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嘉道漸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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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天下言之，則鴉片輕而銀重”。
吳蘭修因此主張：“嗣後請饬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
内地種者勿論。
至夷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内地戳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
”②吳蘭修的《弭害論》被送給了兩廣總督盧坤、廣東巡撫祁塡。
盧坤、祁塡“見而心折”。
吳蘭修大受鼓舞，立即約其同事熊景星、儀克中“各著論以與為輔”。
盧坤企圖以弛禁論來影響皇上，因此在上折時，以“粵中私議”作為附片将各種弛禁理論呈奏給道光。
道光帝不為所動，将其置之一旁，“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③。
盡管如此，道光帝對這種與嚴禁政策背道而馳的弛禁主張未加指斥的暧昧态度，無疑給了持弛禁主張的官員以希望和鼓勵。
此後，弛禁論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許乃濟作為其代表，以《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上奏，公開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弛禁主張。
許乃濟認為：“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遂使白銀“有出而無入”，“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
對鴉片的嚴禁，還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①《七經樓文鈔》卷4。
①梁廷楠：《夷氛聞記》。
②梁廷楠：《夷氛聞記》。
③梁廷楠：《夷氛聞記》。
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
“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劫”，以至“報案紛紛”、“栽贓訛詐之案，尤所在多有”。
嚴禁吸食，則反而使“食者愈衆，幾遍天下”。
嚴禁内地栽種，“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歸外洋矣”。
在許乃濟看來，鴉片的輸入之所以越來越多，白銀的外流之所以日益嚴重，吸食者之所以愈來愈衆，“皆起自嚴禁以後”。
據此，許乃濟提出弛禁方案。
這個方案要點有三：一是“仍用舊例，準令夷商将鴉片照藥材納稅”。
為防止白銀外流，外商貨物“入關交行後，隻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
二是“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職從公，或儲才備用，不得任令沾染惡習，緻蹈廢時失業之愆”，“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
三是“寬内地民人栽種罂粟之禁”，“内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①。
許乃濟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
若将許乃濟的弛禁方案付諸實施，其後果隻能是鴉片進一步泛濫。
然而，許乃濟在弛禁方案中虛構的“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的前景，對包括道光帝在内的一些人具有誘惑力。
以緻道光帝在看了許乃濟的奏折後，不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傳谕軍機大臣，令将許乃濟之折抄給兩廣總督鄧廷桢、廣東巡撫祁塡、粵海關監督文祥等“會同妥議具奏”②。
這使清統治集團中和社會其他階層中因鴉片而獲利的官員、商販欣喜若狂。
廣東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鄧廷桢提出了弛鴉片之禁的更為具體的方案。
對弛禁主張最感興趣的還要數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
義律立即将中國政府在鴉片問題上的新動向報告了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
義律在報告中興高采烈地預言：“許乃濟弛禁論的直接影響，将要刺激印度的鴉片種植”。
義律預計：“采納許乃濟奏請的折中方案的這種正式的、最後的命令，将在一個月或六個星期内到達此間”①。
在各省督撫中，身居煙毒淵薮之地的廣東地方官員竟也為許乃濟的弛禁論張目助陣。
兩廣總督鄧廷桢認為：“鴉片流傳内地，以緻紋銀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絕紋銀出洋最為要著”②。
他因而主張：“弛禁變通辦理，仍循舊制征稅，系為因時制宜起見”，“應請旨準照原奏”。
鄧廷桢還與祁塡、文祥拟訂弛禁具體章程九條入奏，稱許乃濟之疏“胪陳時弊，均屬實在情形”，如果許乃濟之請能獲得批準，“實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③。
廣東地方大員對弛禁論毫無保留的支持态度，使廣東販食之徒無不歡欣鼓舞。
鄧廷桢等為弛禁論大張其目的奏折被大量傳布，還被英人刊登在他們在廣州辦的報紙上。
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1）。
②《清宣宗實錄》卷282。
①英國議會文件：《中國通信彙編》，1840年。
②《清宣宗實錄》卷292。
③《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
然而，許乃濟的弛禁論，除了得到廣東大員們的公開支持而外，“舉朝無繼言者”。
大部分官員對許乃濟的弛禁論持反對态度，批駁許乃濟弛禁論的奏折紛紛上達朝廷。
其中禮部侍郎朱樽、兵部給事中許球、江南禦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對弛禁論的批駁尤為淋漓盡緻。
朱樽等嚴禁派官員批駁了弛禁論者弛鴉片之禁、隻要在中外貿易中堅持以貨易貨即可防止紋銀偷漏的謬論，指出：中國當時可供兌換的貨物主要是茶葉一宗，“茶葉不足，将複易之銀”，紋銀的偷漏如何能禁？嚴禁派官員又批駁弛禁論者寬内地種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煙代替洋煙、洋煙将不禁而自絕的謬論：“今食之者多，而擇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煙為美也”，事實上，當時内地種植罂粟已複不少，“即如雲南一屬，種罂粟者漫山遍野，鴉片之出産，宗（總）亦必不下數千箱”，然而，洋煙輸入如故，白銀之外流亦“不見減于昔日”。
弛禁論者隻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間販賣吸食一概勿論的謬論，更被嚴禁派官員批駁得體無完膚。
他們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數計之，官弁、士、兵不過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
..今之食鴉片者，大凡起于官員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遊民，而弁兵、士子亦漸禁（染）其習，所不食者，鄉裡之愚民居多耳。
若獨禁員弁士兵而許民間販賣吸食，是以食者縱之得食，而未食者導之使食。
”另外，“員弁士兵非生而為員、為弁、為士、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與吸食，則兵（員）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見弛禁論者禁員弁士兵而不禁民間吸食之說，不過是“曲折之詞，所謂掩耳盜鈴者也”。
更為可貴的是，朱樽等嚴禁派官員對鴉片危害、對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的實質有着清醒深刻的認識。
朱樽指出：“鴉片流毒，訪（妨）财害小，殊（誅）民害大。
民者國之本，财者民所出。
民貧尚可變□，民弱無可救藥。
”英國“初以鴉片入關，即有削弱中原之念”。
“其船竄入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誠不知是何居心？”嚴禁派官員在對弛禁論痛加批駁後，請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時，“嚴備各省海口”①，防患于未然。
朱樽等嚴禁派官員對弛禁論有理有據的批駁，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請量為變通，或請仍嚴例禁”而産生的猶豫和動搖，堅定了道光帝禁煙的決心。
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無人再敢公開鼓吹弛禁論，原來贊同弛禁的兩廣總督鄧廷桢也放棄了弛禁主張，于廣東海口實力查禁鴉片。
從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開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國嚴厲實行禁煙，清廷一面令廣東地方大員“加意整頓，嚴饬各該文武員弁，于關隘緊要地方，往來巡查，嚴密購緝，有犯必懲，久而勿懈，務使中國财力，不緻為外洋所耗。
”①同時要求沿海各督撫、海口各監督，在廣東查拿甚緊之時，嚴饬所屬文武員弁，“統于沿海要隘處所，随時随地，認真稽查。
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務當實力巡查”，“嗣後如該督撫等，仍視為具文，并不實力查辦，必①朱樽：《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
《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1期。
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1）。
當從嚴懲處”②。
道光帝的警告對沿海各省督撫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有些省份開始行動起來。
湖南地方當局在與廣東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後緝獲廣東煙販九起，人犯二十餘名，鴉片煙三千餘兩。
山海關副都統祥厚拿獲夾帶鴉片煙人犯四名。
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嚴懲已被拿獲的鴉片煙販的指示下，廣州地方當局将在廣州開設鴉片煙館長達五年的郭亞平處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實力推行禁煙，使一個時期内彌漫輿論界的弛禁論銷聲匿迹，一些地方官員在道光帝的嚴令和督促下，也紛紛采取切實措施，查禁鴉片。
禁煙效果立即顯現出來。
由于廣東地方當局認真采取禁煙措施，大力搜捕私船，當地的走私船隻幾乎絕迹。
在廣東，鴉片銷不出去，外國鴉片煙商人隻好用船把鴉片運到沿海各地去銷售。
但沿海一帶中國水師船隻也戒備森嚴，一艘鴉片走私船被擊沉，其餘的走私船隻好退回伶仃洋面。
外國鴉片煙商人“連一箱煙土都沒有賣出去”①。
這種情況使外國鴉片煙商人大為懊惱。
英國大鴉片煙商人查頓悲歎：由于中國官吏的密切注意，鴉片市場一天不如一天了。
另一個英國大鴉片煙商人馬地臣也稱：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指1837年），我們的鴉片市場起了一次徹底的革命，現在看不見走私船的活動了。
中國禁煙取得的實際成效，使英國資産階級政府和鴉片煙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擊。
為了保護鴉片貿易，英國政府派遣的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決定出面幹涉。
義律一面尋求武力作後盾，一面要求與清廷進行交涉。
英國鴉片煙商人則組織大批單桅、雙桅縱帆式快船，變本加厲地在廣東及沿海各地進行鴉片走私的罪惡活動，他們甚至在走私船上公開挂上英國國旗，從珠江口到廣州明目張膽地販賣鴉片。
英國資産階級政府和鴉片煙商人的破壞，再加上清統治集團中仍有為數不少的地方官員疲玩失責，視朝廷禁令為具文，緻使鴉片流毒問題仍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這種情況使清統治集團中那些因鴉片流毒屢禁不止而深為憂慮的官員不得不繼續尋求根治之策。
道光十八年（1838）閏四月初十日，鴻胪寺卿黃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嚴禁之策。
黃爵滋在《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中，痛陳鴉片危害，指出：十數年間，鴉片泛濫成災，耗銀數千萬兩之巨，“以中國有用之财，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
如果這種情況再不加制止，“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黃爵滋在折奏中分析了過去實行的各項禁煙措施，認為皆非禁煙良策。
黃爵滋認定，鴉片不是不能禁，關鍵在于如何禁。
他認為：“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于食煙之衆。
無吸食自無興敗，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
”黃爵滋因此主張：“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
”他請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1）。
①[英]格林堡：《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
皇上“嚴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準給一年期限戒煙”，“若一年之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
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能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
然皆系活罪。
斷瘾之苦，甚于枷杖與徒。
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
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于斷瘾之苟延”①。
黃爵滋還請帝勅谕各省督撫嚴切曉谕，“廣傳戒煙藥方，毋得逾限吸食”。
同時“嚴饬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谕居民，定于一年後，取具五家鄰右互結。
仍有犯者，準令舉發，給予優獎。
傥有容隐，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
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留無定，鄰右難于查察。
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
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為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
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準考試。
”②對吸食鴉片者罪以死論，這還是發言盈廷的曆年條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龍江将軍及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一場關于禁煙政策的大讨論在清統治集團内展開。
從道光十八年閏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公布，在這一年時間裡，各有關指定官員紛紛遵命發表意見。
綜觀一年的讨論情況，在朝廷大員中已沒有人公開主張對鴉片實行弛禁，嚴禁鴉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為這些大員們一緻的意見。
但是，贊成黃爵滋對
吳蘭修因此主張：“嗣後請饬外夷照舊納稅，交付洋行，兌換茶葉。
内地種者勿論。
至夷船出口，止準帶光面洋銀，其内地戳印等銀，照紋銀例，一體嚴禁。
”②吳蘭修的《弭害論》被送給了兩廣總督盧坤、廣東巡撫祁塡。
盧坤、祁塡“見而心折”。
吳蘭修大受鼓舞，立即約其同事熊景星、儀克中“各著論以與為輔”。
盧坤企圖以弛禁論來影響皇上，因此在上折時，以“粵中私議”作為附片将各種弛禁理論呈奏給道光。
道光帝不為所動，将其置之一旁，“但令沿舊禁加嚴而已”③。
盡管如此，道光帝對這種與嚴禁政策背道而馳的弛禁主張未加指斥的暧昧态度，無疑給了持弛禁主張的官員以希望和鼓勵。
此後，弛禁論仍在一部分廷臣中私相鼓吹。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卿許乃濟作為其代表，以《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上奏，公開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弛禁主張。
許乃濟認為：“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遂使白銀“有出而無入”，“歲耗銀總在一千萬兩以上”。
對鴉片的嚴禁，還使“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①《七經樓文鈔》卷4。
①梁廷楠：《夷氛聞記》。
②梁廷楠：《夷氛聞記》。
③梁廷楠：《夷氛聞記》。
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
“更有内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劫”，以至“報案紛紛”、“栽贓訛詐之案，尤所在多有”。
嚴禁吸食，則反而使“食者愈衆，幾遍天下”。
嚴禁内地栽種，“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歸外洋矣”。
在許乃濟看來，鴉片的輸入之所以越來越多，白銀的外流之所以日益嚴重，吸食者之所以愈來愈衆，“皆起自嚴禁以後”。
據此，許乃濟提出弛禁方案。
這個方案要點有三：一是“仍用舊例，準令夷商将鴉片照藥材納稅”。
為防止白銀外流，外商貨物“入關交行後，隻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
二是“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職從公，或儲才備用，不得任令沾染惡習，緻蹈廢時失業之愆”，“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予斥革，免其罪名”，“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
三是“寬内地民人栽種罂粟之禁”，“内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①。
許乃濟的弛禁方案，其前提因果是非不分，其方法矛盾百出。
若将許乃濟的弛禁方案付諸實施，其後果隻能是鴉片進一步泛濫。
然而，許乃濟在弛禁方案中虛構的“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的前景，對包括道光帝在内的一些人具有誘惑力。
以緻道光帝在看了許乃濟的奏折後，不僅未加指斥，反而立即傳谕軍機大臣，令将許乃濟之折抄給兩廣總督鄧廷桢、廣東巡撫祁塡、粵海關監督文祥等“會同妥議具奏”②。
這使清統治集團中和社會其他階層中因鴉片而獲利的官員、商販欣喜若狂。
廣東十三行洋商迫不及待地向鄧廷桢提出了弛鴉片之禁的更為具體的方案。
對弛禁主張最感興趣的還要數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
義律立即将中國政府在鴉片問題上的新動向報告了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
義律在報告中興高采烈地預言：“許乃濟弛禁論的直接影響，将要刺激印度的鴉片種植”。
義律預計：“采納許乃濟奏請的折中方案的這種正式的、最後的命令，将在一個月或六個星期内到達此間”①。
在各省督撫中，身居煙毒淵薮之地的廣東地方官員竟也為許乃濟的弛禁論張目助陣。
兩廣總督鄧廷桢認為：“鴉片流傳内地，以緻紋銀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絕紋銀出洋最為要著”②。
他因而主張：“弛禁變通辦理，仍循舊制征稅，系為因時制宜起見”，“應請旨準照原奏”。
鄧廷桢還與祁塡、文祥拟訂弛禁具體章程九條入奏，稱許乃濟之疏“胪陳時弊，均屬實在情形”，如果許乃濟之請能獲得批準，“實于國計民生均有裨益”③。
廣東地方大員對弛禁論毫無保留的支持态度，使廣東販食之徒無不歡欣鼓舞。
鄧廷桢等為弛禁論大張其目的奏折被大量傳布，還被英人刊登在他們在廣州辦的報紙上。
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1）。
②《清宣宗實錄》卷282。
①英國議會文件：《中國通信彙編》，1840年。
②《清宣宗實錄》卷292。
③《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
然而，許乃濟的弛禁論，除了得到廣東大員們的公開支持而外，“舉朝無繼言者”。
大部分官員對許乃濟的弛禁論持反對态度，批駁許乃濟弛禁論的奏折紛紛上達朝廷。
其中禮部侍郎朱樽、兵部給事中許球、江南禦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對弛禁論的批駁尤為淋漓盡緻。
朱樽等嚴禁派官員批駁了弛禁論者弛鴉片之禁、隻要在中外貿易中堅持以貨易貨即可防止紋銀偷漏的謬論，指出：中國當時可供兌換的貨物主要是茶葉一宗，“茶葉不足，将複易之銀”，紋銀的偷漏如何能禁？嚴禁派官員又批駁弛禁論者寬内地種植罂粟之禁、久之以土煙代替洋煙、洋煙将不禁而自絕的謬論：“今食之者多，而擇食求精者，又必以洋煙為美也”，事實上，當時内地種植罂粟已複不少，“即如雲南一屬，種罂粟者漫山遍野，鴉片之出産，宗（總）亦必不下數千箱”，然而，洋煙輸入如故，白銀之外流亦“不見減于昔日”。
弛禁論者隻禁官弁、士子、兵丁吸食、民間販賣吸食一概勿論的謬論，更被嚴禁派官員批駁得體無完膚。
他們在折奏中指出：“以天下人數計之，官弁、士、兵不過十分之一，而民居其九。
..今之食鴉片者，大凡起于官員之幕友家丁，延及市廛遊民，而弁兵、士子亦漸禁（染）其習，所不食者，鄉裡之愚民居多耳。
若獨禁員弁士兵而許民間販賣吸食，是以食者縱之得食，而未食者導之使食。
”另外，“員弁士兵非生而為員、為弁、為士、為兵也，其初，大抵平民也”，“民與吸食，則兵（員）弁兵丁又何能而禁？”可見弛禁論者禁員弁士兵而不禁民間吸食之說，不過是“曲折之詞，所謂掩耳盜鈴者也”。
更為可貴的是，朱樽等嚴禁派官員對鴉片危害、對英國對華鴉片貿易的實質有着清醒深刻的認識。
朱樽指出：“鴉片流毒，訪（妨）财害小，殊（誅）民害大。
民者國之本，财者民所出。
民貧尚可變□，民弱無可救藥。
”英國“初以鴉片入關，即有削弱中原之念”。
“其船竄入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誠不知是何居心？”嚴禁派官員在對弛禁論痛加批駁後，請求道光令地方官重申禁令，同時，“嚴備各省海口”①，防患于未然。
朱樽等嚴禁派官員對弛禁論有理有據的批駁，制止了皇上因“言者不一，或請量為變通，或請仍嚴例禁”而産生的猶豫和動搖，堅定了道光帝禁煙的決心。
清廷重申禁令，朝廷内無人再敢公開鼓吹弛禁論，原來贊同弛禁的兩廣總督鄧廷桢也放棄了弛禁主張，于廣東海口實力查禁鴉片。
從道光十七年（1837）六月開始，清廷采取措施，在全國嚴厲實行禁煙，清廷一面令廣東地方大員“加意整頓，嚴饬各該文武員弁，于關隘緊要地方，往來巡查，嚴密購緝，有犯必懲，久而勿懈，務使中國财力，不緻為外洋所耗。
”①同時要求沿海各督撫、海口各監督，在廣東查拿甚緊之時，嚴饬所屬文武員弁，“統于沿海要隘處所，随時随地，認真稽查。
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務當實力巡查”，“嗣後如該督撫等，仍視為具文，并不實力查辦，必①朱樽：《申嚴例禁以彰國法而除民害折》。
《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1期。
①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1）。
當從嚴懲處”②。
道光帝的警告對沿海各省督撫多少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有些省份開始行動起來。
湖南地方當局在與廣東接壤的衡、永、郴、桂等州先後緝獲廣東煙販九起，人犯二十餘名，鴉片煙三千餘兩。
山海關副都統祥厚拿獲夾帶鴉片煙人犯四名。
道光十八年（1838）年初，在道光帝嚴懲已被拿獲的鴉片煙販的指示下，廣州地方當局将在廣州開設鴉片煙館長達五年的郭亞平處絞。
清廷明确地重申禁令，并實力推行禁煙，使一個時期内彌漫輿論界的弛禁論銷聲匿迹，一些地方官員在道光帝的嚴令和督促下，也紛紛采取切實措施，查禁鴉片。
禁煙效果立即顯現出來。
由于廣東地方當局認真采取禁煙措施，大力搜捕私船，當地的走私船隻幾乎絕迹。
在廣東，鴉片銷不出去，外國鴉片煙商人隻好用船把鴉片運到沿海各地去銷售。
但沿海一帶中國水師船隻也戒備森嚴，一艘鴉片走私船被擊沉，其餘的走私船隻好退回伶仃洋面。
外國鴉片煙商人“連一箱煙土都沒有賣出去”①。
這種情況使外國鴉片煙商人大為懊惱。
英國大鴉片煙商人查頓悲歎：由于中國官吏的密切注意，鴉片市場一天不如一天了。
另一個英國大鴉片煙商人馬地臣也稱：在過去的十二個月中（指1837年），我們的鴉片市場起了一次徹底的革命，現在看不見走私船的活動了。
中國禁煙取得的實際成效，使英國資産階級政府和鴉片煙商人的利益受到沉重打擊。
為了保護鴉片貿易，英國政府派遣的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決定出面幹涉。
義律一面尋求武力作後盾，一面要求與清廷進行交涉。
英國鴉片煙商人則組織大批單桅、雙桅縱帆式快船，變本加厲地在廣東及沿海各地進行鴉片走私的罪惡活動，他們甚至在走私船上公開挂上英國國旗，從珠江口到廣州明目張膽地販賣鴉片。
英國資産階級政府和鴉片煙商人的破壞，再加上清統治集團中仍有為數不少的地方官員疲玩失責，視朝廷禁令為具文，緻使鴉片流毒問題仍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這種情況使清統治集團中那些因鴉片流毒屢禁不止而深為憂慮的官員不得不繼續尋求根治之策。
道光十八年（1838）閏四月初十日，鴻胪寺卿黃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嚴禁之策。
黃爵滋在《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折》中，痛陳鴉片危害，指出：十數年間，鴉片泛濫成災，耗銀數千萬兩之巨，“以中國有用之财，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憂”。
如果這種情況再不加制止，“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黃爵滋在折奏中分析了過去實行的各項禁煙措施，認為皆非禁煙良策。
黃爵滋認定，鴉片不是不能禁，關鍵在于如何禁。
他認為：“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于食煙之衆。
無吸食自無興敗，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
”黃爵滋因此主張：“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
”他請②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争》（1）。
①[英]格林堡：《鴉片戰争前中英通商史》。
皇上“嚴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日起至明年某月日止，準給一年期限戒煙”，“若一年之後，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亂民，置之重刑，無不平允。
查舊例，吸食鴉片者，罪僅枷杖，其不能指出興販者，罪杖一百徒三年。
然皆系活罪。
斷瘾之苦，甚于枷杖與徒。
故甘犯明刑，不肯斷絕。
若罪以死論，是臨刑之慘急，更苦于斷瘾之苟延”①。
黃爵滋還請帝勅谕各省督撫嚴切曉谕，“廣傳戒煙藥方，毋得逾限吸食”。
同時“嚴饬各府州縣清查保甲，預先曉谕居民，定于一年後，取具五家鄰右互結。
仍有犯者，準令舉發，給予優獎。
傥有容隐，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外，互結之人，照例治罪。
至如通都大邑，五方雜處，往來客商，去留無定，鄰右難于查察。
責成鋪店，如有容留食煙之人，照窩藏匪類治罪。
現任文武大小各官，如有逾限吸食者，是以奉法之人，甘為犯法之事，應照常人加等。
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孫不準考試。
”②對吸食鴉片者罪以死論，這還是發言盈廷的曆年條奏中的第一次，道光帝立即令盛京、吉林、黑龍江将軍及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一場關于禁煙政策的大讨論在清統治集團内展開。
從道光十八年閏四月起，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欽定嚴禁鴉片煙條例》公布，在這一年時間裡，各有關指定官員紛紛遵命發表意見。
綜觀一年的讨論情況，在朝廷大員中已沒有人公開主張對鴉片實行弛禁，嚴禁鴉片至少在表面上已成為這些大員們一緻的意見。
但是，贊成黃爵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