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嘉道漸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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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英王文書。
英王信中表示願以“兵力幫同緝捕”蔡牽起義軍。
清政府對英兵船到廣州是警惕的。
嘉慶帝指示粵督倭什布：必須嚴密防範，“護貨兵船向來必有灣泊處所，總當循照舊規，勿令任意越進為要”①。
為了加強廣東防務，清廷改任那彥成為兩廣總督。
嘉慶帝令那彥成“修明武備，整頓營伍..以懾外夷而靖海疆”②。
他對英王文書中以“兵力幫同緝捕”蔡牽起義軍的提議，明智地給予了拒絕，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來，原應内地兵力，實力查緝，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③嘉慶十三年（1808）九月，英國又藉口幫助澳門葡人抵禦法國，将帶有炮械火藥的兵船四艘停泊于香山縣雞頸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門登陸，占據澳門東西炮台。
後來，英軍見廣州無備，竟将兵船駛進廣州海口，停泊于黃埔。
在廣州海面還多次發生英國護貨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制，擅自将兵船駛至虎門的事情。
清廷對英國兵船在廣東沿海的活動是密切關注的。
嘉慶帝對英國介入葡、法争端發表聲明，稱葡人與法人自相争殺，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中國并不過問”，但是，“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紮之事，而爾國兵船辄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①。
他在聲明中還一針見血地揭露了英國介入葡、法争殺的目的，指出：英國幫護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統統不過是借口，其真實動機“系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占據”②。
清廷為此對心懷叵測的英國侵略者不斷發出嚴厲警告：“即速撤兵開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并當調集大兵前來圍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③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捕”。
清政府對英國侵略者并非隻是虛聲恫吓。
嘉慶帝在對英軍嚴厲警告的同時，以五百裡的特急谕令，告誡粵督吳熊光：“邊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當密速調派得力将弁，統領水陸官兵整頓預備，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剿辦，不可畏葸姑息。
此事與邊務夷情，大有關系。
”③然而，廣東地方官員沒有迅速貫徹執行皇上急如星火的防禦政策。
粵督吳熊光以“英人志在貿易，其兵費出于商稅，惟封關足以制其死命，若輕率用兵，彼船炮勝我數倍，戰必不敵，而東南沿海将受其害”④，主張以封關迫使英軍撤退，因而沒有立即遵命調将遣兵。
嘉慶帝對粵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的“懦弱不知大體”非常不滿，指責他們“唯鰓鰓于數十萬稅銀，往複籌計，其于防備機宜，全未辦及”。
嘉慶帝為此對他們傳谕嚴饬：“不應如此糊塗懈怠..試思邊防重地，任令外夷帶兵闌入，占據炮台，視為無關緊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慶帝怒将一向非常信任的吳熊光褫職，下吏部嚴議，不久又将其遣戍伊犁，孫玉庭也被革職罷歸，以百齡為粵督，百齡遵命貫徹皇上的各項指示。
清廷的不妥協态度和各項得力的防範措施，使英國的侵略陰謀不能得逞，英兵船隻得“開帆遠去”。
嘉慶十四年（1809），當這一年的貿易季節來臨時，嘉慶帝令百齡“于本年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即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剿”①。
其後，英國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将兵船擅自駛至虎門的事時有發生，清廷不斷告誡廣東地方官員密切注意，加強防禦。
嘉慶十九年（1814）十二月，嘉慶帝谕令粵督蔣攸铦：“嗣後所有各國護貨兵船仍遵舊制，不許駛近内洋，貨船出口亦不許逗留。
如敢闌入禁地，即嚴加驅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槍炮，懾以兵威，使知畏懼”②。
清廷在對廣東海口的英國兵船、商船加強監督、防範的同時，還加強了對居于中國的商人和傳教士等外人的管理。
嘉慶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準了粵督蔣攸铦制定的“防閑策”，規定：“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不準内地民人私往夷管之處”③。
清廷還對居于京師的外人作了種種限制和規定。
當時，在京師充當欽天監監正、監副及内閣充當翻譯的外人，總計十一人。
嘉慶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國，對留京的七人的行動則加以限制。
規定他們不得與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傳教；不得離開京師潛往外地等等。
清廷對英國的警惕和防範，還在對英使團的接待中充分表現出來。
嘉慶③《清代七百名人傳·吳熊光》。
④《清史稿》卷357《吳熊光傳》。
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9。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2。
③《清仁宗實錄》卷300。
二十一年（1816），英國再次向中國派遣了使團。
這個以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攜帶一封英王文書，負有與清廷談判的使命，企圖通過談判使清廷同意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系、開辟天津、浙江為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等要求。
嘉慶帝對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提一系列無理要求之事記憶猶新，英國兵船逐年在廣東沿海變本加厲的騷擾活動，更使他對這個使團的來意充滿疑慮。
因此，阿美士德使團一到北京，嘉慶帝就對他們實行了嚴密的防範隔離措施，命令護軍統領秀甯、格布舍各帶章京十員、護軍一百名，在英使團城内居住地會同四譯館、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館“晝夜巡查看守。
嚴禁該夷人等擅自出入。
不許内地居民私往窺視。
如不遵者，即行鎖拿，奏交刑部治罪。
其赴禮部筵宴時，并著該護軍統領，帶領章京護軍等，嚴行彈壓，用昭整肅”①。
當阿美士德使團在京等待皇帝接見時，護送英使入京的五艘英船，在沒有知會清政府的情況下即啟椗離開天津海口南下廣東。
嘉慶帝獲悉這一情況後，立即令船隻經過之地的地方官員，加強戒備，“不準一人上岸，斷不可令其寄椗逗留”②。
後來，阿美士德使團因拒絕以跪拜禮節觐見嘉慶帝，被驅逐離京。
因為阿美士德沒有能觐見嘉慶帝，所攜英王文書也未能送達皇上，因而嘉慶帝對英使團來華的使命并沒有很具體明确地掌握，但他從英使團行蹤，已察覺英國欲将天津作為新的貿易口岸的企圖。
針對英國的這一陰謀，嘉慶帝在給粵督蔣攸铦的指示中說：英人“其意似專欲來天津貿易，以遂其壟斷之謀，該督總當設法，将伊國來京之意嚴行杜絕，使之不萌此念。
”①在嘉慶時期，清朝在處理中外關系時，仍然固守着傳統的閉關鎖國政策，對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
嘉慶四年（1799）十一月，嘉慶帝向兩廣總督吉慶查詢廣州海口紋銀外流的情況。
吉慶在複奏中稱：“西洋夷商來粵貿易，向系以貨易貨。
或有不敷價值，亦系互用番銀，尚無攜帶紋銀出洋之事。
惟販來鐘表玻璃等物，以無用易有用，未免稍損元氣。
若内地不以此等為要物，夷商自無從取巧。
”吉慶在複奏中把鐘表玻璃視作無用之物，這不是個别人的偏見，反映了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作為立國之本的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認識水平。
嘉慶帝在為此頒發的谕旨中，把吉慶的這種思想作了更為淋漓盡緻地發揮，說：“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驕情虛飾，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
至于鐘表，不過為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起晚息之恒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
當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漸希淳樸之俗”②。
嘉慶帝作為封建帝王，不貴珍奇，不愛玩好，自有可貴之處。
然而，将反映時代科①《清仁宗實錄》卷319。
②《清仁宗實錄》卷319。
①《清仁宗實錄》卷323。
②《清仁宗實錄》卷56。
學技術進步的新事物，采取不分青紅皂白、全盤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這又不免失之片面。
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團時，其防範意識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其中對外使觐見禮節的斤斤計較，将來自國外負有交涉使命的使節稱為“貢使”，攜帶禮品作為“貢物”，以及在給英王文書中充滿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傲慢态度，這一切，則不能不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現。
鴉片貿易和清政府禁毒鴉片流毒泛濫是嘉慶道光時期面臨的嚴重社會問題。
鴉片流毒在中國泛濫成災，是西方新老殖民主義者為填充貪得無厭的欲壑而向中國偷運越來越多的鴉片造成的。
十六世紀中後期，葡萄牙人開始從他們占據的印度的卧亞和達曼将鴉片販運到中國。
踵其後塵者有西班牙、荷蘭。
西方殖民主義者還将吸食方法傳入中國，為鴉片的大量輸入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對鴉片毒流推波助瀾的是殖民強國英國。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當整個印度半島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時，英國為了改變中英貿易中所處的不利地位，遂把一個對華大量傾銷鴉片的罪惡政策付諸實施。
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經過專家依據中國人的口味研制熬煉而成的鴉片，由東印度公司在國家市場上标價拍賣給投機商人，然後再由這些投機商人轉賣給鴉片商人，由他們運往中國。
英國向中國大量傾銷鴉片的政策，使得鴉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數十倍地增加。
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充實了英國和英屬印度政府的國庫，填滿了鴉片商人的私囊。
然而，鴉片的泛濫成災，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鴉片的大量輸入造成白銀的大量外流，使中國陷入嚴重的财政危機，阻滞了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鴉片流毒嚴重摧殘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生産力和國防力量；鴉片的泛濫腐蝕了整個清皇朝，使其統治力量不斷削弱。
鴉片貿易的危害逐漸引起清政府的重視，清廷從雍正七年（1729）開始禁煙。
這一年，消廷為此制定了一個處罰條例，規定：對興販鴉片的人，“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号一月，發近邊充軍”；對私開煙館的人，“照邪教惑衆律，拟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裡”；對借鴉片走私而需索計贓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對疏于糾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員以及沒有負起監察責任的各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①。
雍正年間制定的這個條例，給予有關人員的處罰相當嚴厲。
然而，這個條例并沒有認真執行，故而“開館應拟絞律，律例早有明條，而曆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②。
由于煌煌聖谕形同具文，鴉片的買賣、吸食自①李圭：《鴉片事略》。
②《林文忠公政書》乙集。
然是禁而不止。
結果是“内地嗜食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③。
有鑒于此，乾隆帝再頒禁令，由于“官吏奉行有名無實”，禁令還是一紙空文。
在雍正、乾隆兩朝，清廷不僅沒有實力查禁鴉片，而且各海關仍對由海關公開入口的鴉片征收關稅。
嚴格說來，鴉片在當時并沒有成為真正的禁品。
鴉片是在嘉慶朝才真正成為禁品的。
對于已逐漸成為社會公害的鴉片流毒，嘉慶帝主張嚴厲加以禁止。
清廷不僅為此制定了更為嚴厲的禁煙條例，而且實力推行。
嘉慶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廣甯門巡役查獲身藏鴉片煙六盒入城的楊姓煙販，嘉慶帝令将煙販交刑部嚴審辦理。
清廷根據當時“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的嚴重情況，令步軍統領、五城禦史，與專理稅務的崇文門有關官員協同配合，于京城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并将其煙物毀棄”。
為了正本清源，嘉慶帝令于閩粵出産之地，由閩粵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①。
要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沿海各督撫認真查察，“嗣後海船有夾帶鴉片煙者，立行查拿，按律懲辦。
如委員胥吏有賣放情弊，均予以重懲。
傥竟透入内地貨賣，一經發覺，著窮究來從何處？買自何人？不得以買自不識姓名商船，搪塞蒙混。
當将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并懲辦不貸”②。
嘉慶帝的嚴厲警告并沒有發揮實際作用。
各處海關照樣私縱偷越，有的海關甚至私征鴉片煙稅銀以肥私囊。
嘉慶十八年（18
英王信中表示願以“兵力幫同緝捕”蔡牽起義軍。
清政府對英兵船到廣州是警惕的。
嘉慶帝指示粵督倭什布：必須嚴密防範，“護貨兵船向來必有灣泊處所，總當循照舊規，勿令任意越進為要”①。
為了加強廣東防務，清廷改任那彥成為兩廣總督。
嘉慶帝令那彥成“修明武備，整頓營伍..以懾外夷而靖海疆”②。
他對英王文書中以“兵力幫同緝捕”蔡牽起義軍的提議，明智地給予了拒絕，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來，原應内地兵力，實力查緝，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③嘉慶十三年（1808）九月，英國又藉口幫助澳門葡人抵禦法國，将帶有炮械火藥的兵船四艘停泊于香山縣雞頸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門登陸，占據澳門東西炮台。
後來，英軍見廣州無備，竟将兵船駛進廣州海口，停泊于黃埔。
在廣州海面還多次發生英國護貨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制，擅自将兵船駛至虎門的事情。
清廷對英國兵船在廣東沿海的活動是密切關注的。
嘉慶帝對英國介入葡、法争端發表聲明，稱葡人與法人自相争殺，是他們之間的事情，“中國并不過問”，但是，“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紮之事，而爾國兵船辄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①。
他在聲明中還一針見血地揭露了英國介入葡、法争殺的目的，指出：英國幫護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統統不過是借口，其真實動機“系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占據”②。
清廷為此對心懷叵測的英國侵略者不斷發出嚴厲警告：“即速撤兵開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并當調集大兵前來圍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③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捕”。
清政府對英國侵略者并非隻是虛聲恫吓。
嘉慶帝在對英軍嚴厲警告的同時，以五百裡的特急谕令，告誡粵督吳熊光：“邊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當密速調派得力将弁，統領水陸官兵整頓預備，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剿辦，不可畏葸姑息。
此事與邊務夷情，大有關系。
”③然而，廣東地方官員沒有迅速貫徹執行皇上急如星火的防禦政策。
粵督吳熊光以“英人志在貿易，其兵費出于商稅，惟封關足以制其死命，若輕率用兵，彼船炮勝我數倍，戰必不敵，而東南沿海将受其害”④，主張以封關迫使英軍撤退，因而沒有立即遵命調将遣兵。
嘉慶帝對粵督吳熊光、粵撫孫玉庭的“懦弱不知大體”非常不滿，指責他們“唯鰓鰓于數十萬稅銀，往複籌計，其于防備機宜，全未辦及”。
嘉慶帝為此對他們傳谕嚴饬：“不應如此糊塗懈怠..試思邊防重地，任令外夷帶兵闌入，占據炮台，視為無關緊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慶帝怒将一向非常信任的吳熊光褫職，下吏部嚴議，不久又将其遣戍伊犁，孫玉庭也被革職罷歸，以百齡為粵督，百齡遵命貫徹皇上的各項指示。
清廷的不妥協态度和各項得力的防範措施，使英國的侵略陰謀不能得逞，英兵船隻得“開帆遠去”。
嘉慶十四年（1809），當這一年的貿易季節來臨時，嘉慶帝令百齡“于本年該國貨船到時，先期留心偵探，如再敢多帶夷兵欲圖進口，即行調集官兵相機堵剿”①。
其後，英國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将兵船擅自駛至虎門的事時有發生，清廷不斷告誡廣東地方官員密切注意，加強防禦。
嘉慶十九年（1814）十二月，嘉慶帝谕令粵督蔣攸铦：“嗣後所有各國護貨兵船仍遵舊制，不許駛近内洋，貨船出口亦不許逗留。
如敢闌入禁地，即嚴加驅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槍炮，懾以兵威，使知畏懼”②。
清廷在對廣東海口的英國兵船、商船加強監督、防範的同時，還加強了對居于中國的商人和傳教士等外人的管理。
嘉慶十九年二月，清政府批準了粵督蔣攸铦制定的“防閑策”，規定：“嚴禁民人私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戶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不準内地民人私往夷管之處”③。
清廷還對居于京師的外人作了種種限制和規定。
當時，在京師充當欽天監監正、監副及内閣充當翻譯的外人，總計十一人。
嘉慶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國，對留京的七人的行動則加以限制。
規定他們不得與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傳教；不得離開京師潛往外地等等。
清廷對英國的警惕和防範，還在對英使團的接待中充分表現出來。
嘉慶③《清代七百名人傳·吳熊光》。
④《清史稿》卷357《吳熊光傳》。
①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9。
②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12。
③《清仁宗實錄》卷300。
二十一年（1816），英國再次向中國派遣了使團。
這個以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攜帶一封英王文書，負有與清廷談判的使命，企圖通過談判使清廷同意英國提出的建立外交關系、開辟天津、浙江為通商口岸、割讓浙江沿海島嶼等要求。
嘉慶帝對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使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提一系列無理要求之事記憶猶新，英國兵船逐年在廣東沿海變本加厲的騷擾活動，更使他對這個使團的來意充滿疑慮。
因此，阿美士德使團一到北京，嘉慶帝就對他們實行了嚴密的防範隔離措施，命令護軍統領秀甯、格布舍各帶章京十員、護軍一百名，在英使團城内居住地會同四譯館、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館“晝夜巡查看守。
嚴禁該夷人等擅自出入。
不許内地居民私往窺視。
如不遵者，即行鎖拿，奏交刑部治罪。
其赴禮部筵宴時，并著該護軍統領，帶領章京護軍等，嚴行彈壓，用昭整肅”①。
當阿美士德使團在京等待皇帝接見時，護送英使入京的五艘英船，在沒有知會清政府的情況下即啟椗離開天津海口南下廣東。
嘉慶帝獲悉這一情況後，立即令船隻經過之地的地方官員，加強戒備，“不準一人上岸，斷不可令其寄椗逗留”②。
後來，阿美士德使團因拒絕以跪拜禮節觐見嘉慶帝，被驅逐離京。
因為阿美士德沒有能觐見嘉慶帝，所攜英王文書也未能送達皇上，因而嘉慶帝對英使團來華的使命并沒有很具體明确地掌握，但他從英使團行蹤，已察覺英國欲将天津作為新的貿易口岸的企圖。
針對英國的這一陰謀，嘉慶帝在給粵督蔣攸铦的指示中說：英人“其意似專欲來天津貿易，以遂其壟斷之謀，該督總當設法，将伊國來京之意嚴行杜絕，使之不萌此念。
”①在嘉慶時期，清朝在處理中外關系時，仍然固守着傳統的閉關鎖國政策，對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
嘉慶四年（1799）十一月，嘉慶帝向兩廣總督吉慶查詢廣州海口紋銀外流的情況。
吉慶在複奏中稱：“西洋夷商來粵貿易，向系以貨易貨。
或有不敷價值，亦系互用番銀，尚無攜帶紋銀出洋之事。
惟販來鐘表玻璃等物，以無用易有用，未免稍損元氣。
若内地不以此等為要物，夷商自無從取巧。
”吉慶在複奏中把鐘表玻璃視作無用之物，這不是個别人的偏見，反映了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作為立國之本的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認識水平。
嘉慶帝在為此頒發的谕旨中，把吉慶的這種思想作了更為淋漓盡緻地發揮，說：“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禀，非驕情虛飾，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
至于鐘表，不過為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起晚息之恒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
當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漸希淳樸之俗”②。
嘉慶帝作為封建帝王，不貴珍奇，不愛玩好，自有可貴之處。
然而，将反映時代科①《清仁宗實錄》卷319。
②《清仁宗實錄》卷319。
①《清仁宗實錄》卷323。
②《清仁宗實錄》卷56。
學技術進步的新事物，采取不分青紅皂白、全盤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這又不免失之片面。
他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團時，其防範意識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其中對外使觐見禮節的斤斤計較，将來自國外負有交涉使命的使節稱為“貢使”，攜帶禮品作為“貢物”，以及在給英王文書中充滿以“天朝”、“上國”自居的傲慢态度，這一切，則不能不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表現。
鴉片貿易和清政府禁毒鴉片流毒泛濫是嘉慶道光時期面臨的嚴重社會問題。
鴉片流毒在中國泛濫成災，是西方新老殖民主義者為填充貪得無厭的欲壑而向中國偷運越來越多的鴉片造成的。
十六世紀中後期，葡萄牙人開始從他們占據的印度的卧亞和達曼将鴉片販運到中國。
踵其後塵者有西班牙、荷蘭。
西方殖民主義者還将吸食方法傳入中國，為鴉片的大量輸入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對鴉片毒流推波助瀾的是殖民強國英國。
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當整個印度半島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時，英國為了改變中英貿易中所處的不利地位，遂把一個對華大量傾銷鴉片的罪惡政策付諸實施。
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經過專家依據中國人的口味研制熬煉而成的鴉片，由東印度公司在國家市場上标價拍賣給投機商人，然後再由這些投機商人轉賣給鴉片商人，由他們運往中國。
英國向中國大量傾銷鴉片的政策，使得鴉片的流入量成倍、成數十倍地增加。
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充實了英國和英屬印度政府的國庫，填滿了鴉片商人的私囊。
然而，鴉片的泛濫成災，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社會造成嚴重危害。
鴉片的大量輸入造成白銀的大量外流，使中國陷入嚴重的财政危機，阻滞了商業的發展，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鴉片流毒嚴重摧殘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生産力和國防力量；鴉片的泛濫腐蝕了整個清皇朝，使其統治力量不斷削弱。
鴉片貿易的危害逐漸引起清政府的重視，清廷從雍正七年（1729）開始禁煙。
這一年，消廷為此制定了一個處罰條例，規定：對興販鴉片的人，“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枷号一月，發近邊充軍”；對私開煙館的人，“照邪教惑衆律，拟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裡”；對借鴉片走私而需索計贓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對疏于糾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員以及沒有負起監察責任的各海關監督，“均交部嚴加議處”①。
雍正年間制定的這個條例，給予有關人員的處罰相當嚴厲。
然而，這個條例并沒有認真執行，故而“開館應拟絞律，律例早有明條，而曆年未聞絞過一人，辦過一案”②。
由于煌煌聖谕形同具文，鴉片的買賣、吸食自①李圭：《鴉片事略》。
②《林文忠公政書》乙集。
然是禁而不止。
結果是“内地嗜食漸衆，販運者積歲而多”③。
有鑒于此，乾隆帝再頒禁令，由于“官吏奉行有名無實”，禁令還是一紙空文。
在雍正、乾隆兩朝，清廷不僅沒有實力查禁鴉片，而且各海關仍對由海關公開入口的鴉片征收關稅。
嚴格說來，鴉片在當時并沒有成為真正的禁品。
鴉片是在嘉慶朝才真正成為禁品的。
對于已逐漸成為社會公害的鴉片流毒，嘉慶帝主張嚴厲加以禁止。
清廷不僅為此制定了更為嚴厲的禁煙條例，而且實力推行。
嘉慶十五年（1810）三月，北京廣甯門巡役查獲身藏鴉片煙六盒入城的楊姓煙販，嘉慶帝令将煙販交刑部嚴審辦理。
清廷根據當時“購食者頗多，奸商牟利販賣，接踵而來”的嚴重情況，令步軍統領、五城禦史，與專理稅務的崇文門有關官員協同配合，于京城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緝獲，即當按律懲治，并将其煙物毀棄”。
為了正本清源，嘉慶帝令于閩粵出産之地，由閩粵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①。
要求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沿海各督撫認真查察，“嗣後海船有夾帶鴉片煙者，立行查拿，按律懲辦。
如委員胥吏有賣放情弊，均予以重懲。
傥竟透入内地貨賣，一經發覺，著窮究來從何處？買自何人？不得以買自不識姓名商船，搪塞蒙混。
當将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并懲辦不貸”②。
嘉慶帝的嚴厲警告并沒有發揮實際作用。
各處海關照樣私縱偷越，有的海關甚至私征鴉片煙稅銀以肥私囊。
嘉慶十八年（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