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後金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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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遣其與袁崇煥同守甯遠。
滿桂忠勇絕倫，不好聲色，與士卒同甘苦，助崇煥苦心經營，将甯遠建成重鎮，軍民增至五萬餘家，承宗奏上其功，擢都督佥事，加總兵銜，領後部兵一萬五千名。
經過孫承宗、袁崇煥、滿桂等人和廣大軍民的艱苦努力，遼東形勢迅速好轉，本可确保關甯安全，再伺機進取，收複遼沈。
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棟梁。
昏君明熹宗寵信太監魏忠賢，朝政極端腐敗。
承宗欲劾除魏珰，被魏忠賢唆使黨羽，連疏劾孫，迫使孫承宗于天啟五年十月緻仕，而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遼東經略。
高第膽小如鼠，畏敵如虎，下令盡撤錦州、右屯、大淩河、小淩河、杏山、松山、塔山諸城防守兵械器具，盡驅屯民入關，丢棄米粟十餘萬石，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高第還曾命令撤甯遠、前屯兩城，袁崇煥拒不從命，理直氣壯地說：“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
”雖然頂住了高第的亂命，未曾撤退，但甯遠已成孤城。
這種情形，正為金軍席卷關外，進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然而，這次戰争卻是另一種結局，金軍于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過遼①《明史》卷250，《孫承宗傳》。
河以後，明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連下右屯、大淩河、錦州、小淩河、杏山、連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甯遠城下。
二十四日，努爾哈赤揮軍猛攻，騎兵步兵一擁而上，車、牌、勾、梯、箭全至，萬矢齊發，“箭上城如雨，懸牌間如蝟”，奮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傷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無奈，隻好于二十七日撤退，金軍傷亡慘重。
努爾哈赤亦負傷，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來第一次戰敗，而且可以說是慘敗，明軍則打了第一個大勝仗。
為什麼明國朝政昏濁，宦官專權，文官愛錢，武将怕死，兵無鬥志，民心驚慌，危機深重，本來似乎已經注定關外四百裡定将丢掉，甯遠孤城必難保住，金兵可以輕取甯遠占有全遼了，卻出現了這樣一種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明勝金敗的結局，乍看起來，頗為離奇，仔細觀察，這也不足為怪。
努爾哈赤進攻甯遠的失敗，有其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
從明軍而言，固然萬歲、九千歲（魏忠賢）、宰相、經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輩，武将也大都貪生怕死，一戰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雙全忠貞不屈之臣，廣大軍民更有抗戰保國之心，隻要統帥得人，是能領導軍民擊退金兵進攻的。
甯前道袁崇煥就是這樣一位力挽狂瀾的傑出領袖。
袁崇煥臨危不懼，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鎮靜自若，發揮了非凡的軍事才幹，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
第一，力增守兵。
甯遠兵士原并不多，崇煥将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甯遠，兵數增至将近二萬。
第二，确定死守。
他召集各将商議抗敵方略。
總兵官滿桂、副總兵左輔、參将祖大壽根據以往作戰經驗，皆認為不能和金兵野戰，而應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鋒，以死守争”。
祖大壽遂建議塞門死守，衆将贊同，議定。
第三，激勵将士。
他“刺血為書，激以忠義”，對将士下拜，衆皆感動，“将士鹹請效死”，軍民同仇敵忾，誓與金兵決一死戰。
第四，發揮火炮之長。
他采納王喇嘛的建議，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裝在城上，布滿各種火器，準備了大量彈藥。
第五，分工負責。
他調配各将各負其責，滿桂提督全城，兼管東南，左輔守西面，祖大壽守南面，副總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維楧“查察奸細”，通判金啟倧按城四隅，編排民夫，供給飲食，衛官裴國珍備辦物料，諸生守巷口，禁止亂行，“有一人行動者，即殺”，“城上人下城者，即殺”。
他又檄告後面前屯衛、山海關守将，凡有甯遠兵逃來，就地格殺。
第六，堅壁清野。
盡焚城外房舍、積刍，将外城騰空，城廂商民盡遷入城。
兵将商民同心抗敵，戰守調配周密妥當，袁崇煥又臨戰指揮得宜，大顯槍炮火器威力，“一炮殲虜數百”，“每用西洋炮，則牌車如拉朽”，“打死北騎無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燒毀戰車。
親睹戰況的朝鮮譯官韓瑗記述其情說：崇煥預空外城，誘入金兵，雙方戰酣之時，自内城各堞之間，“推出木櫃子，甚大且長，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櫃中實伏甲士，立于櫃上，俯下矢石，如是層層[屢]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無數”，“又放大炮”。
“須臾，地炮大發，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俱人馬騰空，亂堕者無數，賊大挫而退”。
①這樣智勇雙全、忠貞無畏的統帥，這樣拚死殺敵的廣大軍民将兵，誰能擊敗！這是金軍敗于甯遠的一個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爾哈赤在軍國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嚴重錯誤。
從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進據遼沈以後，在治理國政上，他犯了三大錯誤。
第一，從“恩養尼堪”（尼堪，意為漢人），恩威并行，轉變為敵視漢民，全面鎮壓，濫施屠殺。
他屠複州，禁逃亡，大捕“無谷之人”，大殺反金人員，喪盡民心。
第二，從任用依賴漢官，轉變為懷疑、排斥、歧視漢官，連其孫女婿“撫順額驸”李永芳這樣忠心效勞于金汗的降将，也因直言進谏，他都要懷疑，一度将其革職，拘其族人，其他漢官怎不寒心，誰敢忠谏，誰願獻策？第三，内争疊起，疑案紛生，傷人太多。
以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八旗貝勒而言，四大貝勒中，大貝勒代善被廢去太子之位，二大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訓斥，三大貝勒莽古爾泰之母金國大福晉無辜被休，四大貝勒皇太極受責罰銀沒收牛錄。
執政貝勒中，齋桑古、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碩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和訓斥。
糾紛之多，争奪之劇，使努爾哈赤找不到一個合适的繼承人，隻好宣布今後要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
八旗高級官将，如督堂、總兵官扈爾漢、阿敦、烏爾古岱、巴笃禮，大巴克什額爾德尼、達海，或斬或囚，或降職革任，波動也不小。
結果是汗威無比，群臣畏懼，三緘其口，努爾哈赤成為一個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難辨是非，錯上加錯，搞得金國民不聊生，百業凋敝，逃徙滿路，田園荒蕪，糧谷奇缺，物價騰貴，出現了人相食之悲慘局面。
這樣的背景，怎能進行長期戰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敵的金城湯池。
而且，這些弊政，直接影響到明國軍民的态度。
努爾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轄區内大殺漢人時，提出的一條理由就是，殺了這些人，才好放心地對外用兵。
殘酷的民族屠殺政策無疑是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因此，一聽金兵來攻，關外錦州等地軍民紛紛内遷，不願留下受死。
甯遠軍民齊心抗敵，死守孤城，通判金啟倧、袁崇煥的家人羅立，都因燃炮猛轟金軍而以身殉國。
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藥，燒毀金兵戰車。
像武舉人金士麒，以迎父喪出關，聞警，“率義男三百人力戰”，全部死節。
①在軍事上，努爾哈赤也有不少錯誤。
他屢敗明軍，因而驕傲輕敵，訓練不力。
入遼以來，“步兵騎兵三年未戰，兵主（兵之額真）怠惰，卒無鬥志，車、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銳利”②。
他的思想已經僵化，攻甯遠時，沿襲故技，戰術陳舊，以箭矢對槍炮，以血肉之軀迎炮彈，以穴城敵火毬，而袁崇煥卻揚己之長，避己之短，克敵之弱，用西洋大炮對付八旗勁旅的弓矢①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載李肯翊：《燃藜室記述》。
①《滿文老檔·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實錄》卷70。
②《滿文老檔·太祖》卷71。
刀戈，以堅壁清野來制服掠糧養軍的清兵，以憑城死守來避開金兵的野戰沖殺。
雙方軍事統帥的正确與錯誤，也是造成明勝金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努爾哈赤被打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袁崇煥又遣使備禮物緻謝努爾哈赤說：“老将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于小子，豈其數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憤恚，“大懷忿恨而回”③。
戰陣勞累，受挫生氣，憂愁難眠，積恨成疾，兼之甯遠之戰受傷又未痊愈，癰疽發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在離沈陽四十裡的叆雞堡逝世，終年六十八歲。
③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轉引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卷25。
滿桂忠勇絕倫，不好聲色，與士卒同甘苦，助崇煥苦心經營，将甯遠建成重鎮，軍民增至五萬餘家，承宗奏上其功，擢都督佥事，加總兵銜，領後部兵一萬五千名。
經過孫承宗、袁崇煥、滿桂等人和廣大軍民的艱苦努力，遼東形勢迅速好轉，本可确保關甯安全，再伺機進取，收複遼沈。
然而，明朝政府太腐朽了，竟又自伐棟梁。
昏君明熹宗寵信太監魏忠賢，朝政極端腐敗。
承宗欲劾除魏珰，被魏忠賢唆使黨羽，連疏劾孫，迫使孫承宗于天啟五年十月緻仕，而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遼東經略。
高第膽小如鼠，畏敵如虎，下令盡撤錦州、右屯、大淩河、小淩河、杏山、松山、塔山諸城防守兵械器具，盡驅屯民入關，丢棄米粟十餘萬石，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高第還曾命令撤甯遠、前屯兩城，袁崇煥拒不從命，理直氣壯地說：“我甯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
”雖然頂住了高第的亂命，未曾撤退，但甯遠已成孤城。
這種情形，正為金軍席卷關外，進逼山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然而，這次戰争卻是另一種結局，金軍于天命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渡過遼①《明史》卷250，《孫承宗傳》。
河以後，明錦州等城官兵早已撤退，八旗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連下右屯、大淩河、錦州、小淩河、杏山、連山、塔山、松山等城，二十三日直抵甯遠城下。
二十四日，努爾哈赤揮軍猛攻，騎兵步兵一擁而上，車、牌、勾、梯、箭全至，萬矢齊發，“箭上城如雨，懸牌間如蝟”，奮力攻打，不克，第二日攻，傷亡更重，二十六日再打，亦不能下，無奈，隻好于二十七日撤退，金軍傷亡慘重。
努爾哈赤亦負傷，這是他起兵四十二年以來第一次戰敗，而且可以說是慘敗，明軍則打了第一個大勝仗。
為什麼明國朝政昏濁，宦官專權，文官愛錢，武将怕死，兵無鬥志，民心驚慌，危機深重，本來似乎已經注定關外四百裡定将丢掉，甯遠孤城必難保住，金兵可以輕取甯遠占有全遼了，卻出現了這樣一種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明勝金敗的結局，乍看起來，頗為離奇，仔細觀察，這也不足為怪。
努爾哈赤進攻甯遠的失敗，有其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因素。
從明軍而言，固然萬歲、九千歲（魏忠賢）、宰相、經略等人均系昏庸之輩，武将也大都貪生怕死，一戰即逃，但也有仁人志士，也有智勇雙全忠貞不屈之臣，廣大軍民更有抗戰保國之心，隻要統帥得人，是能領導軍民擊退金兵進攻的。
甯前道袁崇煥就是這樣一位力挽狂瀾的傑出領袖。
袁崇煥臨危不懼，把生死置之度外，誓死抗金，鎮靜自若，發揮了非凡的軍事才幹，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
第一，力增守兵。
甯遠兵士原并不多，崇煥将右屯等城及城外士兵撤回，同守甯遠，兵數增至将近二萬。
第二，确定死守。
他召集各将商議抗敵方略。
總兵官滿桂、副總兵左輔、參将祖大壽根據以往作戰經驗，皆認為不能和金兵野戰，而應防守，提出“奴兵未可争鋒，以死守争”。
祖大壽遂建議塞門死守，衆将贊同，議定。
第三，激勵将士。
他“刺血為書，激以忠義”，對将士下拜，衆皆感動，“将士鹹請效死”，軍民同仇敵忾，誓與金兵決一死戰。
第四，發揮火炮之長。
他采納王喇嘛的建議，将西洋大炮撤入城内，裝在城上，布滿各種火器，準備了大量彈藥。
第五，分工負責。
他調配各将各負其責，滿桂提督全城，兼管東南，左輔守西面，祖大壽守南面，副總兵朱梅守北面，同知程維楧“查察奸細”，通判金啟倧按城四隅，編排民夫，供給飲食，衛官裴國珍備辦物料，諸生守巷口，禁止亂行，“有一人行動者，即殺”，“城上人下城者，即殺”。
他又檄告後面前屯衛、山海關守将，凡有甯遠兵逃來，就地格殺。
第六，堅壁清野。
盡焚城外房舍、積刍，将外城騰空，城廂商民盡遷入城。
兵将商民同心抗敵，戰守調配周密妥當，袁崇煥又臨戰指揮得宜，大顯槍炮火器威力，“一炮殲虜數百”，“每用西洋炮，則牌車如拉朽”，“打死北騎無算”，守兵猛扔火球、火把，燒毀戰車。
親睹戰況的朝鮮譯官韓瑗記述其情說：崇煥預空外城，誘入金兵，雙方戰酣之時，自内城各堞之間，“推出木櫃子，甚大且長，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櫃中實伏甲士，立于櫃上，俯下矢石，如是層層[屢]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無數”，“又放大炮”。
“須臾，地炮大發，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俱人馬騰空，亂堕者無數，賊大挫而退”。
①這樣智勇雙全、忠貞無畏的統帥，這樣拚死殺敵的廣大軍民将兵，誰能擊敗！這是金軍敗于甯遠的一個根本因素。
另一重要因素是，努爾哈赤在軍國大政和用兵之道上犯了嚴重錯誤。
從天命五年尤其是六年三月進據遼沈以後，在治理國政上，他犯了三大錯誤。
第一，從“恩養尼堪”（尼堪，意為漢人），恩威并行，轉變為敵視漢民，全面鎮壓，濫施屠殺。
他屠複州，禁逃亡，大捕“無谷之人”，大殺反金人員，喪盡民心。
第二，從任用依賴漢官，轉變為懷疑、排斥、歧視漢官，連其孫女婿“撫順額驸”李永芳這樣忠心效勞于金汗的降将，也因直言進谏，他都要懷疑，一度将其革職，拘其族人，其他漢官怎不寒心，誰敢忠谏，誰願獻策？第三，内争疊起，疑案紛生，傷人太多。
以最高統治集團成員八旗貝勒而言，四大貝勒中，大貝勒代善被廢去太子之位，二大貝勒阿敏遭到汗伯父訓斥，三大貝勒莽古爾泰之母金國大福晉無辜被休，四大貝勒皇太極受責罰銀沒收牛錄。
執政貝勒中，齋桑古、德格類、濟爾哈朗、嶽托、碩托，皆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和訓斥。
糾紛之多，争奪之劇，使努爾哈赤找不到一個合适的繼承人，隻好宣布今後要實行八和碩貝勒共治國政的制度。
八旗高級官将，如督堂、總兵官扈爾漢、阿敦、烏爾古岱、巴笃禮，大巴克什額爾德尼、達海，或斬或囚，或降職革任，波動也不小。
結果是汗威無比，群臣畏懼，三緘其口，努爾哈赤成為一個真正的孤家寡人，不明下情，難辨是非，錯上加錯，搞得金國民不聊生，百業凋敝，逃徙滿路，田園荒蕪，糧谷奇缺，物價騰貴，出現了人相食之悲慘局面。
這樣的背景，怎能進行長期戰争，攻克兵民誓死抗敵的金城湯池。
而且，這些弊政，直接影響到明國軍民的态度。
努爾哈赤于天命十年十月在轄區内大殺漢人時，提出的一條理由就是，殺了這些人，才好放心地對外用兵。
殘酷的民族屠殺政策無疑是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因此，一聽金兵來攻，關外錦州等地軍民紛紛内遷，不願留下受死。
甯遠軍民齊心抗敵，死守孤城，通判金啟倧、袁崇煥的家人羅立，都因燃炮猛轟金軍而以身殉國。
五十健丁舍生下城，燃放火藥，燒毀金兵戰車。
像武舉人金士麒，以迎父喪出關，聞警，“率義男三百人力戰”，全部死節。
①在軍事上，努爾哈赤也有不少錯誤。
他屢敗明軍，因而驕傲輕敵，訓練不力。
入遼以來，“步兵騎兵三年未戰，兵主（兵之額真）怠惰，卒無鬥志，車、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銳利”②。
他的思想已經僵化，攻甯遠時，沿襲故技，戰術陳舊，以箭矢對槍炮，以血肉之軀迎炮彈，以穴城敵火毬，而袁崇煥卻揚己之長，避己之短，克敵之弱，用西洋大炮對付八旗勁旅的弓矢①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載李肯翊：《燃藜室記述》。
①《滿文老檔·太祖》卷27、32、51、54、61、66；《明熹宗實錄》卷70。
②《滿文老檔·太祖》卷71。
刀戈，以堅壁清野來制服掠糧養軍的清兵，以憑城死守來避開金兵的野戰沖殺。
雙方軍事統帥的正确與錯誤，也是造成明勝金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努爾哈赤被打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袁崇煥又遣使備禮物緻謝努爾哈赤說：“老将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于小子，豈其數耶！”使他感到更加痛苦憤恚，“大懷忿恨而回”③。
戰陣勞累，受挫生氣，憂愁難眠，積恨成疾，兼之甯遠之戰受傷又未痊愈，癰疽發作，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在離沈陽四十裡的叆雞堡逝世，終年六十八歲。
③李星齡：《春坡堂日月錄》，轉引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卷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