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作為一場階級鬥争

海強學會自任的張之洞也就是它的斷送者。

    兩處強學會的同時但是“不謀而合”（蔡爾康語）地被取消，說明了連這樣微弱的改良主義運動也是當時封建勢力所不許可的。

    問題并不在于李鴻章或是張之洞個人一時的喜怒，他們的舉動是封建統治利益所決定的。

     從保國會到百日維新更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争。

     德帝國主義的侵占膠州引起全國的震動，統治集團内部産生了分化，帝黨、後黨的矛盾加劇，當權的頑固派感到沒有出路，暫時收斂一下兇惡的氣焰。

    一些大臣們感到彷徨失措，也就願意聽聽維新派的方案。

    這樣維新派就有抓住了皇帝的機會而直接提出救亡變法的主張。

    維新派以三年前上谕中的幾句話為根據來組織保國會。

    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宗旨，進行全國性的（北京、上海兩總會）和以省為單位的救亡組織，實際上也就是在廣泛地組織資産階級政黨。

    “保國保種”就是保衛國家和民族的生存。

    “保教”（康有為所謂孔教）在落後的名詞上反映着反對外國教會和奴化教育的積極意義。

    而且從康有為手拟的保國會章程中，可以看出所謂“保教”在組織會員上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助”的合群作用。

    這樣維新派内有皇帝外有所聯系的各地士紳，變法運動就急轉直下，百日維新開始了。

     在保國會和百日維新時期，頑固派給予維新派一個寂寂無聞的錯覺。

    其實他們不但在密切注意着事情的發展，而且在磨刀霍霍地等待着。

    維新派自身既無确可憑借的階級力量，又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群衆，處在極其孤立的地位，隻是把有志無權的光緒皇帝當作一世之雄的彼得大帝而急急忙忙地發布了許許多多的改革命令。

    維新派自己也曾以“狂泉”的譬喻說明保國會的四面楚歌。

    梁啟超也說京中數将及萬的會試舉人對于他請廢八股而表示的“不共戴天之仇”。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維新派無法改變它孤立的地位，以至于後來簡直就是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