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嘉道漸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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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政以賄成，昏庸腐朽
自乾隆末年至嘉慶道光時期，在清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極度匮乏，吏治極端腐敗，軍備嚴重廢弛，這個盛極一時的封建國家已迅速走向衰落。
随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葉以後，随着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并。
滿洲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占了大量土地。
康熙八年（1669）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洲貴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占良田。
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六七千萬畝。
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占土地。
乾隆時當政二十年的大學士和珅占地數千頃，道光時的大學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萬多畝。
漢族大官僚對土地占有的數目亦十分驚人。
嘉慶時的兩江總督孫玉庭，在山東占田三萬餘畝。
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并動辄成千累萬。
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①。
道光初年，直隸滄州袁氏占田二千頃。
在貧瘠的陝甘地區，大地主往往乘農民破産逃亡之機，大量占奪民田。
“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
”①這時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擁有的大量資金來搶購土地。
嘉慶時，湖南衡陽因經營山場、販賣木材緻富的木商劉重偉，其子孫田至萬畝。
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而廣大農民則因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
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撫楊錫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嚴重情況。
他說：“近日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
”②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後導緻“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的嚴重局面。
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雇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所的流民。
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
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
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
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廷的各種捐稅。
這樣，農民終歲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階級剝奪去了。
一遇水旱災害，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稅。
許多人不得已而背井離鄉，成為流民。
淪為流民者，有的不顧清廷的禁令，進①昭梿：《嘯亭雜錄》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葉夢珠：《閱世編》卷1。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39，楊錫绂：《陳明米貴之由疏》。
入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區。
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嘗，還要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颠沛流離，難以安定。
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讨。
嘉慶時，北京城内，淪為乞丐的流民達十萬多人。
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剝削，将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也極大地束縛、摧殘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這正是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凋敝、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将廣大農民逼向絕境。
與啼饑号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
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
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
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驿騷之繁，轉十倍于康熙之時”。
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後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
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裡中“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
各地督撫之貢物，争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①。
此後，在皇太後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後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
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
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财政撥款也很充裕。
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于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
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
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
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脔，餘皆棄之。
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
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
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曆經三晝夜而不能畢。
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别現象。
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
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
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
..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①。
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
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②。
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
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
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跸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①趙翼：《簷曝雜記》卷1。
①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②昭梿：《嘯亭雜錄》卷10《權臣奢儉》。
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③。
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于事。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征。
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蒙粉飾；官吏昏聩無能，貪贓枉法。
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
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
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銮儀衛，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
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
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
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
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①。
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張。
當時，乾隆帝雖禅位于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于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
和珅恃寵專擅“甚于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②。
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
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學僞才，揣摸以逢主意”。
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于中外”③。
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屍祿保位和昏愦無能而運轉不靈。
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
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
甚至問一事，則推诿于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④。
各省督撫“或于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⑤。
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镛津津樂道于“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将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
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
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⑥。
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蘊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①。
封疆大吏如此，③《嘯亭續錄》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清史稿》卷319《和珅傳》。
②《朝鮮正宗實錄》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③《清史稿》卷363。
④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6。
⑤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4。
⑥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①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
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
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
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②。
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稅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③。
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
當時下級官員觐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
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
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④。
于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污，無吏不行賄。
正如時人所說，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别，隻在于“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緻，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⑤。
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污案。
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财富。
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産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⑥。
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發指的地步。
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于審辦案件并不随時完結，以緻數年之内，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
這種情況并不是廣東一省才有。
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衆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
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
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
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①。
以上事實表明，乾隆末期以後，“康乾盛世”之謂已徒有虛名。
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着清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
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白蓮教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從嘉慶元年開始，曆時九年，使清廷耗銀二萬萬兩，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
②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③《中華兩千年史》卷5。
④章學誠：《上執政論時務書》。
⑤《皇朝經世文編》卷16，馮桂芬：《厚養廉協》。
⑥程耀明：《清季權臣和珅被抄家産初探》。
人大複印資料社，《明清史》1986年3期。
①《清仁宗實錄》卷48。
第二節 罪惡的鴉片貿易和清政府的防範 英國加劇侵華 十九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強國更加頻繁地在中國沿海進行侵略和騷擾活動。
英國再次向中國派遣使團，提出包括割地在内的一系列無理要求。
清皇朝長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之對日益增長的外來威脅缺乏本質認識，因而無法制定出一個長遠而又行之有效的防禦方針。
對英國在中國沿海的侵略和騷擾，清廷隻是作為突發性事件作出被動的防禦性反應。
在對英國使團的交涉中，将更加重要的問題棄置不顧而斤斤計較于禮儀的得失，則是清封建統治者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現。
自嘉慶朝開始，英國兵船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更加猖獗。
嘉慶十年（1805），英國護貨兵船四艘來到廣州海口，并帶
随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葉以後，随着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并。
滿洲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占了大量土地。
康熙八年（1669）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洲貴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占良田。
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六七千萬畝。
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占土地。
乾隆時當政二十年的大學士和珅占地數千頃，道光時的大學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萬多畝。
漢族大官僚對土地占有的數目亦十分驚人。
嘉慶時的兩江總督孫玉庭，在山東占田三萬餘畝。
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并動辄成千累萬。
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①。
道光初年，直隸滄州袁氏占田二千頃。
在貧瘠的陝甘地區，大地主往往乘農民破産逃亡之機，大量占奪民田。
“遂有一戶而田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
”①這時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擁有的大量資金來搶購土地。
嘉慶時，湖南衡陽因經營山場、販賣木材緻富的木商劉重偉，其子孫田至萬畝。
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而廣大農民則因失去土地而流離失所。
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撫楊錫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嚴重情況。
他說：“近日田之歸于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
”②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後導緻“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的嚴重局面。
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雇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所的流民。
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
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
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
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廷的各種捐稅。
這樣，農民終歲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階級剝奪去了。
一遇水旱災害，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稅。
許多人不得已而背井離鄉，成為流民。
淪為流民者，有的不顧清廷的禁令，進①昭梿：《嘯亭雜錄》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葉夢珠：《閱世編》卷1。
②《皇朝經世文編》卷39，楊錫绂：《陳明米貴之由疏》。
入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區。
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嘗，還要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颠沛流離，難以安定。
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讨。
嘉慶時，北京城内，淪為乞丐的流民達十萬多人。
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階級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剝削，将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也極大地束縛、摧殘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
這正是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凋敝、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乾隆中葉以後、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殘酷的封建剝削，将廣大農民逼向絕境。
與啼饑号寒、無以為生的廣大農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
清代封建統治集團的奢侈腐化之風實自乾隆朝開始。
乾隆帝當政六十餘年，既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業，亦留下了衰落疲敗的種因。
乾隆中期以後，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億之侈，驿騷之繁，轉十倍于康熙之時”。
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後六十歲生辰，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
自西華門至西直門外，十餘裡中“剪彩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每數十步間一戲台，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侲童妙伎，歌扇舞衫”。
各地督撫之貢物，争奇鬥巧，“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①。
此後，在皇太後八十壽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壽辰時，“京師巨典繁盛”，與皇太後六十壽辰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競相效仿。
嘉慶道光時，河吏的奢侈，是當時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風的明顯例證。
清代漕運依賴運河，故而列朝對河政十分重視，國家财政撥款也很充裕。
然而，乾隆末年以後，國家每年費帑數百萬，真正用于運、黃、淮河治理之費不及十分之一，其餘悉皆供河吏揮霍而已。
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
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
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頭豬，取其背肉一脔，餘皆棄之。
一盤駝峰，必得殺三、四峰駱駝。
河督終日置酒高會，參加河督宴會的人，鮮有能終席者。
因為每次宴會，往往曆經三晝夜而不能畢。
官場中的奢侈不是個别現象。
道光時，一個陝西糧道在他迎來送往時，“每次皆戲兩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
上席必燕窩燒烤，中席亦魚翅海參。
西安活魚難得，每大魚一尾，值錢四、五千文。
..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貴重難得之物，亦必設法購求”①。
在官場中的奢侈之風日益蔓延時，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過着揮金如土的生活。
乾隆嘉慶時某閣臣，其家“奢汰異常，輿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買花日費數萬錢”②。
京師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餘間，園亭瑰麗，人遊十日，未竟其居”。
宛平查氏、盛氏，“其富麗亦相仿”。
懷柔郝氏，乾隆曾駐跸其家，“進奉上方水陸珍錯至百餘品，其他①趙翼：《簷曝雜記》卷1。
①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②昭梿：《嘯亭雜錄》卷10《權臣奢儉》。
王公近侍及輿僮奴隸，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費至十餘萬”③。
乾隆帝的驕奢淫逸，開一代奢侈之風，而貴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則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奢靡之風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慶帝、道光帝曾力加矯正，然無濟于事。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嚴重敗壞成為清朝封建統治極端腐敗的明顯象征。
當時，權臣專擅，結黨營私，欺蒙粉飾；官吏昏聩無能，貪贓枉法。
乾隆、嘉慶、道光三朝，權臣的專擅，前有和珅，後有穆彰阿。
和珅，滿洲正紅旗，少貧無籍，為一普通官生。
後來，依靠祖先功業，承襲三等輕車都尉的世職。
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選入銮儀衛，充當了皇帝轎旁的一個小侍從。
因他相貌英俊，口齒伶俐，應對乖巧，深得皇帝賞識。
從此，他官運亨通，平步青雲，在短短的十來年中，竟從一個轎旁小侍從變成了“寵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
乾隆帝寵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寵威福由己，植黨營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門。
和珅恃寵肆意排斥異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納賄者則為周旋”①。
和珅的專橫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張。
當時，乾隆帝雖禅位于嘉慶帝，但仍以太上皇名義執掌朝政，政務完全依賴于和珅，和珅成為出納帝命之人。
和珅恃寵專擅“甚于前日，人皆側目，莫敢誰何雲”②。
道光朝的大學士穆彰阿，固寵竊權，“保位貪榮，妨賢病國。
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學僞才，揣摸以逢主意”。
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類，廣植私黨，“門生故吏遍于中外”③。
清中葉以後，龐大的封建官僚機構，因大批官員的屍祿保位和昏愦無能而運轉不靈。
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為保位貪榮而故作庸懦者。
嘉慶時，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
甚至問一事，則推诿于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④。
各省督撫“或于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⑤。
道光時的大學士曹振镛津津樂道于“多磕頭，少說話”的為官之道，将國事政事置諸腦後，以保一身一姓之尊榮富貴。
在嘉慶道光時期的大批朝廷官員中，還有大批不學無術的庸劣之輩。
道光時的閩浙總督慶瑞，與司道幕友宴會，“較力唱曲，俗語村言，無所不說，不學無術，殊不自重”⑥。
直隸總督桂良，“其胸中蘊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屬如市井”①。
封疆大吏如此，③《嘯亭續錄》卷2《本朝富民之多》。
①《清史稿》卷319《和珅傳》。
②《朝鮮正宗實錄》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
③《清史稿》卷363。
④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6。
⑤王先謙：《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4。
⑥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①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道府官員的昏愚更令人瞠目。
陝西雁平道章荊凡，終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
即使遇到京控發審案，亦令書吏在外勸言，從不提審。
即便提審，也是“兩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鈍言澀，獄不能折”②。
穆彰阿當政時，因各地知府率兼稅收，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員為外任，而旗員“多不識字，聽信幕友家丁，恣為奸利”③。
乾隆中期以後，官場中更形成了種種層層相因的陳規陋習。
當時下級官員觐見上司時，要饋送銀錢；年節生辰，要進送禮品；官員外放，要通賄吏部官員及京中大員；欽差及督撫大員赴任途經地方，地方官員必須饋贈盤費。
這樣，上至閣老大員，下至胥吏差役，都從這種陋習中獲取厚利。
因為“州縣有千金通融，則胥役得乘而牟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④。
于是，各級官員層層受賄，狼狽為奸，幾乎是無官不貪污，無吏不行賄。
正如時人所說，清中葉以後的官員，廉與不廉的分别，隻在于“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緻，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⑤。
因此，乾隆中期以後，揭出不少的大貪污案。
乾隆寵臣和珅，在當政的二十多年中，攬權納賄，積聚起驚人的财富。
當和珅在乾隆帝死後，被嘉慶抄家時，對和珅家産總數的最低估算也達“數千萬兩之多，最多達到億兩左右”⑥。
還有些官吏，為了填滿欲壑，竟到了玩視民瘼的令人發指的地步。
嘉慶時，廣東英德縣知縣陳寅，于審辦案件并不随時完結，以緻數年之内，在押病斃人犯共有數十餘名。
這種情況并不是廣東一省才有。
地方官員推遲案件的審結，是因為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贓，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牽連衆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輾轉追求，公差四出。
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詐使費，有錢則正犯縱令他逸，無錢則旁人亦被牽連，必至賄賂已通，欲壑已滿，始肯審結一案。
而由縣詳府，由府詳司詳院。
一杖責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長途解送，因此拖斃人命”①。
以上事實表明，乾隆末期以後，“康乾盛世”之謂已徒有虛名。
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預示着清皇朝日漸衰落的命運。
封建統治的腐敗沒落，激化了國内階級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後，農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白蓮教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從嘉慶元年開始，曆時九年，使清廷耗銀二萬萬兩，嚴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
②張集馨：《道鹹宦海聞見錄》。
③《中華兩千年史》卷5。
④章學誠：《上執政論時務書》。
⑤《皇朝經世文編》卷16，馮桂芬：《厚養廉協》。
⑥程耀明：《清季權臣和珅被抄家産初探》。
人大複印資料社，《明清史》1986年3期。
①《清仁宗實錄》卷48。
第二節 罪惡的鴉片貿易和清政府的防範 英國加劇侵華 十九世紀初年，西方資本主義強國更加頻繁地在中國沿海進行侵略和騷擾活動。
英國再次向中國派遣使團，提出包括割地在内的一系列無理要求。
清皇朝長期實行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之對日益增長的外來威脅缺乏本質認識，因而無法制定出一個長遠而又行之有效的防禦方針。
對英國在中國沿海的侵略和騷擾，清廷隻是作為突發性事件作出被動的防禦性反應。
在對英國使團的交涉中，将更加重要的問題棄置不顧而斤斤計較于禮儀的得失，則是清封建統治者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現。
自嘉慶朝開始，英國兵船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更加猖獗。
嘉慶十年（1805），英國護貨兵船四艘來到廣州海口，并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