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後金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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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因而安定了民心，“人心複固”。
第二，制定了正确的抗敵方針。
他提出“以守為穩着”，“守正所以為戰”的根本戰略方針，奏請集兵十八萬、馬九萬匹，分駐叆陽、清河等六處險要地方，畫地而守，無警就地操練，小警自為敵禦，大敵互相應援，遼陽設兵二萬，策應四方。
這是發揮所長克敵之短的正确方針。
後金軍善騎射，士氣高昂，慣于猛沖猛打，交戰之時，萬馬飛馳，“鐵騎沖突，如風如火”，敵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們缺乏火器，不會使用槍炮，長于野戰，短于攻堅。
而明軍雖大敗之後，鬥志不旺，但火器衆多，憑借堅固城地，據險扼守，②《明神宗實錄》卷586。
③《明神宗實錄》卷586。
以逸待勞，便可克服不善野戰的弱點，發揮槍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穩定戰局，再伺機而進。
第三，征兵調将，趕運糧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
他屢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變了兵少疲弱的狀況，從區區三四萬敗殘之卒，發展為擁兵二十萬的龐大軍隊。
他奏發京城大炮數千位，又增造大炮數千槍炮數萬，趕制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輛安滅虜炮二三位。
他大修城池，遼陽“城高厚壯，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寬三丈深二丈，濠外複築大堤潴水。
沈陽亦修繕加固，“城頗堅”，城外又掘與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樁，陷井之後挖有四道大濠，插滿尖木樁，又樹立用一二十人擡的大木頭修築的栅欄，沿内濠排列楯車，每車安置大炮二門小炮四門，兩車中間又放置大炮五門。
時人稱遼陽、沈陽、奉集堡、虎皮驿四城猶如“金湯鼎峙。
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①。
熊廷弼還整軍紀，斬逃将劉遇節、王文鼎、王捷，以祭死節官兵，誅貪将陳倫，劾罷庸懦怕死的遼東總兵李如桢。
由于他精心安排全力奮鬥，經過半年多的時間，兵、将、馬、糧、火器、軍械無所不備，城池堅固，人心安定，士氣有所振作，令嚴法行，“守備大固”，遼東轉危為安了。
②明國本可利用這一難得的好機會，繼續增強實力，鞏固邊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極，竟自毀長城。
熊廷弼因功高過人，辦事嚴格，求成心切，性格剛直，不徇私受賄，不逢迎權貴，不受壓于科道，招緻了一批誇誇其談的言官不滿，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将，内閣、兵部對彼亦頗有意見。
禦史顧三元劾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不罷其任，“遼必不保”。
禦史張修德更奏其破壞遼陽。
明帝遂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革廷弼職，聽候勘問，改以遼東巡撫袁應泰繼任經略。
袁雖精敏強毅，善于治政，但短于用兵，持法太寬，對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廣招歸降蒙古，為後金遣人詐降用間敞開了方便之門。
金國汗努爾哈赤偵悉明朝經略易人，于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1621） 三月十二日親率五萬大軍進攻沈陽。
此時沈陽有守兵二萬餘、援兵四萬餘，比金兵人數還多，完全可以憑借堅城利炮死守，不會輕易失陷。
努爾哈赤見機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奪城池，後滅援兵的方針，于十三日派羸卒挑戰，詐敗誘敵。
行武出身的勇将明總兵賀世賢中計，率家丁千餘出城沖殺，宣稱必“盡敵而反”。
努爾哈赤見敵入伏中，下令包圍，“精騎四合”。
賀世賢身中四矢，兵敗返回，城中聞賀戰敗，軍民大驚，“洶洶逃竄”，詐降蒙古乘機内應，砍斷吊橋，截斷歸路，賀世賢戰死。
後金兵乘勢猛攻，打下沈陽，盡殲守兵。
努爾哈赤又先後分擊明之兩路援兵，川兵萬餘先敗，全軍覆沒，另一支援軍三萬倉皇逃竄。
一日之内，努爾哈赤敗敵六七萬，攻下要①《明熹宗實錄》卷3、7、8；《滿文老檔·太祖》卷19。
②《明熹宗實錄》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傳》。
鎮沈陽。
沈陽一失，遼陽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滿萬”，“身無介胄，器不精利”，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
努爾哈赤本可輕騎奪城，但他卻屯兵沈陽五日，論功行賞，将所獲人畜分與兵将，先行押回建州，于三月十八日才開始出發，十九日中午抵達遼陽。
明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铨利用這一空隙，飛速征調援兵，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遼陽，五天之内，湊集了十三萬大軍。
此時，論兵數，明倍于金，論地形，明防守，得地利。
遼陽城牆堅固，池深水滿，熊廷弼在任時曾準備了上萬門大炮，其中七門重三千餘斤，一發可斃敵兵數百人，其餘炮亦重一千餘斤、二千餘斤，威力也很大。
如果袁應泰熟谙兵法，調度有方，據城死守，遼陽不會失陷。
設若努爾哈赤不講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對槍炮，用血肉之軀強登高城，傷亡必大，難以克城。
在這場勢均力敵的戰争中，統帥決策和指揮的正确與否，成為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
據朝鮮文獻記載稱，八旗軍“至遼陽，望見城池險固，兵衆甚盛，虜皆意沮欲退”。
眼看大勢将去，努爾哈赤在這十分險惡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非凡的軍事才幹，立即嚴正宣布，“一步退時，我已死矣，你等須先殺我後退去”，并“匹馬獨進”①。
這種斬釘截鐵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對八旗官兵發揮了巨大影響，使他們轉怯為勇，知難而進，軍心大振。
努爾哈赤又派遣少數人馬挑戰，引誘敵人，明軍果然中計。
袁應泰本已與諸将議定，“畏敵多，主守”，此時見金兵很少，“其騎可數”，遂因“賊少而主戰”，親督侯世祿等五位總兵官率兵出城五裡，在教場紮營。
明兵原已畏敵，至是又忽守忽戰，“軍心不定”，努爾哈赤乘機揮軍“奮力沖殺”，“明兵大潰而走”，“軍敗多死”。
金兵連續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細”從中内應，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遼陽，袁應泰自盡，張铨被俘，不屈而死，遼河以東鎮江等七十餘城官民“俱削發降”。
過了十個月，天命七年正月，努爾哈赤又統軍大敗明軍于平陽橋，降廣甯，再獲大捷。
八旗軍進據遼東，伺機西征，努爾哈赤成為與明朝分庭抗禮的強大金國君汗了。
甯遠之敗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國汗努爾哈赤統軍十三萬，号稱二十萬，離都城沈陽，親征明國。
此時，明的政治、軍事、财經等方面的形勢皆十分惡劣，正是金國進取的極好時機。
四年前明軍大敗之後，天啟帝授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部務。
孫承宗才華出衆，榮中榜眼，精通兵法，①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以下簡稱《李朝實錄史料》）第3147頁。
性潔志高，救國心切，不畏艱險，力挽狂瀾。
他奏陳撫蒙古、恤遼民、重将權、選邊将、簡京軍、開屯田諸策，并奏準以原官督山海、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親主遼事。
他懲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練士卒，築城堡，繕甲仗，買馬匹，采木石，軍備大整，使遼東形勢發生了有利于明朝的重大變化。
《明史》論其功績是：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複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裡，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
①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煥和猛将滿桂，對遏制後金的進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崇煥，萬曆四十七年（1613）進士，授邵武知縣，有膽略，好談兵，常向老校退卒談論塞上事，知邊塞情形，以邊才自許。
廣甯敗沒，崇煥正因朝觐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職方主事。
在人心洶洶争相逃潰之際，他卻單騎出閱關内外，還朝後具述關上形勢，慷慨宣言：“予我軍馬錢谷，我一人足守此。
”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東按察司佥事，監關外軍，不久，改為甯前道。
時兵部尚書王在晉代替熊廷弼任遼東經略，議于山海關外八裡修築重關，役夫四萬，袁崇煥力言其非。
孫承宗采納其議，罷之，并依崇煥議，築甯遠城，承宗“益倚崇煥”。
崇煥“内附軍民，外饬邊備，勞績大著”，甯遠城築造得十分堅固，曾經一度荒涼殘破的甯遠，變成了“商旅輻辏，流移骈集”，“遠近望為樂土”的關外重鎮。
滿桂，原為蒙古人，幼入關内，居于宣府，早年從軍，屢立軍功，升至喜峰口參将。
承宗巡邊，見桂，壯其貌，與談兵事，對其才幹甚為驚奇，立擢副總兵，領中軍事，不久
第二，制定了正确的抗敵方針。
他提出“以守為穩着”，“守正所以為戰”的根本戰略方針，奏請集兵十八萬、馬九萬匹，分駐叆陽、清河等六處險要地方，畫地而守，無警就地操練，小警自為敵禦，大敵互相應援，遼陽設兵二萬，策應四方。
這是發揮所長克敵之短的正确方針。
後金軍善騎射，士氣高昂，慣于猛沖猛打，交戰之時，萬馬飛馳，“鐵騎沖突，如風如火”，敵不及防，片刻即亡，但他們缺乏火器，不會使用槍炮，長于野戰，短于攻堅。
而明軍雖大敗之後，鬥志不旺，但火器衆多，憑借堅固城地，據險扼守，②《明神宗實錄》卷586。
③《明神宗實錄》卷586。
以逸待勞，便可克服不善野戰的弱點，發揮槍炮的威力，守住城堡，穩定戰局，再伺機而進。
第三，征兵調将，趕運糧草，打制器械，修建城池。
他屢上奏疏，多方催督，很快就改變了兵少疲弱的狀況，從區區三四萬敗殘之卒，發展為擁兵二十萬的龐大軍隊。
他奏發京城大炮數千位，又增造大炮數千槍炮數萬，趕制雙輪戰車五千輛，每輛安滅虜炮二三位。
他大修城池，遼陽“城高厚壯，屹然雄峙”，城外又挖濠三道，每道寬三丈深二丈，濠外複築大堤潴水。
沈陽亦修繕加固，“城頗堅”，城外又掘與人身相等的陷井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樁，陷井之後挖有四道大濠，插滿尖木樁，又樹立用一二十人擡的大木頭修築的栅欄，沿内濠排列楯車，每車安置大炮二門小炮四門，兩車中間又放置大炮五門。
時人稱遼陽、沈陽、奉集堡、虎皮驿四城猶如“金湯鼎峙。
其他要地，亦各各加固”①。
熊廷弼還整軍紀，斬逃将劉遇節、王文鼎、王捷，以祭死節官兵，誅貪将陳倫，劾罷庸懦怕死的遼東總兵李如桢。
由于他精心安排全力奮鬥，經過半年多的時間，兵、将、馬、糧、火器、軍械無所不備，城池堅固，人心安定，士氣有所振作，令嚴法行，“守備大固”，遼東轉危為安了。
②明國本可利用這一難得的好機會，繼續增強實力，鞏固邊防，但明王朝腐朽已極，竟自毀長城。
熊廷弼因功高過人，辦事嚴格，求成心切，性格剛直，不徇私受賄，不逢迎權貴，不受壓于科道，招緻了一批誇誇其談的言官不滿，惹怒了因循苟且的文臣武将，内閣、兵部對彼亦頗有意見。
禦史顧三元劾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不罷其任，“遼必不保”。
禦史張修德更奏其破壞遼陽。
明帝遂于泰昌元年（1620）九月革廷弼職，聽候勘問，改以遼東巡撫袁應泰繼任經略。
袁雖精敏強毅，善于治政，但短于用兵，持法太寬，對熊廷弼所作“多所更易”，又廣招歸降蒙古，為後金遣人詐降用間敞開了方便之門。
金國汗努爾哈赤偵悉明朝經略易人，于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1621） 三月十二日親率五萬大軍進攻沈陽。
此時沈陽有守兵二萬餘、援兵四萬餘，比金兵人數還多，完全可以憑借堅城利炮死守，不會輕易失陷。
努爾哈赤見機行事，采取智取猛攻并用，先奪城池，後滅援兵的方針，于十三日派羸卒挑戰，詐敗誘敵。
行武出身的勇将明總兵賀世賢中計，率家丁千餘出城沖殺，宣稱必“盡敵而反”。
努爾哈赤見敵入伏中，下令包圍，“精騎四合”。
賀世賢身中四矢，兵敗返回，城中聞賀戰敗，軍民大驚，“洶洶逃竄”，詐降蒙古乘機内應，砍斷吊橋，截斷歸路，賀世賢戰死。
後金兵乘勢猛攻，打下沈陽，盡殲守兵。
努爾哈赤又先後分擊明之兩路援兵，川兵萬餘先敗，全軍覆沒，另一支援軍三萬倉皇逃竄。
一日之内，努爾哈赤敗敵六七萬，攻下要①《明熹宗實錄》卷3、7、8；《滿文老檔·太祖》卷19。
②《明熹宗實錄》卷2、3、7；《明史》卷259《熊廷弼傳》。
鎮沈陽。
沈陽一失，遼陽真是危如累卵，“兵不滿萬”，“身無介胄，器不精利”，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
努爾哈赤本可輕騎奪城，但他卻屯兵沈陽五日，論功行賞，将所獲人畜分與兵将，先行押回建州，于三月十八日才開始出發，十九日中午抵達遼陽。
明經略袁應泰、巡按張铨利用這一空隙，飛速征調援兵，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遼陽，五天之内，湊集了十三萬大軍。
此時，論兵數，明倍于金，論地形，明防守，得地利。
遼陽城牆堅固，池深水滿，熊廷弼在任時曾準備了上萬門大炮，其中七門重三千餘斤，一發可斃敵兵數百人，其餘炮亦重一千餘斤、二千餘斤，威力也很大。
如果袁應泰熟谙兵法，調度有方，據城死守，遼陽不會失陷。
設若努爾哈赤不講策略，一味猛攻，以弓矢對槍炮，用血肉之軀強登高城，傷亡必大，難以克城。
在這場勢均力敵的戰争中，統帥決策和指揮的正确與否，成為決定勝負的主要因素。
據朝鮮文獻記載稱，八旗軍“至遼陽，望見城池險固，兵衆甚盛，虜皆意沮欲退”。
眼看大勢将去，努爾哈赤在這十分險惡的關鍵時刻，發揮了非凡的軍事才幹，立即嚴正宣布，“一步退時，我已死矣，你等須先殺我後退去”，并“匹馬獨進”①。
這種斬釘截鐵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對八旗官兵發揮了巨大影響，使他們轉怯為勇，知難而進，軍心大振。
努爾哈赤又派遣少數人馬挑戰，引誘敵人，明軍果然中計。
袁應泰本已與諸将議定，“畏敵多，主守”，此時見金兵很少，“其騎可數”，遂因“賊少而主戰”，親督侯世祿等五位總兵官率兵出城五裡，在教場紮營。
明兵原已畏敵，至是又忽守忽戰，“軍心不定”，努爾哈赤乘機揮軍“奮力沖殺”，“明兵大潰而走”，“軍敗多死”。
金兵連續猛攻，原先派入之“奸細”從中内應，至三月二十一日攻下遼陽，袁應泰自盡，張铨被俘，不屈而死，遼河以東鎮江等七十餘城官民“俱削發降”。
過了十個月，天命七年正月，努爾哈赤又統軍大敗明軍于平陽橋，降廣甯，再獲大捷。
八旗軍進據遼東，伺機西征，努爾哈赤成為與明朝分庭抗禮的強大金國君汗了。
甯遠之敗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金國汗努爾哈赤統軍十三萬，号稱二十萬，離都城沈陽，親征明國。
此時，明的政治、軍事、财經等方面的形勢皆十分惡劣，正是金國進取的極好時機。
四年前明軍大敗之後，天啟帝授日講官、禮部右侍郎孫承宗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掌部務。
孫承宗才華出衆，榮中榜眼，精通兵法，①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以下簡稱《李朝實錄史料》）第3147頁。
性潔志高，救國心切，不畏艱險，力挽狂瀾。
他奏陳撫蒙古、恤遼民、重将權、選邊将、簡京軍、開屯田諸策，并奏準以原官督山海、薊、遼、天津、登、萊等處軍務，親主遼事。
他懲逃将，“清冒破”，汰冗兵，練士卒，築城堡，繕甲仗，買馬匹，采木石，軍備大整，使遼東形勢發生了有利于明朝的重大變化。
《明史》論其功績是：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複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裡，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
①尤其重要的是，他重用能臣袁崇煥和猛将滿桂，對遏制後金的進攻，起了很大的作用。
袁崇煥，萬曆四十七年（1613）進士，授邵武知縣，有膽略，好談兵，常向老校退卒談論塞上事，知邊塞情形，以邊才自許。
廣甯敗沒，崇煥正因朝觐在京，被破格擢兵部職方主事。
在人心洶洶争相逃潰之際，他卻單騎出閱關内外，還朝後具述關上形勢，慷慨宣言：“予我軍馬錢谷，我一人足守此。
”廷臣益奇其才，遂升山東按察司佥事，監關外軍，不久，改為甯前道。
時兵部尚書王在晉代替熊廷弼任遼東經略，議于山海關外八裡修築重關，役夫四萬，袁崇煥力言其非。
孫承宗采納其議，罷之，并依崇煥議，築甯遠城，承宗“益倚崇煥”。
崇煥“内附軍民，外饬邊備，勞績大著”，甯遠城築造得十分堅固，曾經一度荒涼殘破的甯遠，變成了“商旅輻辏，流移骈集”，“遠近望為樂土”的關外重鎮。
滿桂，原為蒙古人，幼入關内，居于宣府，早年從軍，屢立軍功，升至喜峰口參将。
承宗巡邊，見桂，壯其貌，與談兵事，對其才幹甚為驚奇，立擢副總兵，領中軍事，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