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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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升二合五，加尖一升，皮七合五，共計六升。
附加為正額的40％，正租與法定附加的比例為七比三。
租草也有附加，據佃戶們反映，一束草法定為二十五斤，但交租時總要交三十斤才能過關。
①《孔府檔案》4726、4727号。
①《孔府檔案》4725号。
佃種爵府官莊地，除正租糧草和附加外，還有差役。
官莊佃戶所負擔的差役繁瑣而複雜，有林差和冰差。
由曲阜的大莊、安基、春亭、紅廟、南池、張羊、齊王莊出差。
林差是秋後到孔林割草，孔林面積近三千畝，各草叢生，郁郁蔥蔥，且使用價值也高。
規定每租種官地十畝需出一伕割草，或親役，或雇人替代，租地不足十畝者，按畝出錢雇伕。
一般從八月初一進林，十月初一前必須割完，并運到爵府柴火院垛好。
此役很重，一般總要四十多天才能完，且為無償勞役，割草伕需自帶吃食，住在林裡，爵府隻“賜”幾文茶水錢。
冰差為當數九嚴寒護城河水結冰之時，将冰鑿開運到爵府冰窖貯藏備來年消受。
也是租種十畝地出一伕，一般十五天左右可完，時間雖短，但勞動條件卻更艱難，也是無償勞役。
還有天棚、花炮、年菜、幹果、杏仁、年豬、肉腿、椿芽等差，也由大莊、紅廟、南池、春亭等莊負擔，這些大多是由房基租折納的。
官莊的佃戶不僅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同時也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他們的住房是蓋在官莊的土地上，叫做官基民房，蓋房占用的幾分地要交租，叫房基租。
房基租征銀子，一般是每分地租一錢。
爵府征收部分銀子，另一部分折成差，如大莊房基租為一百二十兩白銀，爵府收現銀八十兩，餘四十兩折辦天棚、花炮、杏仁、肉腿、年菜、椿芽、掃帚等，即這些都由大莊去采辦，如爵府每年多次祭祀、過年過節、紅白喜事都要搭棚，搭棚所用席、箔、青麻及人伕全部由各負擔官莊的佃戶承擔。
有擡輿、推車、香案、紙馬等差，由胡二窯、下地屯、顔孟等莊負擔。
公府出殡祭祖，由顔孟莊的佃戶擡輿，胡二窯的佃戶擡香案、拿紙馬，齊王坡的佃戶推車，這些或以房基租折，或以草租折，如胡二窯的佃戶擡香案、拿紙馬之差就是以草租折的。
此外，爵府還有多種所謂戶，他們也都與官莊土地結合，如杏戶、梨戶、核桃戶、扁擔盒子戶、掃帚戶、撩衣戶、号喪戶和吹鼓手等。
他們都種官莊地，不納糧或少納糧。
如大莊有杏戶，據說原來大莊有一片杏樹，看管人每年送杏進府，後來杏樹死了，還是照例于端陽節前送杏進府。
杏是從市集上買的，每年十二籃子，每籃約八、九斤，送杏戶種四畝地，不納糧。
紅廟莊的掃帚戶也大體如此，種上地一畝餘，本應交租四鬥，而隻交一鬥，餘三鬥折掃帚四十、條帚十、刷帚十，共六十，每年十月一日前交齊。
大莊還有四戶吹鼓手，每戶種地四畝，不納糧，逢年過節和紅白喜事都應召到府裡去吹吹打打。
撩衣戶是胡二窯官莊的，姓胡，曾随衍聖公進過京，其後代賜為世襲小甲。
号喪戶是助哭的，大莊和紅廟兩官莊都有，也是種一定數量的地，不納糧，公府遇喪舉哀時召他（她）們去助哭。
大莊還有扁擔盒子戶，種三畝官地，不交租或少交租，每遇祭祀去府應差，擡盒子到林或廟。
這一切都同土地聯系着。
官莊還租牛和放糧，這些都是加重剝削佃戶的重要手段。
牛租額高，在一些租冊中經常見到佃戶欠牛租的記錄，欠數很大，往往是白銀幾十兩，而且也有因欠牛租而餓死的佃戶。
官莊土地盡管來源不同，卻均名曰祀田，蠲免封建政權的一切錢糧差徭。
官莊土田嚴禁買賣，它有雙層意義，一是嚴禁佃戶出賣，二是爵府本身也不得出賣。
祀田到官田項下，官田的所有權在封建政權，所以，不得出賣，也不得贈送、賞賜或分給兄弟伯叔。
官莊土地盡管嚴禁佃戶出賣，而到清朝，特别清中期，由于商品貨币經濟的深入發展，土地買賣的頻繁，也由于耕地面積的緊缺和田骨田皮的分離，在官莊佃戶間退地現象在發展着，所謂退地就是田皮買賣。
就官莊的具體條件分析，退地源于轉佃，佃戶們租種官莊土地，雖有不少為子孫相承，但佃權也還是有變化的，有的是自動退佃，有的是被奪佃，有的是頂佃，也有的是新佃，開始這些佃戶們是同管莊小甲直接聯系，退佃者将地退給小甲，奪佃由小甲出面，頂佃、新佃也經小甲之手，甚至小甲們還要勒索部分經手費用。
久而久之，佃戶們就避開小甲私相授受佃權了，即當佃戶要退田時不再退給小甲，而是私自轉佃給其他人，起初隻是轉手，轉給自己的親鄰或友好，不取報酬，後來出讓佃權者就索取一定代價了，叫做退地或推地。
爵府官莊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現，乾隆以後已相當普遍。
茲舉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銀不湊，同中說合，将官莊家此南北地一畝，出退于邵壘名下承租耕種，言定退價錢七千五百文，交足無欠，上帶青麥，二家平分。
恐後不明，立字存證。
同中人董士夏立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
①退田（地皮買賣）的發展逐漸影響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種者一再更換，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戶，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換約的措施來聚攏土田，宣布舊約一律作廢，以新約為準，如期不換者則另招新佃。
總之，爵府對官莊土地雖無所有權，但占有地租的權力卻是相當持久的，幾乎是永久的。
在封建制度下這種權力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朝代變了，統治者換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權力依舊。
辛亥革命後，雖曾有倡議祀田國有者，卻并未實現。
直到土改時才實現了田歸耕者所有，并且在當地無地少地農民之間實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莊爵府在清初擁有相當數量的私田，由于不時的出進，如分家析産、出賣、出典、購置、開墾等，準确的數字很難找到。
估計在五百餘頃以上。
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甯陽、滕縣、濟甯、滋陽、費縣、巨野、單縣、魚台和曲阜。
私田來源于各種渠道，大體有五方面。
一系以價購買，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濟甯南鄉購地四十四頃①。
乾隆年間在滋陽縣吳寺社置地二頃五十①《孔府檔案》4051号。
①《孔府檔案》1562号。
七畝，同時在曲阜泉頭、井上等處置地四十頃餘。
二為開墾荒田，如順治十年在滕縣馮家營等新開地二十四頃六十八畝②。
再如東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間奏定招墾納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開墾荒田一百六十頃，名鵝鴨廠。
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開墾一百一十五頃名五全廠④。
三是認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認佃的形式據為己有的。
汶上縣明德魯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滅，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鳥獸散，土地大批荒蕪。
但孔家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很快以各種方式插手廢藩莊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認佃，在順治十二年（1655）認佃了十一頃五十畝⑤，這些所謂認佃地後來都成了孔家私産。
四是投獻，滕縣清涼寺地九頃七畝、辛集地七頃二畝均為挂地。
五為抵償，甯陽鐘家莊地一頃十五畝原是司房趙琮私産，嘉慶五年（1800）趙瑔因故被革，并追繳銀一千兩，因缺現款而以上述地畝抵償，名曰南廠。
爵府私田除個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經管，也像官莊一樣設小甲管理。
以汶上縣私田為例分析。
清初公府在汶上縣擁有私莊十七處，土地三十餘頃，其中除美化莊土田在十頃以上外，其餘莊子土地均在一頃到三頃之間，個别的隻幾十畝地。
十七個莊子中除極少數土地采取定額租外，其餘均采取分成制經管。
在分成比例上，陳車平原莊所種小畝八十六畝，其中四十一畝為對分，四十五畝四六分，賬冊中沒有注明孰四孰六，不過根據一些數據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戶得四的結論。
收租帳冊的記載是：對分的四十一畝每畝分麥二鬥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畝，爵府每畝分得二鬥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關鍵是種子由那一方墊支。
當糧食上場後分配時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種子，種子的來源有三個途徑，相應的也就有三種分配法：第一，主佃雙方平均出種，産量均分。
第二，地主出種，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種量外，還要加五利，如胡城口莊，順治十年種小麥八十畝六分八厘八毫，使種八石，分配時“民堆加五利除種十二石，分麥三十石二鬥五升五合”，是說佃戶需從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種八石，并要加50％的息即四石，原種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償還胡城口莊。
這樣主得三十石二鬥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鬥五升五合。
①第三，出種一方加倍收回種糧。
如所莊，順治十年種小麥四十八畝一分，所莊出種三石五鬥，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種七石，分麥十四石四鬥三升”。
從文字看很容易理解為所莊從對分中拿出種七石加給佃戶，其實恰恰相反，是所莊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種糧，賬冊上記錄這年所莊共收麥五十七石四鬥三升，②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③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④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⑤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①《孔府檔案》4803号。
其中包括收回放麥本利三十六石，從五十七石四鬥三升減去放麥本利三十六石，餘二十一石四鬥三升，再除去對分得麥十四石四鬥三升，餘七石，正是種三石五鬥之倍數②。
種子加倍償還對佃戶應算是重利盤剝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種爵府私田的佃農的窮困程度，到下種的季節他們已窮得家無顆粒，被迫以倍利貸種。
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額銀租，如兖州花園莊地五十五畝餘，順治十一年初收銀租，園地每畝一兩二錢，中地每畝七錢，下地五錢個别六錢①。
私莊上還有牛租和放糧。
放糧，在各私莊上是相當普遍的，一般放好糧要加倍回收，壞糧不加利原數收回，不過壞糧變成了好糧罷了。
如汶上高家莊，在順治十二年，“放出好麥十六石五鬥一升，一鬥還麥二鬥。
爛麥五石，一鬥還一鬥。
”②此類例子比比皆是。
私莊多征實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麥、小麥、黃豆、黑豆、高粱、谷子。
此外還有荞麥、綠豆、紅豆、豌豆、黍、穄、芝麻、麥仁、麻、苘等。
爵府的私莊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制約，清代農業中經濟作物的種植已有相當發展，在山東比較突出的是棉花和煙草，私莊也受波及，也種棉花煙草乃至瓜果。
汶上馬村莊，早在順治十二年就種棉花六畝，分得棉花四百八十二斤③。
乾隆以後種植面積擴大了，如汶上美化莊，每年都種煙、瓜和棉花。
乾隆元年（1736）租出煙瓜地十一畝三分六厘，每畝租高粱一石。
租出棉花地四畝六分，每畝租谷七鬥④。
屬于公府的私田應向地方政權交納田賦。
順治十二年當認佃汶上縣廢藩田産十一頃五十畝，曾認租十五兩二錢，後來又開墾了幾十頃，共該完銀二百十九兩七錢七厘①。
康熙十七年在東平州開荒一百六十頃、國稅四百八十兩②，二十八年又墾一百十五頃，該稅銀四百六十兩，此項銀應歸入河饷③總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規定了國稅。
有不少也确曾按數完納過。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爵府總是借故逃脫、拖欠甚至拒不交納，設法以私充祀，逃脫國稅，如在一份答複滕縣催征的文書中說：“簿查滕縣原有本府置買莊地二百餘頃，由萬曆年間曆天啟以逮崇祯末期，俱入優免，從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
”④對東平州的國課，則借口被災，“佃戶星散，無憑催迫”而不交⑤。
②《孔府檔案》4815号。
①《孔府檔案》4695号。
②《孔府檔案》4812号。
③《孔府檔案》4806号。
④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①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②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③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④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對泗水、汶上、滋陽、鄒縣、曲阜、甯陽等縣的錢糧，也是屢屢拖欠。
嘉慶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聖公府，指出其曆年拖欠泗水縣銀九百四十兩餘，米八十五石餘⑥。
爵府置若罔聞。
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數已達銀一千三百餘兩，漕米一百八十餘石⑦。
聖公府同地方政權的矛盾日趨加深。
⑤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⑥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⑦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第三節 宗族制度 宗族的法規和要求 宗族組織為維護其血緣共同體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為規範，并受傳統文化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制約。
祠堂族長對族人擁有審判權。
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種種“非為”，“各房長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長告知族長，族長會同族衆，以其所犯過惡告明祖先，爰請家法，從重懲責”①。
宗族懲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過惡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請家法”。
《即墨楊氏家乘》所收康熙時所定《家法》規定：族人相訟，族中“尊長傳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廟，示無所徇，吐其實，定其曲直，小事開罪..大事告于祖宗樸責之..強悍不遵約束者，則公曰于官，以法處之”。
“焚香誓于家廟，示無所徇”。
江蘇常州莊氏祠堂乾隆時所定宗約，對于祠堂的審判權叙述較細。
該約：“族人相争，大幹法紀，自難解免，倘屬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細故，族人可為調處者，不得邃行興訟，告以情祠具禀宗祠，聽族長、分長暨族之秉公持正者傳集兩造，在祖宗神位前論曲直、剖是非，其理屈與不肖者，當即随事懲罰，甚則繩以祖宗家法，令其改過自新，若頑梗不靈，輕則鳴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則祠中斥革，譜内削名，斷勿徇縱”②。
祠堂族長依據家法對族人的處理，各族是不同的。
前述楊氏宗族對于犯“大事”者要“樸責”，莊氏宗族對于小事“随事懲罰”，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嚴重的“祠中斥革、譜内削名”，即開除族籍。
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規》中列有專條：“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長三尺，寬寸半，厚五分，上書唐氏家法字樣，懸祠中内高朗處，祭祀時昭然若見，令其知懼。
當用則用之.
附加為正額的40％，正租與法定附加的比例為七比三。
租草也有附加，據佃戶們反映，一束草法定為二十五斤，但交租時總要交三十斤才能過關。
①《孔府檔案》4726、4727号。
①《孔府檔案》4725号。
佃種爵府官莊地，除正租糧草和附加外，還有差役。
官莊佃戶所負擔的差役繁瑣而複雜，有林差和冰差。
由曲阜的大莊、安基、春亭、紅廟、南池、張羊、齊王莊出差。
林差是秋後到孔林割草，孔林面積近三千畝，各草叢生，郁郁蔥蔥，且使用價值也高。
規定每租種官地十畝需出一伕割草，或親役，或雇人替代，租地不足十畝者，按畝出錢雇伕。
一般從八月初一進林，十月初一前必須割完，并運到爵府柴火院垛好。
此役很重，一般總要四十多天才能完，且為無償勞役，割草伕需自帶吃食，住在林裡，爵府隻“賜”幾文茶水錢。
冰差為當數九嚴寒護城河水結冰之時，将冰鑿開運到爵府冰窖貯藏備來年消受。
也是租種十畝地出一伕，一般十五天左右可完，時間雖短，但勞動條件卻更艱難，也是無償勞役。
還有天棚、花炮、年菜、幹果、杏仁、年豬、肉腿、椿芽等差，也由大莊、紅廟、南池、春亭等莊負擔，這些大多是由房基租折納的。
官莊的佃戶不僅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同時也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他們的住房是蓋在官莊的土地上，叫做官基民房，蓋房占用的幾分地要交租，叫房基租。
房基租征銀子，一般是每分地租一錢。
爵府征收部分銀子，另一部分折成差，如大莊房基租為一百二十兩白銀，爵府收現銀八十兩，餘四十兩折辦天棚、花炮、杏仁、肉腿、年菜、椿芽、掃帚等，即這些都由大莊去采辦，如爵府每年多次祭祀、過年過節、紅白喜事都要搭棚，搭棚所用席、箔、青麻及人伕全部由各負擔官莊的佃戶承擔。
有擡輿、推車、香案、紙馬等差，由胡二窯、下地屯、顔孟等莊負擔。
公府出殡祭祖，由顔孟莊的佃戶擡輿，胡二窯的佃戶擡香案、拿紙馬，齊王坡的佃戶推車，這些或以房基租折，或以草租折，如胡二窯的佃戶擡香案、拿紙馬之差就是以草租折的。
此外，爵府還有多種所謂戶，他們也都與官莊土地結合，如杏戶、梨戶、核桃戶、扁擔盒子戶、掃帚戶、撩衣戶、号喪戶和吹鼓手等。
他們都種官莊地，不納糧或少納糧。
如大莊有杏戶，據說原來大莊有一片杏樹，看管人每年送杏進府，後來杏樹死了，還是照例于端陽節前送杏進府。
杏是從市集上買的，每年十二籃子，每籃約八、九斤，送杏戶種四畝地，不納糧。
紅廟莊的掃帚戶也大體如此，種上地一畝餘，本應交租四鬥，而隻交一鬥，餘三鬥折掃帚四十、條帚十、刷帚十，共六十，每年十月一日前交齊。
大莊還有四戶吹鼓手，每戶種地四畝，不納糧，逢年過節和紅白喜事都應召到府裡去吹吹打打。
撩衣戶是胡二窯官莊的，姓胡，曾随衍聖公進過京，其後代賜為世襲小甲。
号喪戶是助哭的，大莊和紅廟兩官莊都有，也是種一定數量的地，不納糧，公府遇喪舉哀時召他（她）們去助哭。
大莊還有扁擔盒子戶，種三畝官地，不交租或少交租，每遇祭祀去府應差，擡盒子到林或廟。
這一切都同土地聯系着。
官莊還租牛和放糧，這些都是加重剝削佃戶的重要手段。
牛租額高，在一些租冊中經常見到佃戶欠牛租的記錄，欠數很大，往往是白銀幾十兩，而且也有因欠牛租而餓死的佃戶。
官莊土地盡管來源不同，卻均名曰祀田，蠲免封建政權的一切錢糧差徭。
官莊土田嚴禁買賣，它有雙層意義，一是嚴禁佃戶出賣，二是爵府本身也不得出賣。
祀田到官田項下，官田的所有權在封建政權，所以，不得出賣，也不得贈送、賞賜或分給兄弟伯叔。
官莊土地盡管嚴禁佃戶出賣，而到清朝，特别清中期，由于商品貨币經濟的深入發展，土地買賣的頻繁，也由于耕地面積的緊缺和田骨田皮的分離，在官莊佃戶間退地現象在發展着，所謂退地就是田皮買賣。
就官莊的具體條件分析，退地源于轉佃，佃戶們租種官莊土地，雖有不少為子孫相承，但佃權也還是有變化的，有的是自動退佃，有的是被奪佃，有的是頂佃，也有的是新佃，開始這些佃戶們是同管莊小甲直接聯系，退佃者将地退給小甲，奪佃由小甲出面，頂佃、新佃也經小甲之手，甚至小甲們還要勒索部分經手費用。
久而久之，佃戶們就避開小甲私相授受佃權了，即當佃戶要退田時不再退給小甲，而是私自轉佃給其他人，起初隻是轉手，轉給自己的親鄰或友好，不取報酬，後來出讓佃權者就索取一定代價了，叫做退地或推地。
爵府官莊上的退地，清初已出現，乾隆以後已相當普遍。
茲舉例如下：立退字人裎文宣，因租銀不湊，同中說合，将官莊家此南北地一畝，出退于邵壘名下承租耕種，言定退價錢七千五百文，交足無欠，上帶青麥，二家平分。
恐後不明，立字存證。
同中人董士夏立字裎文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三十日。
①退田（地皮買賣）的發展逐漸影響了爵府的地租征收，佃種者一再更換，往往使小甲找不到佃戶，到清末，爵府不得已采取了換約的措施來聚攏土田，宣布舊約一律作廢，以新約為準，如期不換者則另招新佃。
總之，爵府對官莊土地雖無所有權，但占有地租的權力卻是相當持久的，幾乎是永久的。
在封建制度下這種權力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朝代變了，統治者換了，占有土田和地租的權力依舊。
辛亥革命後，雖曾有倡議祀田國有者，卻并未實現。
直到土改時才實現了田歸耕者所有，并且在當地無地少地農民之間實行了合理的分配。
私莊爵府在清初擁有相當數量的私田，由于不時的出進，如分家析産、出賣、出典、購置、開墾等，準确的數字很難找到。
估計在五百餘頃以上。
這些私田坐落在：汶上、泗水、甯陽、滕縣、濟甯、滋陽、費縣、巨野、單縣、魚台和曲阜。
私田來源于各種渠道，大體有五方面。
一系以價購買，如康熙二十二年在濟甯南鄉購地四十四頃①。
乾隆年間在滋陽縣吳寺社置地二頃五十①《孔府檔案》4051号。
①《孔府檔案》1562号。
七畝，同時在曲阜泉頭、井上等處置地四十頃餘。
二為開墾荒田，如順治十年在滕縣馮家營等新開地二十四頃六十八畝②。
再如東平州西的安山湖，久淤，康熙間奏定招墾納租，爵府于康熙十七年（1678）在此開墾荒田一百六十頃，名鵝鴨廠。
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又開墾一百一十五頃名五全廠④。
三是認佃，爵府在汶上的私田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認佃的形式據為己有的。
汶上縣明德魯二藩土田甚多，随着明王朝的覆滅，藩府主人或死或逃，其他爪牙作鳥獸散，土地大批荒蕪。
但孔家不受改朝換代的影響，很快以各種方式插手廢藩莊田，其中手段之一是認佃，在順治十二年（1655）認佃了十一頃五十畝⑤，這些所謂認佃地後來都成了孔家私産。
四是投獻，滕縣清涼寺地九頃七畝、辛集地七頃二畝均為挂地。
五為抵償，甯陽鐘家莊地一頃十五畝原是司房趙琮私産，嘉慶五年（1800）趙瑔因故被革，并追繳銀一千兩，因缺現款而以上述地畝抵償，名曰南廠。
爵府私田除個别外均采取分收制經管，也像官莊一樣設小甲管理。
以汶上縣私田為例分析。
清初公府在汶上縣擁有私莊十七處，土地三十餘頃，其中除美化莊土田在十頃以上外，其餘莊子土地均在一頃到三頃之間，個别的隻幾十畝地。
十七個莊子中除極少數土地采取定額租外，其餘均采取分成制經管。
在分成比例上，陳車平原莊所種小畝八十六畝，其中四十一畝為對分，四十五畝四六分，賬冊中沒有注明孰四孰六，不過根據一些數據可得出爵府得六、佃戶得四的結論。
收租帳冊的記載是：對分的四十一畝每畝分麥二鬥四升，而四六分的四十五畝，爵府每畝分得二鬥六升。
二五分成，平均分配的關鍵是種子由那一方墊支。
當糧食上場後分配時的第一步先是主佃均分，各得二分之一；第二步是種子，種子的來源有三個途徑，相應的也就有三種分配法：第一，主佃雙方平均出種，産量均分。
第二，地主出種，地主一方除收回原種量外，還要加五利，如胡城口莊，順治十年種小麥八十畝六分八厘八毫，使種八石，分配時“民堆加五利除種十二石，分麥三十石二鬥五升五合”，是說佃戶需從自己所得的二分之一中扣出種八石，并要加50％的息即四石，原種八石加息四石共十二石償還胡城口莊。
這樣主得三十石二鬥五升五合，而佃得十八石二鬥五升五合。
①第三，出種一方加倍收回種糧。
如所莊，順治十年種小麥四十八畝一分，所莊出種三石五鬥，所得是“官堆加本利除種七石，分麥十四石四鬥三升”。
從文字看很容易理解為所莊從對分中拿出種七石加給佃戶，其實恰恰相反，是所莊加本利，即加倍收回種糧，賬冊上記錄這年所莊共收麥五十七石四鬥三升，②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③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④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⑤分别見《孔府檔案》4799、4079、4146、4075号。
①《孔府檔案》4803号。
其中包括收回放麥本利三十六石，從五十七石四鬥三升減去放麥本利三十六石，餘二十一石四鬥三升，再除去對分得麥十四石四鬥三升，餘七石，正是種三石五鬥之倍數②。
種子加倍償還對佃戶應算是重利盤剝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種爵府私田的佃農的窮困程度，到下種的季節他們已窮得家無顆粒，被迫以倍利貸種。
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額銀租，如兖州花園莊地五十五畝餘，順治十一年初收銀租，園地每畝一兩二錢，中地每畝七錢，下地五錢個别六錢①。
私莊上還有牛租和放糧。
放糧，在各私莊上是相當普遍的，一般放好糧要加倍回收，壞糧不加利原數收回，不過壞糧變成了好糧罷了。
如汶上高家莊，在順治十二年，“放出好麥十六石五鬥一升，一鬥還麥二鬥。
爛麥五石，一鬥還一鬥。
”②此類例子比比皆是。
私莊多征實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麥、小麥、黃豆、黑豆、高粱、谷子。
此外還有荞麥、綠豆、紅豆、豌豆、黍、穄、芝麻、麥仁、麻、苘等。
爵府的私莊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制約，清代農業中經濟作物的種植已有相當發展，在山東比較突出的是棉花和煙草，私莊也受波及，也種棉花煙草乃至瓜果。
汶上馬村莊，早在順治十二年就種棉花六畝，分得棉花四百八十二斤③。
乾隆以後種植面積擴大了，如汶上美化莊，每年都種煙、瓜和棉花。
乾隆元年（1736）租出煙瓜地十一畝三分六厘，每畝租高粱一石。
租出棉花地四畝六分，每畝租谷七鬥④。
屬于公府的私田應向地方政權交納田賦。
順治十二年當認佃汶上縣廢藩田産十一頃五十畝，曾認租十五兩二錢，後來又開墾了幾十頃，共該完銀二百十九兩七錢七厘①。
康熙十七年在東平州開荒一百六十頃、國稅四百八十兩②，二十八年又墾一百十五頃，該稅銀四百六十兩，此項銀應歸入河饷③總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規定了國稅。
有不少也确曾按數完納過。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爵府總是借故逃脫、拖欠甚至拒不交納，設法以私充祀，逃脫國稅，如在一份答複滕縣催征的文書中說：“簿查滕縣原有本府置買莊地二百餘頃，由萬曆年間曆天啟以逮崇祯末期，俱入優免，從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
”④對東平州的國課，則借口被災，“佃戶星散，無憑催迫”而不交⑤。
②《孔府檔案》4815号。
①《孔府檔案》4695号。
②《孔府檔案》4812号。
③《孔府檔案》4806号。
④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①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②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③分别見《孔府檔案》4826、4075、4079、4146号。
④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對泗水、汶上、滋陽、鄒縣、曲阜、甯陽等縣的錢糧，也是屢屢拖欠。
嘉慶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聖公府，指出其曆年拖欠泗水縣銀九百四十兩餘，米八十五石餘⑥。
爵府置若罔聞。
到嘉慶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數已達銀一千三百餘兩，漕米一百八十餘石⑦。
聖公府同地方政權的矛盾日趨加深。
⑤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⑥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⑦分别見《孔府檔案》4086、4084、1580、1581号。
第三節 宗族制度 宗族的法規和要求 宗族組織為維護其血緣共同體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為規範，并受傳統文化和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制約。
祠堂族長對族人擁有審判權。
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種種“非為”，“各房長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長告知族長，族長會同族衆，以其所犯過惡告明祖先，爰請家法，從重懲責”①。
宗族懲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過惡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請家法”。
《即墨楊氏家乘》所收康熙時所定《家法》規定：族人相訟，族中“尊長傳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廟，示無所徇，吐其實，定其曲直，小事開罪..大事告于祖宗樸責之..強悍不遵約束者，則公曰于官，以法處之”。
“焚香誓于家廟，示無所徇”。
江蘇常州莊氏祠堂乾隆時所定宗約，對于祠堂的審判權叙述較細。
該約：“族人相争，大幹法紀，自難解免，倘屬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細故，族人可為調處者，不得邃行興訟，告以情祠具禀宗祠，聽族長、分長暨族之秉公持正者傳集兩造，在祖宗神位前論曲直、剖是非，其理屈與不肖者，當即随事懲罰，甚則繩以祖宗家法，令其改過自新，若頑梗不靈，輕則鳴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則祠中斥革，譜内削名，斷勿徇縱”②。
祠堂族長依據家法對族人的處理，各族是不同的。
前述楊氏宗族對于犯“大事”者要“樸責”，莊氏宗族對于小事“随事懲罰”，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嚴重的“祠中斥革、譜内削名”，即開除族籍。
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規》中列有專條：“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長三尺，寬寸半，厚五分，上書唐氏家法字樣，懸祠中内高朗處，祭祀時昭然若見，令其知懼。
當用則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