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後金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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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額亦都、阿敦等八旗高級官将。
“北關金、白兩酋”，是葉赫國主金台石、布揚古貝勒。
這就是說，明軍此次征剿，既要将努爾哈赤家族斬盡殺絕，又要消滅整個建州（實即滿族），①《明神宗實錄》卷578。
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明軍十萬，号稱四十七萬，火器數萬，聲勢浩大，後金女真總共約六萬丁，即使全民皆兵，也隻有兵六萬，少于明，而且使用弓箭刀槍，沒有火器，雙方力量對比，顯然是明軍占居優勢，似乎明軍是定勝無疑了。
然而，戰争結局卻出乎明帝意料，十萬大軍竟慘敗于八旗勁旅手下。
明軍兵分四路從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關會合，進攻後金首都赫圖阿拉（今遼甯新賓縣内）。
努爾哈赤早已料定明軍必來，加緊準備，從容應戰。
盡管明朝大軍壓境，兵多槍多炮多，但後金全國上下人員卻毫不驚慌。
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有三，一為保家衛族，隻有戰必取勝，别無他路。
女真滿族長期遭受明朝政府殘酷壓迫剝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對女真&mdash&mdash滿人“苦害欺淩，千态莫狀”①。
這次明軍來剿，不将其打敗，努爾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斬盡殺絕，八旗官将士兵也難逃一死，整個滿族就要被徹底消滅。
這是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戰，具有反壓迫、求生存、圖發展的戰争的正義性質，激勵了廣大滿族人民拚死抗敵的強烈鬥志，故對重兵壓境無所畏懼。
另一根本因素是後金國和滿族正處在興旺發達的上升勃興階段，昔日分裂的女真各部，今朝歸而為一。
滿族迅速形成并急劇發展，舉國上下練兵習武，競圖進取，一派興旺。
八旗勁旅取撫順，下清河，陣斬明朝大将，所向無敵，因而對與明交鋒，滿懷信心，沉着應戰。
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傑出的軍事家努爾哈赤的正确指揮，為重創明軍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從十三甲起兵以來，努爾哈赤基本上在戰場上度過了三十五個春秋，他身經百戰，熟谙兵法，善于發揮所長，克敵之短，以少勝多。
明軍二十萬（當時後金以為明軍是二十萬）雖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約定于二道關前會師，合攻都城，如果後金分軍迎戰，每路一萬多旗兵對抗十萬明軍，很難抵擋，更不易取勝，那時明兵會合，全師進擊，赫圖阿拉就危險了。
努爾哈赤果斷決定：“憑你幾路來，我隻一路去”②，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隻留少數兵防禦南路東路，八旗勁旅主要首先迎戰明主力西路杜松軍。
明軍槍炮衆多，利遠攻，不便于近戰。
八旗軍使用弓矢刀劍，長于騎射，利突襲決勝，不利于緩慢厮殺。
明兵遠來，人地生疏，糧饷難繼。
建州則生長于此，險易盡曉，行動便捷。
努爾哈赤充分發揮自己所長，盡量利用明軍之短，設下埋伏，誘敵入圍，突然奇襲。
明軍西路主帥杜松，出身于将門之家，兄長杜桐由末弁以軍功升至大帥。
杜松“勇健絕倫”，由舍人從軍，久曆戎陣，遍體鱗傷，屢建軍功，升①天聰四年後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②海濱野史：《建州私志》。
至總兵官，曆鎮延綏、薊州、遼東、山海關，且秉性清高，不貪财，不怕死，不巴結上司，不籠絡權貴，但性急“尚氣”，剛愎自用，圖功心切。
努爾哈赤設下埋伏，誘其輕騎奔馳，進入伏中，即親率八旗勁旅，以兩倍兵力，勇猛沖殺，于三月初一日在薩爾浒（今遼甯撫順市東大夥房水庫所在地）迅速消滅了明軍，斬殺杜松、王宣、趙夢麟三總兵，随即于第二日在尚間崖擊敗北路兵，主将馬林總兵匆忙逃走。
努爾哈赤又命大貝勒代善統軍迎戰明東路劉铤軍。
代善在距赫圖阿拉五十裡處的阿布達裡崗“設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号矢”（令箭）馳至明營，詐稱杜松已抵酋城，催軍往援。
劉铤雖系勇将虎子，所使镔鐵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風”，又久經征戰，頗谙兵法，軍功累累，升至總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獨有其功”，使己“宿名頓墜”，遂聽信其言，督軍迅進，陷入伏中。
代善揮軍猛攻，斬殺劉铤，全殲明軍，逼朝鮮兵一萬三千人投降。
明軍南路因奉經略楊鎬回師之檄，倉皇撤退。
明軍四路出擊，三路敗北，四位總兵戰死，陣亡道員、副總兵、參将、遊擊等官三百一十餘員，兵丁死亡四萬五千八百餘名，丢失馬騾駝二萬餘匹（頭），遺棄火器大小槍炮二萬件①。
聞名于世的薩爾浒之戰，以明軍慘敗而結束。
薩爾浒之戰，是明滿關系發生根本變化的轉折點，從此後金獲得了主動權。
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軍輕取被稱為“古之黃龍府”、“元之上都”的開原重鎮，斬殺總兵馬林等官将；七月克鐵嶺，生擒助明之蒙古喀爾喀部名酋齋賽。
八月滅葉赫，編降民萬餘戶，後金軍威震天下。
進據遼沈八旗勁旅于後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勝于薩爾浒，六月取開原，七月下鐵嶺，八月滅葉赫，所向無敵，進展神速，為輕取遼沈提供了極好的條件。
此時，明國出現了嚴重危機。
一是朝廷驚慌失措，調度無力。
昏君神宗朱翊鈞在“東事危急，京師十分可慮”的形勢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見長跪門外求見君主的文武群臣，還指責戶部拖欠金花銀兩。
庸相方從哲唯知順從帝意，不谙治政用兵，無法應付危局。
二是殘兵敗将，畏敵如虎。
八月遼東經略熊廷弼呈報遼東軍情說：沈陽雖有兵卒萬名，但“堪戰者不過一二千人”。
号稱兵強馬壯之遼東軍事重鎮遼陽，隻有殘兵二三萬，且“皆無甲無馬無器械，既不能戰，而守城又無火器，将領中軍千把總等官，俱賊殺盡，各兵無人統領，遼至今日，可謂無兵”。
且大敗之後，無車無牛無腳夫，不能運送糧草，至全軍嚴重缺糧①。
殘存兵将怯戰畏敵，就連熊廷弼和時人推①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1；《明經世文編》卷488，徐光啟：《遼左阽危已甚疏》。
①《明神宗實錄》卷585；《明熹宗實錄》卷1。
崇為“勇敢有謀”、“威名著河西”、有大将之才的甘肅總兵官李懷信，奉旨援遼時，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肅，“憚于援遼”。
第三，士氣不振，人心惶惶，軍民思逃。
早在萬曆四十七年六月末，開原剛陷，中固、鐵嶺、大奠、叆陽、孤山、撫安、柴河等數十城堡，不戰自棄，“沈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
贊畫劉國缙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萬七千餘名，分發鎮江、清河等處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隻剩下老弱殘兵三千餘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長疏，極言“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支”，“備陳兵馬軍民器械将領不堪戰守之狀”。
吏部等衙門尚書趙煥等臣，以“奴酋攻陷北關，經臣極言遼沈危急之形，無将無兵無馬無器械，軍民離心，不能戰守”，會合“大小衙門官員”，詣文華門，“直陳遼左垂亡，京師立蹙”，懇乞神宗視朝②。
連庸相方從哲也因形勢險惡，特上《遼左潰散人心離散疏》，奏稱：遼左喪敗之後，雖有傷殘之卒數萬，“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馬匹件件不備，火器俱無”，“以是，上自将領，下及軍民，無一人不為逃走計，無一念無一刻不為逃走計”，“今日遼陽之勢，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薊門之患，真剝膚不足喻其急”③。
以上事态表明，在萬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數月内，是後金軍奪取沈陽、遼陽進據遼東的最好時間，不需要花費多大氣力，就可達到這一目的。
但是，不知出于什麼考慮，努爾哈赤并未揮師西征，錯過了輕取遼東的大好良機，這可為明國提供了轉危為安的有利條件。
明遼東經略熊廷弼，有膽有識，才華橫溢。
雖系文官，由進士擢禦史，但他因邊患孔亟，苦練騎射，鑽研兵法，被譽為“善左右射”，有“蓋世之材”。
他于萬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經略後，面對敵強我弱，危在旦夕的險惡局勢，毫不畏懼，逆流而進，力挽狂瀾，擔起了拯救危亡的艱難重任。
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親巡邊境城堡。
當時，沈陽、遼陽軍民思逃，官員皆懼前往沈陽，熊廷弼卻于七月隻帶數百疲弱士卒，兼程前進，抵沈陽，複乘雪夜親赴鄰接建州的撫順城。
時兵燹之後，數百裡無人迹，他祭悼死難兵将士民，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
“北關金、白兩酋”，是葉赫國主金台石、布揚古貝勒。
這就是說，明軍此次征剿，既要将努爾哈赤家族斬盡殺絕，又要消滅整個建州（實即滿族），①《明神宗實錄》卷578。
這就是明廷之用兵目的。
明軍十萬，号稱四十七萬，火器數萬，聲勢浩大，後金女真總共約六萬丁，即使全民皆兵，也隻有兵六萬，少于明，而且使用弓箭刀槍，沒有火器，雙方力量對比，顯然是明軍占居優勢，似乎明軍是定勝無疑了。
然而，戰争結局卻出乎明帝意料，十萬大軍竟慘敗于八旗勁旅手下。
明軍兵分四路從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定于三月初二日在二道關會合，進攻後金首都赫圖阿拉（今遼甯新賓縣内）。
努爾哈赤早已料定明軍必來，加緊準備，從容應戰。
盡管明朝大軍壓境，兵多槍多炮多，但後金全國上下人員卻毫不驚慌。
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有三，一為保家衛族，隻有戰必取勝，别無他路。
女真滿族長期遭受明朝政府殘酷壓迫剝削，明帝及其文武百官“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對女真&mdash&mdash滿人“苦害欺淩，千态莫狀”①。
這次明軍來剿，不将其打敗，努爾哈赤家族固然要被斬盡殺絕，八旗官将士兵也難逃一死，整個滿族就要被徹底消滅。
這是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戰，具有反壓迫、求生存、圖發展的戰争的正義性質，激勵了廣大滿族人民拚死抗敵的強烈鬥志，故對重兵壓境無所畏懼。
另一根本因素是後金國和滿族正處在興旺發達的上升勃興階段，昔日分裂的女真各部，今朝歸而為一。
滿族迅速形成并急劇發展，舉國上下練兵習武，競圖進取，一派興旺。
八旗勁旅取撫順，下清河，陣斬明朝大将，所向無敵，因而對與明交鋒，滿懷信心，沉着應戰。
與此同樣重要的是，傑出的軍事家努爾哈赤的正确指揮，為重創明軍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從十三甲起兵以來，努爾哈赤基本上在戰場上度過了三十五個春秋，他身經百戰，熟谙兵法，善于發揮所長，克敵之短，以少勝多。
明軍二十萬（當時後金以為明軍是二十萬）雖分四路，但又不是完全分散兵力，而是約定于二道關前會師，合攻都城，如果後金分軍迎戰，每路一萬多旗兵對抗十萬明軍，很難抵擋，更不易取勝，那時明兵會合，全師進擊，赫圖阿拉就危險了。
努爾哈赤果斷決定：“憑你幾路來，我隻一路去”②，撤回各屯寨士卒，集中使用，隻留少數兵防禦南路東路，八旗勁旅主要首先迎戰明主力西路杜松軍。
明軍槍炮衆多，利遠攻，不便于近戰。
八旗軍使用弓矢刀劍，長于騎射，利突襲決勝，不利于緩慢厮殺。
明兵遠來，人地生疏，糧饷難繼。
建州則生長于此，險易盡曉，行動便捷。
努爾哈赤充分發揮自己所長，盡量利用明軍之短，設下埋伏，誘敵入圍，突然奇襲。
明軍西路主帥杜松，出身于将門之家，兄長杜桐由末弁以軍功升至大帥。
杜松“勇健絕倫”，由舍人從軍，久曆戎陣，遍體鱗傷，屢建軍功，升①天聰四年後金木刻揭榜“七大恨”。
②海濱野史：《建州私志》。
至總兵官，曆鎮延綏、薊州、遼東、山海關，且秉性清高，不貪财，不怕死，不巴結上司，不籠絡權貴，但性急“尚氣”，剛愎自用，圖功心切。
努爾哈赤設下埋伏，誘其輕騎奔馳，進入伏中，即親率八旗勁旅，以兩倍兵力，勇猛沖殺，于三月初一日在薩爾浒（今遼甯撫順市東大夥房水庫所在地）迅速消滅了明軍，斬殺杜松、王宣、趙夢麟三總兵，随即于第二日在尚間崖擊敗北路兵，主将馬林總兵匆忙逃走。
努爾哈赤又命大貝勒代善統軍迎戰明東路劉铤軍。
代善在距赫圖阿拉五十裡處的阿布達裡崗“設伏于山谷”，遣明降官持所得杜松之“号矢”（令箭）馳至明營，詐稱杜松已抵酋城，催軍往援。
劉铤雖系勇将虎子，所使镔鐵大刀重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風”，又久經征戰，頗谙兵法，軍功累累，升至總兵官，但因害怕杜松“獨有其功”，使己“宿名頓墜”，遂聽信其言，督軍迅進，陷入伏中。
代善揮軍猛攻，斬殺劉铤，全殲明軍，逼朝鮮兵一萬三千人投降。
明軍南路因奉經略楊鎬回師之檄，倉皇撤退。
明軍四路出擊，三路敗北，四位總兵戰死，陣亡道員、副總兵、參将、遊擊等官三百一十餘員，兵丁死亡四萬五千八百餘名，丢失馬騾駝二萬餘匹（頭），遺棄火器大小槍炮二萬件①。
聞名于世的薩爾浒之戰，以明軍慘敗而結束。
薩爾浒之戰，是明滿關系發生根本變化的轉折點，從此後金獲得了主動權。
天命四年（1619）六月，八旗軍輕取被稱為“古之黃龍府”、“元之上都”的開原重鎮，斬殺總兵馬林等官将；七月克鐵嶺，生擒助明之蒙古喀爾喀部名酋齋賽。
八月滅葉赫，編降民萬餘戶，後金軍威震天下。
進據遼沈八旗勁旅于後金天命四年（1619）三月大勝于薩爾浒，六月取開原，七月下鐵嶺，八月滅葉赫，所向無敵，進展神速，為輕取遼沈提供了極好的條件。
此時，明國出現了嚴重危機。
一是朝廷驚慌失措，調度無力。
昏君神宗朱翊鈞在“東事危急，京師十分可慮”的形勢下，仍然不理朝政，不見長跪門外求見君主的文武群臣，還指責戶部拖欠金花銀兩。
庸相方從哲唯知順從帝意，不谙治政用兵，無法應付危局。
二是殘兵敗将，畏敵如虎。
八月遼東經略熊廷弼呈報遼東軍情說：沈陽雖有兵卒萬名，但“堪戰者不過一二千人”。
号稱兵強馬壯之遼東軍事重鎮遼陽，隻有殘兵二三萬，且“皆無甲無馬無器械，既不能戰，而守城又無火器，将領中軍千把總等官，俱賊殺盡，各兵無人統領，遼至今日，可謂無兵”。
且大敗之後，無車無牛無腳夫，不能運送糧草，至全軍嚴重缺糧①。
殘存兵将怯戰畏敵，就連熊廷弼和時人推①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卷1；《明經世文編》卷488，徐光啟：《遼左阽危已甚疏》。
①《明神宗實錄》卷585；《明熹宗實錄》卷1。
崇為“勇敢有謀”、“威名著河西”、有大将之才的甘肅總兵官李懷信，奉旨援遼時，也一再拖延行期，安坐甘肅，“憚于援遼”。
第三，士氣不振，人心惶惶，軍民思逃。
早在萬曆四十七年六月末，開原剛陷，中固、鐵嶺、大奠、叆陽、孤山、撫安、柴河等數十城堡，不戰自棄，“沈陽之民又逃，軍亦逃矣”。
贊畫劉國缙好不容易招募了新兵一萬七千餘名，分發鎮江、清河等處防守，很快就大部逃走，隻剩下老弱殘兵三千餘名。
九月初，熊廷弼特上長疏，極言“遼左大勢久去，戰守已無可支”，“備陳兵馬軍民器械将領不堪戰守之狀”。
吏部等衙門尚書趙煥等臣，以“奴酋攻陷北關，經臣極言遼沈危急之形，無将無兵無馬無器械，軍民離心，不能戰守”，會合“大小衙門官員”，詣文華門，“直陳遼左垂亡，京師立蹙”，懇乞神宗視朝②。
連庸相方從哲也因形勢險惡，特上《遼左潰散人心離散疏》，奏稱：遼左喪敗之後，雖有傷殘之卒數萬，“然皆露頂赤身，空拳徒步”，“盔甲器械馬匹件件不備，火器俱無”，“以是，上自将領，下及軍民，無一人不為逃走計，無一念無一刻不為逃走計”，“今日遼陽之勢，真累卵不足喻其危，山海薊門之患，真剝膚不足喻其急”③。
以上事态表明，在萬曆四十七年七月至十一月的數月内，是後金軍奪取沈陽、遼陽進據遼東的最好時間，不需要花費多大氣力，就可達到這一目的。
但是，不知出于什麼考慮，努爾哈赤并未揮師西征，錯過了輕取遼東的大好良機，這可為明國提供了轉危為安的有利條件。
明遼東經略熊廷弼，有膽有識，才華橫溢。
雖系文官，由進士擢禦史，但他因邊患孔亟，苦練騎射，鑽研兵法，被譽為“善左右射”，有“蓋世之材”。
他于萬曆四十七年六月被擢任經略後，面對敵強我弱，危在旦夕的險惡局勢，毫不畏懼，逆流而進，力挽狂瀾，擔起了拯救危亡的艱難重任。
他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親巡邊境城堡。
當時，沈陽、遼陽軍民思逃，官員皆懼前往沈陽，熊廷弼卻于七月隻帶數百疲弱士卒，兼程前進，抵沈陽，複乘雪夜親赴鄰接建州的撫順城。
時兵燹之後，數百裡無人迹，他祭悼死難兵将士民，招流移，繕守具，分置士馬，耀兵奉集，相度形勢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