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手工業技術及有關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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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建築标準程式化的趨向
清代的建築，基本上沿着中國古代建築的傳統繼續發展，其形式與做法趨于标準程式，同時也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
1734年清政府頒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統一了宮廷建築構件的模式和用料标準，簡化了構造方法，從而使宮廷建築結構體系高度成熟，同時也導緻了結構僵化。
民用建築雖然也有這種發展趨勢，但由于地區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區的建築仍有相當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顯著。
清代中葉以後，建築裝飾趨向過分繁瑣，定型化的花紋也失去了清新活潑的韻味，整個建築技術處于一種遲滞的狀态。
清代，建築組群的布局十分嚴謹規則，尤其是宮殿與陵寝的設計和施工以“樣式雷”的成就最為突出。
雷發達家族從清初到光緒末年長期擔任清朝的皇室建築師，被譽稱“樣式雷”。
雷發達，原籍江西南康，後遷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參加皇宮擴建，負責設計工作，其後數代擔任“樣式房”掌案。
雷氏家族從事宮廷建築二百多年，尤其是參加了多項國家重大工程。
雷氏家族留下的數以千計的圖紙，絕大部分是總體平面圖，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闊、進深、柱高的尺寸、間數和屋頂形式，而具體結構和施工則按《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進行。
雷氏家族還大量制作和推廣“燙樣”，用硬闆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時觀看。
這些設計方法，顯示了清代建築師在各種不同地段上，靈活而妥善地運用各種建築體型進行空間組織的能力，也表現了他們敏銳而準确的尺度感，這些特點體現在清代的宮殿和皇家園林建築等方面。
宮殿和園林明清兩代北京的皇宮，現稱故宮，是一組設計嚴謹、宏偉壯麗的建築群。
清沿用明故宮以後，隻有部分重建和改建，總體布局基本上沒有變動。
故宮建築的空間組織和立體輪廓在全局統一中又有個體變化，反映了中國古代木構建築技術和藝術的輝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築群之一。
清代的園林，無論數量和質量都超過明代。
北京的圓明園，是被稱為“萬園之園”的著名園林，從康熙時開始創建至乾隆時才完工。
圓明園周圍廣達三十裡，擁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宮殿和樓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樹木。
它集中了中國古代園林建築技術和藝術的特點（如江南園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築的某些精華。
清鹹豐十年（1860），圓明園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毀。
從乾隆十五年（1750）起在北京西北郊興建的園林，稱為萬壽山清漪園。
鹹豐十年，清漪園與圓明園同時被焚毀。
光緒年間，用海軍建設費二千萬兩修複此園，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改名為頤和園，面積3.4平方公裡。
十八世紀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離宮，兼作避暑之用，稱為避暑山莊，面積500多公頃。
承德離宮共有十一組喇嘛教寺院，現存八座。
這些建築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東南到浙江等許多地區著名建築的特點，反映了各民族建築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風格。
少數民族的建築除漢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同宮廷建築相比，各民族的建築造型更為生動活潑，富于變化。
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是藏族人民建造的舉世聞名的宏偉建築。
這是一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築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時期，現存的建築是清順治二年（1645）建造的，工程曆時五十年①。
布達拉宮依山建造，共砌平樓13層，上有宮殿三座，最高達15.7米。
其建築結構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對于砌牆有着熟練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線，而砌縫平整，收分準确。
布達拉宮從山下直到山腰連成整體，氣勢宏偉，是中國古代高層宮殿建築的優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術清代夯土技術有更高成就。
福建、四川、陝西等地有若幹建于清代中葉的三四層樓房采用土牆承重，内加竹筋，雖經地震，仍極堅實。
①《中國古代建築史》，清華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二節 水利溝渠和海塘 清代畿輔水利以雍正時的規模最大，主持者為允祥和朱轼，實際計劃出自陳儀。
其主要内容是開引河，疏泉源，築圩岸，開溝渠，建閘涵，開田種稻。
總計雍正五年至七年營造水田六千餘頃①。
甯夏灌區，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
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農渠、昌潤渠等。
新疆的農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爾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
重點治理的海塘是海甯塘。
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
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在海甯老鹽倉首創魚鱗大石塘五百丈。
雍正、乾隆時，海甯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黃清代黃河基本維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黃淮并流入黃海。
鹹豐五年（1855），由于銅瓦廂決口，黃河才改道東北行，于山東利津附近流入渤海。
由于黃河決口泛濫很頻繁和嚴重，清代治河任務相當艱巨。
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鬥争中，出現了一批治河專家和治河著作。
如朱之錫、靳輔、陳潢、齊蘇勒、嵇曾筠、高斌、白鐘山、郭大昌等。
順治十四年（1657），任河道總督的朱之錫，曾提出河政十事，對河工夫役、料物、職守、建設柳園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詳細闡述。
在實際工作中，連續堵塞了祥符、山陽、陽武、陳留等地的決口，對治河作出了貢獻。
康熙年間，靳輔、陳潢治河治運，經營十年，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
他們修築了河、運堤防，堵塞了大小決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導使大河回歸故道，出現了十幾年沒有重大決口的比較安定的局面。
陳潢（1637&mdash1688），字天一，号省齋，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為河道總督靳輔的幕客。
他在《河防述言》（張霭生編纂）和《曆代河防統纂》中，批判了強調“河性喜決”的錯誤觀點，認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親身勘驗”，“廣咨博采”，并進一步發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論。
陳潢的“開引堵決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論的實施。
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積的河道中挖開兩條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兩邊築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暫不與原河口和海口接通。
待河水大漲時，打開相連未通之處，利用洶湧的水勢将引河沖刷開闊并趁勢沖開海口，引河入海。
為了實現他的治河理論，陳潢還發明了“測水法”，即根據水流的速度和河床的橫斷面，計算出水的流量。
如以一立方丈的水為一“水方”，根據水方①姚漢源：《中國水利史綱要》第510頁，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
量就可以确定各處河道是否需要開拓或緊縮以及具體的工程量。
這在水利工程學的發展上是一項有重大實際意義的創造。
依據這些理論和具體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餘年間，陳潢主持策劃了塞決堵漏，挑河築堤，建閘造壩等數以百計的大小工程，在治黃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嘉慶年間民間治河專家郭大昌，精通埽壩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
他敢于和當時侵吞治河經費的河官作鬥争，并提出過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議。
按照他的建議治河，一度使黃、淮并力入海，緩和了黃河水情的緊張局勢。
清代的一些治河專著，如靳輔《治河方略》，張霭生據陳潢《河防摘要》編纂的《河防述言》，陳潢《曆代河防統纂》、康基田《河渠紀聞》，張伯行《居濟一得》，王安一《安瀾紀要》與《回瀾紀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三節 紡織官私 紡織業的規模 清廷在北京及江南絲織業發達地區的中心城市，設立了織造衙門，直接管理官營織造業和控制私人織造業。
官營紡織手工業生産規模較大，“房舍動辄數百間，每一處設有各種類型織機六百張，多時至八百張，近兩千多機匠”①。
民間紡織業在整個紡織業中所占比重更大。
康熙時，擁有百張織機的大型紡織工場已不在少數。
道光年間，江甯出現了有“五六百張織機者”。
江南曾出現了有千架織機，幾千工人的紡織工場。
清代有大量絲織品、棉布等紡織品出口。
絲織品質量優美，享有盛譽。
“中國織造的南京土布，在顔色和質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過英國布匹的優越地位。
”②就是在西方開始使用動力機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質量也未達到中國手工業産品的水平①。
18世紀到19世紀30年代，中國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國是中國棉布的最大買主。
紡織品的質量清代紡織品産量高、質量好。
魚凍布是用苎麻紗和蠶絲交織而成的，質地光滑柔軟，越洗越白。
故宮所藏紡織品“極樂世界織成錦圖軸”，是在高2.89米、寬1.75米的畫面上織出332個神态各異的人物，奇花珍鳥、山水木石點綴其間。
精良的麻織品細軟可比絲綢。
故宮所藏的珍貴紡織品，反映了這一時期紡織品種的多樣化和工藝技術的高度成熟。
清代生産的莨紗（香雲紗），是著名的紡織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曬、涼爽、易洗等特點，是經薯莨染整所得。
薯莨整理是染整結合的浴法工藝，為較早的特殊整理技術。
清代的絲綢精練，除沿用前代的各類工藝技術外，練染工藝的銜接也更為密切，并發展了生絲“半湅法”，使生絲經過粗練（半練），即直接進行染色，以适應織造某些紡織品的需要。
印染工藝技術和色譜也有發展。
根據《雪宦繡譜》記載，以天地、山水、動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結合深淺濃淡，可配得色調七百零四色。
維吾爾族創制了印花木戳和木
1734年清政府頒布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統一了宮廷建築構件的模式和用料标準，簡化了構造方法，從而使宮廷建築結構體系高度成熟，同時也導緻了結構僵化。
民用建築雖然也有這種發展趨勢，但由于地區和民族的不同，各地區的建築仍有相當大的差别，地方特色更加顯著。
清代中葉以後，建築裝飾趨向過分繁瑣，定型化的花紋也失去了清新活潑的韻味，整個建築技術處于一種遲滞的狀态。
清代，建築組群的布局十分嚴謹規則，尤其是宮殿與陵寝的設計和施工以“樣式雷”的成就最為突出。
雷發達家族從清初到光緒末年長期擔任清朝的皇室建築師，被譽稱“樣式雷”。
雷發達，原籍江西南康，後遷居南京，在康熙初年參加皇宮擴建，負責設計工作，其後數代擔任“樣式房”掌案。
雷氏家族從事宮廷建築二百多年，尤其是參加了多項國家重大工程。
雷氏家族留下的數以千計的圖紙，絕大部分是總體平面圖，在每座房屋的平面位置上注明面闊、進深、柱高的尺寸、間數和屋頂形式，而具體結構和施工則按《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進行。
雷氏家族還大量制作和推廣“燙樣”，用硬闆做模型，可以拆卸，随時觀看。
這些設計方法，顯示了清代建築師在各種不同地段上，靈活而妥善地運用各種建築體型進行空間組織的能力，也表現了他們敏銳而準确的尺度感，這些特點體現在清代的宮殿和皇家園林建築等方面。
宮殿和園林明清兩代北京的皇宮，現稱故宮，是一組設計嚴謹、宏偉壯麗的建築群。
清沿用明故宮以後，隻有部分重建和改建，總體布局基本上沒有變動。
故宮建築的空間組織和立體輪廓在全局統一中又有個體變化，反映了中國古代木構建築技術和藝術的輝煌成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築群之一。
清代的園林，無論數量和質量都超過明代。
北京的圓明園，是被稱為“萬園之園”的著名園林，從康熙時開始創建至乾隆時才完工。
圓明園周圍廣達三十裡，擁有一百五十多所精美的宮殿和樓台，并精置山石、湖沼和花草樹木。
它集中了中國古代園林建築技術和藝術的特點（如江南園林布局），也吸收了西方建築的某些精華。
清鹹豐十年（1860），圓明園被英法侵略者所焚毀。
從乾隆十五年（1750）起在北京西北郊興建的園林，稱為萬壽山清漪園。
鹹豐十年，清漪園與圓明園同時被焚毀。
光緒年間，用海軍建設費二千萬兩修複此園，光緒十四年（1888）建成，改名為頤和園，面積3.4平方公裡。
十八世紀初起，清在承德建造皇家離宮，兼作避暑之用，稱為避暑山莊，面積500多公頃。
承德離宮共有十一組喇嘛教寺院，現存八座。
這些建築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東南到浙江等許多地區著名建築的特點，反映了各民族建築的密切交流，形成了新的風格。
少數民族的建築除漢族外，其他民族在建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同宮廷建築相比，各民族的建築造型更為生動活潑，富于變化。
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是藏族人民建造的舉世聞名的宏偉建築。
這是一組大型喇嘛教寺院建築群，始建于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時期，現存的建築是清順治二年（1645）建造的，工程曆時五十年①。
布達拉宮依山建造，共砌平樓13層，上有宮殿三座，最高達15.7米。
其建築結構和一般寺院相同，突出的是藏族工匠對于砌牆有着熟練的技巧，不立杆，不挂線，而砌縫平整，收分準确。
布達拉宮從山下直到山腰連成整體，氣勢宏偉，是中國古代高層宮殿建築的優秀代表作之一。
夯土技術清代夯土技術有更高成就。
福建、四川、陝西等地有若幹建于清代中葉的三四層樓房采用土牆承重，内加竹筋，雖經地震，仍極堅實。
①《中國古代建築史》，清華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二節 水利溝渠和海塘 清代畿輔水利以雍正時的規模最大，主持者為允祥和朱轼，實際計劃出自陳儀。
其主要内容是開引河，疏泉源，築圩岸，開溝渠，建閘涵，開田種稻。
總計雍正五年至七年營造水田六千餘頃①。
甯夏灌區，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治的水渠最多。
大的灌渠有大清渠、惠農渠、昌潤渠等。
新疆的農田水利始于康熙末年，大的灌渠有察布查爾渠、旗屯渠、哈什大渠等。
重點治理的海塘是海甯塘。
至康熙末年，共修成石塘四千多丈及土塘六千丈。
康熙五十九年（1720）朱轼在海甯老鹽倉首創魚鱗大石塘五百丈。
雍正、乾隆時，海甯石塘又增修六七千丈。
治黃清代黃河基本維持明朝末年的河道，使黃淮并流入黃海。
鹹豐五年（1855），由于銅瓦廂決口，黃河才改道東北行，于山東利津附近流入渤海。
由于黃河決口泛濫很頻繁和嚴重，清代治河任務相當艱巨。
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治河鬥争中，出現了一批治河專家和治河著作。
如朱之錫、靳輔、陳潢、齊蘇勒、嵇曾筠、高斌、白鐘山、郭大昌等。
順治十四年（1657），任河道總督的朱之錫，曾提出河政十事，對河工夫役、料物、職守、建設柳園以及河工弊端等等，作了詳細闡述。
在實際工作中，連續堵塞了祥符、山陽、陽武、陳留等地的決口，對治河作出了貢獻。
康熙年間，靳輔、陳潢治河治運，經營十年，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
他們修築了河、運堤防，堵塞了大小決口，加固了高家堰堤防，導使大河回歸故道，出現了十幾年沒有重大決口的比較安定的局面。
陳潢（1637&mdash1688），字天一，号省齋，浙江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為河道總督靳輔的幕客。
他在《河防述言》（張霭生編纂）和《曆代河防統纂》中，批判了強調“河性喜決”的錯誤觀點，認為河患是可以防止的，提出治理河患要“親身勘驗”，“廣咨博采”，并進一步發展了“束水攻沙”的理論。
陳潢的“開引堵決法”和他主持的海口疏浚工程是他的理論的實施。
如疏浚海口，要先在淤積的河道中挖開兩條引河，并用挖出的泥土在河道兩邊築堤，而引河自行入海暫不與原河口和海口接通。
待河水大漲時，打開相連未通之處，利用洶湧的水勢将引河沖刷開闊并趁勢沖開海口，引河入海。
為了實現他的治河理論，陳潢還發明了“測水法”，即根據水流的速度和河床的橫斷面，計算出水的流量。
如以一立方丈的水為一“水方”，根據水方①姚漢源：《中國水利史綱要》第510頁，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
量就可以确定各處河道是否需要開拓或緊縮以及具體的工程量。
這在水利工程學的發展上是一項有重大實際意義的創造。
依據這些理論和具體工程做法，在康熙十六年到二十六年的十餘年間，陳潢主持策劃了塞決堵漏，挑河築堤，建閘造壩等數以百計的大小工程，在治黃工程中作出了很大貢獻。
嘉慶年間民間治河專家郭大昌，精通埽壩工程，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河工。
他敢于和當時侵吞治河經費的河官作鬥争，并提出過不少很好的治河建議。
按照他的建議治河，一度使黃、淮并力入海，緩和了黃河水情的緊張局勢。
清代的一些治河專著，如靳輔《治河方略》，張霭生據陳潢《河防摘要》編纂的《河防述言》，陳潢《曆代河防統纂》、康基田《河渠紀聞》，張伯行《居濟一得》，王安一《安瀾紀要》與《回瀾紀要》等，至今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三節 紡織官私 紡織業的規模 清廷在北京及江南絲織業發達地區的中心城市，設立了織造衙門，直接管理官營織造業和控制私人織造業。
官營紡織手工業生産規模較大，“房舍動辄數百間，每一處設有各種類型織機六百張，多時至八百張，近兩千多機匠”①。
民間紡織業在整個紡織業中所占比重更大。
康熙時，擁有百張織機的大型紡織工場已不在少數。
道光年間，江甯出現了有“五六百張織機者”。
江南曾出現了有千架織機，幾千工人的紡織工場。
清代有大量絲織品、棉布等紡織品出口。
絲織品質量優美，享有盛譽。
“中國織造的南京土布，在顔色和質地方面，仍然保持其超過英國布匹的優越地位。
”②就是在西方開始使用動力機械的一百年中，棉布質量也未達到中國手工業産品的水平①。
18世紀到19世紀30年代，中國大量棉布出口到西方，美國是中國棉布的最大買主。
紡織品的質量清代紡織品産量高、質量好。
魚凍布是用苎麻紗和蠶絲交織而成的，質地光滑柔軟，越洗越白。
故宮所藏紡織品“極樂世界織成錦圖軸”，是在高2.89米、寬1.75米的畫面上織出332個神态各異的人物，奇花珍鳥、山水木石點綴其間。
精良的麻織品細軟可比絲綢。
故宮所藏的珍貴紡織品，反映了這一時期紡織品種的多樣化和工藝技術的高度成熟。
清代生産的莨紗（香雲紗），是著名的紡織品之一，具有耐汗、耐曬、涼爽、易洗等特點，是經薯莨染整所得。
薯莨整理是染整結合的浴法工藝，為較早的特殊整理技術。
清代的絲綢精練，除沿用前代的各類工藝技術外，練染工藝的銜接也更為密切，并發展了生絲“半湅法”，使生絲經過粗練（半練），即直接進行染色，以适應織造某些紡織品的需要。
印染工藝技術和色譜也有發展。
根據《雪宦繡譜》記載，以天地、山水、動物、植物等自然色彩，結合深淺濃淡，可配得色調七百零四色。
維吾爾族創制了印花木戳和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