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作為一場階級鬥争

為一個帝黨而謀孤注一擲。

    而相反的，頑固派卻是以逸待勞地等候着最後決定性的反擊的時機。

    《定國是诏》下的第四天，帝黨的重要人物翁同龢就被輕輕地開缺回籍了。

    當變法轟轟烈烈地進行的時候，頑固派已經完成遠遠合圍的部署了。

    等到維新派發現他們已成為人家的俎上魚肉時，他們就急着想去倚靠一個軍事實力派。

    這件事實本身正是維新派自上而下的基本路線的必然結果，因而不能看作僅僅是一時失策或是所托非人。

    但是這樣一來，他們不但授敵以柄，也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無能，頑固派的毒手就十分容易地把這一場階級鬥争結束了。

     但是，盡管維新派在鬥争中表現得如此軟弱，他們究竟是做了一番十分勇敢的鬥争。

    這個鬥争雖然不是對整個封建主義，卻是對封建主義中最頑固、最兇惡、最落後勢力的一場惡戰。

    當時客觀的曆史發展促使生産力要求沖破舊的生産關系，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度裡，資産階級主要是由封建官僚、豪紳、富商轉化形成的，這個階級的下層力量在這時期更是微不足道。

    因此，在當時，這個沒有獨立力量的資産階級内就隻能由一批有資本主義傾向的上層知識分子來代表，他們的改良主義路線是由他們本身，也是由當時整個資産階級和封建主義的密切聯系決定的。

    但是他們和封建主義突出的頑固勢力是無法妥協的，因而一場惡戰又是不可避免的。

    維新運動是改良主義運動但又具有階級鬥争性質，一方面是客觀形勢決定的，一方面又是由于中國資産階級本身“還有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維新運動之所以有巨大曆史作用也正由于它具有這些階級鬥争的性質。

    譚嗣同等志士們以流血犧牲殺身成仁來結束這一場惡戰，在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曆史過程中，寫下極其動人的一頁。

     因此在今天我們紀念戊戌維新運動，是因為這個運動雖然是由有資産階級傾向的封建士紳發動的，但它作為一個救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