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手工業與資本主義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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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
明代中後期在東南沿海地區某些手工業行業中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遭到了明清之際戰亂的嚴重破壞。
清初，随着社會經濟的複蘇和發展，這種新的生産關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躍起來。
清代前期，無論是社會生産力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這樣一種新的社會經濟水平上，清代手工業的資本主義萌芽較之明代又有了進一步的增長。
這主要表現為：作為商業資本代表的包買商空前活躍，商業資本日益侵入生産領域，控制小生産者；産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手工業部門比明代增多，規模也有所擴大，特别是在地區分布上已由東南沿海地區擴展到了内地；手工業的雇傭勞動數量顯著增加，手工業工人與作坊主、工場主的勞資對立更加尖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末期一個越來越不可忽視的社會矛盾。
包買商的空前活躍乾隆、嘉慶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已超過明代。
棉布、綢緞、紙、糖、鹽等手工業品以及棉花、蠶桑、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生産都比明代有較大增長，并且地區性分工更加明顯，形成了一些比較集中的産區。
如江蘇是棉紡織業發達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紡織業尤其著名，當地“紡織不止村落，雖城中亦然”①。
内地也有類似的棉布的集中産區，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紡織，故布最多”②。
太湖地區則以蠶桑生産為主，“環太湖諸山，鄉人比戶蠶桑為務”③。
江西的撫州、建昌（今江西南城）、甯都等地麻織業非常興盛，當地“緝麻織線，猶嘉湖之治絲”，甯都更是“俗無不緝麻之家”④。
四川的榮昌也是“南北一帶多種麻，比戶皆績，機杼之聲盈耳”⑤。
而制糖業主要集中在廣東、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
在一些手工業品或經濟作物的集中産地，小生産者生産的産品已主要不是為了自給，而是更多地作為商品在市場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為了滿足當地市場的需要，而是為了遙遠的市場。
如新津家庭棉紡織業所産的棉布就“有販至千裡外者”⑥。
乾隆年間，江浙一帶所産蠶絲除了銷往各地，還有一部分銷往國①康熙《松江府志》卷5。
②道光《新津縣志》卷29。
③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201頁。
④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14。
⑤同治《榮昌縣志》卷16《風俗》。
⑥道光《新津縣志》卷29。
外市場。
小生産者的分散、孤立狀況與擴大了的市場之間産生的不可調合的矛盾，勢必使小生産者日益依附于商業資本。
這就為商業資本乘機插入小生産者與市場之間、控制小生産者、侵入生産領域提供了機會，于是包買商作為商業資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躍起來。
乾隆年間，在江浙一帶的蠶桑産區，每當蠶繭收成之時，有商人攜帶資金分赴各村，利用蠶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機賤價收購，壟斷了市場。
商人還通過放款預購的方式，利用高利貸進一步控制小生産者。
在廣東制糖業中，商人往往預先向蔗農發放糖本，冬天則收取糖利①。
或預先向糖寮放帳，待榨出糖後收取産品②。
在江西贛州苎麻産區，福建商人于二月發放苎錢，到夏季收獲時将苎麻運走③。
無錫盛産棉布，但當地不産棉花④，棉花仰給于外地。
一些商人就開設棉花莊，專門以棉花向小生産者換取棉布⑤。
在湖州南浔鎮，商人也屯積棉花，以花換布⑥。
廣東的佛山鎮也有類似情況，棉布業的老闆向紡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紗一斤⑦。
在南京和蘇州的絲織業中，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開設“賬房”，向小機戶發放原料，收回成品。
小機戶一般在“家中置木機從事織造。
”⑧為賬房加工，稱為“代料”。
小機戶織絲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給織工絡絲，織成綢緞後送回賬房，賬房評定産品質量，稱為“仇貨”，然後按産品質量和數量支付工資⑨。
“小機戶無甚資本，往往恃賬房為生”⑩，隻能完全依附于商業資本。
盡管賬房并未變革小機戶分散生産的方式，但實際已經使小機戶變成在家内為賬房勞動的雇傭工人，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家庭勞動。
賬房已經達到商業資本的最高形式，在這裡，賬房的商業資本變成了工業資本。
手工業部門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對于手工業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寬，民間手工業的發展①李調元：《南越筆記》卷16《糖》。
②乾隆《澄海縣志》卷19《生業》。
③乾隆《贛州府志》卷2《物産》。
④黃卬：《錫金識小錄》卷1《備考》上。
⑤錢泳：《履園叢話》卷23《雜記》上，《換綿花》。
⑥鹹豐《南浔鎮志》卷24。
⑦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257頁。
⑧《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85《實業考》。
⑨陳作霖：《鳳麓小志》卷3《記機業》。
⑩陳作霖：《鳳麓小志》卷3《記機業》。
條件比明代有所改善，這對于手工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是比較有利的。
清代前期，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手工業資本主義葫芽的發展程度超過了明代。
江南的絲織業在明代就相當發達，并産生了資本主義萌芽。
清代江南的絲織業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城鎮中集中了一大批與農業脫離的絲織業作坊。
蘇州東城一帶以絲織為業的不下萬戶①。
杭州的絲織業也空前興盛，“東北隅數萬千家之男女，俱需此為衣食之謀”②。
南京的絲織業發展尤其迅速，僅緞機就有三萬張，紗、綢、絨、绫織機還不在此數③。
已超過蘇杭兩州。
廣州的絲織業更是後來居上，雍正年間才開始興起，到嘉慶、道光年間，已有織工四五萬人了④。
從蘇州城中“比戶習織”的情況來看，這些城鎮中的絲織業大多是家庭手工業作坊，生産規模比較狹小，有許多可能還是向賬房領取原料代為加工的小機戶。
但蘇州絲織業中使用雇傭勞動力的情況也比較普遍，“蘇城機戶，類多雇人工織，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①。
在蘇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許多機工在橋頭待雇，靠出賣勞動力謀生②。
不過，對于蘇州絲織業機戶雇傭工匠的情況還必須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清代前期在蘇州絲織業中的機戶，一般是通指民間從事機業的人戶而言，既包括絲織個體手工業者（小機戶），也包括兼營紗緞莊（俗稱賬房）的鋪戶，是二者的一種混稱。
蘇州的經營紗緞莊的鋪戶（賬房）除了控制小機戶，讓他們在家内為自己工作，還“自行設機督織”③，直接雇傭機匠從事生産，從而兼有包買商和作坊主的雙重身分。
他們雇傭機匠時，是采取“按件而計”的方式購買勞動力的。
雖然對于長雇的機匠，除了發給正項工資外，經營紗緞莊的鋪戶還要按例定期另給酒資，使勞動力的買賣關系蒙上了一層封建色彩。
但從紗緞莊鋪戶與機匠之間關系的基本方面來看，仍然具有資本主義雇傭剝削的性質。
至于小機戶雇傭機匠，往往是出于生産上的需要，臨時補充家庭勞動力之不足。
被雇請的短工隻是作為一種輔助勞動性質的助手，他們與小機戶之間屬于幫工與作坊師傅的關系。
在南京絲織業中，清廷取消對私人織機數量限制以後，由競争引起的絲織業機戶之間的分化已非常明顯，道光時期，南京絲織業中已經出現擁有五六百張織機的大機戶④。
而①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②光緒《仙居縣志》卷10，張麗生：《杭州機神廟碑》。
③光緒《續纂江甯府志》卷19《拾補》。
④《三元裡人民抗英鬥争史料》第183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6頁，三聯書店1959年版。
②康熙《蘇州府志》卷2《風俗》。
③民國《吳縣志》卷51《物産》。
④光緒《續纂江甯府志》卷15《拾補》。
明代私人擁有織機最多不過二十到四十張⑤，這表明清代絲織業中手工業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過明代，生産資料以資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大機戶生産規模的擴大，必然使雇傭勞動力的數量相應地大量增加。
南京絲織業中大機戶的作坊，已經具有處于萌芽狀态的工場手工業的性質了。
清代前期，蘇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場，各省商販大都在蘇州采購青藍布匹，于是蘇州的染踹業也就随之興盛起來，并逐漸脫離布店成為專門的手工業行業。
當時蘇州有踹坊四百五十餘處，每個踹坊各有踹匠數十人不等。
踹坊多由包頭開設，包頭置備平整布匹所
清初，随着社會經濟的複蘇和發展，這種新的生産關系的萌芽又重新活躍起來。
清代前期，無論是社會生産力還是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這樣一種新的社會經濟水平上，清代手工業的資本主義萌芽較之明代又有了進一步的增長。
這主要表現為：作為商業資本代表的包買商空前活躍，商業資本日益侵入生産領域，控制小生産者；産生資本主義萌芽的手工業部門比明代增多，規模也有所擴大，特别是在地區分布上已由東南沿海地區擴展到了内地；手工業的雇傭勞動數量顯著增加，手工業工人與作坊主、工場主的勞資對立更加尖銳，逐漸成為封建社會末期一個越來越不可忽視的社會矛盾。
包買商的空前活躍乾隆、嘉慶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已超過明代。
棉布、綢緞、紙、糖、鹽等手工業品以及棉花、蠶桑、甘蔗、煙草等經濟作物的生産都比明代有較大增長，并且地區性分工更加明顯，形成了一些比較集中的産區。
如江蘇是棉紡織業發達的省份之一，又以松江府的棉紡織業尤其著名，當地“紡織不止村落，雖城中亦然”①。
内地也有類似的棉布的集中産區，如四川的新津“男女多紡織，故布最多”②。
太湖地區則以蠶桑生産為主，“環太湖諸山，鄉人比戶蠶桑為務”③。
江西的撫州、建昌（今江西南城）、甯都等地麻織業非常興盛，當地“緝麻織線，猶嘉湖之治絲”，甯都更是“俗無不緝麻之家”④。
四川的榮昌也是“南北一帶多種麻，比戶皆績，機杼之聲盈耳”⑤。
而制糖業主要集中在廣東、福建以及四川的内江等地。
在一些手工業品或經濟作物的集中産地，小生産者生産的産品已主要不是為了自給，而是更多地作為商品在市場出售，并且也已主要不是為了滿足當地市場的需要，而是為了遙遠的市場。
如新津家庭棉紡織業所産的棉布就“有販至千裡外者”⑥。
乾隆年間，江浙一帶所産蠶絲除了銷往各地，還有一部分銷往國①康熙《松江府志》卷5。
②道光《新津縣志》卷29。
③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201頁。
④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14。
⑤同治《榮昌縣志》卷16《風俗》。
⑥道光《新津縣志》卷29。
外市場。
小生産者的分散、孤立狀況與擴大了的市場之間産生的不可調合的矛盾，勢必使小生産者日益依附于商業資本。
這就為商業資本乘機插入小生産者與市場之間、控制小生産者、侵入生産領域提供了機會，于是包買商作為商業資本的代表也就空前地活躍起來。
乾隆年間，在江浙一帶的蠶桑産區，每當蠶繭收成之時，有商人攜帶資金分赴各村，利用蠶家急于出售的心理，乘機賤價收購，壟斷了市場。
商人還通過放款預購的方式，利用高利貸進一步控制小生産者。
在廣東制糖業中，商人往往預先向蔗農發放糖本，冬天則收取糖利①。
或預先向糖寮放帳，待榨出糖後收取産品②。
在江西贛州苎麻産區，福建商人于二月發放苎錢，到夏季收獲時将苎麻運走③。
無錫盛産棉布，但當地不産棉花④，棉花仰給于外地。
一些商人就開設棉花莊，專門以棉花向小生産者換取棉布⑤。
在湖州南浔鎮，商人也屯積棉花，以花換布⑥。
廣東的佛山鎮也有類似情況，棉布業的老闆向紡工提供棉花二斤，收回棉紗一斤⑦。
在南京和蘇州的絲織業中，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開設“賬房”，向小機戶發放原料，收回成品。
小機戶一般在“家中置木機從事織造。
”⑧為賬房加工，稱為“代料”。
小機戶織絲之前，先要将原料送染房染色，并分散給織工絡絲，織成綢緞後送回賬房，賬房評定産品質量，稱為“仇貨”，然後按産品質量和數量支付工資⑨。
“小機戶無甚資本，往往恃賬房為生”⑩，隻能完全依附于商業資本。
盡管賬房并未變革小機戶分散生産的方式，但實際已經使小機戶變成在家内為賬房勞動的雇傭工人，從而形成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家庭勞動。
賬房已經達到商業資本的最高形式，在這裡，賬房的商業資本變成了工業資本。
手工業部門的增多清代前期，朝廷對于手工業的限制比明代有所放寬，民間手工業的發展①李調元：《南越筆記》卷16《糖》。
②乾隆《澄海縣志》卷19《生業》。
③乾隆《贛州府志》卷2《物産》。
④黃卬：《錫金識小錄》卷1《備考》上。
⑤錢泳：《履園叢話》卷23《雜記》上，《換綿花》。
⑥鹹豐《南浔鎮志》卷24。
⑦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257頁。
⑧《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85《實業考》。
⑨陳作霖：《鳳麓小志》卷3《記機業》。
⑩陳作霖：《鳳麓小志》卷3《記機業》。
條件比明代有所改善，這對于手工業資本主義萌芽的增長是比較有利的。
清代前期，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區，手工業資本主義葫芽的發展程度超過了明代。
江南的絲織業在明代就相當發達，并産生了資本主義萌芽。
清代江南的絲織業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城鎮中集中了一大批與農業脫離的絲織業作坊。
蘇州東城一帶以絲織為業的不下萬戶①。
杭州的絲織業也空前興盛，“東北隅數萬千家之男女，俱需此為衣食之謀”②。
南京的絲織業發展尤其迅速，僅緞機就有三萬張，紗、綢、絨、绫織機還不在此數③。
已超過蘇杭兩州。
廣州的絲織業更是後來居上，雍正年間才開始興起，到嘉慶、道光年間，已有織工四五萬人了④。
從蘇州城中“比戶習織”的情況來看，這些城鎮中的絲織業大多是家庭手工業作坊，生産規模比較狹小，有許多可能還是向賬房領取原料代為加工的小機戶。
但蘇州絲織業中使用雇傭勞動力的情況也比較普遍，“蘇城機戶，類多雇人工織，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①。
在蘇州城内，每日清晨都有許多機工在橋頭待雇，靠出賣勞動力謀生②。
不過，對于蘇州絲織業機戶雇傭工匠的情況還必須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清代前期在蘇州絲織業中的機戶，一般是通指民間從事機業的人戶而言，既包括絲織個體手工業者（小機戶），也包括兼營紗緞莊（俗稱賬房）的鋪戶，是二者的一種混稱。
蘇州的經營紗緞莊的鋪戶（賬房）除了控制小機戶，讓他們在家内為自己工作，還“自行設機督織”③，直接雇傭機匠從事生産，從而兼有包買商和作坊主的雙重身分。
他們雇傭機匠時，是采取“按件而計”的方式購買勞動力的。
雖然對于長雇的機匠，除了發給正項工資外，經營紗緞莊的鋪戶還要按例定期另給酒資，使勞動力的買賣關系蒙上了一層封建色彩。
但從紗緞莊鋪戶與機匠之間關系的基本方面來看，仍然具有資本主義雇傭剝削的性質。
至于小機戶雇傭機匠，往往是出于生産上的需要，臨時補充家庭勞動力之不足。
被雇請的短工隻是作為一種輔助勞動性質的助手，他們與小機戶之間屬于幫工與作坊師傅的關系。
在南京絲織業中，清廷取消對私人織機數量限制以後，由競争引起的絲織業機戶之間的分化已非常明顯，道光時期，南京絲織業中已經出現擁有五六百張織機的大機戶④。
而①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1卷，中華書局1962年版。
②光緒《仙居縣志》卷10，張麗生：《杭州機神廟碑》。
③光緒《續纂江甯府志》卷19《拾補》。
④《三元裡人民抗英鬥争史料》第183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①《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第6頁，三聯書店1959年版。
②康熙《蘇州府志》卷2《風俗》。
③民國《吳縣志》卷51《物産》。
④光緒《續纂江甯府志》卷15《拾補》。
明代私人擁有織機最多不過二十到四十張⑤，這表明清代絲織業中手工業者的分化程度已大大超過明代，生産資料以資本的形式日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大機戶生産規模的擴大，必然使雇傭勞動力的數量相應地大量增加。
南京絲織業中大機戶的作坊，已經具有處于萌芽狀态的工場手工業的性質了。
清代前期，蘇州是重要的棉布市場，各省商販大都在蘇州采購青藍布匹，于是蘇州的染踹業也就随之興盛起來，并逐漸脫離布店成為專門的手工業行業。
當時蘇州有踹坊四百五十餘處，每個踹坊各有踹匠數十人不等。
踹坊多由包頭開設，包頭置備平整布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