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灣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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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興、漳、泉四府平粜之米十二萬二百八十七石”。
乾隆七年（1742），“兵米、眷米及撥運福、興、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帶之米，則通計不下八、九十萬石”③，成為福建兵民糧米的重要供給地，堪稱中國南部的一大谷倉。
台灣的主要水利工程是陂、圳。
陂是水庫，圳是水渠，“凡築堤潴水灌田謂之陂，或決山泉，或導溪流，遠數十裡，近亦數裡。
不用築堤，疏鑿溪泉，引以灌田謂之圳，遠七、八裡，近亦三、四裡。
”④據《台灣通史》記載，清代除了維修和使用荷蘭、鄭氏時期所開鑿的15個陂以外，還創修了80陂、132圳。
其中，施琅私築1陂，知縣宗永清、周鐘瑄、曹瑾募民築成4陂、二圳，其餘都是民間業戶和佃戶自行集資籌策、自行組織勞力修鑿的。
大緻以橫貫台灣中部的濁水溪為界，其北以稻作居優勢，其南以蔗作居優勢。
康熙時期，台南平原已是“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蔥茏路欲迷”①的景象。
台糖的産量早歲缺乏準确的記載。
《裨海紀遊》謂“台人植蔗為糖，①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1《賦饷》。
②連橫：《台灣通史》卷27《農業志》。
③連橫：《台灣通史》卷27《農業志》。
①郁永河：《裨海紀遊》。
歲産二、三十萬”，當是指擔而言。
《台海使槎錄》謂台灣“三縣每歲所出蔗糖約六十餘萬簍，每簍一百七、八十斤”，則年産在百萬擔以上。
二說相去甚遠，似乎後者有些誇大，前者較為接近事實。
清朝後期蔗糖産量又有大幅度增長，據統計，同治九&mdash&mdash十三年（1870&mdash1874），全台年均産糖78萬擔；光緒元&mdash&mdash十年（1875&mdash1884），年均産糖95萬擔；光緒十一&mdash&mdash二十年（1885&mdash1894），年均産糖76萬擔。
其中，光緒二年（1876）、六年（1880）、九年（1883）、十年（1884）都超過了一百萬擔，分别為114萬擔、138萬擔、100萬擔和125萬擔。
台灣四面臨海，天然港灣環布。
随着生産的日益發展，台灣的商業以及與祖國内地、日本、南洋、歐美各國的海上貿易也日益繁榮起來。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規定以安平為全台的唯一出口，對渡廈門，一切商船均須由此航線行駛，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之世，安平乃為全台唯一的商業貿易中心。
雍正三年（1725），台南出現了北郊、南郊、港郊三大商業集團，北郊以蘇萬利為首，有二十餘号營商；南郊以金永順為首，有三十餘号營商；港郊以李勝興為首，有五十餘号營商。
他們“各擁巨資，以操勝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莊、煙台、上海，舳舻相望，絡繹于途，皆以安平為往來之港”①。
據計，嘉慶元年（1796）安平有往來商船一千餘艘。
随着北部地區的開發，日益增長着的北路之米如仍南運至安平由鹿耳門出洋，已經越來越感到不便。
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增開彰化縣的鹿港與泉州府晉江縣的蚶江口對渡，五十五年（1790）又開淡水廳的八裡岔與福州的五虎門對渡。
于是，鹿港和地處淡水河航運孔道的艋舺遂漸次興盛，成為新的兩大通商貿易中心。
嘉慶道光時期，鹿港已有泉、廈、南、布、染、油、糖等七郊，“正對渡于蚶江、深滬、獺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對渡于廈門者，曰廈郊。
間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處者”。
“鹿港大街，街衢縱橫，長三裡許，泉、廈郊商居多。
舟車輻辏，百貨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處貨市，當以鹿港為最。
”②八裡岔開港而淡水河成為北路通航要沖。
商船直航台北艋舺街，艋舺乃盛極一時。
“估客辏集，以淡為台郡第一”，“商人擇地所宜，雇船裝販，近則福州、漳泉、廈門，遠則甯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廣東，凡港路可通，争相貿易”。
“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亦稱頂郊；赴廈門者，曰廈郊；&mdash&mdash統稱為三郊。
”北郊之中，“往天津、錦州、蓋州的又稱大北；上海、甯波又稱小北。
”③其後又有香港郊（一名南郊）與鹿郊，成為五郊。
淡水廳的艋舺與府治安平的彰化縣的鹿港鼎足而三，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
①連橫：《台灣通史》卷25《商務志》。
②李廷璧：《彰化縣志》。
③陳培桂：《
乾隆七年（1742），“兵米、眷米及撥運福、興、漳、泉平粜之谷，以及商船定例所帶之米，則通計不下八、九十萬石”③，成為福建兵民糧米的重要供給地，堪稱中國南部的一大谷倉。
台灣的主要水利工程是陂、圳。
陂是水庫，圳是水渠，“凡築堤潴水灌田謂之陂，或決山泉，或導溪流，遠數十裡，近亦數裡。
不用築堤，疏鑿溪泉，引以灌田謂之圳，遠七、八裡，近亦三、四裡。
”④據《台灣通史》記載，清代除了維修和使用荷蘭、鄭氏時期所開鑿的15個陂以外，還創修了80陂、132圳。
其中，施琅私築1陂，知縣宗永清、周鐘瑄、曹瑾募民築成4陂、二圳，其餘都是民間業戶和佃戶自行集資籌策、自行組織勞力修鑿的。
大緻以橫貫台灣中部的濁水溪為界，其北以稻作居優勢，其南以蔗作居優勢。
康熙時期，台南平原已是“蔗田萬頃碧萋萋，一望蔥茏路欲迷”①的景象。
台糖的産量早歲缺乏準确的記載。
《裨海紀遊》謂“台人植蔗為糖，①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1《賦饷》。
②連橫：《台灣通史》卷27《農業志》。
③連橫：《台灣通史》卷27《農業志》。
①郁永河：《裨海紀遊》。
歲産二、三十萬”，當是指擔而言。
《台海使槎錄》謂台灣“三縣每歲所出蔗糖約六十餘萬簍，每簍一百七、八十斤”，則年産在百萬擔以上。
二說相去甚遠，似乎後者有些誇大，前者較為接近事實。
清朝後期蔗糖産量又有大幅度增長，據統計，同治九&mdash&mdash十三年（1870&mdash1874），全台年均産糖78萬擔；光緒元&mdash&mdash十年（1875&mdash1884），年均産糖95萬擔；光緒十一&mdash&mdash二十年（1885&mdash1894），年均産糖76萬擔。
其中，光緒二年（1876）、六年（1880）、九年（1883）、十年（1884）都超過了一百萬擔，分别為114萬擔、138萬擔、100萬擔和125萬擔。
台灣四面臨海，天然港灣環布。
随着生産的日益發展，台灣的商業以及與祖國内地、日本、南洋、歐美各國的海上貿易也日益繁榮起來。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規定以安平為全台的唯一出口，對渡廈門，一切商船均須由此航線行駛，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之世，安平乃為全台唯一的商業貿易中心。
雍正三年（1725），台南出現了北郊、南郊、港郊三大商業集團，北郊以蘇萬利為首，有二十餘号營商；南郊以金永順為首，有三十餘号營商；港郊以李勝興為首，有五十餘号營商。
他們“各擁巨資，以操勝算，南至南洋，北及天津、牛莊、煙台、上海，舳舻相望，絡繹于途，皆以安平為往來之港”①。
據計，嘉慶元年（1796）安平有往來商船一千餘艘。
随着北部地區的開發，日益增長着的北路之米如仍南運至安平由鹿耳門出洋，已經越來越感到不便。
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增開彰化縣的鹿港與泉州府晉江縣的蚶江口對渡，五十五年（1790）又開淡水廳的八裡岔與福州的五虎門對渡。
于是，鹿港和地處淡水河航運孔道的艋舺遂漸次興盛，成為新的兩大通商貿易中心。
嘉慶道光時期，鹿港已有泉、廈、南、布、染、油、糖等七郊，“正對渡于蚶江、深滬、獺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對渡于廈門者，曰廈郊。
間有糖船，直透天津、上海等處者”。
“鹿港大街，街衢縱橫，長三裡許，泉、廈郊商居多。
舟車輻辏，百貨充盈，台自郡城而外，各處貨市，當以鹿港為最。
”②八裡岔開港而淡水河成為北路通航要沖。
商船直航台北艋舺街，艋舺乃盛極一時。
“估客辏集，以淡為台郡第一”，“商人擇地所宜，雇船裝販，近則福州、漳泉、廈門，遠則甯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廣東，凡港路可通，争相貿易”。
“赴福州、江浙者，曰北郊；赴泉州者，曰泉郊，亦稱頂郊；赴廈門者，曰廈郊；&mdash&mdash統稱為三郊。
”北郊之中，“往天津、錦州、蓋州的又稱大北；上海、甯波又稱小北。
”③其後又有香港郊（一名南郊）與鹿郊，成為五郊。
淡水廳的艋舺與府治安平的彰化縣的鹿港鼎足而三，時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
①連橫：《台灣通史》卷25《商務志》。
②李廷璧：《彰化縣志》。
③陳培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