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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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指出廣東已“底定”，藩王坐鎮已無必要，故不允尚可喜之子襲爵繼續坐鎮，而令其撤藩回遼。
吳三桂自認為功高位重，也假意疏請撤藩，以試探朝廷态度。
他以為“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③。
疏入朝廷，大臣中意見不一，争論不休，“言不可撤者甚多，言宜撤者甚少”④。
康熙帝态度非常堅決，認為“三桂等蓄謀已久，不早除之，将養癰成患。
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①。
毅然允其所請，下令撤藩。
随後，耿精忠也疏請撤藩，帝亦同樣照準，令将三藩盡徙回山海關外。
康熙帝裁撤三藩的決心，并非一日，“自少時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②，親政以後，曾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③，作為警言，書而懸之于宮中柱上。
康熙帝認為，“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馴緻不測，故決意撤回”④。
可見其撤藩的舉措是經過長期深思熟慮的。
三藩俱撤，擊中了這些稱霸一方的驕兵悍将的痛處，于是，吳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首先公開發難，起兵叛亂，自稱“天下都招讨兵馬大元帥”。
他以複興明室相号召，并發布《反清檄文》，僞稱所謂明朝托孤皇三太子以“寄命”于他，把自己打扮成明朝的忠臣，妄圖用謊言來赢得民心，獲得支持。
一時間，一些叛明降清的武将，一些督撫和提督、總兵等相率附和，以緻“僞檄一傳，四方響應”，“相率背叛”⑤。
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康熙十五年（1676）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廣東相繼響應吳三桂，公開叛變。
其他一些與清廷有矛盾的漢籍将領，如廣西的孫延齡（孔有德之婿）、王雄，四川的羅森、鄭蛟麟、譚弘等，也先後歸附吳三桂。
耿精忠在勾結吳三桂後，曾聯絡了據守台灣的鄭成功之子鄭經，約為援軍。
鄭經率軍隊竄犯閩、粵沿海，轉入江西，以為策應。
吳三桂等三個藩王發動的這場反對清皇朝統治的叛亂，史稱“三藩之亂”。
吳三桂叛變後，叛軍來勢兇猛，猝不及防。
吳軍很快攻占了湖南的衡州、②魏源：《聖武記》卷2《康熙勘定三藩記》上。
③《清朝野史大觀》卷5《劉玄初》。
④《清聖祖實錄》卷99。
①《清史稿》卷2691《索額圖傳》。
②《清聖祖實錄》卷99。
③《清聖祖實錄》卷154。
④《清聖祖實錄》卷99。
⑤《清朝野史大觀》卷5《王文靖請斬吳應熊》。
常德、嶽州，前鋒直達澧州。
耿精忠叛變後，也很快進入江西、浙江。
叛軍在一年多時間裡控制了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形勢十分嚴重。
面對吳三桂的叛亂，年方二十歲的康熙帝果斷剛毅，首先排除朝廷部分大臣緩撤的主張，下令削奪吳三桂的王爵，以示武力平定叛亂的決心，并處死在北京居住的吳三桂之子吳應熊、孫吳世霖，“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群奸之望，以激勵三軍之心”①。
然後，發兵讨伐吳三桂。
康熙帝針對當時複雜的國内形勢，進行平定叛軍的作戰部署，将清軍分為兩條戰線。
把自古即為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北的荊州以及“水陸皆與楚閩接壤”的江西作為前線，以八旗勁旅固守，遏止叛軍過江北上，将地控南北交通要道的山東衮州和地扼東西咽喉的山西太原作為後方兩個支點，調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東西兩條孔道，以策應前線。
按照這一部署，僅兩年時間，清軍逐漸占據了優勢。
于軍事征讨的同時，下诏訓谕雲、貴兩省官員及軍民“各宜安分自保，無所誘脅。
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過歸誠，悉赦已往，不複究治。
至爾等父兄子弟親族人等，現在直隸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職業，并不株連，爾等勿懷疑慮。
其有能擒斬吳三桂頭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
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叙錄，朕不食言”②。
用以安定人心。
于此同時，又對一些漢将實行籠絡政策。
為了穩定西線，對擁兵觀望、叛服不定的陝西提督王輔臣着意籠絡。
王輔臣殺了朝廷派駐陝西的經略莫洛，這本是蔑視朝廷的大罪，但康熙帝不僅寬容，不治其罪，反而下诏自責，“則朕之知人未明”，“咎在朕躬，于爾何罪？”①王輔臣終于在康熙十五年歸附清廷。
康熙帝對甘肅提督張勇也加恩重用，使之忠于朝廷，以解除西北之患，使朝廷能集中兵力對付南方的叛軍。
康熙帝在吳三桂公開舉起叛旗之後，為了集中兵力，剿滅吳三桂，曾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二藩。
在處死吳三桂在京子孫時，耿精忠諸弟在京“照舊寬容”。
耿精忠叛亂之初，康熙帝即派人傳谕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遺言，革心悔禍投誠自首，将侵犯内地海賊速剿圖功，即行赦免前罪，視之如初”②。
給耿藩留有後路。
在招撫的同時，加強軍事攻勢，清軍迅速占據了浦城、建甯、延平等府縣。
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四日，靖南王耿精忠在清軍大兵壓境，内部矛盾重重，“軍饷饋乏，軍士逃亡”③的情況下，被迫率文武官員出降。
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屬官兵，随大兵（指清軍）征剿海逆（指鄭經），圖之贖罪”④。
鄭經力不能擋，也①《清朝野史大觀》卷5《王文靖請斬吳應熊》。
②《清聖祖實錄》卷275。
①《清聖祖實錄》卷51。
②《聖祖禦制文集》卷4。
③《平定三逆方略》卷20。
④《清聖祖實錄》卷63。
退返台灣，福建底定。
廣東的尚藩在吳三桂叛變後，平南王尚可喜仍效忠朝廷，為此，康熙帝晉封尚可喜為平南親王。
康熙十五年初，尚可喜卧病，尚之信代之理事，部将相繼叛投吳三桂，于是尚之信亦附吳作亂，并受吳三桂招讨大将軍僞職，後又封親王。
十月，尚可喜病逝，不久，福建耿精忠降清，尚之信知繼續附吳已無出路，于是主動派人持密函請降。
帝赦免其罪，并令其“相機剿賊，立功自效”①。
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四日，在清軍兵抵廣東韶州時，尚之信率文武官員剃發“歸正”，并派尚之瑛去韶州迎接清軍，帝也令“著襲其父尚可喜平南親王爵”。
這樣，廣東亦平定。
從而剪除了吳三桂的側翼，使吳軍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外，由于入關後滿洲八旗将領及旗兵長期養尊處優，逐漸削弱了戰鬥力，而西南地區又多山地，八旗騎兵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康熙帝不得不借重綠營兵。
清朝綠營兵均為漢人，由于清朝統治者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綠營兵與八旗兵在地位和待遇等方面差距懸殊，即使是綠營兵的将領，亦在八旗将領的監督之下，因此，綠營兵官兵處處受到牽制。
但綠營兵數量大，又以步兵為主，熟悉地方地形環境，宜于西南山地作戰，因此康熙帝極力安撫綠營将領和漢兵，制定“綠旗官兵賞格”，破格提拔了一些綠營将領，以綠營為主力來圍剿叛軍。
清軍在耿精忠、尚之信、王輔臣等先後歸附朝廷以後，集中主要兵力圍剿叛軍元兇吳三桂。
康熙十六年（1677），吳三桂占領了湖南衡州，分兵犯廣東樂昌、江西南安。
康熙帝派屢立戰功的穆占率清軍進取衡州，以“遏賊後路”，和“寬緩”廣東。
穆占所率清軍迅速攻占茶陵、仁安等許多地方。
康熙十七年（1678）初，清軍先後又收複了湖南一部分地區。
這樣，清軍就完全控制了叛軍外圍的廣東、福建、江西、陝西等地。
眼看大勢已去，情急勢绌的吳三桂迫不急待地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湖南衡州即皇帝位，國号大周，建元昭武，企圖以此穩定叛軍，鼓舞士氣。
八月，吳三桂病死。
他的孫子吳世璠（吳應熊之庶子）在衡州繼承帝位，改元洪化。
吳三桂一死，叛軍内部人心惶惶，無一定攻守之策，屢戰屢敗。
特别是對湖南咽喉要地嶽州一戰。
康熙帝集中了荊州、陝西、河南、安慶各地軍隊圍攻嶽州，并采納了原吳軍水師将領林興珠的建議，以水師斷嶽州饷道，然後水陸兩軍猛攻嶽州。
清軍利用吳三桂死後軍心渙散之機，一面加強軍事進攻，一面瓦解敵軍内部，僞總兵王度沖、僞将軍陳伯等率部降清。
清軍在湖南戰場上很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叛軍紛紛潰敗，嶽州敗棄，長沙等地叛軍聞訊也棄城南逃雲、貴。
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在“湖南悉皆平定，廣西亦已納款”，叛軍據守滇黔一隅的形勢下，康熙帝下令指出“當時倡叛，罪止吳三桂一人，所屬人員均系脅從，情可矜恕”，對于投誠者，“皆赦其前罪，論功叙錄，加①《清聖祖實錄》卷64。
恩安插”①。
這一政策，對叛軍起到了迅速瓦解的作用。
不久，叛軍副總兵周嘉員即率文武官員61人，兵丁9340人，眷屬6500餘口向清廷投誠。
康熙十八年（1679）底，勇略将軍陝西提督趙良棟、奮威将軍平涼提督王進寶收複關中、洛陽等地後，康熙帝即令其率領綠營入川，并令滿洲八旗兵為後應，以接濟糧饷，相互策應。
由于各路大軍協同作戰，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即克定四川，随後即令赴良棟兼雲貴總督率大軍自四川入雲、貴，另令湖廣總督蔡毓榮、平南将軍赉塔分别從湖南、廣西進軍雲、貴，直搗平西王的老巢。
康熙二十年初，清軍攻下貴州，數路清軍會師昆明城外。
清軍圍困昆明，吳世璠束手待斃，城内文武官員紛紛出降。
十月二十八日，守城叛将線緎等策劃獻吳世璠降清，吳世璠聞變自殺。
二十九日，線緎開南門納城投降。
清軍析吳三桂骨骸分發各省傳示，吳世璠懸首示衆。
在主要精力放在對付吳三桂的同時，康熙帝一直沒有放松對尚之信、耿精忠二藩的防範。
一旦吳三桂問題基本解決，他即着手解決尚之信、耿精忠對清廷的威脅。
早在尚之信表示“歸正”朝廷之後，就有人密告尚之信“心懷兩端”。
帝令尚之信率兵進取潮州、湖南，尚之信違命不行。
永安危急時，先是坐視不救，後雖出師，但密令總兵官“頓兵不進”。
尚之信“時而疏請出兵湖南，時而疏請出兵廣西，及命下則一兵不發”①。
尚之信這些舉動，康熙帝早有覺察，隻是選擇時機問題。
此外，尚之信還“冒兵饷，擅殺無罪人”②，并“在廣東賣官虐民，抄家充饷，重斂橫征”③。
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康熙帝密令将尚之信逮至京師，八月即予賜死。
同時，對其父尚可喜忠于朝廷，“不肯從逆”大加表彰，并允許将尚可喜屍骨及眷屬家口一并搬往尚可喜的老家奉天海州。
之後，又将尚之信藩下十五佐領官兵分入上三旗，仍駐防廣東，另設将軍、副都統管轄；三總兵标下兵丁，裁汰部分後，新設将軍管轄。
尚之孝、尚之隆免罪之後，家下所有壯丁分為五佐領，隸漢軍鑲黃旗下。
這樣，廣東尚之信問題徹底解決了。
與此同時，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借耿精忠自請入京晉見的機會，削奪了耿精忠的兵權，并交法司勘問，最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逆黨罪将其處死。
在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個藩王相繼被解決以後，康熙帝為了安定南疆，防止藩王勢力東山再起，又對三個藩王部屬作了妥善處理和安置。
藩屬部隊編制進行了整頓，福州、廣州、荊州另派八旗兵駐防；對三個藩王屬下财産，一律籍沒充公；清除藩地弊政，由中央任命得力地方官進行整肅。
這些措施的實施，基本解決了長期以來三個藩王統治地區與中央政令不一、積弊太多的問題。
至此，“三藩”之亂徹底平息，撤藩目的基本達到。
①《清聖祖實錄》卷80。
①《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②《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③《清聖祖實錄》卷91。
“三藩”之亂前後為害八年，殃及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江西、福建、湖南、陝西、甘肅等省，破壞國家統一，給人民帶來戰争災難。
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亂，翦滅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使西南地區免遭割據勢力的戕害，是順應我國多民族國家走向統一的曆史趨勢的。
整個平叛戰争康熙帝始終居中指揮，由于軍事部署得當，且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使平叛戰争最終取得了勝利。
吳三桂等“三藩”的叛亂的失敗是必然的。
首先，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殘酷鎮壓農民起義和剿滅南明政權，窮追到緬甸，捕殺永曆帝朱由榔等行徑都不得人心；吳三桂等起兵叛亂的目的隻是保持他們的藩王地位，裂土稱王，滿足其一己私利，因此，得不到其他政治勢力的支持；叛軍又缺乏嚴密的組織，指揮者多所失誤等等。
所有這些都說明吳三桂等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戰争是以清朝的勝利和吳三桂等的“三藩”的失敗而告終的。
清朝傾其全力赢得了這場戰争的勝利。
康熙帝為鞏固清朝的統治創建了殊勳，以後出現的“康乾盛世”正是建立在這塊基石之上的。
統一台灣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複了台灣。
不久，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繼位。
之後，台灣鄭氏集團内部矛盾重重，鄭經與其叔父鄭世襲為争奪權力發生火并，政治上越來越走下坡路。
而清由于當時國内棘手問題很多，對台灣不能以武力壓服，也主要采取“招撫”政策。
這樣，使得鄭氏集團暫時取得了一個喘息時機，得以在台灣維持一段時間的割據統治。
早在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病逝後不久，清廷即派人前往廈門招撫鄭經。
其時，鄭經與其叔父鄭世襲火并正烈，鄭經害怕清廷“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因此，陽奉陰違，虛與應付，以“苟延歲月”。
第二年，鄭經得勢，則提出“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剔發易衣冠”①。
清廷當然不會答應，雙方仍成對峙局面。
當年十月，清軍分三路攻廈門等地，清軍擊敗鄭軍，攻占了廈門。
鄭經退守銅山。
後鄭軍軍官眼看大勢已去，紛紛率兵降清，緻使鄭軍在大陸沿海據點紛紛失守。
康熙三年（1664）清廷授福建提督水師總兵官施琅為靖海将軍，令其統帥水師，前往征剿鄭經。
施琅率水師先後三次渡海，均因台風襲擊而未成功。
康熙六年（1667），清廷又派福建招撫總兵官孔元章先後兩次渡海招撫鄭經，但鄭經仍頑固地堅持所謂“朝鮮例”，招撫未成。
康熙七年（1668）初令施琅來京師，商讨進兵台灣的大計。
施琅到京師後，詳陳武力統一台灣的意見，但因當時天下初定，沿海地區人心未穩，施琅的意見未被采納。
不過，康熙帝意識到武力統一台灣隻是時間問題，因此盡管未采納施琅的意見，但命其為内大臣，留在京師，以備應急之用。
康①魏源：《聖武記》卷8《康熙勘定台灣記》。
熙八年（1669），帝又親頒谕旨，委派重臣，赍诏書前往招撫，無奈鄭經一意孤行，招撫未果。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亂發生。
耿精忠約鄭經為援，率軍西渡大陸。
鄭經利用清廷忙于平服吳三桂、耿精忠叛亂之機，率軍攻占了閩、粵沿海的泉州、漳州、興化、潮州、惠州五府和閩西北的汀州、邵武兩府。
這些地方除潮州，惠州原屬廣東的尚之信藩地外，其餘均屬靖南王耿精忠的藩地。
因此，鄭、耿為争奪地盤發生沖突。
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派軍隊入閩，由于耿精忠又反水降清，與清廷聯合攻鄭經，鄭經孤軍不支，隻好退守金、廈。
清軍因吳三桂叛亂尚未平息，無力渡海，所以仍采取招降政策。
這樣，清軍與鄭經仍成對峙局面。
其後，清廷派康親王傑書、福建總督姚啟聖極力招撫鄭經。
盡管鄭經一再拒絕招撫，但其部屬兵丁卻“至者如歸”，僅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投向清軍的鄭軍部屬軍官就有1237員，兵丁11639名。
康熙十八年（1679）初，鄭經的五鎮大将廖琠、黃靖、賴祖、金福、廖興及副總兵何遜等各帶所部官兵來歸，其中文武官員374員，士兵12124名。
在這種情況下，鄭經被迫收縮防務，主要兵力撤回台灣，而留守金、廈的官兵眼看大勢已去，紛紛降清。
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金門、廈門即為清軍所占。
康熙十九年（1680）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亂，除台灣以外的全國大陸基本統一，台灣繼續孤懸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鞏固和統一。
因此，統一台灣勢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鄭經暴死，其長子鄭克■繼位。
不久，鄭經部将馮錫範等殺鄭克■，年僅十二歲的次子鄭克塽即位，襲延平王，仍奉南明為正統。
此時，台灣鄭氏集團内部發生長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趨腐敗，内部分崩離析。
加之，随着全國大陸的統一，“反清複明”的口号已經失去其号召力，大陸士兵紛紛思歸，鄭氏集團内部人心惶惶，繼續割據的局面已經很難維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統一台灣問題上頗有分歧。
朝廷一部分大臣認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開端，當以清靜為主”①，主張緩征台灣。
福建地方的水師提督萬正色也上奏認為“台灣斷不可取”②。
福建海防長官甯海将軍喇哈達等也持反對态度。
許多朝中大臣“鹹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③，力主放棄武力征讨。
一部分朝廷大臣還對康熙帝重用鄭氏集團降将施琅不滿，認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
内閣大學士李光地、福建總督姚啟聖、福建巡撫吳興祚等力主乘機攻取台灣。
康熙帝在經過一段猶豫之後，最後下決心攻取台灣，以“底定海疆”，實現其一統海①《明清史料戊編》卷116。
②《清聖祖實錄》卷116。
③《清聖祖實錄》卷112。
内的宏圖。
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他發布诏令：“鄭錦（經）既伏冥誅，賊中必乖離擾亂，宜乘機規定澎湖、台灣。
”并令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提督諾邁、萬正色等，與将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同心合志，将綠旗舟師分領前進，務期剿撫并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④。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不主張攻取台灣，另一方面，内閣大學士李光地、福建總督姚啟聖等極力保薦施琅，認為“他是海上（指鄭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習海上情形。
其人還有謀略，為海上所畏”⑤。
因此，康熙帝決定再度起用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作為攻台主帥，“委以獨任專征”大權，到福建統領軍隊進取台灣。
他下诏書宣布：“今諸路逆賊俱已殲除，應以現在舟師破滅海賊。
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誠，且曾任福建水師提督，熟悉彼處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
到日即與将軍、總督、巡撫、提督商酌，克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台灣。
”①施琅降清後，康熙元年（1662）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康熙四年（1665）五月，又曾率福建水師自福州的銅山（今東山）渡海攻台，至清水洋因遇風折回，所以，他對台灣海峽一帶海上形勢、地理環境、天文風候十分熟悉，這就為清軍取勝創造了有利條件。
施琅到福建後，迅速組織起一支由原鄭氏降兵及福建新練水師為主的水軍，這支軍隊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戰經驗，同時又配備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堅固、行駛迅捷的戰船，隻待選擇戰機，準備渡海作戰。
台灣海峽盡管寬隻二三百裡，但風險浪惡，氣候變化無常，渡海作戰仍有不少困難。
施琅充分估計到各方面的困難，并從困難條件出發制定作戰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為第一個戰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
既可作為清軍可進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權，封鎖鄭軍的通道。
第二，選擇西南風始發季節作為渡海進兵的戰機。
一改過去東北風盛行時渡海的傳統打法。
這樣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軍能抛泊海上，選擇準确的進攻機會。
第三，兵分三路，東西兩翼配合，集中優勢兵力于中路，與敵軍主力決戰。
鄭軍在偵得清軍将以澎湖為第一個戰略目标後，即派能攻善守的大将劉國軒率精兵2萬餘名，大小船艦200餘艘，并“緣岸築短牆，置腰铳環20餘裡的壁壘”①，固守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領戰船300餘艘，水師2萬餘人，仍自銅山出洋，第2天上午，戰船即陸續到達澎湖海外。
十六日曾發生小規模海戰，雙方各有損傷。
二十二日清軍分三路出擊，與鄭軍決戰，施琅親率主力擔任中路主攻。
清軍利用“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風上流之④《清聖祖實錄》卷96。
⑤《清聖祖實錄》卷96。
①《清聖祖實錄》卷96。
①《清史稿》卷47《施琅傳》。
勢，壓攻擠擊”②，一鼓作氣，經過七八個小時激戰，大敗鄭軍。
劉國軒率所剩幾隻小舟逃回台灣。
澎湖為台灣門戶，一旦失守，台灣即失去了屏障。
施琅派員到台灣勸降，聯絡劉國軒。
劉國軒見大勢已去，于是派兵監視鄭氏統治集團，鄭克塽、馮錫範隻得上表求降，八月清軍勝利進駐台灣。
由于鄭氏集團政治腐敗，所以清廷統一台灣得到台灣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清軍至台灣時“百姓壺漿相繼于路，海兵皆預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師”③。
台灣人民是迫切希望國家統一的。
清廷盡管攻取了台灣，但在台灣問題的處理上朝野之間意見分歧，康熙帝亦處于動搖猶豫之中。
朝廷和閩浙地方的不少官員主張放棄台灣，守澎湖。
施琅力排衆議，主張堅守台灣。
他認為台灣是“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在國防上有重要戰略意義，而且“野沃土膏，物産利溥”，經濟上亦大有開發的前途。
特别是他很有遠見地意識到若棄而不守，西方殖民主義者必利用台灣，“竊窺邊場，逼近門庭，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遺患後世。
因此從這個角度施琅認為台灣“即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轉運輸，亦斷斷乎其不可棄”①。
施琅懇切陳辭，闡述利害，得到大學士李蔚、工部侍郎蘇拜、都察院左禦史趙麟等人的贊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決定堅守台灣，在台灣設台灣府，下轄台灣、諸羅、鳳山三縣，隸屬福建省。
台灣、廈門合派一道官管轄。
并派兵8000人駐防，設總兵一員，副将二員，澎湖亦派副将一員統兵2000人駐防。
這樣，台灣重新統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轄。
統一台灣，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這不僅對國家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對台灣的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後來事實證明，台灣經濟、文化的進一步振興，正是在台灣重新統一于清朝中央政權管轄之後。
②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
③《靖海志》卷4。
①施琅：《陳台灣棄留利害疏》，康熙《台灣府志》卷50。
第四節 平定準部，統一回疆 三征噶爾丹 清初，居住在我國西北方的蒙古族分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咯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
漠南蒙古于清入關前，即已歸服于清朝。
漠北喀爾喀蒙古下分劄薩克圖、土謝圖、車臣三部。
漠西厄魯特蒙古部，明朝初期稱瓦剌，明末清初時稱為厄魯特，居住在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一帶。
厄魯特蒙古又分為四大部：遊牧于巴爾喀什湖以東、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的稱準噶爾部；遊牧于烏魯木齊附近地區的稱和碩特部；遊牧于額爾齊斯河沿岸的為杜爾伯特部；遊牧于塔爾巴哈台附近地區的稱土爾扈特部。
明末崇祯初年，土爾扈特部因受準噶爾部的排擠和襲擾，其部5萬餘帳離開塔爾巴哈台原牧區，向西遠徙到額濟勒河（今伏爾加河）流域遊牧。
之後，和碩特部也因為與準噶爾部發生沖突，離開烏魯木齊地區原牧地，向東南移牧青海一帶。
而杜爾伯特部盡管也受到準噶爾部的控制，但因其與準噶爾部是同族關系，所以仍然共牧于阿爾泰地區。
清初，漠西厄魯特蒙古各部也先後遣使來貢，所以，清朝政府認為“厄魯特、喀爾喀向來歸化，職貢有年”①。
但是，噶爾丹奪得準噶爾部的統治權後，不斷地擴張其勢力，攻掠鄰部，躍居四部總汗，嚴重威脅漠北喀爾喀蒙古和西北地區。
噶爾丹如此有恃無恐，與沙皇俄國的慫恿和支持，密切相關。
從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74&mdash1683）間，噶爾丹幾乎每年都派人與沙皇俄國相勾結，并“企圖同俄國訂立軍事同盟和求得俄國給予&lsquo軍隊和槍炮&rsquo的援助”②。
噶爾丹出兵喀爾喀蒙古時，正是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率領蒙古軍民抗擊沙俄侵略者并包圍了沙俄軍隊于色楞格斯城堡内的關鍵時刻。
結果由于噶爾丹從西面向喀爾喀部發動進攻，使其腹背受敵，迫使土謝圖汗隻得撤退包圍沙俄侵略者的軍隊，噶爾丹替沙俄侵略者解了圍。
從噶爾丹軍隊大兵壓境之際，土謝圖汗便率領喀爾喀蒙古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
在鄂羅會諾爾，雙方“鏖戰三日”③，但終因寡不敵衆，遭到失敗。
沙俄侵略者趁機引誘喀爾喀蒙古投降沙俄。
在這關鍵時刻，喀爾喀蒙古宗教首領哲布尊巴丹，拒絕沙俄的誘降，毅然率領喀爾喀三部蒙古軍民數十萬人南下内徙。
由于喀爾喀蒙古系“盡棄部落牲畜而來，雖少有所攜，難以自存”①，康熙皇帝派專使尚書阿喇尼等前往探望，并下令開歸化城、張家口、獨①《清聖祖實錄》卷137。
②沙斯京娜：《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系》第162頁。
③《清聖祖實錄》卷136。
①《清聖祖實錄》卷137。
石口、喜峰口、古北口、殺虎口等處糧倉，赈濟喀爾喀三部蒙古，妥善安插他們在内蒙古北部“水草俱佳”的科爾沁牧區居住放牧。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玄烨得知“噶爾丹将借兵鄂羅斯（俄羅斯）”，立即傳谕在北京的俄國使臣吉裡古裡、伊法尼齊：“噶爾丹迫于内亂，食盡無歸，内向行劫，今仍揚言會汝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倘誤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②。
既揭露了噶爾丹勾結沙俄的無恥行經，又警告了沙皇俄國。
但噶爾丹仍一意孤行，遂于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率軍兩萬，以追擊喀爾喀蒙古為名，大舉南犯，深入漠南蒙古烏珠穆沁一帶。
由于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等“違命輕戰”，以至清軍初戰失利，噶爾丹軍隊得以乘勢渡過西拉木倫河，深入到距北京僅700裡的烏蘭布通（今内蒙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南境）。
對于噶爾丹與喀爾喀蒙古的矛盾。
康熙皇帝曾竭
吳三桂自認為功高位重，也假意疏請撤藩，以試探朝廷态度。
他以為“予疏即上，上必不敢調予，具疏所以釋其疑也”③。
疏入朝廷，大臣中意見不一，争論不休，“言不可撤者甚多，言宜撤者甚少”④。
康熙帝态度非常堅決，認為“三桂等蓄謀已久，不早除之，将養癰成患。
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①。
毅然允其所請，下令撤藩。
随後，耿精忠也疏請撤藩，帝亦同樣照準，令将三藩盡徙回山海關外。
康熙帝裁撤三藩的決心，并非一日，“自少時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②，親政以後，曾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廑念”③，作為警言，書而懸之于宮中柱上。
康熙帝認為，“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馴緻不測，故決意撤回”④。
可見其撤藩的舉措是經過長期深思熟慮的。
三藩俱撤，擊中了這些稱霸一方的驕兵悍将的痛處，于是，吳三桂在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首先公開發難，起兵叛亂，自稱“天下都招讨兵馬大元帥”。
他以複興明室相号召，并發布《反清檄文》，僞稱所謂明朝托孤皇三太子以“寄命”于他，把自己打扮成明朝的忠臣，妄圖用謊言來赢得民心，獲得支持。
一時間，一些叛明降清的武将，一些督撫和提督、總兵等相率附和，以緻“僞檄一傳，四方響應”，“相率背叛”⑤。
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康熙十五年（1676）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廣東相繼響應吳三桂，公開叛變。
其他一些與清廷有矛盾的漢籍将領，如廣西的孫延齡（孔有德之婿）、王雄，四川的羅森、鄭蛟麟、譚弘等，也先後歸附吳三桂。
耿精忠在勾結吳三桂後，曾聯絡了據守台灣的鄭成功之子鄭經，約為援軍。
鄭經率軍隊竄犯閩、粵沿海，轉入江西，以為策應。
吳三桂等三個藩王發動的這場反對清皇朝統治的叛亂，史稱“三藩之亂”。
吳三桂叛變後，叛軍來勢兇猛，猝不及防。
吳軍很快攻占了湖南的衡州、②魏源：《聖武記》卷2《康熙勘定三藩記》上。
③《清朝野史大觀》卷5《劉玄初》。
④《清聖祖實錄》卷99。
①《清史稿》卷2691《索額圖傳》。
②《清聖祖實錄》卷99。
③《清聖祖實錄》卷154。
④《清聖祖實錄》卷99。
⑤《清朝野史大觀》卷5《王文靖請斬吳應熊》。
常德、嶽州，前鋒直達澧州。
耿精忠叛變後，也很快進入江西、浙江。
叛軍在一年多時間裡控制了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區，形勢十分嚴重。
面對吳三桂的叛亂，年方二十歲的康熙帝果斷剛毅，首先排除朝廷部分大臣緩撤的主張，下令削奪吳三桂的王爵，以示武力平定叛亂的決心，并處死在北京居住的吳三桂之子吳應熊、孫吳世霖，“以寒老賊之膽，以絕群奸之望，以激勵三軍之心”①。
然後，發兵讨伐吳三桂。
康熙帝針對當時複雜的國内形勢，進行平定叛軍的作戰部署，将清軍分為兩條戰線。
把自古即為兵家必争之地的湖北的荊州以及“水陸皆與楚閩接壤”的江西作為前線，以八旗勁旅固守，遏止叛軍過江北上，将地控南北交通要道的山東衮州和地扼東西咽喉的山西太原作為後方兩個支點，調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東西兩條孔道，以策應前線。
按照這一部署，僅兩年時間，清軍逐漸占據了優勢。
于軍事征讨的同時，下诏訓谕雲、貴兩省官員及軍民“各宜安分自保，無所誘脅。
即或誤從賊黨，但能悔過歸誠，悉赦已往，不複究治。
至爾等父兄子弟親族人等，現在直隸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職業，并不株連，爾等勿懷疑慮。
其有能擒斬吳三桂頭獻軍前者，即以其爵爵之。
有能誅縛其下渠魁，及以兵馬城池歸命自效者，論功從優叙錄，朕不食言”②。
用以安定人心。
于此同時，又對一些漢将實行籠絡政策。
為了穩定西線，對擁兵觀望、叛服不定的陝西提督王輔臣着意籠絡。
王輔臣殺了朝廷派駐陝西的經略莫洛，這本是蔑視朝廷的大罪，但康熙帝不僅寬容，不治其罪，反而下诏自責，“則朕之知人未明”，“咎在朕躬，于爾何罪？”①王輔臣終于在康熙十五年歸附清廷。
康熙帝對甘肅提督張勇也加恩重用，使之忠于朝廷，以解除西北之患，使朝廷能集中兵力對付南方的叛軍。
康熙帝在吳三桂公開舉起叛旗之後，為了集中兵力，剿滅吳三桂，曾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二藩。
在處死吳三桂在京子孫時，耿精忠諸弟在京“照舊寬容”。
耿精忠叛亂之初，康熙帝即派人傳谕耿精忠“果能追念累朝恩德及伊父忠荩遺言，革心悔禍投誠自首，将侵犯内地海賊速剿圖功，即行赦免前罪，視之如初”②。
給耿藩留有後路。
在招撫的同時，加強軍事攻勢，清軍迅速占據了浦城、建甯、延平等府縣。
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四日，靖南王耿精忠在清軍大兵壓境，内部矛盾重重，“軍饷饋乏，軍士逃亡”③的情況下，被迫率文武官員出降。
帝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屬官兵，随大兵（指清軍）征剿海逆（指鄭經），圖之贖罪”④。
鄭經力不能擋，也①《清朝野史大觀》卷5《王文靖請斬吳應熊》。
②《清聖祖實錄》卷275。
①《清聖祖實錄》卷51。
②《聖祖禦制文集》卷4。
③《平定三逆方略》卷20。
④《清聖祖實錄》卷63。
退返台灣，福建底定。
廣東的尚藩在吳三桂叛變後，平南王尚可喜仍效忠朝廷，為此，康熙帝晉封尚可喜為平南親王。
康熙十五年初，尚可喜卧病，尚之信代之理事，部将相繼叛投吳三桂，于是尚之信亦附吳作亂，并受吳三桂招讨大将軍僞職，後又封親王。
十月，尚可喜病逝，不久，福建耿精忠降清，尚之信知繼續附吳已無出路，于是主動派人持密函請降。
帝赦免其罪，并令其“相機剿賊，立功自效”①。
康熙十六年（1677）五月四日，在清軍兵抵廣東韶州時，尚之信率文武官員剃發“歸正”，并派尚之瑛去韶州迎接清軍，帝也令“著襲其父尚可喜平南親王爵”。
這樣，廣東亦平定。
從而剪除了吳三桂的側翼，使吳軍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
此外，由于入關後滿洲八旗将領及旗兵長期養尊處優，逐漸削弱了戰鬥力，而西南地區又多山地，八旗騎兵發揮不了多大作用，因此康熙帝不得不借重綠營兵。
清朝綠營兵均為漢人，由于清朝統治者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綠營兵與八旗兵在地位和待遇等方面差距懸殊，即使是綠營兵的将領，亦在八旗将領的監督之下，因此，綠營兵官兵處處受到牽制。
但綠營兵數量大，又以步兵為主，熟悉地方地形環境，宜于西南山地作戰，因此康熙帝極力安撫綠營将領和漢兵，制定“綠旗官兵賞格”，破格提拔了一些綠營将領，以綠營為主力來圍剿叛軍。
清軍在耿精忠、尚之信、王輔臣等先後歸附朝廷以後，集中主要兵力圍剿叛軍元兇吳三桂。
康熙十六年（1677），吳三桂占領了湖南衡州，分兵犯廣東樂昌、江西南安。
康熙帝派屢立戰功的穆占率清軍進取衡州，以“遏賊後路”，和“寬緩”廣東。
穆占所率清軍迅速攻占茶陵、仁安等許多地方。
康熙十七年（1678）初，清軍先後又收複了湖南一部分地區。
這樣，清軍就完全控制了叛軍外圍的廣東、福建、江西、陝西等地。
眼看大勢已去，情急勢绌的吳三桂迫不急待地于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在湖南衡州即皇帝位，國号大周，建元昭武，企圖以此穩定叛軍，鼓舞士氣。
八月，吳三桂病死。
他的孫子吳世璠（吳應熊之庶子）在衡州繼承帝位，改元洪化。
吳三桂一死，叛軍内部人心惶惶，無一定攻守之策，屢戰屢敗。
特别是對湖南咽喉要地嶽州一戰。
康熙帝集中了荊州、陝西、河南、安慶各地軍隊圍攻嶽州，并采納了原吳軍水師将領林興珠的建議，以水師斷嶽州饷道，然後水陸兩軍猛攻嶽州。
清軍利用吳三桂死後軍心渙散之機，一面加強軍事進攻，一面瓦解敵軍内部，僞總兵王度沖、僞将軍陳伯等率部降清。
清軍在湖南戰場上很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叛軍紛紛潰敗，嶽州敗棄，長沙等地叛軍聞訊也棄城南逃雲、貴。
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在“湖南悉皆平定，廣西亦已納款”，叛軍據守滇黔一隅的形勢下，康熙帝下令指出“當時倡叛，罪止吳三桂一人，所屬人員均系脅從，情可矜恕”，對于投誠者，“皆赦其前罪，論功叙錄，加①《清聖祖實錄》卷64。
恩安插”①。
這一政策，對叛軍起到了迅速瓦解的作用。
不久，叛軍副總兵周嘉員即率文武官員61人，兵丁9340人，眷屬6500餘口向清廷投誠。
康熙十八年（1679）底，勇略将軍陝西提督趙良棟、奮威将軍平涼提督王進寶收複關中、洛陽等地後，康熙帝即令其率領綠營入川，并令滿洲八旗兵為後應，以接濟糧饷，相互策應。
由于各路大軍協同作戰，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即克定四川，随後即令赴良棟兼雲貴總督率大軍自四川入雲、貴，另令湖廣總督蔡毓榮、平南将軍赉塔分别從湖南、廣西進軍雲、貴，直搗平西王的老巢。
康熙二十年初，清軍攻下貴州，數路清軍會師昆明城外。
清軍圍困昆明，吳世璠束手待斃，城内文武官員紛紛出降。
十月二十八日，守城叛将線緎等策劃獻吳世璠降清，吳世璠聞變自殺。
二十九日，線緎開南門納城投降。
清軍析吳三桂骨骸分發各省傳示，吳世璠懸首示衆。
在主要精力放在對付吳三桂的同時，康熙帝一直沒有放松對尚之信、耿精忠二藩的防範。
一旦吳三桂問題基本解決，他即着手解決尚之信、耿精忠對清廷的威脅。
早在尚之信表示“歸正”朝廷之後，就有人密告尚之信“心懷兩端”。
帝令尚之信率兵進取潮州、湖南，尚之信違命不行。
永安危急時，先是坐視不救，後雖出師，但密令總兵官“頓兵不進”。
尚之信“時而疏請出兵湖南，時而疏請出兵廣西，及命下則一兵不發”①。
尚之信這些舉動，康熙帝早有覺察，隻是選擇時機問題。
此外，尚之信還“冒兵饷，擅殺無罪人”②，并“在廣東賣官虐民，抄家充饷，重斂橫征”③。
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康熙帝密令将尚之信逮至京師，八月即予賜死。
同時，對其父尚可喜忠于朝廷，“不肯從逆”大加表彰，并允許将尚可喜屍骨及眷屬家口一并搬往尚可喜的老家奉天海州。
之後，又将尚之信藩下十五佐領官兵分入上三旗，仍駐防廣東，另設将軍、副都統管轄；三總兵标下兵丁，裁汰部分後，新設将軍管轄。
尚之孝、尚之隆免罪之後，家下所有壯丁分為五佐領，隸漢軍鑲黃旗下。
這樣，廣東尚之信問題徹底解決了。
與此同時，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借耿精忠自請入京晉見的機會，削奪了耿精忠的兵權，并交法司勘問，最後，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逆黨罪将其處死。
在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三個藩王相繼被解決以後，康熙帝為了安定南疆，防止藩王勢力東山再起，又對三個藩王部屬作了妥善處理和安置。
藩屬部隊編制進行了整頓，福州、廣州、荊州另派八旗兵駐防；對三個藩王屬下财産，一律籍沒充公；清除藩地弊政，由中央任命得力地方官進行整肅。
這些措施的實施，基本解決了長期以來三個藩王統治地區與中央政令不一、積弊太多的問題。
至此，“三藩”之亂徹底平息，撤藩目的基本達到。
①《清聖祖實錄》卷80。
①《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②《清朝先正事略》卷8，《傅忠毅公事略》。
③《清聖祖實錄》卷91。
“三藩”之亂前後為害八年，殃及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江西、福建、湖南、陝西、甘肅等省，破壞國家統一，給人民帶來戰争災難。
清王朝平定“三藩”之亂，翦滅割據勢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使西南地區免遭割據勢力的戕害，是順應我國多民族國家走向統一的曆史趨勢的。
整個平叛戰争康熙帝始終居中指揮，由于軍事部署得當，且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使平叛戰争最終取得了勝利。
吳三桂等“三藩”的叛亂的失敗是必然的。
首先，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殘酷鎮壓農民起義和剿滅南明政權，窮追到緬甸，捕殺永曆帝朱由榔等行徑都不得人心；吳三桂等起兵叛亂的目的隻是保持他們的藩王地位，裂土稱王，滿足其一己私利，因此，得不到其他政治勢力的支持；叛軍又缺乏嚴密的組織，指揮者多所失誤等等。
所有這些都說明吳三桂等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戰争是以清朝的勝利和吳三桂等的“三藩”的失敗而告終的。
清朝傾其全力赢得了這場戰争的勝利。
康熙帝為鞏固清朝的統治創建了殊勳，以後出現的“康乾盛世”正是建立在這塊基石之上的。
統一台灣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複了台灣。
不久，鄭成功去世，其子鄭經繼位。
之後，台灣鄭氏集團内部矛盾重重，鄭經與其叔父鄭世襲為争奪權力發生火并，政治上越來越走下坡路。
而清由于當時國内棘手問題很多，對台灣不能以武力壓服，也主要采取“招撫”政策。
這樣，使得鄭氏集團暫時取得了一個喘息時機，得以在台灣維持一段時間的割據統治。
早在康熙元年（1662）鄭成功病逝後不久，清廷即派人前往廈門招撫鄭經。
其時，鄭經與其叔父鄭世襲火并正烈，鄭經害怕清廷“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因此，陽奉陰違，虛與應付，以“苟延歲月”。
第二年，鄭經得勢，則提出“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剔發易衣冠”①。
清廷當然不會答應，雙方仍成對峙局面。
當年十月，清軍分三路攻廈門等地，清軍擊敗鄭軍，攻占了廈門。
鄭經退守銅山。
後鄭軍軍官眼看大勢已去，紛紛率兵降清，緻使鄭軍在大陸沿海據點紛紛失守。
康熙三年（1664）清廷授福建提督水師總兵官施琅為靖海将軍，令其統帥水師，前往征剿鄭經。
施琅率水師先後三次渡海，均因台風襲擊而未成功。
康熙六年（1667），清廷又派福建招撫總兵官孔元章先後兩次渡海招撫鄭經，但鄭經仍頑固地堅持所謂“朝鮮例”，招撫未成。
康熙七年（1668）初令施琅來京師，商讨進兵台灣的大計。
施琅到京師後，詳陳武力統一台灣的意見，但因當時天下初定，沿海地區人心未穩，施琅的意見未被采納。
不過，康熙帝意識到武力統一台灣隻是時間問題，因此盡管未采納施琅的意見，但命其為内大臣，留在京師，以備應急之用。
康①魏源：《聖武記》卷8《康熙勘定台灣記》。
熙八年（1669），帝又親頒谕旨，委派重臣，赍诏書前往招撫，無奈鄭經一意孤行，招撫未果。
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亂發生。
耿精忠約鄭經為援，率軍西渡大陸。
鄭經利用清廷忙于平服吳三桂、耿精忠叛亂之機，率軍攻占了閩、粵沿海的泉州、漳州、興化、潮州、惠州五府和閩西北的汀州、邵武兩府。
這些地方除潮州，惠州原屬廣東的尚之信藩地外，其餘均屬靖南王耿精忠的藩地。
因此，鄭、耿為争奪地盤發生沖突。
康熙十五年（1676）清廷派軍隊入閩，由于耿精忠又反水降清，與清廷聯合攻鄭經，鄭經孤軍不支，隻好退守金、廈。
清軍因吳三桂叛亂尚未平息，無力渡海，所以仍采取招降政策。
這樣，清軍與鄭經仍成對峙局面。
其後，清廷派康親王傑書、福建總督姚啟聖極力招撫鄭經。
盡管鄭經一再拒絕招撫，但其部屬兵丁卻“至者如歸”，僅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至十一月，投向清軍的鄭軍部屬軍官就有1237員，兵丁11639名。
康熙十八年（1679）初，鄭經的五鎮大将廖琠、黃靖、賴祖、金福、廖興及副總兵何遜等各帶所部官兵來歸，其中文武官員374員，士兵12124名。
在這種情況下，鄭經被迫收縮防務，主要兵力撤回台灣，而留守金、廈的官兵眼看大勢已去，紛紛降清。
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金門、廈門即為清軍所占。
康熙十九年（1680）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亂，除台灣以外的全國大陸基本統一，台灣繼續孤懸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鞏固和統一。
因此，統一台灣勢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鄭經暴死，其長子鄭克■繼位。
不久，鄭經部将馮錫範等殺鄭克■，年僅十二歲的次子鄭克塽即位，襲延平王，仍奉南明為正統。
此時，台灣鄭氏集團内部發生長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趨腐敗，内部分崩離析。
加之，随着全國大陸的統一，“反清複明”的口号已經失去其号召力，大陸士兵紛紛思歸，鄭氏集團内部人心惶惶，繼續割據的局面已經很難維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統一台灣問題上頗有分歧。
朝廷一部分大臣認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開端，當以清靜為主”①，主張緩征台灣。
福建地方的水師提督萬正色也上奏認為“台灣斷不可取”②。
福建海防長官甯海将軍喇哈達等也持反對态度。
許多朝中大臣“鹹謂海洋險遠，風濤莫測，長驅制勝，難計萬全”③，力主放棄武力征讨。
一部分朝廷大臣還對康熙帝重用鄭氏集團降将施琅不滿，認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
内閣大學士李光地、福建總督姚啟聖、福建巡撫吳興祚等力主乘機攻取台灣。
康熙帝在經過一段猶豫之後，最後下決心攻取台灣，以“底定海疆”，實現其一統海①《明清史料戊編》卷116。
②《清聖祖實錄》卷116。
③《清聖祖實錄》卷112。
内的宏圖。
康熙二十年（1681）六月，他發布诏令：“鄭錦（經）既伏冥誅，賊中必乖離擾亂，宜乘機規定澎湖、台灣。
”并令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提督諾邁、萬正色等，與将軍喇哈達、侍郎吳努春“同心合志，将綠旗舟師分領前進，務期剿撫并用，底定海疆，毋誤事機”④。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不主張攻取台灣，另一方面，内閣大學士李光地、福建總督姚啟聖等極力保薦施琅，認為“他是海上（指鄭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習海上情形。
其人還有謀略，為海上所畏”⑤。
因此，康熙帝決定再度起用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作為攻台主帥，“委以獨任專征”大權，到福建統領軍隊進取台灣。
他下诏書宣布：“今諸路逆賊俱已殲除，應以現在舟師破滅海賊。
原任右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誠，且曾任福建水師提督，熟悉彼處地形、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師提督總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
到日即與将軍、總督、巡撫、提督商酌，克期統領舟師進取澎湖、台灣。
”①施琅降清後，康熙元年（1662）曾一度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康熙四年（1665）五月，又曾率福建水師自福州的銅山（今東山）渡海攻台，至清水洋因遇風折回，所以，他對台灣海峽一帶海上形勢、地理環境、天文風候十分熟悉，這就為清軍取勝創造了有利條件。
施琅到福建後，迅速組織起一支由原鄭氏降兵及福建新練水師為主的水軍，這支軍隊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戰經驗，同時又配備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堅固、行駛迅捷的戰船，隻待選擇戰機，準備渡海作戰。
台灣海峽盡管寬隻二三百裡，但風險浪惡，氣候變化無常，渡海作戰仍有不少困難。
施琅充分估計到各方面的困難，并從困難條件出發制定作戰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為第一個戰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
既可作為清軍可進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權，封鎖鄭軍的通道。
第二，選擇西南風始發季節作為渡海進兵的戰機。
一改過去東北風盛行時渡海的傳統打法。
這樣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軍能抛泊海上，選擇準确的進攻機會。
第三，兵分三路，東西兩翼配合，集中優勢兵力于中路，與敵軍主力決戰。
鄭軍在偵得清軍将以澎湖為第一個戰略目标後，即派能攻善守的大将劉國軒率精兵2萬餘名，大小船艦200餘艘，并“緣岸築短牆，置腰铳環20餘裡的壁壘”①，固守澎湖。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領戰船300餘艘，水師2萬餘人，仍自銅山出洋，第2天上午，戰船即陸續到達澎湖海外。
十六日曾發生小規模海戰，雙方各有損傷。
二十二日清軍分三路出擊，與鄭軍決戰，施琅親率主力擔任中路主攻。
清軍利用“風利舟快，瞬息飛駛，居上風上流之④《清聖祖實錄》卷96。
⑤《清聖祖實錄》卷96。
①《清聖祖實錄》卷96。
①《清史稿》卷47《施琅傳》。
勢，壓攻擠擊”②，一鼓作氣，經過七八個小時激戰，大敗鄭軍。
劉國軒率所剩幾隻小舟逃回台灣。
澎湖為台灣門戶，一旦失守，台灣即失去了屏障。
施琅派員到台灣勸降，聯絡劉國軒。
劉國軒見大勢已去，于是派兵監視鄭氏統治集團，鄭克塽、馮錫範隻得上表求降，八月清軍勝利進駐台灣。
由于鄭氏集團政治腐敗，所以清廷統一台灣得到台灣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清軍至台灣時“百姓壺漿相繼于路，海兵皆預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師”③。
台灣人民是迫切希望國家統一的。
清廷盡管攻取了台灣，但在台灣問題的處理上朝野之間意見分歧，康熙帝亦處于動搖猶豫之中。
朝廷和閩浙地方的不少官員主張放棄台灣，守澎湖。
施琅力排衆議，主張堅守台灣。
他認為台灣是“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在國防上有重要戰略意義，而且“野沃土膏，物産利溥”，經濟上亦大有開發的前途。
特别是他很有遠見地意識到若棄而不守，西方殖民主義者必利用台灣，“竊窺邊場，逼近門庭，乃種禍後來，沿海諸省斷難晏然”，遺患後世。
因此從這個角度施琅認為台灣“即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轉運輸，亦斷斷乎其不可棄”①。
施琅懇切陳辭，闡述利害，得到大學士李蔚、工部侍郎蘇拜、都察院左禦史趙麟等人的贊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決定堅守台灣，在台灣設台灣府，下轄台灣、諸羅、鳳山三縣，隸屬福建省。
台灣、廈門合派一道官管轄。
并派兵8000人駐防，設總兵一員，副将二員，澎湖亦派副将一員統兵2000人駐防。
這樣，台灣重新統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轄。
統一台灣，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這不僅對國家統一具有重要意義，對台灣的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後來事實證明，台灣經濟、文化的進一步振興，正是在台灣重新統一于清朝中央政權管轄之後。
②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
③《靖海志》卷4。
①施琅：《陳台灣棄留利害疏》，康熙《台灣府志》卷50。
第四節 平定準部，統一回疆 三征噶爾丹 清初，居住在我國西北方的蒙古族分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咯蒙古、漠西厄魯特蒙古。
漠南蒙古于清入關前，即已歸服于清朝。
漠北喀爾喀蒙古下分劄薩克圖、土謝圖、車臣三部。
漠西厄魯特蒙古部，明朝初期稱瓦剌，明末清初時稱為厄魯特，居住在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一帶。
厄魯特蒙古又分為四大部：遊牧于巴爾喀什湖以東、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的稱準噶爾部；遊牧于烏魯木齊附近地區的稱和碩特部；遊牧于額爾齊斯河沿岸的為杜爾伯特部；遊牧于塔爾巴哈台附近地區的稱土爾扈特部。
明末崇祯初年，土爾扈特部因受準噶爾部的排擠和襲擾，其部5萬餘帳離開塔爾巴哈台原牧區，向西遠徙到額濟勒河（今伏爾加河）流域遊牧。
之後，和碩特部也因為與準噶爾部發生沖突，離開烏魯木齊地區原牧地，向東南移牧青海一帶。
而杜爾伯特部盡管也受到準噶爾部的控制，但因其與準噶爾部是同族關系，所以仍然共牧于阿爾泰地區。
清初，漠西厄魯特蒙古各部也先後遣使來貢，所以，清朝政府認為“厄魯特、喀爾喀向來歸化，職貢有年”①。
但是，噶爾丹奪得準噶爾部的統治權後，不斷地擴張其勢力，攻掠鄰部，躍居四部總汗，嚴重威脅漠北喀爾喀蒙古和西北地區。
噶爾丹如此有恃無恐，與沙皇俄國的慫恿和支持，密切相關。
從康熙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74&mdash1683）間，噶爾丹幾乎每年都派人與沙皇俄國相勾結，并“企圖同俄國訂立軍事同盟和求得俄國給予&lsquo軍隊和槍炮&rsquo的援助”②。
噶爾丹出兵喀爾喀蒙古時，正是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率領蒙古軍民抗擊沙俄侵略者并包圍了沙俄軍隊于色楞格斯城堡内的關鍵時刻。
結果由于噶爾丹從西面向喀爾喀部發動進攻，使其腹背受敵，迫使土謝圖汗隻得撤退包圍沙俄侵略者的軍隊，噶爾丹替沙俄侵略者解了圍。
從噶爾丹軍隊大兵壓境之際，土謝圖汗便率領喀爾喀蒙古軍進行了堅決的抵抗。
在鄂羅會諾爾，雙方“鏖戰三日”③，但終因寡不敵衆，遭到失敗。
沙俄侵略者趁機引誘喀爾喀蒙古投降沙俄。
在這關鍵時刻，喀爾喀蒙古宗教首領哲布尊巴丹，拒絕沙俄的誘降，毅然率領喀爾喀三部蒙古軍民數十萬人南下内徙。
由于喀爾喀蒙古系“盡棄部落牲畜而來，雖少有所攜，難以自存”①，康熙皇帝派專使尚書阿喇尼等前往探望，并下令開歸化城、張家口、獨①《清聖祖實錄》卷137。
②沙斯京娜：《十七世紀俄蒙通使關系》第162頁。
③《清聖祖實錄》卷136。
①《清聖祖實錄》卷137。
石口、喜峰口、古北口、殺虎口等處糧倉，赈濟喀爾喀三部蒙古，妥善安插他們在内蒙古北部“水草俱佳”的科爾沁牧區居住放牧。
康熙二十九年（1690）五月，玄烨得知“噶爾丹将借兵鄂羅斯（俄羅斯）”，立即傳谕在北京的俄國使臣吉裡古裡、伊法尼齊：“噶爾丹迫于内亂，食盡無歸，内向行劫，今仍揚言會汝兵同侵喀爾喀，喀爾喀已歸順本朝，倘誤信其言，是負信誓而開兵端也”②。
既揭露了噶爾丹勾結沙俄的無恥行經，又警告了沙皇俄國。
但噶爾丹仍一意孤行，遂于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率軍兩萬，以追擊喀爾喀蒙古為名，大舉南犯，深入漠南蒙古烏珠穆沁一帶。
由于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等“違命輕戰”，以至清軍初戰失利，噶爾丹軍隊得以乘勢渡過西拉木倫河，深入到距北京僅700裡的烏蘭布通（今内蒙昭烏達盟克什克騰旗南境）。
對于噶爾丹與喀爾喀蒙古的矛盾。
康熙皇帝曾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