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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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特權。
沙皇俄國也不甘落後，早在同治十年武力強占中國伊犁地區以後，就立即向阿古柏表示友好。
同治十一年，阿古柏與沙皇俄國簽訂了《俄國與喀什噶爾條約》，沙皇正式承認阿古柏政權，得到了在南疆進行商業貿易的特權①。
阿古柏又将中亞地區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
土地被大量集中起來，分封給爪牙；各級官吏的俸祿直接取自于封地内的勞動人民，可以任意索取财物和強征無償勞役。
阿古柏的稅收沒有成文規定，種類繁多。
阿古柏還打着宗教的旗号，對宗教頭目籠絡、收買，擴充宗教寺院的土地、财産，新建禮拜寺、麻紮、宗教學校，又推行伊斯蘭教法典《沙裡阿特》的規定，在城鄉普遍設立宗教法庭。
宗教法官（長孜）可以用任何借口處罰以至處死勞動人民，恢複了“拉伊斯”（執行宗教法規的執法吏）的職位，無辜的勞動人民及未戴面紗上街的婦女，随時都可能受其鞭笞。
對非伊斯蘭教徒則強迫改信伊斯蘭教，否則就要受到最野蠻的殺害。
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統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來進行鬥争。
在和阗、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勞動人民自發的武裝起義此起彼伏，綿延不絕。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與沙皇俄國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國西北邊疆嚴重的民族危機，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問題。
光緒元年三月（1875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任命金順為烏魯木齊都統，幫辦新疆軍務，開始了進軍新疆，驅逐侵略者的行動①。
渴望解脫阿古柏殘酷奴役的維吾爾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動拿出糧食，①《阿古柏伯克傳》，第10、11章。
①《平定陝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馬匹等支援清軍。
光緒三年夏，阿古柏見大勢已去，在庫爾勒服毒自殺。
清軍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進行了曆時一年半的反對阿古柏侵略、收複祖國領土的正義鬥争。
這些戰争的勝利，解除了中國西北邊疆的民族危機，粉碎了殖民主義者分裂我國的陰謀，為收複伊犁打下了基礎。
左宗棠在驅逐阿古柏，收複新疆的過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後工作，恢複生産，如資助因戰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園，發給口糧、種子、牲畜等，使盡快恢複生産，舉辦屯田，軍屯民屯并舉，改革不合理的田賦制度及整頓币制等等。
在收複南疆後，又組織了善後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務，命令阿奇木伯克隻管催征賦稅，不得插手地方事務。
又提出新疆設行省的主張。
後來劉錦棠也上書清廷，提出了設置道廳州縣的具體方案。
新疆設省清廷于光緒十年九月（1884年10月）批準了新疆改設行省。
十月，任命劉錦棠為新疆巡撫，魏光焘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設行省，是維吾爾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曆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改設行省以後，首先對軍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取消軍府制、伯克制和紮薩克世襲制，代之以兵備道、府、州、縣制，削弱了當地封建統治者的勢力，加強了清政府對新疆的直接統治。
在改革軍政制度的同時，清廷還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産發展的措施。
在農業方面，大力興修農田水利，實行軍屯、民屯、犯屯、擴大了耕地面積，使農業生産得到發展。
根據二十個縣的統計，整修和新修幹渠九百四十多條，支渠兩千三百多條，灌溉面積達一百一十多萬畝①。
并設立蠶桑局，移植祖國東北地區的桑樹，招聘江浙一帶的蠶工，改進蠶桑技術，促進了蠶桑業的發展①。
在工業、手工業方面，清政府舉辦新式工業，利用機器采油和冶鑄，後來又有了火柴和電燈等工業。
在交通方面，把軍台、營塘一律改為驿站，又由驿站發展到郵政，宣統元年（1909）正式設立郵局，總局設迪化（烏魯木齊），分局幾乎遍及南北疆。
光緒二十一年（1895）建成了電報線路，後來線路還可通到北京。
在商業方面也日趨繁榮，由于取消了内地漢族來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販運内地的綢緞、茶、紙、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貨物價值二三萬兩。
在教育事業上也有了一定的發展。
設省之初，興辦義塾三十多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新疆設提學使，在各府、廳、州、縣設立學堂。
許多維吾爾族學生也開始學習漢語漢文。
①據《新疆圖志》卷73至卷78統計。
①《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設省，促進了新疆各族人民經濟、文化的發展，鞏固了祖國的統一和邊疆的安全，進一步密切了維吾爾族和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間的關系。
第六節 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族“索倫”諸部 清初，鄂溫克同達斡爾、鄂倫春等族一起，曾被統稱為“索倫部”。
他們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東至黑龍江北岸支流精奇裡江，北起外興安嶺，南至大小興安嶺一帶。
“索倫”這一名稱是達斡爾人對鄂溫克人的稱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們”。
由于他們英勇善戰，因此周圍諸部也都被稱為“索倫部”。
清初，鄂溫克以博木博果爾為首領形成了一個大的部落聯盟。
他們與漢族早就發展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系，與達斡爾人一起建立了許多木城和村莊。
木城有雅克薩城、阿薩津城、铎陳城、烏庫爾城、多金城等，村莊有杜喇爾屯等。
每個村屯以氏族為單位，有自己的酋長。
鄂溫克人的社會經濟，正如清代文獻所記載：精奇裡江和牛滿江地區河中盛産魚類，其中大魚一二丈許，鄂溫克、達斡爾人即捕此大魚進貢。
山中有虎，貂，猞猁，野豬，鹿，駝鹿等，“以打牲射獵為本，無廬舍，遊牧止養馬匹，無它牲畜”①。
這裡指的養馬匹的居民，即為使馬的鄂溫克部落。
他們有幾個大氏族，即杜拉爾、墨爾迪勒、布喇穆、塗克冬、納哈他等。
達斡爾部落被稱為“索倫部薩哈爾察地方”。
“薩哈爾察”是滿語，意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産黑貂而得名。
達斡爾人已進入階級社會，結村落而居，達斡爾與鄂溫克人雜居于精奇裡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裡氏、郭貝勒氏、敖拉氏、墨爾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
主要從事農業，飼養大批牛馬等牲畜，種大麥、燕麥、黍米和大麻、荞麥、豌豆及蔬菜、果樹等。
用牛架車，以長柄木犁耕地，用小鐮刀收割莊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帳篷或地窖裡，也從事狩獵生産，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換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鐵質生産工具同日用器皿等。
滿、漢商人和官員經常到索倫部的達斡爾、鄂溫克部落進行交易。
由于受滿族影響，已建造用薄紙糊窗的房屋，改穿滿洲服飾。
在精奇裡江以東、牛滿江以西的叢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倫春部落，有瑪卡吉爾、卡魯基爾、瑪拉呼魯等三個氏族。
由于他們在精奇裡江的大支流畢拉爾河一帶遊獵，史書稱他們為“畢拉爾”人，較早見于《東華錄》上。
他們共有默納赫、都納亨等氏族。
另一支鄂倫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瑪尼克爾”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瑪納伊爾、威拉伊爾、格氏伊爾、嘎格達伊爾、摩東伊爾、徹克奇爾、瑪涅達爾等幾個大氏族。
鄂倫春人飼養馴鹿，用以騎乘與運輸工具。
馴鹿俗稱“四不像”。
後金建立不久，黑龍江的上述索倫部的各族，便前來穆古敦城（盛京），開始與後金建立政治關系，臣服後金。
①何秋濤《朔方備錄》第44卷，第6&mdash7頁。
皇太極為加強東北邊疆管理，統一貝加爾湖以東整個索倫部地區，建立鞏固的統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mdash1640），平定了鄂溫克最大酋長博爾博果爾的反抗，最後統一了包括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索倫部廣大地區。
收編了索倫部所屬石勒喀河及精奇裡江、外興安嶺以南的鄂溫克、鄂倫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為單位編成佐（牛錄）。
崇德六年清朝軍隊在貝加爾湖東赤塔附近最後解決了索倫部的殘餘，又收編索倫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①，其中有能約束衆人，堪為首領者，即授以牛錄章京（佐領）官，一部分随清軍轉戰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為清政府基層政權的官員，管理貝加爾湖以東，石勒喀河至精奇裡江、牛滿江的大片地區，負責收納貢物，保衛邊疆，并配合甯古塔派至該地的軍隊駐防巡邏。
抗擊沙俄入侵十七世紀中葉，沙俄便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國黑龍江中上遊索倫部地區。
給中國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
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各部落展開了反抗沙俄的激烈鬥争。
鄂溫克族氏族酋長根特木耳，同鄂倫春族的酋長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員渡過額爾古納河，來到根河和海拉爾河一帶。
在石勒喀河的鄂溫克“納米雅兒”部落的其他氏族則紛紛拿起武器同沙俄展開鬥争，他們拒絕向侵略者繳納毛皮實物稅，包圍了盤踞在中國領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從他們手中奪回馬二百多匹，平毀了侵略者的莊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龍江中遊逃竄。
當沙俄進攻達斡爾族貴古達爾酋長的城堡時。
侵略者勸降守城的達斡爾人，貴古達爾酋長作了堅定的回答：“我們向中國順治皇帝納貢，你們來要什麼實物稅呢？等我們把自己的最後一個孩子扔掉以後，再給你們納稅吧！”誓死保衛國土的達斡爾人，同以槍炮武裝的沙俄侵略者展開了世上窄見的浴血抗戰，達斡爾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戰到底、以身殉國①。
在1655年呼瑪爾戰役中，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參加了抗俄鬥争。
康熙二十三年（1684），為了征讨盤踞雅克薩的沙俄侵略者，調遣五百名鄂溫克、達斡爾官兵駐于黑龍江北岸和蘇裡地方，戰後留守黑龍江城（瑷珲）。
在清政府反擊沙俄侵略者的作戰中，無論是作戰，築城堡、建驿站，還是運軍需糧草他們都作出卓越的貢獻。
布特哈八旗①《朔方備錄》卷20。
①[英]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6&mdash17頁。
自崇德至順治，直至康熙年間，原索倫部所屬的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由于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掠奪，受到戰火的破壞，被迫逐漸遷移到黑龍江南岸、大小興安嶺，居住在黑龍江和嫩江各支流的山谷間。
清廷把遷來嫩江各支流的各族交由布特哈總管衙門管理，“布特哈”即滿語“打牲部落”之意，又叫打牲總管衙門。
鄂溫克族共有五個“阿巴”（圍獵場），成為打牲部的主體，由理藩院任命“達如漢布勒”、“紮木蘇”等人為頭領，授以副都統銜。
達斡爾族分為：都博淺、莫爾登、讷莫爾等三個紮蘭，由達斡爾副總管倍勒爾、洪吉等人，會同滿族官吏，駐齊齊哈爾屯管理本部政務和軍務。
對鄂倫春族的管理有兩種形式：“其隸布特哈八旗為官兵者，謂之摩淩阿鄂倫春，其散處山野僅以納貂為役者，謂之雅發罕鄂倫春。
“摩淩河”是“馬上”的意思，“雅發罕”是“步下”的意思。
雅發罕鄂倫春有布特哈五官員分治，三歲一易，号曰谙達。
谙達歲以征貂至其境，其入先期畢集，奉命惟謹，過此，則深居不可尋蹤。
雍正九年（1731），清廷出于長治久安之策。
加強東北邊防，指示黑龍江将軍衙門，規定旗色，在原有鄂溫克族五個阿巴，達斡爾族三個紮蘭的基礎上，将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壯丁正式編成“布特哈八旗”（亦稱打牲八旗）。
共有九十二佐，其中鄂溫克族四十七佐，達斡爾族三十九佐，鄂倫春族六佐。
旗的正旗長由滿洲人擔任，副旗長由本地各族擔任。
旗下設牛錄（佐），頭目叫“牛錄達”，亦叫“章京”（佐領）；佐領下設“哈朋”，即骁騎校；“哈朋”下設領催（寶西呼），佐下各村還設“嘎思恩達”（村長），村長由大家選舉産生。
佐領和骁騎校在平時監督各族獵手獵取貂皮，按時向清廷進貢，戰時率領兵丁打仗，并擔負着邊境線上的巡邏和驿站的工作。
從此，布特哈地區的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開始“出則為兵，入則為民”。
布特哈八旗對于清廷承擔着貢貂和服兵役兩大義務。
“布特哈，無問官兵散戶，身足五尺者，交納貂皮一張，定制也”。
這種制度原出黑龍江将軍衙門，即豎五尺之樁，每隔四年測量一次，十五歲以上的男丁，身與樁齊者或高出者，為納貂之民，并開始擔負各種公差。
進貢貂皮，初由布特哈總管收齊後，特派副總管、佐領、骁騎校各一員，每佐兵丁一名，自行送交熱河避暑官。
乾隆四十九年，經黑龍江将軍衙門啟奏，停止了布特哈官兵自行送交貂皮的辦法，改由将軍衙門乘入貢之便代送。
每年選定一等四十二張、二等一百四十張，好三等二百八十張、尋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張。
由于代送過程中出現很多弊端，布特哈八旗官兵上告皇帝，又恢複了舊制，仍由布特哈官兵自送貂皮貢至熱河。
布特哈官兵除擔負貢貂差役外，每年春秋兩季還要參加馬步槍箭較射等軍事操練，每五年舉行一次大型軍事演習。
清政府于雍正十年（1732）四月，将布特哈打牲部一千六百三十六名鄂溫克士兵，七百三十名達斡爾，三百五十九名鄂倫春等族士兵攜帶眷屬，共三千名移駐呼倫貝爾草原。
共編成五十個牛錄（佐），分隸八旗，分左、右兩翼，左翼四旗在與俄羅斯交界處遊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一帶遊牧。
沿呼倫貝爾，黑龍江地區中俄邊界線共設卡倫五十九座，極東十二卡倫，輪派布特哈地區鄂溫克、達斡爾部隊戍守①；呼倫貝爾地區設十六處卡倫，東六卡由鄂溫克、巴爾虎等族官兵駐守②。
布特哈八旗官員擔任固定卡倫外，還建立了嚴密的巡邊制度。
清廷為了更好地利用布特哈八旗各族官兵，培養滿族化的軍隊，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龍江将軍薩布素，于墨爾根分别在鄂溫克和達斡爾人中設一個學校，設立助教官，選鄂溫克、達斡爾等族每佐領下一兒童，學習滿文書藝，這成為鄂溫克、達斡爾等族文化教育的開始③。
清朝皇帝為了把布特哈官兵培養成一支親信部隊，規定佐領以上的官員，都必須見到皇帝，乾隆帝每年抽出一定時間接見各族的佐領以上的軍官。
而且每年在木蘭圍場打獵時，也都要選布特哈八旗的優秀獵手來京陪同乾隆帝圍獵。
滿族統治者一向認為鄂溫克、鄂倫春等族語言與滿語相近，對他們采取同化政策，使之馴服效命，如派滿族軍官訓練布特哈八旗，灌輸滿族的禮俗，他們的待遇也接近滿族官兵，通行滿文。
這一系列的措施，使“布特哈”官兵衣着、住房、禮俗、生活方式逐漸接近滿族，尤其各族的上層的習俗基本和滿族相似。
鄂溫克、達斡爾人上層知識分子多熟通滿文、能用滿文寫作，能流暢地說滿語。
鄂溫克清統治者對于布特哈八旗鄂溫克、達斡爾族的氏族上層官吏副都統、佐領、骁騎校等，給以高官厚祿和各種特權。
他們利用權勢占有公社的牲畜和土地，雇工勞動，産生了剝削，形成了貴族階層，同時還産生了作為家庭内使用的奴隸，形成了家長奴隸制形态。
鄂溫克、達斡爾人都把奴隸叫“包勒”。
奴隸的來源，主要是他們在戰争中俘虜的小孩，另一方面是清朝将許多免死的罪犯給鄂溫克、達斡爾族當奴隸，第三個來源是買進的奴隸，一個身強力壯的奴隸價值一匹馬或一個銀元寶。
布特哈八旗官兵的奴隸數目，據記載：布特哈東路有四百七十六戶奴隸，男女大小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西路的數目①《朔方備錄》卷49。
②《清高宗實錄》卷641。
③《朔方備錄》卷26。
也不相上下。
奴隸随主人的氏族，姓主人的姓，奴隸和奴隸主吃一鍋飯，但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
有的主人年老病故，無人繼承家産，就由奴隸辦喪和繼承家業。
主人出去打獵，獵回來的肉與奴隸同吃，個别人也把珍貴獵品分給奴隸一份。
奴隸主也參加狩獵生産，但奴隸隻能參加田間勞動，無權參加狩獵活動。
奴隸有贖身權，如不願在原主人家，可以脫離另找新主人，從新主人那裡将身價交給原主人，姓新主人的姓。
脫離主人的奴隸，必須找一個自由民做保護人，表現好的，主人（佐領）可以取消其奴隸身份，可給予參軍權。
鄂溫克族一部分人從事狩獵生産，遷到呼倫貝爾草原的已轉向遊牧生産。
牧區的社會組織，與獵區一樣保留着氏族“哈拉”，每個氏族下分若幹大家族“毛哄”，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子孫所構成，一般多則十一二戶，少則七八戶居住在一個村落裡。
“毛哄”是進行集體狩獵生産的單位。
一個或幾個“毛哄”的人聯合起來進行圍獵活動。
除在生産上保持互相支援之外，近族之間也有代償債務和撫養孤兒、老人的義務。
同一氏族的各“毛哄”之間實行嚴格的族外婚制度，同一“哈拉”或“毛哄”的人絕對禁止通婚。
每個“毛哄”都有自己的“毛哄達”（族長）和“嘎思恩達”（村長）各一人，管理和領導家族的事務。
族長是維持習慣法的支柱，清朝發給每一族長一條黃帶子，但辦事必須公道。
在牧區，“毛哄”要在祭敖包時開會，由老年人輪流主持，會議的開支與其他公共費用，由家族負擔，牧民每戶出一隻羊，富戶可多至三四隻羊。
一般被開除“毛哄”的人，可以申請參加其他“毛哄”。
如有殺人者，“毛哄”舉行會議，将兇手處死在河邊，如是誤殺，則由犯罪人用兩頭好牛做為命價，由死者家庭享有。
“毛哄”内男人死後，如無子，其财産由“毛哄”内的近親繼承。
每個“毛哄”都必須有自己世代相傳的薩滿（巫師），管理“毛哄”的宗教活動。
每逢年節，特别是四月初三，是全“毛哄”舉行盛大集會的日子，鄂溫克語叫“奧米那楞”，薩滿用皮繩将全“毛哄”的人圍住，檢查“毛哄”人口增減，并為全族祝福。
每個“毛哄”都有自己的墓地。
鄂溫克人信仰薩滿教，對自然界和動物加以崇拜，相信萬物有靈。
他們還崇拜灰鼠、小雀和熊、蛇等動物。
鄂倫春人也有相類似習慣。
鄂溫克人對山、川、日、月、星、火等都進行崇拜。
特别是對祖先神的崇拜，構成其信仰的核心。
每個氏族都有祖先神，祖先神多為女性。
鄂溫克人的多神的信仰，最集中體現在薩滿身上，得重病時，都要請薩滿跳神。
如請薩滿治病他不去，按習慣可用皮繩把他捆起來強迫他跳神，因為薩滿是屬于氏族的。
薩滿不僅是氏族巫師，而且在社會上，也有很高的威望，有的地方薩滿也是氏族頭人之一。
一切鬼、神、吉、兇和疾病的來源，都由薩滿解釋。
鄂溫克民族講究禮節、好客。
長幼之間恪守着嚴格的禮節，老人受到社會上的尊重。
當年輕人見到長輩時，總要施禮問安和敬煙等，如果是騎在馬上還要下馬問安。
通行屈膝、側身、打千、拱手作揖等禮節。
屋内的座位，床鋪，也有長幼之分。
鄂溫克族的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盛行“氏族外婚”與“姑舅表婚”，絕大多數都是由父母包辦婚姻，早婚現象很普遍。
有的青年男女相愛得不到父母的允許，便雙雙逃走，被抓回後，男人無罪，女的由其父母另婚配給别人。
如是已婚女子私奔，抓回後，把男子押起來，女人交給原丈夫或由佐領把女人定價出賣。
鄂溫克族與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相互通婚的曆史較長，也很普遍，被稱為“親屬民族”。
鄂溫克族民間傳說、神話、故事、諺語、謎語等民間文學十分豐富，它們反映了鄂溫克族早期的曆史。
如“人類來源的傳說”、“英雄獵人的故事”、“金魚姑娘”、“興安嶺的故事”、“母鹿之歌”等都是美麗感人的故事。
漢族的故事如《三國演義》等在鄂溫克族中也得到廣泛流傳。
鄂溫克族每逢慶祝節日或舉行婚禮的時候，都要跳民族舞蹈。
達斡爾達斡爾族的經濟，以傳統的粗放農業為主，兼行狩獵、捕魚、放木排等生産。
主要種植燕麥、大麥、荞麥、稷子、黑豆等成熟期較短的農作物。
并種油料作物蘇子。
他們用輪歇遊耕的方法，而且禾苗出土後，無鋤草習慣。
栽種煙草有一套精細的傳統工序和技藝。
達斡爾族栽培加工的煙葉，因其質優，享有“琥珀香”之譽。
據《黑龍江外紀》載：“人家隙地，種煙草，達呼爾則一歲之生計也。
”①達斡爾族的鷹獵具有特色。
獵鷹是由山鷹訓練而成的。
獵鷹又被稱為“飛行獵人”。
訓練方法是，捉到山鷹後，十天内不喂一點肉食，而把它綁在懸梁搖籃裡，搖幾天，接着在它尾部根上佩一銅制小鈴，腿上系一柔軟的皮條，等山鷹見人習慣後，可以幫主人抓狐狸、野兔、野雞等。
達斡爾族也善于從事捕魚生産。
早期達斡爾人還以魚皮縫制過靴、鞋及煙口袋等用具。
達斡爾族人民乘坐的“勒勒車”，享有盛譽。
又名“大輪車”，也叫“草上飛”。
過去運輸以及姑娘出嫁都坐大輪篷車。
大輪車适合于山區荒原和沼澤地帶，具有輕便耐用、修理方便之特點。
達斡爾族保有部落“畢日基”組織，分為“烏力斯”、“都博淺”、“音那奇”、“精奇日”和“阿彥淺”等五部落。
從黑龍江遷來嫩江之前，達斡爾人分别屬于上述五個“畢日基”之内。
“哈拉”是氏族組織，直譯為姓氏，十八世紀前後，達斡爾族有十八個“哈拉”。
每個哈拉是由兩個以上的“莫昆”組成。
“莫昆”是大家族組織，從血①西清：《黑龍江外紀》，刊《小方壺齋叢鈔》第406頁。
緣關系上說，莫昆是比哈拉又進一層的血緣團體。
因此，莫昆這一家族組織，對其成員的約束力也就大于氏族。
每個莫昆都住在一個村落裡。
達斡爾族保存幾代人的家庭，有的多達三十多口人。
“哈拉”的職能：（1）嚴禁民族内通婚；（2）定期祭祖修譜，每隔若幹年召開一次祭祖修譜會議，打開族譜登記增加的男性成員的名字，出生者以硃筆填寫在其父名下，而亡者以黑筆寫之；（3）處理氏族内違法者；（4）組織哈拉之間的射箭和聯合圍獵等項活動。
“莫昆”每隔數年，召開一次祭祖會，填寫增減的人口。
莫昆其他職能有：（1）管理公有财産（林地、河邊柳條通）；（2）集體割所需柳條子；（3）平分由外村租借漁場的租金；（4）管理公共墓地；（5）維護成員，扶養鳏寡狐獨；（6）辦故後的喪事；（7）幹預女子繼承家産，必須由兒子繼承；（8）公祭莫昆祖神；（9）每年舉辦莫昆之間的射箭和曲棍球比賽，每逢過春節，家家戶戶張貼對聯、年畫、放爆竹，在大門外燃放煙火，婦女們夜間聚集在某一家較大的屋子裡，在蘇油燈光下，跳本民族的傳統舞蹈&mdash&mdash“路日給勒”，唱本族民歌，青年男子打“貝闊”（曲棍球）。
達斡爾族的婚姻，是氏族外婚制和一夫一妻制。
婚姻也多由父母包辦，本人除再婚者外，無權過問婚事。
婚姻程序較繁瑣。
達斡爾族的喪葬一般是土葬，将死者殓入木棺，埋于本家族的墓地。
因天花、肺痨等特殊病和難産等死亡的，則風葬或火葬。
殉葬品除壽衣外，還有死者生前所用的什物，并有殺馬殉葬的遺風。
死者的晚輩按親疏遠近服孝一個月到一百天。
達斡爾人迷信鬼神，信仰薩滿教。
以自然為崇拜對象。
崇拜天、星、雷、河、火、岩洞、森林、碾石、龍、鹿、布谷鳥、貓頭鷹等等。
他們供奉的“霍列力巴爾汗”，包括十七種神，是由五十八個生物和物件組成的。
每個“莫昆”都有自己的祖先神。
在他們的觀念中，神鬼是人禍福的主宰，生産的豐欠和人口興旺與否，都是神鬼保佑或作祟的結果。
因此，一旦生産不利或發生疾病，即請巫師（薩滿）祭祀，祈求消災賜福。
鄂倫春鄂倫春族的經濟是一種以狩獵為主，采集捕魚為輔的綜合經濟。
廣闊的山林是鄂倫春人天然的獵場，動物資源十分豐富，取之不盡。
他們的氏族部落多在一定河流範圍内活動。
當獵獲野獸後，家族公社（烏力楞）的全體成員，在“仙人柱”前，圍成一個圓圈，把肉煮熟，三五人共吃一盆肉。
采集主要由婦女擔任，老年婦女是采集的領導者和指揮者，由她率領家族公社的女成員，也包括兒童進行采集，儲備野菜。
捕魚也是重要生産，黑龍江和嫩江流域，魚類資源豐富。
用“擋篩子”捕魚是常見的方法。
叉魚也較盛行，他們用三齒或四齒的鐵叉，乘坐桦樹皮船叉魚。
野獸皮和桦樹皮是他們加工的主要對象。
獸皮制品和桦皮制品是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用原始的方法熟獸皮，制成各種獸皮衣、褲、鞋、帽和被襦，數量最多的是狍皮和鹿、犴皮。
縫制皮衣的線，是由狍、鹿、犴的筋所制成。
桦皮制品在鄂倫春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們日用的家具、容器、船隻以及覆蓋“帳幕”的圍子都是桦樹皮制成的。
鄂倫春人的“烏力楞”家族公社，一般由幾個到十幾個“仙人柱”（帳幕）構成。
“仙人柱”是鄂倫春人的原始性居室，俗稱“撮羅子”。
它是用三十根木杆搭成的圓錐形的構架，夏天以桦樹皮圍蓋，冬天以野獸皮圍蓋。
“烏力楞”，鄂倫春語的含意是“子孫們”，指同一祖父所傳的幾代後嗣。
“烏力楞”是鄂倫春父權制社會的基本細胞。
“烏力楞”是一個基本經濟單位，其經濟基礎是獵場和主要生産工具，如馴鹿、馬匹的集體所有。
狩獵是以“烏力楞”為單位集體進行的。
在春、夏、秋三季出獵時，往往舉族出動。
“烏力楞”亦随着遷涉。
冬季出獵時則主要是男獵手參加，老弱婦孺留在宿營地。
“烏力楞”的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原則基礎上，每次出獵時，都要民主推舉一個“塔坦達”，負責領導個狩獵生産。
“塔坦達”一般是獵組中年齡最大，輩份大，有豐富狩獵經驗的人，他經常研究和介紹經驗，分配獵品。
他處理和解決各種問題時，要聽取大家的意見，沒有任何特權。
分配制度是以“烏力楞”各戶為單位，按戶将肉分成若幹份，平均分配，但獵獲野獸後，要把頭肉、腿肉、心、肋骨肉以及肝、舌頭等肉煮熟，由全“烏力楞”的人共同享用。
鄂倫春人沒有文字，但滿文于康熙年間已傳入，有少數鄂倫春人掌握了滿文。
但他們的文學主要是口頭創作，通過口耳相傳，成為鄂倫春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口頭創作的最早形式是關于鄂倫春族的曆史神話傳說，這些傳說，有許多是關于人類起源的。
以動物為主題的童話故事占較重要地位。
以男女愛情為主題的也是口頭創作的主題之一。
鄂倫春族男女老少都喜歡唱歌，不論節日裡、婚宴上，還是在勞動中，日常生活中都要唱歌，歌的曲調都是比較固定的，歌詞都是即興之作。
鄂倫春人的舞蹈是與歌曲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常常是載歌載舞。
“黑熊搏鬥舞”，“野豬搏鬥舞”和“樹雞舞”都是模仿這些飛禽走獸的動作或吼聲而創作的舞蹈。
另一類是直接表現勞動生活的，如“依哈嫩舞”，表現獵人打到野獸以後，高興地把獵物往馬背上馱的情景。
紅果舞表現了婦女采集紅果的勞動。
“魯力該嫩舞”是大鬧場的意思。
人們手拉手圍成一圈，左右跳動，身體稍向裡彎曲，有如他們所住的“仙人柱”，鄂倫春人的舞蹈都是來源于他們生産勞動和生活。
圖騰信仰是鄂倫春人的宗教形式之一。
在長期狩獵中。
他們逐漸把某些動物從一般動物中分離出來，相信這些動物與他們的氏族集團有關。
熊是鄂倫春人崇拜的動物之一。
他們認為熊與自己存在一種血緣親族關系，在稱謂上，把熊稱為“太帖”（祖母），“阿瑪哈”（祖父），而不直呼它的名字，他們認為熊最初是人，因而不能獵取。
鄂倫春人也崇拜火神，每當吃飯時，要向火裡投一些食物，以示供奉。
對山神也十分崇拜，在山上的樹上畫一臉形，路過時要叩頭。
在家裡吃飯、飲酒前，将酒杯、飯碗舉起向空中繞兩圈，表示先讓山神嘗，據說山神能保佑多打野獸，他們也崇拜太陽神和月亮神。
薩滿是鄂倫春人的宗教巫師。
薩滿的跳神儀式充滿濃厚的神秘氣氛。
沙皇俄國也不甘落後，早在同治十年武力強占中國伊犁地區以後，就立即向阿古柏表示友好。
同治十一年，阿古柏與沙皇俄國簽訂了《俄國與喀什噶爾條約》，沙皇正式承認阿古柏政權，得到了在南疆進行商業貿易的特權①。
阿古柏又将中亞地區中世紀的封建制度完全移植到新疆。
土地被大量集中起來，分封給爪牙；各級官吏的俸祿直接取自于封地内的勞動人民，可以任意索取财物和強征無償勞役。
阿古柏的稅收沒有成文規定，種類繁多。
阿古柏還打着宗教的旗号，對宗教頭目籠絡、收買，擴充宗教寺院的土地、财産，新建禮拜寺、麻紮、宗教學校，又推行伊斯蘭教法典《沙裡阿特》的規定，在城鄉普遍設立宗教法庭。
宗教法官（長孜）可以用任何借口處罰以至處死勞動人民，恢複了“拉伊斯”（執行宗教法規的執法吏）的職位，無辜的勞動人民及未戴面紗上街的婦女，随時都可能受其鞭笞。
對非伊斯蘭教徒則強迫改信伊斯蘭教，否則就要受到最野蠻的殺害。
為了反抗阿古柏的暴虐統治，各族人民包括一些本地的封建主都起來進行鬥争。
在和阗、吐魯番、烏魯木齊等地、勞動人民自發的武裝起義此起彼伏，綿延不絕。
阿古柏的侵略新疆與沙皇俄國武力侵占伊犁，引起了中國西北邊疆嚴重的民族危機，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注意新疆的問題。
光緒元年三月（1875年5月），清政府授任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任命金順為烏魯木齊都統，幫辦新疆軍務，開始了進軍新疆，驅逐侵略者的行動①。
渴望解脫阿古柏殘酷奴役的維吾爾族和新疆各族人民，自動拿出糧食，①《阿古柏伯克傳》，第10、11章。
①《平定陝甘新“回匪”方略》，卷298、299。
馬匹等支援清軍。
光緒三年夏，阿古柏見大勢已去，在庫爾勒服毒自殺。
清軍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下，進行了曆時一年半的反對阿古柏侵略、收複祖國領土的正義鬥争。
這些戰争的勝利，解除了中國西北邊疆的民族危機，粉碎了殖民主義者分裂我國的陰謀，為收複伊犁打下了基礎。
左宗棠在驅逐阿古柏，收複新疆的過程中，就注意到了要做好善後工作，恢複生産，如資助因戰争逃亡的人民重返家園，發給口糧、種子、牲畜等，使盡快恢複生産，舉辦屯田，軍屯民屯并舉，改革不合理的田賦制度及整頓币制等等。
在收複南疆後，又組織了善後局，管理民政、财政、司法等事務，命令阿奇木伯克隻管催征賦稅，不得插手地方事務。
又提出新疆設行省的主張。
後來劉錦棠也上書清廷，提出了設置道廳州縣的具體方案。
新疆設省清廷于光緒十年九月（1884年10月）批準了新疆改設行省。
十月，任命劉錦棠為新疆巡撫，魏光焘為新疆布政使。
新疆改設行省，是維吾爾族和新疆其他各族人民曆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改設行省以後，首先對軍政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取消軍府制、伯克制和紮薩克世襲制，代之以兵備道、府、州、縣制，削弱了當地封建統治者的勢力，加強了清政府對新疆的直接統治。
在改革軍政制度的同時，清廷還采取了一些有助于生産發展的措施。
在農業方面，大力興修農田水利，實行軍屯、民屯、犯屯、擴大了耕地面積，使農業生産得到發展。
根據二十個縣的統計，整修和新修幹渠九百四十多條，支渠兩千三百多條，灌溉面積達一百一十多萬畝①。
并設立蠶桑局，移植祖國東北地區的桑樹，招聘江浙一帶的蠶工，改進蠶桑技術，促進了蠶桑業的發展①。
在工業、手工業方面，清政府舉辦新式工業，利用機器采油和冶鑄，後來又有了火柴和電燈等工業。
在交通方面，把軍台、營塘一律改為驿站，又由驿站發展到郵政，宣統元年（1909）正式設立郵局，總局設迪化（烏魯木齊），分局幾乎遍及南北疆。
光緒二十一年（1895）建成了電報線路，後來線路還可通到北京。
在商業方面也日趨繁榮，由于取消了内地漢族來新疆的限制，使各省商人販運内地的綢緞、茶、紙、瓷器、漆器等到新疆，每年貨物價值二三萬兩。
在教育事業上也有了一定的發展。
設省之初，興辦義塾三十多處。
光緒三十二年（1906），新疆設提學使，在各府、廳、州、縣設立學堂。
許多維吾爾族學生也開始學習漢語漢文。
①據《新疆圖志》卷73至卷78統計。
①《西疆交涉志要》卷4。
新疆設省，促進了新疆各族人民經濟、文化的發展，鞏固了祖國的統一和邊疆的安全，進一步密切了維吾爾族和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之間的關系。
第六節 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族“索倫”諸部 清初，鄂溫克同達斡爾、鄂倫春等族一起，曾被統稱為“索倫部”。
他們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東至黑龍江北岸支流精奇裡江，北起外興安嶺，南至大小興安嶺一帶。
“索倫”這一名稱是達斡爾人對鄂溫克人的稱呼，意思是“山林中生活的人們”。
由于他們英勇善戰，因此周圍諸部也都被稱為“索倫部”。
清初，鄂溫克以博木博果爾為首領形成了一個大的部落聯盟。
他們與漢族早就發展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系，與達斡爾人一起建立了許多木城和村莊。
木城有雅克薩城、阿薩津城、铎陳城、烏庫爾城、多金城等，村莊有杜喇爾屯等。
每個村屯以氏族為單位，有自己的酋長。
鄂溫克人的社會經濟，正如清代文獻所記載：精奇裡江和牛滿江地區河中盛産魚類，其中大魚一二丈許，鄂溫克、達斡爾人即捕此大魚進貢。
山中有虎，貂，猞猁，野豬，鹿，駝鹿等，“以打牲射獵為本，無廬舍，遊牧止養馬匹，無它牲畜”①。
這裡指的養馬匹的居民，即為使馬的鄂溫克部落。
他們有幾個大氏族，即杜拉爾、墨爾迪勒、布喇穆、塗克冬、納哈他等。
達斡爾部落被稱為“索倫部薩哈爾察地方”。
“薩哈爾察”是滿語，意為“黑色貂皮”，大概是由于産黑貂而得名。
達斡爾人已進入階級社會，結村落而居，達斡爾與鄂溫克人雜居于精奇裡江，其著名姓氏有：精奇裡氏、郭貝勒氏、敖拉氏、墨爾迪氏、俄嫩氏、倭勒氏等。
主要從事農業，飼養大批牛馬等牲畜，種大麥、燕麥、黍米和大麻、荞麥、豌豆及蔬菜、果樹等。
用牛架車，以長柄木犁耕地，用小鐮刀收割莊稼，把收割物保存在帳篷或地窖裡，也從事狩獵生産，用貂皮和其他毛皮換取内地的朝服、布匹、鐵質生産工具同日用器皿等。
滿、漢商人和官員經常到索倫部的達斡爾、鄂溫克部落進行交易。
由于受滿族影響，已建造用薄紙糊窗的房屋，改穿滿洲服飾。
在精奇裡江以東、牛滿江以西的叢山密林中，居住着一支鄂倫春部落，有瑪卡吉爾、卡魯基爾、瑪拉呼魯等三個氏族。
由于他們在精奇裡江的大支流畢拉爾河一帶遊獵，史書稱他們為“畢拉爾”人，較早見于《東華錄》上。
他們共有默納赫、都納亨等氏族。
另一支鄂倫春是居住在石勒喀的“瑪尼克爾”人，其部落中氏族有伍查罕、瑪納伊爾、威拉伊爾、格氏伊爾、嘎格達伊爾、摩東伊爾、徹克奇爾、瑪涅達爾等幾個大氏族。
鄂倫春人飼養馴鹿，用以騎乘與運輸工具。
馴鹿俗稱“四不像”。
後金建立不久，黑龍江的上述索倫部的各族，便前來穆古敦城（盛京），開始與後金建立政治關系，臣服後金。
①何秋濤《朔方備錄》第44卷，第6&mdash7頁。
皇太極為加強東北邊疆管理，統一貝加爾湖以東整個索倫部地區，建立鞏固的統治，于崇德四年至五年（1639&mdash1640），平定了鄂溫克最大酋長博爾博果爾的反抗，最後統一了包括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索倫部廣大地區。
收編了索倫部所屬石勒喀河及精奇裡江、外興安嶺以南的鄂溫克、鄂倫春等六千九百五十多人，并将其中五千六百七十二人，以氏族為單位編成佐（牛錄）。
崇德六年清朝軍隊在貝加爾湖東赤塔附近最後解決了索倫部的殘餘，又收編索倫部一千四百七十一人①，其中有能約束衆人，堪為首領者，即授以牛錄章京（佐領）官，一部分随清軍轉戰各地，另一部分回到各部落，管理新降人口，作為清政府基層政權的官員，管理貝加爾湖以東，石勒喀河至精奇裡江、牛滿江的大片地區，負責收納貢物，保衛邊疆，并配合甯古塔派至該地的軍隊駐防巡邏。
抗擊沙俄入侵十七世紀中葉，沙俄便把侵略魔爪伸入中國黑龍江中上遊索倫部地區。
給中國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
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各部落展開了反抗沙俄的激烈鬥争。
鄂溫克族氏族酋長根特木耳，同鄂倫春族的酋長毛考待汗一起，率氏族成員渡過額爾古納河，來到根河和海拉爾河一帶。
在石勒喀河的鄂溫克“納米雅兒”部落的其他氏族則紛紛拿起武器同沙俄展開鬥争，他們拒絕向侵略者繳納毛皮實物稅，包圍了盤踞在中國領土尼布楚的沙俄侵略者，從他們手中奪回馬二百多匹，平毀了侵略者的莊田，迫使三十多名俄兵向黑龍江中遊逃竄。
當沙俄進攻達斡爾族貴古達爾酋長的城堡時。
侵略者勸降守城的達斡爾人，貴古達爾酋長作了堅定的回答：“我們向中國順治皇帝納貢，你們來要什麼實物稅呢？等我們把自己的最後一個孩子扔掉以後，再給你們納稅吧！”誓死保衛國土的達斡爾人，同以槍炮武裝的沙俄侵略者展開了世上窄見的浴血抗戰，達斡爾族七百多人全部血戰到底、以身殉國①。
在1655年呼瑪爾戰役中，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的八旗官兵都參加了抗俄鬥争。
康熙二十三年（1684），為了征讨盤踞雅克薩的沙俄侵略者，調遣五百名鄂溫克、達斡爾官兵駐于黑龍江北岸和蘇裡地方，戰後留守黑龍江城（瑷珲）。
在清政府反擊沙俄侵略者的作戰中，無論是作戰，築城堡、建驿站，還是運軍需糧草他們都作出卓越的貢獻。
布特哈八旗①《朔方備錄》卷20。
①[英]拉文斯坦：《俄國人在黑龍江》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6&mdash17頁。
自崇德至順治，直至康熙年間，原索倫部所屬的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由于遭到沙俄侵略者的掠奪，受到戰火的破壞，被迫逐漸遷移到黑龍江南岸、大小興安嶺，居住在黑龍江和嫩江各支流的山谷間。
清廷把遷來嫩江各支流的各族交由布特哈總管衙門管理，“布特哈”即滿語“打牲部落”之意，又叫打牲總管衙門。
鄂溫克族共有五個“阿巴”（圍獵場），成為打牲部的主體，由理藩院任命“達如漢布勒”、“紮木蘇”等人為頭領，授以副都統銜。
達斡爾族分為：都博淺、莫爾登、讷莫爾等三個紮蘭，由達斡爾副總管倍勒爾、洪吉等人，會同滿族官吏，駐齊齊哈爾屯管理本部政務和軍務。
對鄂倫春族的管理有兩種形式：“其隸布特哈八旗為官兵者，謂之摩淩阿鄂倫春，其散處山野僅以納貂為役者，謂之雅發罕鄂倫春。
“摩淩河”是“馬上”的意思，“雅發罕”是“步下”的意思。
雅發罕鄂倫春有布特哈五官員分治，三歲一易，号曰谙達。
谙達歲以征貂至其境，其入先期畢集，奉命惟謹，過此，則深居不可尋蹤。
雍正九年（1731），清廷出于長治久安之策。
加強東北邊防，指示黑龍江将軍衙門，規定旗色，在原有鄂溫克族五個阿巴，達斡爾族三個紮蘭的基礎上，将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壯丁正式編成“布特哈八旗”（亦稱打牲八旗）。
共有九十二佐，其中鄂溫克族四十七佐，達斡爾族三十九佐，鄂倫春族六佐。
旗的正旗長由滿洲人擔任，副旗長由本地各族擔任。
旗下設牛錄（佐），頭目叫“牛錄達”，亦叫“章京”（佐領）；佐領下設“哈朋”，即骁騎校；“哈朋”下設領催（寶西呼），佐下各村還設“嘎思恩達”（村長），村長由大家選舉産生。
佐領和骁騎校在平時監督各族獵手獵取貂皮，按時向清廷進貢，戰時率領兵丁打仗，并擔負着邊境線上的巡邏和驿站的工作。
從此，布特哈地區的鄂溫克、達斡爾、鄂倫春等族開始“出則為兵，入則為民”。
布特哈八旗對于清廷承擔着貢貂和服兵役兩大義務。
“布特哈，無問官兵散戶，身足五尺者，交納貂皮一張，定制也”。
這種制度原出黑龍江将軍衙門，即豎五尺之樁，每隔四年測量一次，十五歲以上的男丁，身與樁齊者或高出者，為納貂之民，并開始擔負各種公差。
進貢貂皮，初由布特哈總管收齊後，特派副總管、佐領、骁騎校各一員，每佐兵丁一名，自行送交熱河避暑官。
乾隆四十九年，經黑龍江将軍衙門啟奏，停止了布特哈官兵自行送交貂皮的辦法，改由将軍衙門乘入貢之便代送。
每年選定一等四十二張、二等一百四十張，好三等二百八十張、尋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張。
由于代送過程中出現很多弊端，布特哈八旗官兵上告皇帝，又恢複了舊制，仍由布特哈官兵自送貂皮貢至熱河。
布特哈官兵除擔負貢貂差役外，每年春秋兩季還要參加馬步槍箭較射等軍事操練，每五年舉行一次大型軍事演習。
清政府于雍正十年（1732）四月，将布特哈打牲部一千六百三十六名鄂溫克士兵，七百三十名達斡爾，三百五十九名鄂倫春等族士兵攜帶眷屬，共三千名移駐呼倫貝爾草原。
共編成五十個牛錄（佐），分隸八旗，分左、右兩翼，左翼四旗在與俄羅斯交界處遊牧，右翼四旗沿喀勒喀河一帶遊牧。
沿呼倫貝爾，黑龍江地區中俄邊界線共設卡倫五十九座，極東十二卡倫，輪派布特哈地區鄂溫克、達斡爾部隊戍守①；呼倫貝爾地區設十六處卡倫，東六卡由鄂溫克、巴爾虎等族官兵駐守②。
布特哈八旗官員擔任固定卡倫外，還建立了嚴密的巡邊制度。
清廷為了更好地利用布特哈八旗各族官兵，培養滿族化的軍隊，康熙三十四年（1695），黑龍江将軍薩布素，于墨爾根分别在鄂溫克和達斡爾人中設一個學校，設立助教官，選鄂溫克、達斡爾等族每佐領下一兒童，學習滿文書藝，這成為鄂溫克、達斡爾等族文化教育的開始③。
清朝皇帝為了把布特哈官兵培養成一支親信部隊，規定佐領以上的官員，都必須見到皇帝，乾隆帝每年抽出一定時間接見各族的佐領以上的軍官。
而且每年在木蘭圍場打獵時，也都要選布特哈八旗的優秀獵手來京陪同乾隆帝圍獵。
滿族統治者一向認為鄂溫克、鄂倫春等族語言與滿語相近，對他們采取同化政策，使之馴服效命，如派滿族軍官訓練布特哈八旗，灌輸滿族的禮俗，他們的待遇也接近滿族官兵，通行滿文。
這一系列的措施，使“布特哈”官兵衣着、住房、禮俗、生活方式逐漸接近滿族，尤其各族的上層的習俗基本和滿族相似。
鄂溫克、達斡爾人上層知識分子多熟通滿文、能用滿文寫作，能流暢地說滿語。
鄂溫克清統治者對于布特哈八旗鄂溫克、達斡爾族的氏族上層官吏副都統、佐領、骁騎校等，給以高官厚祿和各種特權。
他們利用權勢占有公社的牲畜和土地，雇工勞動，産生了剝削，形成了貴族階層，同時還産生了作為家庭内使用的奴隸，形成了家長奴隸制形态。
鄂溫克、達斡爾人都把奴隸叫“包勒”。
奴隸的來源，主要是他們在戰争中俘虜的小孩，另一方面是清朝将許多免死的罪犯給鄂溫克、達斡爾族當奴隸，第三個來源是買進的奴隸，一個身強力壯的奴隸價值一匹馬或一個銀元寶。
布特哈八旗官兵的奴隸數目，據記載：布特哈東路有四百七十六戶奴隸，男女大小一千三百二十三名，西路的數目①《朔方備錄》卷49。
②《清高宗實錄》卷641。
③《朔方備錄》卷26。
也不相上下。
奴隸随主人的氏族，姓主人的姓，奴隸和奴隸主吃一鍋飯，但不能和主人在一桌吃。
有的主人年老病故，無人繼承家産，就由奴隸辦喪和繼承家業。
主人出去打獵，獵回來的肉與奴隸同吃，個别人也把珍貴獵品分給奴隸一份。
奴隸主也參加狩獵生産，但奴隸隻能參加田間勞動，無權參加狩獵活動。
奴隸有贖身權，如不願在原主人家，可以脫離另找新主人，從新主人那裡将身價交給原主人，姓新主人的姓。
脫離主人的奴隸，必須找一個自由民做保護人，表現好的，主人（佐領）可以取消其奴隸身份，可給予參軍權。
鄂溫克族一部分人從事狩獵生産，遷到呼倫貝爾草原的已轉向遊牧生産。
牧區的社會組織，與獵區一樣保留着氏族“哈拉”，每個氏族下分若幹大家族“毛哄”，是由同一父系祖先的子孫所構成，一般多則十一二戶，少則七八戶居住在一個村落裡。
“毛哄”是進行集體狩獵生産的單位。
一個或幾個“毛哄”的人聯合起來進行圍獵活動。
除在生産上保持互相支援之外，近族之間也有代償債務和撫養孤兒、老人的義務。
同一氏族的各“毛哄”之間實行嚴格的族外婚制度，同一“哈拉”或“毛哄”的人絕對禁止通婚。
每個“毛哄”都有自己的“毛哄達”（族長）和“嘎思恩達”（村長）各一人，管理和領導家族的事務。
族長是維持習慣法的支柱，清朝發給每一族長一條黃帶子，但辦事必須公道。
在牧區，“毛哄”要在祭敖包時開會，由老年人輪流主持，會議的開支與其他公共費用，由家族負擔，牧民每戶出一隻羊，富戶可多至三四隻羊。
一般被開除“毛哄”的人，可以申請參加其他“毛哄”。
如有殺人者，“毛哄”舉行會議，将兇手處死在河邊，如是誤殺，則由犯罪人用兩頭好牛做為命價，由死者家庭享有。
“毛哄”内男人死後，如無子，其财産由“毛哄”内的近親繼承。
每個“毛哄”都必須有自己世代相傳的薩滿（巫師），管理“毛哄”的宗教活動。
每逢年節，特别是四月初三，是全“毛哄”舉行盛大集會的日子，鄂溫克語叫“奧米那楞”，薩滿用皮繩将全“毛哄”的人圍住，檢查“毛哄”人口增減，并為全族祝福。
每個“毛哄”都有自己的墓地。
鄂溫克人信仰薩滿教，對自然界和動物加以崇拜，相信萬物有靈。
他們還崇拜灰鼠、小雀和熊、蛇等動物。
鄂倫春人也有相類似習慣。
鄂溫克人對山、川、日、月、星、火等都進行崇拜。
特别是對祖先神的崇拜，構成其信仰的核心。
每個氏族都有祖先神，祖先神多為女性。
鄂溫克人的多神的信仰，最集中體現在薩滿身上，得重病時，都要請薩滿跳神。
如請薩滿治病他不去，按習慣可用皮繩把他捆起來強迫他跳神，因為薩滿是屬于氏族的。
薩滿不僅是氏族巫師，而且在社會上，也有很高的威望，有的地方薩滿也是氏族頭人之一。
一切鬼、神、吉、兇和疾病的來源，都由薩滿解釋。
鄂溫克民族講究禮節、好客。
長幼之間恪守着嚴格的禮節，老人受到社會上的尊重。
當年輕人見到長輩時，總要施禮問安和敬煙等，如果是騎在馬上還要下馬問安。
通行屈膝、側身、打千、拱手作揖等禮節。
屋内的座位，床鋪，也有長幼之分。
鄂溫克族的婚姻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形态盛行“氏族外婚”與“姑舅表婚”，絕大多數都是由父母包辦婚姻，早婚現象很普遍。
有的青年男女相愛得不到父母的允許，便雙雙逃走，被抓回後，男人無罪，女的由其父母另婚配給别人。
如是已婚女子私奔，抓回後，把男子押起來，女人交給原丈夫或由佐領把女人定價出賣。
鄂溫克族與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相互通婚的曆史較長，也很普遍，被稱為“親屬民族”。
鄂溫克族民間傳說、神話、故事、諺語、謎語等民間文學十分豐富，它們反映了鄂溫克族早期的曆史。
如“人類來源的傳說”、“英雄獵人的故事”、“金魚姑娘”、“興安嶺的故事”、“母鹿之歌”等都是美麗感人的故事。
漢族的故事如《三國演義》等在鄂溫克族中也得到廣泛流傳。
鄂溫克族每逢慶祝節日或舉行婚禮的時候，都要跳民族舞蹈。
達斡爾達斡爾族的經濟，以傳統的粗放農業為主，兼行狩獵、捕魚、放木排等生産。
主要種植燕麥、大麥、荞麥、稷子、黑豆等成熟期較短的農作物。
并種油料作物蘇子。
他們用輪歇遊耕的方法，而且禾苗出土後，無鋤草習慣。
栽種煙草有一套精細的傳統工序和技藝。
達斡爾族栽培加工的煙葉，因其質優，享有“琥珀香”之譽。
據《黑龍江外紀》載：“人家隙地，種煙草，達呼爾則一歲之生計也。
”①達斡爾族的鷹獵具有特色。
獵鷹是由山鷹訓練而成的。
獵鷹又被稱為“飛行獵人”。
訓練方法是，捉到山鷹後，十天内不喂一點肉食，而把它綁在懸梁搖籃裡，搖幾天，接着在它尾部根上佩一銅制小鈴，腿上系一柔軟的皮條，等山鷹見人習慣後，可以幫主人抓狐狸、野兔、野雞等。
達斡爾族也善于從事捕魚生産。
早期達斡爾人還以魚皮縫制過靴、鞋及煙口袋等用具。
達斡爾族人民乘坐的“勒勒車”，享有盛譽。
又名“大輪車”，也叫“草上飛”。
過去運輸以及姑娘出嫁都坐大輪篷車。
大輪車适合于山區荒原和沼澤地帶，具有輕便耐用、修理方便之特點。
達斡爾族保有部落“畢日基”組織，分為“烏力斯”、“都博淺”、“音那奇”、“精奇日”和“阿彥淺”等五部落。
從黑龍江遷來嫩江之前，達斡爾人分别屬于上述五個“畢日基”之内。
“哈拉”是氏族組織，直譯為姓氏，十八世紀前後，達斡爾族有十八個“哈拉”。
每個哈拉是由兩個以上的“莫昆”組成。
“莫昆”是大家族組織，從血①西清：《黑龍江外紀》，刊《小方壺齋叢鈔》第406頁。
緣關系上說，莫昆是比哈拉又進一層的血緣團體。
因此，莫昆這一家族組織，對其成員的約束力也就大于氏族。
每個莫昆都住在一個村落裡。
達斡爾族保存幾代人的家庭，有的多達三十多口人。
“哈拉”的職能：（1）嚴禁民族内通婚；（2）定期祭祖修譜，每隔若幹年召開一次祭祖修譜會議，打開族譜登記增加的男性成員的名字，出生者以硃筆填寫在其父名下，而亡者以黑筆寫之；（3）處理氏族内違法者；（4）組織哈拉之間的射箭和聯合圍獵等項活動。
“莫昆”每隔數年，召開一次祭祖會，填寫增減的人口。
莫昆其他職能有：（1）管理公有财産（林地、河邊柳條通）；（2）集體割所需柳條子；（3）平分由外村租借漁場的租金；（4）管理公共墓地；（5）維護成員，扶養鳏寡狐獨；（6）辦故後的喪事；（7）幹預女子繼承家産，必須由兒子繼承；（8）公祭莫昆祖神；（9）每年舉辦莫昆之間的射箭和曲棍球比賽，每逢過春節，家家戶戶張貼對聯、年畫、放爆竹，在大門外燃放煙火，婦女們夜間聚集在某一家較大的屋子裡，在蘇油燈光下，跳本民族的傳統舞蹈&mdash&mdash“路日給勒”，唱本族民歌，青年男子打“貝闊”（曲棍球）。
達斡爾族的婚姻，是氏族外婚制和一夫一妻制。
婚姻也多由父母包辦，本人除再婚者外，無權過問婚事。
婚姻程序較繁瑣。
達斡爾族的喪葬一般是土葬，将死者殓入木棺，埋于本家族的墓地。
因天花、肺痨等特殊病和難産等死亡的，則風葬或火葬。
殉葬品除壽衣外，還有死者生前所用的什物，并有殺馬殉葬的遺風。
死者的晚輩按親疏遠近服孝一個月到一百天。
達斡爾人迷信鬼神，信仰薩滿教。
以自然為崇拜對象。
崇拜天、星、雷、河、火、岩洞、森林、碾石、龍、鹿、布谷鳥、貓頭鷹等等。
他們供奉的“霍列力巴爾汗”，包括十七種神，是由五十八個生物和物件組成的。
每個“莫昆”都有自己的祖先神。
在他們的觀念中，神鬼是人禍福的主宰，生産的豐欠和人口興旺與否，都是神鬼保佑或作祟的結果。
因此，一旦生産不利或發生疾病，即請巫師（薩滿）祭祀，祈求消災賜福。
鄂倫春鄂倫春族的經濟是一種以狩獵為主，采集捕魚為輔的綜合經濟。
廣闊的山林是鄂倫春人天然的獵場，動物資源十分豐富，取之不盡。
他們的氏族部落多在一定河流範圍内活動。
當獵獲野獸後，家族公社（烏力楞）的全體成員，在“仙人柱”前，圍成一個圓圈，把肉煮熟，三五人共吃一盆肉。
采集主要由婦女擔任，老年婦女是采集的領導者和指揮者，由她率領家族公社的女成員，也包括兒童進行采集，儲備野菜。
捕魚也是重要生産，黑龍江和嫩江流域，魚類資源豐富。
用“擋篩子”捕魚是常見的方法。
叉魚也較盛行，他們用三齒或四齒的鐵叉，乘坐桦樹皮船叉魚。
野獸皮和桦樹皮是他們加工的主要對象。
獸皮制品和桦皮制品是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用原始的方法熟獸皮，制成各種獸皮衣、褲、鞋、帽和被襦，數量最多的是狍皮和鹿、犴皮。
縫制皮衣的線，是由狍、鹿、犴的筋所制成。
桦皮制品在鄂倫春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們日用的家具、容器、船隻以及覆蓋“帳幕”的圍子都是桦樹皮制成的。
鄂倫春人的“烏力楞”家族公社，一般由幾個到十幾個“仙人柱”（帳幕）構成。
“仙人柱”是鄂倫春人的原始性居室，俗稱“撮羅子”。
它是用三十根木杆搭成的圓錐形的構架，夏天以桦樹皮圍蓋，冬天以野獸皮圍蓋。
“烏力楞”，鄂倫春語的含意是“子孫們”，指同一祖父所傳的幾代後嗣。
“烏力楞”是鄂倫春父權制社會的基本細胞。
“烏力楞”是一個基本經濟單位，其經濟基礎是獵場和主要生産工具，如馴鹿、馬匹的集體所有。
狩獵是以“烏力楞”為單位集體進行的。
在春、夏、秋三季出獵時，往往舉族出動。
“烏力楞”亦随着遷涉。
冬季出獵時則主要是男獵手參加，老弱婦孺留在宿營地。
“烏力楞”的管理是建立在民主原則基礎上，每次出獵時，都要民主推舉一個“塔坦達”，負責領導個狩獵生産。
“塔坦達”一般是獵組中年齡最大，輩份大，有豐富狩獵經驗的人，他經常研究和介紹經驗，分配獵品。
他處理和解決各種問題時，要聽取大家的意見，沒有任何特權。
分配制度是以“烏力楞”各戶為單位，按戶将肉分成若幹份，平均分配，但獵獲野獸後，要把頭肉、腿肉、心、肋骨肉以及肝、舌頭等肉煮熟，由全“烏力楞”的人共同享用。
鄂倫春人沒有文字，但滿文于康熙年間已傳入，有少數鄂倫春人掌握了滿文。
但他們的文學主要是口頭創作，通過口耳相傳，成為鄂倫春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口頭創作的最早形式是關于鄂倫春族的曆史神話傳說，這些傳說，有許多是關于人類起源的。
以動物為主題的童話故事占較重要地位。
以男女愛情為主題的也是口頭創作的主題之一。
鄂倫春族男女老少都喜歡唱歌，不論節日裡、婚宴上，還是在勞動中，日常生活中都要唱歌，歌的曲調都是比較固定的，歌詞都是即興之作。
鄂倫春人的舞蹈是與歌曲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常常是載歌載舞。
“黑熊搏鬥舞”，“野豬搏鬥舞”和“樹雞舞”都是模仿這些飛禽走獸的動作或吼聲而創作的舞蹈。
另一類是直接表現勞動生活的，如“依哈嫩舞”，表現獵人打到野獸以後，高興地把獵物往馬背上馱的情景。
紅果舞表現了婦女采集紅果的勞動。
“魯力該嫩舞”是大鬧場的意思。
人們手拉手圍成一圈，左右跳動，身體稍向裡彎曲，有如他們所住的“仙人柱”，鄂倫春人的舞蹈都是來源于他們生産勞動和生活。
圖騰信仰是鄂倫春人的宗教形式之一。
在長期狩獵中。
他們逐漸把某些動物從一般動物中分離出來，相信這些動物與他們的氏族集團有關。
熊是鄂倫春人崇拜的動物之一。
他們認為熊與自己存在一種血緣親族關系，在稱謂上，把熊稱為“太帖”（祖母），“阿瑪哈”（祖父），而不直呼它的名字，他們認為熊最初是人，因而不能獵取。
鄂倫春人也崇拜火神，每當吃飯時，要向火裡投一些食物，以示供奉。
對山神也十分崇拜，在山上的樹上畫一臉形，路過時要叩頭。
在家裡吃飯、飲酒前，将酒杯、飯碗舉起向空中繞兩圈，表示先讓山神嘗，據說山神能保佑多打野獸，他們也崇拜太陽神和月亮神。
薩滿是鄂倫春人的宗教巫師。
薩滿的跳神儀式充滿濃厚的神秘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