可能改變經營方式，轉化成為定居的鋪戶。
正因為如此，所以清代許多商業城市中客籍商人的數量都大大超過了土著商人。
鋪戶屬于坐商，有自己的門面，如果獨資經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獨立的核算單位，自行料理，自負盈虧，如果規模稍大，而又感到資金短缺，便常常采用集資經營的方式。
道光十六年（1836），劉星雲以一萬三千元資本與劉仿玉等人合股于贛州，坐肆招牌曰祥泰，水販分号曰光裕，仿玉資本約占十分之一。
此後劉星雲又與謝啟镛等合股于吉安，字号曰群泰，并借給仿①萬清涪：《南廣竹枝》，見民國《南溪縣志》附《南溪文征》卷2。
②翁霈霖：《南廣雜詠》，見民國《南溪縣志》附《南溪文征》卷4。
③黃六鴻：《福惠全書》卷8。
①道光《中江縣新志》卷1。
玉四百千文入股。
兩處店務皆由仿玉負責。
②另據記載，山西介休富民吳龍圖等十六人各出股銀數萬兩，交侯生芸領本貿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每三年算帳一次，将利解交，曆有年所”，道光十八年（1838），因“生意蕭條，不能多所赢餘，各東疑侯生芸從中侵蝕，侯以各東得利多年，小有虧折，遂起閑言，彼此互争結訟”①。
上例說明：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東共同投資，而很多股東聯合成為實力雄厚的集團資本，也可以同時經營多家字号。
在合股形式下，投資者（股東）并不直接插手具體業務，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專人負責。
清初，歸莊指出：“凡商賈之家貧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經營，謂之夥計。
”②按此原則，劉仿玉、侯生芸的身份就應當劃入夥計的範圍了。
但夥計還有高低之分。
下層夥計如同鋪戶主人的幫工，無權幹預店務，小本生意，也無須專人代勞。
掌握了經營權的上層夥計，一種即歸莊所說“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經營”一類人物，他們服務的對象是單個的富商大賈；另一種是與商業資本的股份制結合在一起的，例如侯生芸，他實際上已經成為受雇于某一集團資本并控制着多家字号的“總經理”。
有些夥計，例如劉仿玉，在股東的贊助下還可以進行少量投資。
夥計基本上是職業商人。
股東的職業狀況比較複雜，不過他們投入的資金屬于商業資本的性質，則是肯定無疑的。
清代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一方面，商人把貨物從産地運往銷區，但銷售市場還有不少中間環節，運商的貨物大都要經過坐商和其他零售商人的轉手之後，才能最終進入消費。
另一方面，販運貿易是從商品的收購開始的，在收購市場上，販運商人和生産者之間的聯系比他們在銷售市場上和消費者之間的聯系要密切得多，這就為商人直接幹預生産準備了條件。
惟其如此，所以商業資本對生産領域的滲透也是從商品的收購開始的。
農村市場分散，農民習慣于零星交易，使商人很難在短期内完成大宗商品的收購任務，延長時間，又勢必增加流通費用，提高商業成本。
為了解決這些矛盾，販運商人經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向農民實行預買。
出賣青苗，雖則早已有之，但清代更加普遍。
山西糧商甚至深入陝、甘兩省邊遠地區，預放資本，于是農民“借本布種”，新谷方熟，便“悉聽晉商搬運”①。
有的商品不宜長期貯存，或加工的季節性很強，如水果、甘蔗之類，采用預買的方法，不僅保證了貨源，而且降低了損耗。
經濟作物也是商人預買的重點對象。
湖南湘潭，“土人種煙，預給值山主，謂之佃山；客商販賣，預給值佃山之②沈衍慶：《槐卿遺稿》卷2《泰和判牍》。
①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第43頁。
②《歸莊集》卷7《洞庭三烈婦傳》。
①史贻直：《籌禁燒鍋疏》，見《皇清奏議》卷31；李殿圖：《裕倉儲以纾民力》，見《牧令書》卷12。
戶，謂之定山”②。
江西“贛州各邑皆業苧。
閩賈于二月時放苧錢，夏秋收苧，歸而造布”③。
農民缺乏生産墊支能力，于是商人乘虛而入，其間難免要夾雜一些高利貨色彩，但商人追逐的顯然不是利息，而是生産者的産品，從這個角度看，預買實際上已成為一種事前約定事後履行的商業行為。
一經約定，農民便承擔了按期交貨的義務。
為了履行義務而生産，農民的産品就不再是被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從它開始生産的時候就具備了商品生産的性質。
這是商業資本向小農經濟直接滲透的表現之一。
在清代，很多商品的交易活動仍需經過牙行的居間介紹。
例如，乾隆時，褚華記載上海地區的農民出售棉花，“另有行戶，辰挂一秤于門，俟買賣者交集戶外，乃為之别其美惡而貿易焉。
少者以笠盛之，多者以蒲包”①。
行戶“衡其輕重，别優劣以定價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②。
又如棉布，銷地商人來到産地，也必須首先投行，并由牙行經紀人代辦收購業務。
明末，褚華的從六世祖就是一位專營棉布的行戶商人，“秦晉布商，皆主于家，門下客常數十人，為之設肆收買，俟其将戒行李時，姑估銀與布，捆載而去”。
行戶亦稱主人，以别于客商，所設之肆，名曰布行，或花布行。
不過乾隆以後，情況有了變化，“商人乃自募會計之徒出銀采擇”③，即客商自行組織，雇用能夠檢驗商品級别和熟悉市場行情的人員，直接從事收購。
所以，道光時張春華指出：“關陝及山左諸省設局于邑廣收之，為坐莊”，而“布肆列在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靜處覓屋半間，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為出莊”④。
它的特點，一是逐漸擺脫了牙行的束縛，二是銷地商人在産地設局，遂由行商變成了坐賈。
無錫之布，“坐賈收之，捆載而貿于淮、揚、高、寶等處”，而“坐賈之開花布行者，不數年即可緻富”⑤。
花布行突破了牙行的壟斷，既大量收購産品，又進行“以花易紗”或“以花易布”的活動，力圖在控制産品市場的同時進一步控制原料市場，促使小生産者更加依附于商業資本。
蘇州之布，名重四方，“各處客販及阊門字号店皆坐莊買收，漂染俱精”。
字号店商人把采購、加工、發賣合為一體，不僅自行設莊，而且還雇傭工匠，兼營漂染作坊，故“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數十家賴以舉火”⑥。
盡管字号店和花布行都沒有直接支配棉布生産者，但兩種經營方式的區别仍然十分顯著：花布行商人繼續停滞在流通領域②嘉慶《湘潭縣志》卷29。
③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卷14。
①褚華：《木棉譜》。
②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③褚華：《木棉譜》。
④
康熙中葉，清朝的政治統治全面穩固，社會生産也從恢複期轉入迅速發展的階段，清代商業資本的活動領域也逐步開拓，經曆了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進入乾隆盛世，才出現全國性的商業繁榮。
嘉慶、道光之際，雖然外國資本主義的“洋貨”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但在鴉片戰争以前，國内市場并未發生太大的變化，當時的情況，正如龔自珍所概括的：“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①，城鄉人民的日常生活與商品市場的關系是愈來愈密切了。
商業的持續繁榮是商人階層日趨穩定的表現。
最活躍的是徽商。
徽州人外出貿易的傳統根深蒂固：“其俗，男子受室後，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赢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
”①故“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②。
其經營的種類很多。
其次是晉商。
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途中的上谕指出：“夙聞東南巨商大賈，号稱輻辏，今朕行曆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系晉省之人。
”③然而晉商的活動地區也并不限于吳越。
再次是陝商。
“陝地繁華，以三原、泾陽為第一，其人多服賈吳中”④。
陝商在江浙地區經營棉布業，曆史悠久，規模并不亞于晉商。
此外，陝西鄰近四川，當時蜀中移民，首推湖廣，陝西次之，因而陝商在四川頗有勢力。
清代前期，四川井鹽發展較快，但“川省各廠井竈，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⑤。
自流井的錢莊業肇始于雍乾之際，大半為陝商操縱，著名的西秦會館（今自貢鹽業曆史博物館），亦為陝商集資修建，捐銀商号多達152家。
他們既投資鹽井鑽鑿，又從事井鹽販運，兩者皆獲利甚豐。
江蘇的洞庭商人别具一格。
乾隆初年，有記載稱，西洞庭三十餘灣，居民萬餘戶，東洞庭二十餘灣，約三萬餘戶，“鄉裡之間，衢巷曲折”⑥。
翁①《龔自珍全集》第1輯《平均篇》。
①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
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編》卷6《宗征君墓幢銘》。
③《清聖祖實錄》卷139。
④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宗周遊記》。
⑤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7。
⑥陳大受：《備陳太湖情形疏》，見《皇清奏議》卷43。
氏、席氏，均為洞庭望族，不僅廣占田園，而且累世貨殖。
清人文獻，或稱“山中大姓，類以商旅纖啬起家”⑦；或稱其地“人多饒于财，四民之業，商居強半”⑧。
浙江的甯波商人很有特色。
一方面，甯波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方便，民物殷阜，本身就是一個繁華的商業區。
“鄞之商賈，聚于甬江。
嘉、道以來，雲集輻辏，閩人最多，粵人、吳人次之。
舊稱魚鹽糧食馬頭。
”①另一方面，“巨艘帆樯高插天，危樓簇簇見朝煙，江幹昔日荒涼地，半畝如今值十千”②，說明經濟發達，吸引了大量客商，同時也刺激了土地價格的上升。
這些因素又促使甯波商人把目光轉向外地，利用積聚的貨币财富去開辟新的市場。
福建、廣東、江蘇、山東各省，都有甯波商人的足迹。
乾嘉時期，北京著名錢莊恒興、恒利、恒和、恒源，統稱“四恒”号，“均系甬商經紀..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廣”③。
京中洋貨莊、糧食鋪、典當鋪以及九城富戶、政界顯貴，都和四恒保持金融來往，因其“資本雄厚，市面繁榮蕭索與有關系”④。
商人多是從農村中分化出來的。
例如徽商，“徽州富甲江南，然人衆地狹，故服賈四方者半土著”⑤。
江蘇吳江，“人浮于田，計一家所耕，不能五畝，以是仰貿易工作為生”⑥。
至于地主棄農經商，往往兼有商人和地主雙重身分。
洞庭嚴舜工，“嚴氏之先，則士商相雜，舜工又一人而兼之者也”⑦。
劉秉恬，洪同人，以舉人官四川總督，其家系布商，資财巨萬，人呼之為“梭布劉”。
邵厚庵，大興人，乾隆初，以揀選出任黃陂知縣，後官蘇州知府，其家于北京開設銀号，都中呼為“邵行”。
畢沅，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狀元，官湖廣總督，他的先世也以經營棉花起家①。
張集馨，儀征人，道光九年進士，曾署理陝西巡撫，其父于嘉慶十九年開設公正米行，二十四年又開設棉花店，并兼營綢緞②。
在學者中，錢塘姚敬恒，曾“隐于市廛，稍營什一之息以養家”③。
有些人既擅長營運，又精通文墨。
杭州汪氏，世⑦汪琬：《堯峰文鈔》卷15《席舍人墓志銘》。
⑧《歸莊集》卷6《傳硯齋記》。
①光緒《鄞縣志》卷2。
②胡德邁：《甬東竹枝詞》，見光緒《鄞縣志》卷74。
③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卷1。
④崇彜：《道鹹以來朝野雜記》，104頁。
⑤魏禧：《魏叔子文集》卷17《江氏四世節婦傳》。
⑥張海珊：《積谷會議》，見《皇朝經世文編》卷39。
⑦《歸莊集》卷6《傳硯齋記》。
①見批本《随園詩話》批語。
②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6&mdash9頁。
③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6《姚敬恒先生事略》。
代經營鹽業和典當業，号稱汪百萬，同時藏書甚富，聞名浙西，四庫進呈本中，有不少即為汪氏振绮堂所獻④。
程晉芳、江鶴亭、馬曰璐等等，也一面經商，一面附庸風雅，廣泛結交文壇名流。
工于算計的商人，“一縷一絲，一粒一粟，弗敢輕費。
其有以緩急告，雖義不可已，亦忍而弗之割。
其居貨也，雠過其值，猶不以為慊也。
其道務求赢餘，而俯拾仰取，低昂盈縮，皆有術數，而忠信之說用之于貨殖，則以為立窮”⑤。
這才是商人形象的真實寫照。
可惜這樣的材料比較稀少，也許它正好表明，日益壯大但仍舊處在過渡階段（即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清代商人階層還沒有找到一種“純粹的形式”把自己充分地表現出來。
國内市場的發展國内市場包括農村市場和城市市場兩大類型。
農村市場是以集鎮為活動場所的基層市場。
至于城市市場，康熙時，劉獻廷指出：“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
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甯、杭州以分其勢，西則唯漢口耳。
”①大城市是區域市場的中心。
中小城市的水平參差不齊，有的接近大城市，有的和集鎮相去不遠，但它們作為地方市場的中心，介于農村基層市場和城市區域市場之間，是雙方不可缺少的紐帶。
因此，從城鄉差别方面看，清代的國内市場包括兩大類型，而從市場的結構方面看，又可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
第一，以農村集鎮為活動中心的基層市場。
集鎮有固定市期，為了給購銷雙方提供更多的接觸機會，鄰近集鎮的市期又彼此錯開。
在這裡，分散的農村集鎮由于市場功能的一緻而互相聯絡，就好像一個分布均勻的流通網絡。
集鎮作為農村市場的實體，它的交易内容必然要受到所在地區農業商品化程度的制約，因而農民根據各自的經營狀況投入市場的商品也必然表現為幾種不同的類别。
首先是小農經濟的剩餘産品。
它主要指農民全部生産品中自給有餘的部分。
即“日用常物”，“粟米酒脯菜炭而已”②。
其次是農村多種經營直接向市場提供的農、副業産品。
清代的商品性農業廣泛采用多種經營，它主要指農民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作物和家庭副業。
這種方式改變了農業生産的單一性，在不同程度上帶有商品生産的性質。
川、陝、楚毗連各縣的山區農村，“有田地數十畝之家，必栽煙草數畝，田④據《汪穰卿先生傳記》卷1。
⑤《戴名世集》卷9《鄭允惠墓志銘》。
①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
②乾隆《富平縣志》卷2。
則栽姜或藥材數畝。
煙草畝摘三四百斤，賣青蚨十千以外，姜、藥材畝收八九百斤，賣青蚨二三十千，以為納錢糧，市鹽布，慶吊人情之用”。
另一方面，城市産品也源源不斷地輸入農村。
四川境内的大竹河，“商賈聚集，為太平（今萬源縣）通水程之所。
自東而西，可行船，山内所産藥材、茶葉，由此順流而下，至陝西紫陽任河口，計程三百六十裡，合漢江，直達襄樊。
襄樊花布等貨，溯流至此起旱，運發各地”①。
城鄉互為市場，形成了固定的商品轉運路線，分布在線路上的集鎮就擔負着裝卸和集散商品的任務。
最後還有農村經營專業化産品。
一個地區，有較多的農戶，專門（或主要）經營某一項農副業産品的生産，并把産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投入市場，是商品性農業向高層次發展的結果。
這種經營方式和集鎮的關系非常密切，形成了一批以集散本地大宗商品（如茶葉、煙草、水果、藥材、魚苗、豬、牛、絲、麻、花、布、糧食等等）為主要任務的專業性集鎮。
江西分宜盛産苧麻，“苧商雲集各墟市，桑林一墟尤甚”②。
宜黃棠陰，“人煙稠密，買賣亦繁，該處向出夏布，閩省貿易之人每于春夏之交，紛紛往來”③。
上述集鎮自身特點是和當地農村生産結構的特點相一緻的。
但還有另外一種專業性集鎮，它們主要是在商品轉運過程中形成的。
例如河北地區棉花與棉布業發展迅速，大宗産品遠銷山西境内，而山西“高縣鎮，鎮為曲沃縣所轄，直隸省灤城、荻鹿所出棉花布匹，販運者皆集于此，商旅甚多”④。
這一類集鎮和所在地區的生産結構不發生直接關聯，但是大宗産品的外銷必須依靠流通路線的延長，所以從整體上看，兩種專業性集鎮又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
在清代前期，江、浙兩省商品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居于全國的領先地位，農村多種經營和專業化水平很高。
粗略言之，蘇州、松江兩府是棉花、棉布的集中産地，太倉、嘉定、上海三縣，“俱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
凡植木棉者，俱稱花以别于稻，有花田、花租之名”①。
杭、嘉、湖三府是蠶繭絲綢的集中産地，而“吳興桑田之多，與稻相半”②。
上述地區，由于生産結構的大幅度調整，不僅加快了農業商品化的進程，而且出現了一批專業性很強的手工業生産基地，集鎮的市場功能和專業分工的特點顯示得非常突出。
華亭、嘉定兩縣，四鄉農民恃花布為生計，著名的棉布業市鎮有朱泾、楓泾、南翔、羅店、安亭、婁塘等處。
上海所産，據當地人記載：“有小布、稀布。
小布以十九尺為率，稀布亦不過廿三尺。
布之精者為尖，有龍華尖、①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8。
②道光《分宜縣志·物産》。
③錢寶琛：《存素堂集續編》卷4《複奏查明江西地方尚無煙販折》。
④祁韻士：《萬裡行程記》。
①張大純：《姑熟采風類記》。
②阮元：《揅經室四集》卷3《秋桑詩序》。
七寶尖名目。
龍華、七寶皆吾邑鎮名。
”③南浔是湖絲重要集散地，所以“南浔一村當一縣，财貨雲屯商賈便”④。
在秀水，“綢之類佳者曰濮院”，“布之類佳者曰陡門”⑤。
而濮院于乾隆時号稱日産萬綢，“練絲熟淨，組織亦工，是以濮院一鎮之内，坐賈持衡，行商麇至，終歲貿易，不下數十萬金”⑥。
它的商業水平顯然已經超過了某些州縣城市。
綜上所述，農村市場是在農業商品化的進程中出現的，商品的不同類别，反映了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個體小農的剩餘産品隻能滿足初級市場的需要，多種經營則為多數商業集鎮創造了繁榮的條件，江浙地區的情況更充分表明，生産專業化的程度愈高，集鎮的市場規模就愈大。
第二，以中小城市為活動中心的地方市場。
中小城市介于農村集鎮和大城市之間，但一般講來，它和集鎮的關系更緊密。
山西介休，嘉慶時，共有集鎮七處：西關，每月四、八日為集期，每年二月初六至十五日，七月十六至二十五日為會期；張蘭鎮，每月單日為集期，每年三月一日至十日，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為會期；另外五個集鎮有會期而無市期，但會期均彼此錯開。
其中，張蘭鎮“城堞完整，商賈叢集”，是“山右第一富庶之區”①。
縣境之内，“北鄉蘆葦，西南煤炭，辛武鹽場，義棠鐵器，洪山磁器，一邑之利溥焉”②。
從這裡可以看出，地方市場的流通網絡是由中小城市和農村集鎮兩個部分結合而成的。
此外，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距離遠近不等，當地生産水平有高有低，所以商業狀況很不一律。
無錫、蕪湖、濟甯各地，手工業發達，交通便利，商品集散功能顯著，在國内市場占有重要位置。
另一些中小城市，因其分布在商品轉運路線上，成為長途販運不可缺少的橋梁和紐帶。
例如湖北雲夢：“城中寬閑屋宇，多賃山西布商作寓。
聞之故老雲，凡西客來楚販布，必經雲城捆載出疆，曆運布不變色，若不由雲城改捆，一至河南，渡黃河，布多倏黑。
故西商于雲店号十數處，本地貿易布店亦借以有無相通。
”③還有一些中小城市，主要依靠輸出本地産品進入區域市場。
這種情形，在東南沿海一帶相當普遍。
在北方，河北涿州盛産桃、梨，獻縣廣植棗樹，産品皆運銷北京①。
在西南，四川綦江的枳殼和桐油，首先集中于重慶，然後沿江而下，銷售于③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④方文：《嵞山續集》卷2《南浔歎》。
⑤項映薇：《古禾雜識》卷2。
⑥雍正《浙江通志》卷102。
①祁韻士：《萬裡行程記》。
②嘉慶《介休縣志》卷4。
③道光《雲夢縣志略》卷1。
①程恩澤：《程侍郎遺集初編》卷5《桃屯》；紀昀：《槐西雜記》卷3。
漢口②。
乾隆初，山東蠶種傳入遵義，發展甚快，“遵綢之名竟與吳绫蜀錦争價于中州”③。
另如河南鞏縣，地處黃河與洛水之間，可種棉花，“鞏民資生之策，強半以棉花為主，多則貿易他鄉，少則自行紡織。
”土産柿餅，亦“販鬻通江淮”④。
湖南甯遠，“縣在山鄉，土宜粟米苎麻之外，惟産茶桐松杉，日用百需，皆資外來，境雖褊小，商賈頗多”⑤。
它們和區域市場的中心城市距離較遠，但是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仍然在有限的範圍内同其他地區保持着一定的交往。
第三，以大城市為活動中心的區域市場。
在北方，北京是清朝的首都，達官貴戚叢集，人文荟萃，商旅絡繹，市肆繁麗，從衣食諸物到古玩書畫，“凡人生日用所需，精粗畢備”⑥。
巨大的和多層次的消費需求，使北京商業形成獨特風貌，并長期保持着茂盛的局面。
天津乃畿南重鎮，“水陸交會，又東鄰大海，饒魚鹽之利，四方商賈往往占籍而居”⑦。
“百貨懋遷通薊北，萬家粒食仰關東”⑧，京津兩大城市，不僅與河北各州縣，而且還通過海上和陸路，與山東以及東北各省建立了廣泛的市場聯系。
廣州和佛山位于富饒的珠江三角洲，是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
佛山在明景泰時，有“戶萬餘家”，康熙二十三年，便“楹逾十萬”①。
冶鐵工業，技藝精湛，規模巨大，質量優良，鐵鍋、鐵線等鐵器産品，暢銷中外，記載稱其“冠履川楚”，“貨貝華夷”②，“四方之賈，走赴如鹜”③。
廣州還是著名對外貿易商埠，國内的茶葉、絲綢、土布，國外的香料、毛織品，皆由此進出。
這個地區商品生産的内容十分豐富，不僅“廣貨”馳名遐迩，而且“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果、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于紅毛、日本、琉球、暹羅斛、呂宋，帆踔二洋，倏忽數千萬裡。
”與此同時，外省豪商大賈也來到廣州，“各以其土所宜相貿，得利不資”。
④②道光《綦江縣志》卷10。
③鄭珍：《樗繭譜》。
④乾隆《鞏縣志》卷7。
⑤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卷下。
⑥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
⑦陳宏謀：《天津府志序》，見乾隆《天津縣志》卷21。
⑧崔旭：《津門》，見同治《續天津縣志》卷19。
①《祖廟靈應祠碑記》，又《修靈應祠記》，均見道光《佛山忠義鄉志》卷12。
②冼沂：《佛山賦》。
③陳宗炎：《佛山鎮論》。
④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15。
江浙地區，商業大城市更加密集。
江甯“機業之興，百貨萃焉”⑤，綢緞花色齊全，遠銷北京、遼沈、閩粵以及川黔各省。
蘇州“郡城之戶，十萬煙火”。
“山海所産之珍奇，外國所通之貨貝，四方往來千萬裡之商賈，骈肩輻辏”⑥。
城中“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鋪，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⑦。
杭州南連閩粵，北接江淮，絲綢貿易的盛況，與江甯、蘇州不相上下。
揚州既是漕運咽喉，又是淮鹽供應中心，這兩個因素極大地刺激了商業的繁榮。
上海的興起更值得注意。
陳文述《嘉慶上海縣志序》稱：“閩廣遼沈之貨，鱗萃羽集，遠及西洋暹羅之舟，歲亦間至。
”“誠江海之通津，東南之都會也。
” 在長江中、下遊，漢口是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場。
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炯路過此地，稱其“萬艘雲集，帆樯蔽江，市廛鱗次栉比約三十餘裡。
風景繁庶，民不事田産，惟趨貿易，百貨會集，商賈輻辏”①。
乾隆時期，鹽、當、米、木、花布、藥材發展成為六個最大的行業，各行皆有商總，各省客民皆有客長，“經理各行各省之事”②。
這裡集散的米、鹽、木材，都是長途販運的大宗商品。
例如糧食，貨源多半來自四川、湖南，川米經重慶、宜昌、荊州，湘米經長沙、嶽州，彙總以後，再向江蘇、浙江運送，所以漢口地區“糧食之行，不舍晝夜”③，“米往下載，無日無之”④。
而且，除川、湘兩省外，雲南、貴州、廣西、陝西、河南、江西等處貨物，也“皆于此焉轉輸”⑤。
總的說來，區域市場是國内市場的主體，它有如下兩個基本特征：第一，大宗商品的貿易跨越了省區界限；第二，形成了多層次和多渠道的供求聯系。
後者主要指城鄉市場的結合。
因為，在中國，如果沒有農村市場，傳統的郡縣城市很難單獨發展持久而穩定的商品經濟，所以農村市場的出現顯示了非常特殊的意義。
簡單地講，農村市場是城市市場最堅實的物質基礎，而國内市場則是在城鄉互為市場的過程中确立和完善起來的。
市場交換市場的交換功能必須通過商人的活動才能實現，所以商人的經營方式也⑤甘熙：《白下瑣言》卷2。
⑥沈寓：《治蘇》，見《皇朝經世文編》卷33。
⑦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卷上。
①徐炯：《使滇日記》。
②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見《皇朝經世文編》卷40。
③晏斯盛：《請設商社疏》，見《皇朝經世文編》卷40。
④裕謙：《裕忠節公遺書》卷4《會議籌借本銀循環籴粜詳》。
⑤劉獻廷：《廣陽雜記》卷4。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規模的大小和商業水平的高低。
農村集鎮因受集期的限制，鋪戶商人的數量不會很多，在這裡，最活躍的是流動商人。
一片地區内若幹集鎮的集期相互錯開，給流動商人提供了廣闊的回旋餘地。
道光年間，四川有一首竹枝詞：“流流場趕一肩挑，上灏下府過毛橋”，自注：“日日趕場曰流流場，言如川流不息也。
”①趕場，北方叫作趕集，嶺南謂之趁墟，因地異名，但地不分南北，流動商人都可以根據錯開的集期預先安排日程，在集鎮組成的市場網絡中川流不息地周轉循環。
流動商人沒有固定的門面。
四川另一首竹枝詞曾描述過他們的經營方式：“趕場百貨壓街檐，北集南墟名号添。
”②具體言之：“凡城市臨街..支棚擺攤賣雜貨生理者，晚則收歸，早則鋪設。
”③方式靈活簡單，易于循環奔走，日用雜貨的品種還可以随着季節的變換而調整，非常切合農村的實際需要。
廟會（或香會）是集鎮貿易的傳統方式，相沿成俗，而各地習慣又并不完全相同。
山西介休的西關和張蘭鎮，每年各有兩次廟會，每次會期長達十天之久，它的特點是圍繞一個既定的交易場所，吸引外地流動商人參加，因此會期持續的時間較長。
另如四川“遂甯縣二月香會，商賈輻辏，百貨具集。
将散，沿途挨趕。
三月初五日入（中江）縣境，趕廣福場福壽會，初八日趕大磉墩，初九日趕石筍場，初十日趕興隆場，十二日趕半邊山，十三日趕縣城内，十四日趕回水鋪，十五日出縣境，趕三台縣之觀音場。
會日，遠近購器用者肩摩踵接”①。
特點是會期緊湊，并按一定的路線巡回，交易活動接連跨越了好幾個縣區。
一般地講，農村市場的流動商人，雖然以集鎮為依托，但四處奔波，不可能長期滞留在某一個集鎮上。
城市市場的流動商人，行止較有規則，生活相對安定，一旦打開局面，站穩腳跟，其中某些人就可能改變經營方式，轉化成為定居的鋪戶。
正因為如此，所以清代許多商業城市中客籍商人的數量都大大超過了土著商人。
鋪戶屬于坐商，有自己的門面，如果獨資經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獨立的核算單位，自行料理，自負盈虧，如果規模稍大，而又感到資金短缺，便常常采用集資經營的方式。
道光十六年（1836），劉星雲以一萬三千元資本與劉仿玉等人合股于贛州，坐肆招牌曰祥泰，水販分号曰光裕，仿玉資本約占十分之一。
此後劉星雲又與謝啟镛等合股于吉安，字号曰群泰，并借給仿①萬清涪：《南廣竹枝》，見民國《南溪縣志》附《南溪文征》卷2。
②翁霈霖：《南廣雜詠》，見民國《南溪縣志》附《南溪文征》卷4。
③黃六鴻：《福惠全書》卷8。
①道光《中江縣新志》卷1。
玉四百千文入股。
兩處店務皆由仿玉負責。
②另據記載，山西介休富民吳龍圖等十六人各出股銀數萬兩，交侯生芸領本貿易，“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每三年算帳一次，将利解交，曆有年所”，道光十八年（1838），因“生意蕭條，不能多所赢餘，各東疑侯生芸從中侵蝕，侯以各東得利多年，小有虧折，遂起閑言，彼此互争結訟”①。
上例說明：一家字号可以由多家股東共同投資，而很多股東聯合成為實力雄厚的集團資本，也可以同時經營多家字号。
在合股形式下，投資者（股東）并不直接插手具體業務，字号的管理工作皆另委專人負責。
清初，歸莊指出：“凡商賈之家貧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經營，謂之夥計。
”②按此原則，劉仿玉、侯生芸的身份就應當劃入夥計的範圍了。
但夥計還有高低之分。
下層夥計如同鋪戶主人的幫工，無權幹預店務，小本生意，也無須專人代勞。
掌握了經營權的上層夥計，一種即歸莊所說“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經營”一類人物，他們服務的對象是單個的富商大賈；另一種是與商業資本的股份制結合在一起的，例如侯生芸，他實際上已經成為受雇于某一集團資本并控制着多家字号的“總經理”。
有些夥計，例如劉仿玉，在股東的贊助下還可以進行少量投資。
夥計基本上是職業商人。
股東的職業狀況比較複雜，不過他們投入的資金屬于商業資本的性質，則是肯定無疑的。
清代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一些新變化。
一方面，商人把貨物從産地運往銷區，但銷售市場還有不少中間環節，運商的貨物大都要經過坐商和其他零售商人的轉手之後，才能最終進入消費。
另一方面，販運貿易是從商品的收購開始的，在收購市場上，販運商人和生産者之間的聯系比他們在銷售市場上和消費者之間的聯系要密切得多，這就為商人直接幹預生産準備了條件。
惟其如此，所以商業資本對生産領域的滲透也是從商品的收購開始的。
農村市場分散，農民習慣于零星交易，使商人很難在短期内完成大宗商品的收購任務，延長時間，又勢必增加流通費用，提高商業成本。
為了解決這些矛盾，販運商人經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向農民實行預買。
出賣青苗，雖則早已有之，但清代更加普遍。
山西糧商甚至深入陝、甘兩省邊遠地區，預放資本，于是農民“借本布種”，新谷方熟，便“悉聽晉商搬運”①。
有的商品不宜長期貯存，或加工的季節性很強，如水果、甘蔗之類，采用預買的方法，不僅保證了貨源，而且降低了損耗。
經濟作物也是商人預買的重點對象。
湖南湘潭，“土人種煙，預給值山主，謂之佃山；客商販賣，預給值佃山之②沈衍慶：《槐卿遺稿》卷2《泰和判牍》。
①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第43頁。
②《歸莊集》卷7《洞庭三烈婦傳》。
①史贻直：《籌禁燒鍋疏》，見《皇清奏議》卷31；李殿圖：《裕倉儲以纾民力》，見《牧令書》卷12。
戶，謂之定山”②。
江西“贛州各邑皆業苧。
閩賈于二月時放苧錢，夏秋收苧，歸而造布”③。
農民缺乏生産墊支能力，于是商人乘虛而入，其間難免要夾雜一些高利貨色彩，但商人追逐的顯然不是利息，而是生産者的産品，從這個角度看，預買實際上已成為一種事前約定事後履行的商業行為。
一經約定，農民便承擔了按期交貨的義務。
為了履行義務而生産，農民的産品就不再是被當作商品來交換，而是從它開始生産的時候就具備了商品生産的性質。
這是商業資本向小農經濟直接滲透的表現之一。
在清代，很多商品的交易活動仍需經過牙行的居間介紹。
例如，乾隆時，褚華記載上海地區的農民出售棉花，“另有行戶，辰挂一秤于門，俟買賣者交集戶外，乃為之别其美惡而貿易焉。
少者以笠盛之，多者以蒲包”①。
行戶“衡其輕重，别優劣以定價而于其中取百一之利，名花主人家”②。
又如棉布，銷地商人來到産地，也必須首先投行，并由牙行經紀人代辦收購業務。
明末，褚華的從六世祖就是一位專營棉布的行戶商人，“秦晉布商，皆主于家，門下客常數十人，為之設肆收買，俟其将戒行李時，姑估銀與布，捆載而去”。
行戶亦稱主人，以别于客商，所設之肆，名曰布行，或花布行。
不過乾隆以後，情況有了變化，“商人乃自募會計之徒出銀采擇”③，即客商自行組織，雇用能夠檢驗商品級别和熟悉市場行情的人員，直接從事收購。
所以，道光時張春華指出：“關陝及山左諸省設局于邑廣收之，為坐莊”，而“布肆列在城市，售取每不便，于郭外靜處覓屋半間，天未明，遣人于此收售，為出莊”④。
它的特點，一是逐漸擺脫了牙行的束縛，二是銷地商人在産地設局，遂由行商變成了坐賈。
無錫之布，“坐賈收之，捆載而貿于淮、揚、高、寶等處”，而“坐賈之開花布行者，不數年即可緻富”⑤。
花布行突破了牙行的壟斷，既大量收購産品，又進行“以花易紗”或“以花易布”的活動，力圖在控制産品市場的同時進一步控制原料市場，促使小生産者更加依附于商業資本。
蘇州之布，名重四方，“各處客販及阊門字号店皆坐莊買收，漂染俱精”。
字号店商人把采購、加工、發賣合為一體，不僅自行設莊，而且還雇傭工匠，兼營漂染作坊，故“自漂布、染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數十家賴以舉火”⑥。
盡管字号店和花布行都沒有直接支配棉布生産者，但兩種經營方式的區别仍然十分顯著：花布行商人繼續停滞在流通領域②嘉慶《湘潭縣志》卷29。
③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卷14。
①褚華：《木棉譜》。
②張春華：《滬城歲事衢歌》。
③褚華：《木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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