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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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年限而有主仆名分”幹犯家長，“受雇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拟”，強調了雇主和雇工之間的所謂“有無主仆名分”。
在此之前，“主仆名分”一般被法律認作是“雇工人”的當然屬性。
從這個條例開始，在确定主雇關系的性質時，都是以“有無主仆名分”作為标志。
同時條例還提出“農民雇倩親族耕作..以及随時短雇”，隻要不是“服役之人”就應“同凡”論拟的規定。
有的學者曾正确的論證，這裡所說的“農民”是指那些沒有特權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農、富農和庶民類型的經營地主①。
所以，這個條例的重要意義，是它開始提出按勞動性質量刑，在勞動者中，區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區分服役性雇工和生産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幹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産性雇工幹犯雇主應同凡論。
另外，還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剝削者中，區分官僚、缙紳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紳地主的特權，禁锢受他們奴役的“典當家人”、“隸身長随”等的身份地位。
認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盡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幹犯“家長”，就要剝奪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對上述條例的執行過程中，許多地方判案往往隻依“&lsquo議有年限&rsquo一語為斷，而不問有無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論”。
因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刑部尚書喀甯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條例。
經刑部①《大清律例集注》卷22《鬥毆·奴婢毆家長》律後。
①李文治：《論中國地主經濟制與農業資本主義萌芽》，見《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一期。
讨論，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準，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兩個舊條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這個條例，是一個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新條例。
這個新條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當家人”、“隸身長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車夫、廚役、水火夫、轎夫及一切打雜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與共，飲食不敢與同，并不敢爾我相稱，素有“主仆名分”者，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論。
若農民佃戶雇倩耕種工作之人，并店鋪小郎之類，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仆名分”者，亦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斷。
①大清律在這裡把雇主區分為“官民之家”和“農民佃戶”，把基層勞動群衆區分為“雇工人”與“凡人”兩類，并對兩類犯案的量刑有着明顯的差等。
區分雇工人與凡人的标準，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議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還是“農民佃戶”，二看主雇之間有無“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稱”，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還是“雇倩耕種工作”之人。
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對雇主有無主仆名分。
與乾隆三十二年相比，這次修訂，把三十二年條例中所提“若隻是農民雇倩親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農民佃戶雇倩耕作之人”，把“農民”改作“農民佃戶”，把“雇倩親族”取消了“親族”二字，是很有意義的。
這就是說，雇主不但指“農民”，還指有“佃戶”，雇工不但限于“親族”，而所指更為廣泛了。
從此之後，雇傭關系中的農業長工和農業短工，他們在法律上的社會地位，與沒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經處于平等地位，如有幹犯，不再屬于“雇工人”的範圍。
農業雇工明末清初農業生産領域中發展起來的雇傭經濟，至雍正時候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雇傭關系成為農業生産的重要内容，在曆史文獻中，特别是地方府志、縣志中都出現了關于農業雇工的記載。
江蘇省蘇州府屬。
據康熙《蘇州府志》載：“吳農治田力穑，夫耕婦馌，猶不暇給，雇倩單丁以襄其事，以歲計曰長工，以月計曰忙工。
”乾隆《震澤縣志》亦載：“無産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計歲而受值者曰長工，計時而受值者曰短工。
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還其租者曰租戶，少隙則又計日受值為人傭作曰忙工。
” 松江府屬。
據《松江府風俗考》載：“農無田者，為人傭工曰長工，農①《大清律例》卷28。
月暫傭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為助己而還之曰伴工。
”①浙江省嘉興府屬，據康熙《嘉興府志》載：“自（陰曆）四月至七月皆為忙月，富家倩傭耕，曰長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
”康熙《嘉善縣志》亦載：“無産者受雇倩..計歲受直（值）曰長工，計時者曰短工，閑時曰閑工，忙時曰忙工。
”康熙《烏青文獻》記載：“（陰曆）四月望至七月謂之忙月，農家倩傭耕，或長工、或短工。
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
”湖州府屬，據乾隆《湖州府志》載：“無産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謂之長工；夏秋農忙短假應事者，謂之忙工。
”乾隆《烏程縣志》載：“防水旱不時，車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喚短工、或伴工。
” 山東省登州府屬。
據《登州府·風俗考》載：“農無田者為人傭作曰長工，農日暫傭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
”②山西省壽陽縣，農民“受雇耕田者謂之長工，計日傭者謂之短工”③。
貴州省據道光《思南府志》載：“無常職閑民，出力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歲雇，有月雇，曆年久者謂之長年。
” 這些記載，反映了從商品經濟發展的江浙地區，到邊遠的貴州地區，從江南到江北，雇傭長短工進行農業生産，已經成為社會中的常見現象。
農業生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生産的季節性很強，作物在耕、種、收時，勞動集中，需用大量人手。
作物的生長和氣候時令密切相關，生産周期較長，一年隻有一至二次。
生産的經常性工作需用長工，突擊性工作需用短工。
農業長工和農業短工都是農業雇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短工是臨時性雇工的總名，大多數短工按日計算工值，農活完畢即行解雇。
有的按月計算工值，稱為“月工”。
月工多在農忙季節受雇，所以又稱為“忙工”。
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麥收秋，農事集中的季節，農業經營主一般都雇傭月工，月工一經雇傭，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資，工價比日工為低。
短工在雇傭時一般都沒有雇傭手續，不訂立契約。
短工的機動性較大，是貧苦農民的一個重要謀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勞動，明天可以在自己地裡勞動。
一般說來，短工的需要量較長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數較長工的人數多得多。
從性别看，在田野勞動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現女短工。
廣東惠陽、梅縣等地，廣西武鳴一帶，秋收時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還多。
在浙江，采茶時也常雇傭婦女，婦女的工資一般較低。
短工市場的出現，是雇傭經濟發展的反映。
随着生産力的發展，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業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
許多較大的集鎮上出現了短①《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696。
②《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278。
③祁隽藻：《馬首農言·方言》。
工市場，作為日工出賣勞動力的交易場所。
短工市在北方稱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廣東稱擺工、人行或賣人行，在雲南稱工場或站工場，等等。
短工市場較早出現在北方各省，以後全國各地逐漸普遍。
較早記載短工市出現的文獻，是康熙初年任山東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寫《勸施農器牌》，其中說，“東省貧民，窮無事事，皆雇于人，代為耕作，名曰&lsquo雇工子&rsquo又曰&lsquo做活路&rsquo。
每當日出，皆鶴立集場，有田者見之，即雇覓而去”①。
康熙《黃冊·招冊》記載，康熙九年（1670），山西安邑運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無人覓工”，找不到雇主②。
明末清初人張履祥記浙江嘉興短工市場情況說，“主人握錢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為群”③。
刑部檔案有雍正元年（1723）廣東新會縣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顯、張邦彥、關子旺、張翰藝”等“駕船去田割禾”④的記錄。
有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攜鋤赴市，候主雇覓”⑤的記錄。
此後，乾隆年間關于短工市的記載便更多了。
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刑科題本》記錄：乾隆元年，直隸大興，雇工辛大“上街賣工夫”。
乾隆二年，廣東欽州，雇工梁連貴“在峒利墟覓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陽高，雇主張世良、梁祝“在街前覓人鋤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陽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尋活做”。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營山縣，雇工廣雲俸“兄弟四人在西橋場尋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開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進城到“功夫市” 賣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隸昌平州，雇工劉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鋤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東濟甯州，雇主戴鳳“赴街覓人工作”。
又據乾隆時修河南《林縣志》卷五記載，林縣有十一處“人市”。
上述事例說明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廣東等省，全國各地從北方到南方都出現了短工市場。
而且随着雇傭關系的發展，短工市場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
在河北昌黎縣，短工市在乾隆年間隻有大橫河鎮上一處，到光緒年間，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安山、燕窩莊、泥井、留守營等多處了。
章丘東礬硫村短工市由幾十人發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①。
有了短工市場，雇主可以在市場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勞動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場上找到他出賣勞動力的雇主。
雙方并不需要事先認識，也不需要①李漁：《資治新書二集》卷八，第十六頁。
②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康熙朝黃冊·招冊》2369。
③《楊園先生全集》卷七。
④刑部檔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廣東巡撫阿爾松阿題本。
⑤刑部檔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撫富順題本。
①景甦、羅侖合著：《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5頁。
中保介紹，隻須讨價還價，議定條件，就可成立交易。
恰如（乾隆）《林縣志》所說：“主者得工，雇者得值，習焉稱便”。
短工市場的出現，使各地形成一個個區域性勞動力交易中心，把周圍10&mdash20裡内的剩餘勞動力集中起來，作為商品頻繁交換，它是生産力發展和雇傭關系變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帶鋤鐮等小農具，大型農具由雇主自備。
上市請短工的雇主，經營地主之家常常由長工頭（大夥計或作活計）去短工市領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超過五裡。
大夥計與雇工當面議定工價，忙時工價比平時工價常貴二、三倍。
短工遇雨，不能進行田野生産停止工作時，稱“打半工”，工價照半數支付，午後已工作一、二小時，即按全日領取工價，有的地方幹活按五派計價，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後二派。
短工一般隻管作農田工作，雇主家中雜事如喂牲畜、挑水、擔土等等全由所雇長工擔任。
短工與雇主并不發生人身依附關系。
當天工價當天領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擇的自由。
短工工資，除雇主管飯外，其餘多用貨币支付，個别情況下用糧食作價支付。
工資水平常随農活急緩浮動。
從已見現存《刑科題本》各省縣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統計，清前期各地農業短工的日工資，就其平均數說，除東北的奉天、熱河地區，以及廣東安徽地區以外，其他各省最高為八十文，最低為二十文，從雍正十三年（1735）至道光七年（1827）九十多年沒有多少變化。
就全國來說，工資價格大體趨向平衡，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反映了農業生産力的發展緩慢，生産效率較低。
農業長工，南方各地稱為“常傭”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稱“夥計”、“做活的”或“覓漢”。
工期一般按年計算，上下工時間各地習慣不同，山東、河北一帶以每年農曆十月初一日或臘月（十二月）初八日為上下工的時間，山東還有的地方以每年農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
浙江以農曆年除夕為上下工時間，鄞縣一帶工期以半年計算，雇傭半年者以“立秋”日作為年中上下工的時間。
長工上工後，全年除自農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節（正月十五日）農閑時間，可以與雇主商議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裡，全年參加勞動，沒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長工與雇主構成雇傭關系上工時，一般都立有文券，議定年限和有無主仆名分，經人介紹或找中保人。
以後，雇傭關系日漸普遍，雇傭手續日趨簡化，往往隻憑介紹人口頭約定上下工時間，議定工價，不再立有文券。
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農業長工工資，一般都包括管飯和工價兩個部分。
雇主供應長工膳宿，管飯是工價的組成部分，含有實物工資的性質，由于貨币經濟的發展，大部分地區用貨币支付工價，少部地區用糧食支付，或以糧作價支付，或貨币之外，另有其他實物。
工資水平常根據農業生産經驗、技術熟練程度，和工種是否田間耕作或牧放牲畜，或年齡是否壯年、老年、少年等等确定。
從已見現存《刑科題本》各省縣一百八十二起案件材料統計，清前期長工工價平均工資額最高約可達四千多文，最低一千三百文。
有的地方工價之外還補給實物，如：乾隆六年河南南陽梁天功雇李舉傭工，工價二千文，另給鞋二對①；乾隆三十二年，河南湯陰石其孝雇張大傭工，完全以糧支付，言明工價糧四石八鬥②；乾隆十一年，山東定陶明克己雇黃邦做工，言明工價大錢一千三百文，另給“兩匹布、十斤棉、三雙鞋、三包煙”③；乾隆六年，直隸熱河戮哈兔雇吳三做工，年工價糧五石④；嘉慶二十五年，四川邛縣梁國甫雇曾錫蔡，言定三年工價錢十千文，另給“大小衣服十件”①；山西甯遠廳梁凡絹雇盛有才，言定每年工錢十千文，另給“每月谷子二鬥”②。
廣東南部一些農村也完全用谷物支付工價，如乾隆三十五年，廣東徐聞縣鄒忠平雇葉亞佑牧牛，每年工谷二石四鬥③；嘉慶十三年廣東欽州沈顯祚雇劉貴明“田工”，每年“工谷十石”④。
實物作為工資支付的補充手段，反映了有些地方貨币經濟的發展尚處于低級階段。
但是從總的看來，實物支付僅是一種輔助手段，主要的還是以貨币銅錢做為當時支付工價的基本手段。
雇主為了加強剝削，竭力在工資的貨币部分壓低價格，在工資的實物部分降低夥食水平，以及延長勞動時間。
許多雇工嫌雇主“茶飯不好”，在六月大忙季節便辭工不幹了。
農業雇工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封建地主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要求擺脫人身隸屬關系。
農業雇工隊伍的發展，伴随着雇工頻繁的反抗鬥争，震撼着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
農民階級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導緻了封建關系的松弛。
許多農業雇工為了衛護自己的勞動所得和人身自由，對雇主侵奪工資以及人格侮辱等等，往往以自發的報複手段與之進行生死搏鬥。
比如：雍正五年（1727），直隸甯津縣（今屬山東）李三雇與陳四看守禾稼，言定俟田禾收割，給李三工錢五千文，後秋禾已登，尚有餘豆未獲，仍令李三看守。
至八月二十日，李三因天漸寒，向陳四索讨工價，陳四不允，即行詈罵，複拳毆李三，李三情急，遂用看禾木棍還毆，緻傷陳四額顱等處，越四日殒①“刑科題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撫雅爾圖題。
②“刑科題本”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務劉統勳題。
③“刑科題本”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刑部尚書阿克敦題。
④“刑科題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直隸總督方觀承題。
①“刑科題本”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總督蔣攸铦題。
②“刑科題本”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山西巡撫成格題。
③“刑科題本”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廣東巡撫德保題。
④“刑科題本”嘉慶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書覺羅長麟題。
命。
①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四川重慶府定遠縣陳進偉引進陳進葵，受雇與胡正綱家傭工，八月二十一日，陳進葵向胡正綱索讨工銀未給，即于是夜将胡正綱馬一匹私行牽逃，堂兄陳進選把陳進葵拴了去，投訴于族長陳澤林。
族長們說，叫他親兄陳秀林來按家法處治，戒他下次。
陳進葵分辯說，原因工銀牽馬的，你們不替我做主，若說是偷的，你們就是同夥。
結果，陳進選等失手打死了陳進葵②。
經營地主的增多康熙後期和雍正以來，雇傭勞動進一步發展，經營地主的經營規模日益擴大，一個雇主同時雇用三、四個，五、六個甚至十幾個長工，和在農忙時加雇大量短工的現象已日漸增多。
同時，經營地主的數量也在增加。
大多數經營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紳地主，由于雇工反對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對自己的人身侮辱，并進行積極的鬥争，因此，經營地主主要是依靠經濟手段改革生産技術和改進經營管理，以調動雇工的積極性來發展緻富。
經營地主一般都備有一定數量的大牲畜作為生産動力，和備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農具，和供短工臨時使用的小型農具。
所以清代文獻中有記載說，“百畝之家，必畜騾馬三、四頭，東作以供耕種，西成以資轉運”①。
又說，“大緻千畝之家，千樹梨棗，牛數具（每具牛二、三頭&mdash&mdash筆者注），騾馬百蹄”②。
百蹄，即二十五頭。
在經營地主土地上勞動的農業長工，由于雇傭規模的擴大，開始出現勞動分工。
經營地主常常根據雇工的耕作經驗和生産能量，在雇工中選定一個或兩個做為工頭。
在南方，“工頭”常稱為“作頭”或“頭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稱為“掌作的”或“作夥計”。
“作頭”或“作夥計”負責領導其他長工耕作，全盤計劃地主土地上的各種農活，指揮長、短工進行生産，是地主家中農業生産的主要組織者，地位十分重要。
“作夥計”的工資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優厚。
“作夥計”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據生産能力高低，按次分為“二作”、“三作”，或稱“二夥計”、“三夥計”以及“小夥計”等等。
農忙季節，“頭作”或“二作”常常根據田中耕作情況，到短工市上挑選和領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價和短工的去留。
經營規模較小的經營地主，①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冊。
②“刑科題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總督黃廷桂題。
①李殿圖：《敬陳病農之弊端疏》，轉見李文治等《明清時代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第166頁。
②《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255，《東昌府部》。
也常常親自到市場上領取短工。
“頭作”、“二作”的出現，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揮下，同時雇傭較多的雇工進行生産，不僅使勞動者與生産組織者在生産過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數雇工能夠協作生産，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産效率。
一般說來，丘陵或平原地區地主占有土地60市畝以上者，需長工二、三人，80&mdash120市畝需長工五人，120&mdash200市畝者需長工六、七人，200&mdash320市畝者需長工七、八人，400畝左右者則需長工十一、二人。
長工之外，農忙期間都需雇傭大批短工。
山東章丘縣東礬硫村經營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間李可式分家時占有土地175畝，至光緒十二年（1886）土地擴展至515畝，其中472畝雇工經營，光緒三十年前後，太和堂李家常年雇傭長工十三人，農忙時雇傭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
平均36畝雇長工一人。
山東淄博市栗家莊經營地主樹荊堂畢家，雍正年間開始發迹，乾隆年間畢豐漣當家時，占有土地一百多畝，嘉慶年間畢甯玠當家，擴至土地三百多畝，光緒年間成為擁有900畝土地的經營地主。
其中，外村300畝，采用租佃方式經營，本村600畝，采用雇工經營。
光緒二十年前後，雇傭長工三十多人（内大夥計一名，二夥計二十多名，羊倌、牛倌、豬倌各一名，女做飯三名），夏秋農忙時間，經常雇短工五十餘人，宜收宜種搶節令時雇短工常達一百二十多人。
平均20畝地雇長工一人。
①《刑科題本》等文獻中所見雇工三人以上的業主66戶，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戶，占總戶數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10戶，占總戶數的15.1％，雇工八人以上者7戶占總戶數的10.6％。
其中大部分是經營地主。
由于是刑檔命案中所見材料，社會實際情況當然要比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隻是清前期農村結構的一個側面。
就這個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業主在全國各省都已廣泛存在。
但其中大多數中小業主，按雇工人數推算，大多數經營土地在60&mdash100市畝之間，少數占有土地200&mdash400畝。
因此和占據優勢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經營地主還是極少數。
經營經濟作物是富農、佃富農、經營地主謀取利益、發家緻富的一個重要手段，他們以廣大農村為市場，為自己的農業生産尋找出路。
其中許多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外地租山，雇工種植經濟作物。
據《刑科題本》記載：雍正末年，浙江泰順縣謝起恒雇林恒山幫種藍靛。
乾隆十五年（1750），廣東陽春縣顔文澤雇顔亞生、楊孔智、黃亞尾種蔗榨糖。
乾隆十六年（1751），福建人謝起常在浙江湯溪租山，“曾雇林喬嵩種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銀八兩二錢，并無工契”。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徐州郭①以上兩例均見景甦、羅侖合著《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二章。
方如雇徐恒割靛。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貴州懷仁縣劉希文兄弟雇傭四個長工租山種筍。
嘉慶六年（公元1801），江西崇義縣黎林養雇葉秀興、葉賤狗、李仕才三人幫摘茶子。
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福建人張庭美、張義孝父子租種族人小山樹林“栽種香菰，并雇吳夏進傭工”。
嘉慶二十五年（1820），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種煙，“雇四個人捆煙，言定每包工錢七百五十文”。
道光三年（1823），四川重慶府巴縣喻鴻彩雇萬潮受并嚴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園，“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稱呼，并無主仆名分”。
道光十五年（1835），浙江金華府東陽縣單雲春“同短工單仍宇、單帼富、單中有、單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
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陳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個長工“栽造竹林，出賣竹子和筍子”等等。
這些被雇去種靛、割靛、種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種煙、捆煙、種香菰、看李子、造竹林、賣竹子和筍子的雇工，他們都是為生産商品而被雇傭的農業長工和短工，他們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沒有主仆名分，沒有人身隸屬關系，列甯認為自由雇傭勞動首先應用在種植商業性作物，然後逐漸推廣至其他農業作業。
這些雇工是我國早期的自由雇傭勞動者。
清朝前期農業雇傭關系的發展，促進了農業中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增長。
第四節 台灣的土地制度和租佃關系 台灣的土地制度 一、土地所有制形式清統一台灣後，從土地所有制形式來看，台灣的土地可以分為官地、民地和“番地”三大類。
官地，是為封建官府所有、經營和獲得收益的土地，包括官莊、隆恩、叛産、抄封、屯田等名目，屬于封建國有土地。
官莊，有時也叫官田，大體上有以下四個來源：“有遺自鄭氏者，有無人田業而由官墾設者，有紳民請歸者，有緣事充公者”①。
所謂“遺自鄭氏者”，系鄭成功祖孫三代時的田地。
早在荷蘭殖民政權時，實行了王田制，逼令墾地的漢民充當佃戶，不允許土地私有。
據史籍記載：“自紅夷至台，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為一甲，分别上、中、下則征粟。
其坡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種籽之資，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
亦猶中土之田，受田耕種，而納稅于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
”②鄭成功驅走荷蘭殖民者以後，“向之王田，皆為官田，耕田之人，皆為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①。
這些官田，入清以後仍為官地。
官莊在台、鳳、漳、淡各處皆有，面積不斷擴大，官莊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封建官府，官租列入官府财政收入。
“雍正元、二年将此題報歸公，現在歲征銀三萬零五百六十餘兩，以充内地各官養廉之項”②。
隆恩田，也是官地的一種，原為恤賞台灣駐兵而設。
乾隆五十三年（1788）欽差大臣福康安鎮壓了林爽文起義後，将所餘兵饷五十餘萬兩，“奏設隆恩官莊，募佃耕之，或購大租，歲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
..其田多在彰、淡兩屬，其租制與官莊同，歲征谷三千七百餘石”③。
抄封地又稱叛産，也是官地形式之一，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義，清政府籍沒起義者的田産，歸官收租，“多在嘉、漳兩屬”④。
“自是每有亂事，援例以行，為官府歲入之款”⑤。
所以抄封田陸續增加，“道光間年應征番銀八萬餘元，合銀五萬六千餘兩”⑥。
①康熙《諸羅縣志》卷6《賦役志》。
②黃叔璥：《台灣使槎錄》，引《諸羅雜識》。
①黃叔儆：《台灣使槎錄》，引《諸羅雜識》。
②董天工：《台海見聞錄》卷1。
③連橫：《台灣通史》卷8《田賦志》。
④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卷5。
⑤《台灣通史》卷8《田賦考》。
⑥唐贊袞：《台陽見聞錄》《叛産》。
屯田出現于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義之後，由于部分“熟番”曾被用來鎮壓起義，福康安于事平之後奏設屯丁，“于該處熟番内挑選四千名，作為屯丁。
為十二屯，大屯四處，每處四百人，小屯八處，每處三百人。
..每名撥埔地一甲，千總十甲，把總每員五甲，外委每員三甲，令其自行耕種”①。
清代台灣官地主要有上述幾種形式。
在台灣全部耕地中，官地所占的比例不大，而且，由于佃戶的鬥争及勢豪的侵占，官地逐漸向民田轉化。
台灣高山族在清朝被稱為“番人”，他們的土地稱為“番地”，是台灣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種，清政府對此采取特殊的政策。
清廷将高山族分為“生番”和“熟番”，“内附輸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②。
“生番”居于山林之中，“熟番”主要居于平原地區，與漢民接觸較多。
“生番”社多，因此“番地”大部分是荒地。
長期以來，“番地”屬于“番社”公有。
清政府設立土牛、紅線等為界，禁止漢民入内墾種，但漢民仍然越墾私墾，不可阻遏，“生番”地逐漸變為熟田。
史籍載稱：“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間業已全無，私墾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
”③“熟番”之地，如系其自行墾種，清政府予以免賦的優待，隻征人丁稅“番饷”。
若是招漢民佃種，或典賣與漢農，則規定：“民人租賃之地，同番社地畝，免其升科。
其賣斷于民者，照同安下沙科則，按畝計甲征租”④。
久而久之，“熟番”地在性質上與民地相近，難以區别，典賣出售，土地社有的古老傳統已被破壞，私有土地的典賣相當盛行。
比如，嘉慶四年的一張典契載稱：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羅絲、卓羅力等，有承祖父自墾沙園一所，年帶番饷銀一大元..今因乏銀費用，先盡問番親叔兄弟侄，無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鄭伯教、鄭明顯出頭承典，三面言議，着下時價佛頭二百八十大元正。
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園随付銀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當。
限至六年終，聽羅力等備足契面銀取贖原契。
如是至期無銀取贖原契，将園仍付銀主掌管耕作，不敢阻當刁難，亦不敢異言生端。
保此園系是羅力等承父自墾之業，與番親人等無幹。
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後，鼓勵文武百官和士民開墾田地，讓他們成為土地所有者。
因此，“文武百官，随意選擇，創置莊屋，盡其力量，永為世業”。
這種私田，也叫“文武官田”。
①一些“士庶之有力者，如徐遠等人，也紛紛招佃開墾”。
②①《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第十五章《屯租》。
②康熙《諸羅縣志》卷8《風俗志》。
③《斯未信齋文編》卷4。
④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65。
①楊英：《先王實錄》。
②參見曹永和：《鄭氏時代的台灣墾殖》，載《台灣早期曆史研究》。
二、民田的土地所有者在開發台灣的過程中，部分漢族移民成為土地所有者。
由于開墾方式和開墾者之間的關系各不相同，各類土地所有者的狀況和地位也就各有差異。
台灣統一後，鄭氏政權的官私
在此之前，“主仆名分”一般被法律認作是“雇工人”的當然屬性。
從這個條例開始，在确定主雇關系的性質時，都是以“有無主仆名分”作為标志。
同時條例還提出“農民雇倩親族耕作..以及随時短雇”，隻要不是“服役之人”就應“同凡”論拟的規定。
有的學者曾正确的論證，這裡所說的“農民”是指那些沒有特權身份的“庶民”，即包括自耕農、富農和庶民類型的經營地主①。
所以，這個條例的重要意義，是它開始提出按勞動性質量刑，在勞動者中，區分“服役之人”和“耕作之人”，區分服役性雇工和生産性雇工，服役性雇工幹犯雇主照“雇工人”定拟，生産性雇工幹犯雇主應同凡論。
另外，還提出按雇主出身定罪，在剝削者中，區分官僚、缙紳地主和庶民地主，它竭力保存封建官僚和缙紳地主的特權，禁锢受他們奴役的“典當家人”、“隸身長随”等的身份地位。
認為“有主仆名分”的雇工，盡管雇期不足一年，侵犯雇主，就是幹犯“家長”，就要剝奪他“凡人”的法律地位，按“雇工人”治罪。
在對上述條例的執行過程中，許多地方判案往往隻依“&lsquo議有年限&rsquo一語為斷，而不問有無主仆名分，俱以雇工[人]論”。
因此，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月，刑部尚書喀甯阿等上折要求修改乾隆三十二年條例。
經刑部①《大清律例集注》卷22《鬥毆·奴婢毆家長》律後。
①李文治：《論中國地主經濟制與農業資本主義萌芽》，見《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一期。
讨論，很快得到乾隆皇帝批準，公布施行，乾隆五十三年正式刊入新纂修的《大清律例》，代替了乾隆二十四年和三十二年的兩個舊條例。
乾隆五十三年的這個條例，是一個有重要曆史意義的新條例。
這個新條例的全文是：凡官民之家，除“典當家人”、“隸身長随”仍照例治罪外，如系車夫、廚役、水火夫、轎夫及一切打雜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與共，飲食不敢與同，并不敢爾我相稱，素有“主仆名分”者，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論。
若農民佃戶雇倩耕種工作之人，并店鋪小郎之類，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仆名分”者，亦無論其有無文契、年限，俱以“凡人”科斷。
①大清律在這裡把雇主區分為“官民之家”和“農民佃戶”，把基層勞動群衆區分為“雇工人”與“凡人”兩類，并對兩類犯案的量刑有着明顯的差等。
區分雇工人與凡人的标準，不再用是否立有文契和議有年限，而是一看雇主是“官民之家”還是“農民佃戶”，二看主雇之間有無“主仆名分”，是否“平等相稱”，三看雇工是“受雇服役”之人，還是“雇倩耕種工作”之人。
其中，主要的是看雇工對雇主有無主仆名分。
與乾隆三十二年相比，這次修訂，把三十二年條例中所提“若隻是農民雇倩親族耕作[之人]”，改成了“若農民佃戶雇倩耕作之人”，把“農民”改作“農民佃戶”，把“雇倩親族”取消了“親族”二字，是很有意義的。
這就是說，雇主不但指“農民”，還指有“佃戶”，雇工不但限于“親族”，而所指更為廣泛了。
從此之後，雇傭關系中的農業長工和農業短工，他們在法律上的社會地位，與沒有“主仆名分”的雇主已經處于平等地位，如有幹犯，不再屬于“雇工人”的範圍。
農業雇工明末清初農業生産領域中發展起來的雇傭經濟，至雍正時候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雇傭關系成為農業生産的重要内容，在曆史文獻中，特别是地方府志、縣志中都出現了關于農業雇工的記載。
江蘇省蘇州府屬。
據康熙《蘇州府志》載：“吳農治田力穑，夫耕婦馌，猶不暇給，雇倩單丁以襄其事，以歲計曰長工，以月計曰忙工。
”乾隆《震澤縣志》亦載：“無産者赴逐雇倩，抑心殚力，計歲而受值者曰長工，計時而受值者曰短工。
又有佃人之田以耕而還其租者曰租戶，少隙則又計日受值為人傭作曰忙工。
” 松江府屬。
據《松江府風俗考》載：“農無田者，為人傭工曰長工，農①《大清律例》卷28。
月暫傭者曰忙工，田多而人少者倩人為助己而還之曰伴工。
”①浙江省嘉興府屬，據康熙《嘉興府志》載：“自（陰曆）四月至七月皆為忙月，富家倩傭耕，曰長工，曰短工，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
”康熙《嘉善縣志》亦載：“無産者受雇倩..計歲受直（值）曰長工，計時者曰短工，閑時曰閑工，忙時曰忙工。
”康熙《烏青文獻》記載：“（陰曆）四月望至七月謂之忙月，農家倩傭耕，或長工、或短工。
佃家通力耦犁曰伴工。
”湖州府屬，據乾隆《湖州府志》載：“無産者雇倩受值，抑心殚力，謂之長工；夏秋農忙短假應事者，謂之忙工。
”乾隆《烏程縣志》載：“防水旱不時，車戽不暇，心予雇月工，名喚短工、或伴工。
” 山東省登州府屬。
據《登州府·風俗考》載：“農無田者為人傭作曰長工，農日暫傭者曰忙工，田多人少倩人助己曰伴工。
”②山西省壽陽縣，農民“受雇耕田者謂之長工，計日傭者謂之短工”③。
貴州省據道光《思南府志》載：“無常職閑民，出力為人代耕，收其雇值，有歲雇，有月雇，曆年久者謂之長年。
” 這些記載，反映了從商品經濟發展的江浙地區，到邊遠的貴州地區，從江南到江北，雇傭長短工進行農業生産，已經成為社會中的常見現象。
農業生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生産的季節性很強，作物在耕、種、收時，勞動集中，需用大量人手。
作物的生長和氣候時令密切相關，生産周期較長，一年隻有一至二次。
生産的經常性工作需用長工，突擊性工作需用短工。
農業長工和農業短工都是農業雇傭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短工是臨時性雇工的總名，大多數短工按日計算工值，農活完畢即行解雇。
有的按月計算工值，稱為“月工”。
月工多在農忙季節受雇，所以又稱為“忙工”。
南方插秧割稻，北方收麥收秋，農事集中的季節，農業經營主一般都雇傭月工，月工一經雇傭，即使雨天不能耕作，雇主也要照付工資，工價比日工為低。
短工在雇傭時一般都沒有雇傭手續，不訂立契約。
短工的機動性較大，是貧苦農民的一個重要謀生手段，今天在雇主家中勞動，明天可以在自己地裡勞動。
一般說來，短工的需要量較長工的需要量大，短工的人數較長工的人數多得多。
從性别看，在田野勞動的主要是男工，但南方有些地方也出現女短工。
廣東惠陽、梅縣等地，廣西武鳴一帶，秋收時工市上有男有女，甚至女短工比男短工還多。
在浙江，采茶時也常雇傭婦女，婦女的工資一般較低。
短工市場的出現，是雇傭經濟發展的反映。
随着生産力的發展，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業短工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了。
許多較大的集鎮上出現了短①《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696。
②《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278。
③祁隽藻：《馬首農言·方言》。
工市場，作為日工出賣勞動力的交易場所。
短工市在北方稱人市、工市或工夫市，在廣東稱擺工、人行或賣人行，在雲南稱工場或站工場，等等。
短工市場較早出現在北方各省，以後全國各地逐漸普遍。
較早記載短工市出現的文獻，是康熙初年任山東青州海防道的周亮工所寫《勸施農器牌》，其中說，“東省貧民，窮無事事，皆雇于人，代為耕作，名曰&lsquo雇工子&rsquo又曰&lsquo做活路&rsquo。
每當日出，皆鶴立集場，有田者見之，即雇覓而去”①。
康熙《黃冊·招冊》記載，康熙九年（1670），山西安邑運城雇工薛盛方在市上“無人覓工”，找不到雇主②。
明末清初人張履祥記浙江嘉興短工市場情況說，“主人握錢而呼于畔，奔走就役，十百為群”③。
刑部檔案有雍正元年（1723）廣東新會縣雇主何某“出墟雇工人江名顯、張邦彥、關子旺、張翰藝”等“駕船去田割禾”④的記錄。
有雍正十三年（1735）河南柘城雇工秦克石“攜鋤赴市，候主雇覓”⑤的記錄。
此後，乾隆年間關于短工市的記載便更多了。
據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刑科題本》記錄：乾隆元年，直隸大興，雇工辛大“上街賣工夫”。
乾隆二年，廣東欽州，雇工梁連貴“在峒利墟覓工”。
乾隆十三年，山西陽高，雇主張世良、梁祝“在街前覓人鋤地”。
乾隆十六年五月，山西陽高，雇工滑大、董三成等“都在市上尋活做”。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四川營山縣，雇工廣雲俸“兄弟四人在西橋場尋工”。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奉天開原清原屯，雇工徐秉忠，進城到“功夫市” 賣工夫。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直隸昌平州，雇工劉四等七人在市“被雇鋤地”。
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山東濟甯州，雇主戴鳳“赴街覓人工作”。
又據乾隆時修河南《林縣志》卷五記載，林縣有十一處“人市”。
上述事例說明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奉天和四川、廣東等省，全國各地從北方到南方都出現了短工市場。
而且随着雇傭關系的發展，短工市場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
在河北昌黎縣，短工市在乾隆年間隻有大橫河鎮上一處，到光緒年間，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有安山、燕窩莊、泥井、留守營等多處了。
章丘東礬硫村短工市由幾十人發展到每天有二、三百人①。
有了短工市場，雇主可以在市場上找到他所需要的大量勞動力，雇工也可以在市場上找到他出賣勞動力的雇主。
雙方并不需要事先認識，也不需要①李漁：《資治新書二集》卷八，第十六頁。
②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康熙朝黃冊·招冊》2369。
③《楊園先生全集》卷七。
④刑部檔案，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廣東巡撫阿爾松阿題本。
⑤刑部檔案，乾隆元年九月十七日河南巡撫富順題本。
①景甦、羅侖合著：《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5頁。
中保介紹，隻須讨價還價，議定條件，就可成立交易。
恰如（乾隆）《林縣志》所說：“主者得工，雇者得值，習焉稱便”。
短工市場的出現，使各地形成一個個區域性勞動力交易中心，把周圍10&mdash20裡内的剩餘勞動力集中起來，作為商品頻繁交換，它是生産力發展和雇傭關系變化的重要标志。
短工上市通常自帶鋤鐮等小農具，大型農具由雇主自備。
上市請短工的雇主，經營地主之家常常由長工頭（大夥計或作活計）去短工市領工，雇主距短工市一般不超過五裡。
大夥計與雇工當面議定工價，忙時工價比平時工價常貴二、三倍。
短工遇雨，不能進行田野生産停止工作時，稱“打半工”，工價照半數支付，午後已工作一、二小時，即按全日領取工價，有的地方幹活按五派計價，早晨一派、午前二派、午後二派。
短工一般隻管作農田工作，雇主家中雜事如喂牲畜、挑水、擔土等等全由所雇長工擔任。
短工與雇主并不發生人身依附關系。
當天工價當天領取，次日是否工作，短工自己有抉擇的自由。
短工工資，除雇主管飯外，其餘多用貨币支付，個别情況下用糧食作價支付。
工資水平常随農活急緩浮動。
從已見現存《刑科題本》各省縣七十一起案件材料統計，清前期各地農業短工的日工資，就其平均數說，除東北的奉天、熱河地區，以及廣東安徽地區以外，其他各省最高為八十文，最低為二十文，從雍正十三年（1735）至道光七年（1827）九十多年沒有多少變化。
就全國來說，工資價格大體趨向平衡，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反映了農業生産力的發展緩慢，生産效率較低。
農業長工，南方各地稱為“常傭”或“年工”，北方各地俗稱“夥計”、“做活的”或“覓漢”。
工期一般按年計算，上下工時間各地習慣不同，山東、河北一帶以每年農曆十月初一日或臘月（十二月）初八日為上下工的時間，山東還有的地方以每年農曆二月初二日上工，十月初一日下工。
浙江以農曆年除夕為上下工時間，鄞縣一帶工期以半年計算，雇傭半年者以“立秋”日作為年中上下工的時間。
長工上工後，全年除自農曆小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元宵節（正月十五日）農閑時間，可以與雇主商議回到自己家中外，一般都常年住在雇主家裡，全年參加勞動，沒有其他假日。
雍正以前，長工與雇主構成雇傭關系上工時，一般都立有文券，議定年限和有無主仆名分，經人介紹或找中保人。
以後，雇傭關系日漸普遍，雇傭手續日趨簡化，往往隻憑介紹人口頭約定上下工時間，議定工價，不再立有文券。
凡立有文券一般都确定有主仆名分。
清前期農業長工工資，一般都包括管飯和工價兩個部分。
雇主供應長工膳宿，管飯是工價的組成部分，含有實物工資的性質，由于貨币經濟的發展，大部分地區用貨币支付工價，少部地區用糧食支付，或以糧作價支付，或貨币之外，另有其他實物。
工資水平常根據農業生産經驗、技術熟練程度，和工種是否田間耕作或牧放牲畜，或年齡是否壯年、老年、少年等等确定。
從已見現存《刑科題本》各省縣一百八十二起案件材料統計，清前期長工工價平均工資額最高約可達四千多文，最低一千三百文。
有的地方工價之外還補給實物，如：乾隆六年河南南陽梁天功雇李舉傭工，工價二千文，另給鞋二對①；乾隆三十二年，河南湯陰石其孝雇張大傭工，完全以糧支付，言明工價糧四石八鬥②；乾隆十一年，山東定陶明克己雇黃邦做工，言明工價大錢一千三百文，另給“兩匹布、十斤棉、三雙鞋、三包煙”③；乾隆六年，直隸熱河戮哈兔雇吳三做工，年工價糧五石④；嘉慶二十五年，四川邛縣梁國甫雇曾錫蔡，言定三年工價錢十千文，另給“大小衣服十件”①；山西甯遠廳梁凡絹雇盛有才，言定每年工錢十千文，另給“每月谷子二鬥”②。
廣東南部一些農村也完全用谷物支付工價，如乾隆三十五年，廣東徐聞縣鄒忠平雇葉亞佑牧牛，每年工谷二石四鬥③；嘉慶十三年廣東欽州沈顯祚雇劉貴明“田工”，每年“工谷十石”④。
實物作為工資支付的補充手段，反映了有些地方貨币經濟的發展尚處于低級階段。
但是從總的看來，實物支付僅是一種輔助手段，主要的還是以貨币銅錢做為當時支付工價的基本手段。
雇主為了加強剝削，竭力在工資的貨币部分壓低價格，在工資的實物部分降低夥食水平，以及延長勞動時間。
許多雇工嫌雇主“茶飯不好”，在六月大忙季節便辭工不幹了。
農業雇工從誕生之日起，就與封建地主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要求擺脫人身隸屬關系。
農業雇工隊伍的發展，伴随着雇工頻繁的反抗鬥争，震撼着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
農民階級各種形式的反抗鬥争，導緻了封建關系的松弛。
許多農業雇工為了衛護自己的勞動所得和人身自由，對雇主侵奪工資以及人格侮辱等等，往往以自發的報複手段與之進行生死搏鬥。
比如：雍正五年（1727），直隸甯津縣（今屬山東）李三雇與陳四看守禾稼，言定俟田禾收割，給李三工錢五千文，後秋禾已登，尚有餘豆未獲，仍令李三看守。
至八月二十日，李三因天漸寒，向陳四索讨工價，陳四不允，即行詈罵，複拳毆李三，李三情急，遂用看禾木棍還毆，緻傷陳四額顱等處，越四日殒①“刑科題本”乾隆七年四月初九日，河南巡撫雅爾圖題。
②“刑科題本”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管理刑部事務劉統勳題。
③“刑科題本”乾隆十六年七月初六日，刑部尚書阿克敦題。
④“刑科題本”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直隸總督方觀承題。
①“刑科題本”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四川總督蔣攸铦題。
②“刑科題本”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山西巡撫成格題。
③“刑科題本”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初八日，廣東巡撫德保題。
④“刑科題本”嘉慶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書覺羅長麟題。
命。
①乾隆十七年（1752）五月，四川重慶府定遠縣陳進偉引進陳進葵，受雇與胡正綱家傭工，八月二十一日，陳進葵向胡正綱索讨工銀未給，即于是夜将胡正綱馬一匹私行牽逃，堂兄陳進選把陳進葵拴了去，投訴于族長陳澤林。
族長們說，叫他親兄陳秀林來按家法處治，戒他下次。
陳進葵分辯說，原因工銀牽馬的，你們不替我做主，若說是偷的，你們就是同夥。
結果，陳進選等失手打死了陳進葵②。
經營地主的增多康熙後期和雍正以來，雇傭勞動進一步發展，經營地主的經營規模日益擴大，一個雇主同時雇用三、四個，五、六個甚至十幾個長工，和在農忙時加雇大量短工的現象已日漸增多。
同時，經營地主的數量也在增加。
大多數經營地主都不是有身份的官僚地主和缙紳地主，由于雇工反對雇主的任意奴役和對自己的人身侮辱，并進行積極的鬥争，因此，經營地主主要是依靠經濟手段改革生産技術和改進經營管理，以調動雇工的積極性來發展緻富。
經營地主一般都備有一定數量的大牲畜作為生産動力，和備有供全部土地耕作使用的大型農具，和供短工臨時使用的小型農具。
所以清代文獻中有記載說，“百畝之家，必畜騾馬三、四頭，東作以供耕種，西成以資轉運”①。
又說，“大緻千畝之家，千樹梨棗，牛數具（每具牛二、三頭&mdash&mdash筆者注），騾馬百蹄”②。
百蹄，即二十五頭。
在經營地主土地上勞動的農業長工，由于雇傭規模的擴大，開始出現勞動分工。
經營地主常常根據雇工的耕作經驗和生産能量，在雇工中選定一個或兩個做為工頭。
在南方，“工頭”常稱為“作頭”或“頭作”，在北方，一些地方稱為“掌作的”或“作夥計”。
“作頭”或“作夥計”負責領導其他長工耕作，全盤計劃地主土地上的各種農活，指揮長、短工進行生産，是地主家中農業生産的主要組織者，地位十分重要。
“作夥計”的工資高于其他雇工，生活待遇也往往比其他雇工優厚。
“作夥計”以下的其他雇工，也常常根據生産能力高低，按次分為“二作”、“三作”，或稱“二夥計”、“三夥計”以及“小夥計”等等。
農忙季節，“頭作”或“二作”常常根據田中耕作情況，到短工市上挑選和領取短工，确定短工的工價和短工的去留。
經營規模較小的經營地主，①雍正六年四月十六日，重囚招冊。
②“刑科題本”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署四川總督黃廷桂題。
①李殿圖：《敬陳病農之弊端疏》，轉見李文治等《明清時代中國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第166頁。
②《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255，《東昌府部》。
也常常親自到市場上領取短工。
“頭作”、“二作”的出現，表明在同一雇主指揮下，同時雇傭較多的雇工進行生産，不僅使勞動者與生産組織者在生産過程中形成不同的身份和地位，而且在雇工中也形成了一些差别，使多數雇工能夠協作生産，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産效率。
一般說來，丘陵或平原地區地主占有土地60市畝以上者，需長工二、三人，80&mdash120市畝需長工五人，120&mdash200市畝者需長工六、七人，200&mdash320市畝者需長工七、八人，400畝左右者則需長工十一、二人。
長工之外，農忙期間都需雇傭大批短工。
山東章丘縣東礬硫村經營地主太和堂李家，乾隆年間李可式分家時占有土地175畝，至光緒十二年（1886）土地擴展至515畝，其中472畝雇工經營，光緒三十年前後，太和堂李家常年雇傭長工十三人，農忙時雇傭月工三至五名，短工二十至四十名。
平均36畝雇長工一人。
山東淄博市栗家莊經營地主樹荊堂畢家，雍正年間開始發迹，乾隆年間畢豐漣當家時，占有土地一百多畝，嘉慶年間畢甯玠當家，擴至土地三百多畝，光緒年間成為擁有900畝土地的經營地主。
其中，外村300畝，采用租佃方式經營，本村600畝，采用雇工經營。
光緒二十年前後，雇傭長工三十多人（内大夥計一名，二夥計二十多名，羊倌、牛倌、豬倌各一名，女做飯三名），夏秋農忙時間，經常雇短工五十餘人，宜收宜種搶節令時雇短工常達一百二十多人。
平均20畝地雇長工一人。
①《刑科題本》等文獻中所見雇工三人以上的業主66戶，其中雇工多人和雇工三至四人者49戶，占總戶數的74.2％，雇工五至六人者10戶，占總戶數的15.1％，雇工八人以上者7戶占總戶數的10.6％。
其中大部分是經營地主。
由于是刑檔命案中所見材料，社會實際情況當然要比這多得多，所以它所反映的隻是清前期農村結構的一個側面。
就這個材料看，雇工三人以上的業主在全國各省都已廣泛存在。
但其中大多數中小業主，按雇工人數推算，大多數經營土地在60&mdash100市畝之間，少數占有土地200&mdash400畝。
因此和占據優勢的封建租佃地主相比，經營地主還是極少數。
經營經濟作物是富農、佃富農、經營地主謀取利益、發家緻富的一個重要手段，他們以廣大農村為市場，為自己的農業生産尋找出路。
其中許多人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外地租山，雇工種植經濟作物。
據《刑科題本》記載：雍正末年，浙江泰順縣謝起恒雇林恒山幫種藍靛。
乾隆十五年（1750），廣東陽春縣顔文澤雇顔亞生、楊孔智、黃亞尾種蔗榨糖。
乾隆十六年（1751），福建人謝起常在浙江湯溪租山，“曾雇林喬嵩種靛三年，言定每年辛力銀八兩二錢，并無工契”。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徐州郭①以上兩例均見景甦、羅侖合著《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二章。
方如雇徐恒割靛。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貴州懷仁縣劉希文兄弟雇傭四個長工租山種筍。
嘉慶六年（公元1801），江西崇義縣黎林養雇葉秀興、葉賤狗、李仕才三人幫摘茶子。
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福建人張庭美、張義孝父子租種族人小山樹林“栽種香菰，并雇吳夏進傭工”。
嘉慶二十五年（1820），吉林三姓地方邢隆海種煙，“雇四個人捆煙，言定每包工錢七百五十文”。
道光三年（1823），四川重慶府巴縣喻鴻彩雇萬潮受并嚴添福二人搭棚看守李子園，“平日同坐共食，平等稱呼，并無主仆名分”。
道光十五年（1835），浙江金華府東陽縣單雲春“同短工單仍宇、單帼富、單中有、單俞民一共五人到山采茶”。
四川叙州李步恒雇陳老戍、周世明、李老六等三個長工“栽造竹林，出賣竹子和筍子”等等。
這些被雇去種靛、割靛、種蔗榨糖、采茶、摘茶子、種煙、捆煙、種香菰、看李子、造竹林、賣竹子和筍子的雇工，他們都是為生産商品而被雇傭的農業長工和短工，他們和雇主一般都同坐共食，沒有主仆名分，沒有人身隸屬關系，列甯認為自由雇傭勞動首先應用在種植商業性作物，然後逐漸推廣至其他農業作業。
這些雇工是我國早期的自由雇傭勞動者。
清朝前期農業雇傭關系的發展，促進了農業中資本主義萌芽因素的增長。
第四節 台灣的土地制度和租佃關系 台灣的土地制度 一、土地所有制形式清統一台灣後，從土地所有制形式來看，台灣的土地可以分為官地、民地和“番地”三大類。
官地，是為封建官府所有、經營和獲得收益的土地，包括官莊、隆恩、叛産、抄封、屯田等名目，屬于封建國有土地。
官莊，有時也叫官田，大體上有以下四個來源：“有遺自鄭氏者，有無人田業而由官墾設者，有紳民請歸者，有緣事充公者”①。
所謂“遺自鄭氏者”，系鄭成功祖孫三代時的田地。
早在荷蘭殖民政權時，實行了王田制，逼令墾地的漢民充當佃戶，不允許土地私有。
據史籍記載：“自紅夷至台，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租，以受種十畝之地，名為一甲，分别上、中、下則征粟。
其坡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種籽之資，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
亦猶中土之田，受田耕種，而納稅于田主之義，非民自世其業，而按畝輸稅也。
”②鄭成功驅走荷蘭殖民者以後，“向之王田，皆為官田，耕田之人，皆為官佃，輸租之法，一如其舊”①。
這些官田，入清以後仍為官地。
官莊在台、鳳、漳、淡各處皆有，面積不斷擴大，官莊的土地所有權屬于封建官府，官租列入官府财政收入。
“雍正元、二年将此題報歸公，現在歲征銀三萬零五百六十餘兩，以充内地各官養廉之項”②。
隆恩田，也是官地的一種，原為恤賞台灣駐兵而設。
乾隆五十三年（1788）欽差大臣福康安鎮壓了林爽文起義後，将所餘兵饷五十餘萬兩，“奏設隆恩官莊，募佃耕之，或購大租，歲收其益，以充赈恤班兵之款。
..其田多在彰、淡兩屬，其租制與官莊同，歲征谷三千七百餘石”③。
抄封地又稱叛産，也是官地形式之一，源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義，清政府籍沒起義者的田産，歸官收租，“多在嘉、漳兩屬”④。
“自是每有亂事，援例以行，為官府歲入之款”⑤。
所以抄封田陸續增加，“道光間年應征番銀八萬餘元，合銀五萬六千餘兩”⑥。
①康熙《諸羅縣志》卷6《賦役志》。
②黃叔璥：《台灣使槎錄》，引《諸羅雜識》。
①黃叔儆：《台灣使槎錄》，引《諸羅雜識》。
②董天工：《台海見聞錄》卷1。
③連橫：《台灣通史》卷8《田賦志》。
④徐宗幹：《斯未信齋文編》卷5。
⑤《台灣通史》卷8《田賦考》。
⑥唐贊袞：《台陽見聞錄》《叛産》。
屯田出現于乾隆五十一年林爽文起義之後，由于部分“熟番”曾被用來鎮壓起義，福康安于事平之後奏設屯丁，“于該處熟番内挑選四千名，作為屯丁。
為十二屯，大屯四處，每處四百人，小屯八處，每處三百人。
..每名撥埔地一甲，千總十甲，把總每員五甲，外委每員三甲，令其自行耕種”①。
清代台灣官地主要有上述幾種形式。
在台灣全部耕地中，官地所占的比例不大，而且，由于佃戶的鬥争及勢豪的侵占，官地逐漸向民田轉化。
台灣高山族在清朝被稱為“番人”，他們的土地稱為“番地”，是台灣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一種，清政府對此采取特殊的政策。
清廷将高山族分為“生番”和“熟番”，“内附輸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②。
“生番”居于山林之中，“熟番”主要居于平原地區，與漢民接觸較多。
“生番”社多，因此“番地”大部分是荒地。
長期以來，“番地”屬于“番社”公有。
清政府設立土牛、紅線等為界，禁止漢民入内墾種，但漢民仍然越墾私墾，不可阻遏，“生番”地逐漸變為熟田。
史籍載稱：“土牛之界在乾隆年間業已全無，私墾升科早已深入番地之内。
”③“熟番”之地，如系其自行墾種，清政府予以免賦的優待，隻征人丁稅“番饷”。
若是招漢民佃種，或典賣與漢農，則規定：“民人租賃之地，同番社地畝，免其升科。
其賣斷于民者，照同安下沙科則，按畝計甲征租”④。
久而久之，“熟番”地在性質上與民地相近，難以區别，典賣出售，土地社有的古老傳統已被破壞，私有土地的典賣相當盛行。
比如，嘉慶四年的一張典契載稱：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羅絲、卓羅力等，有承祖父自墾沙園一所，年帶番饷銀一大元..今因乏銀費用，先盡問番親叔兄弟侄，無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鄭伯教、鄭明顯出頭承典，三面言議，着下時價佛頭二百八十大元正。
其銀即日同中交訖，其園随付銀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當。
限至六年終，聽羅力等備足契面銀取贖原契。
如是至期無銀取贖原契，将園仍付銀主掌管耕作，不敢阻當刁難，亦不敢異言生端。
保此園系是羅力等承父自墾之業，與番親人等無幹。
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後，鼓勵文武百官和士民開墾田地，讓他們成為土地所有者。
因此，“文武百官，随意選擇，創置莊屋，盡其力量，永為世業”。
這種私田，也叫“文武官田”。
①一些“士庶之有力者，如徐遠等人，也紛紛招佃開墾”。
②①《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第十五章《屯租》。
②康熙《諸羅縣志》卷8《風俗志》。
③《斯未信齋文編》卷4。
④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65。
①楊英：《先王實錄》。
②參見曹永和：《鄭氏時代的台灣墾殖》，載《台灣早期曆史研究》。
二、民田的土地所有者在開發台灣的過程中，部分漢族移民成為土地所有者。
由于開墾方式和開墾者之間的關系各不相同，各類土地所有者的狀況和地位也就各有差異。
台灣統一後，鄭氏政權的官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