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運動作為一個文化思想上的革新運動
關燈
小
中
大
的道路和方向。
這樣康有為就能夠把陳舊的公羊學說和婆羅門教義化為一時進步的學說，并且以此武裝自己同封建文化沖擊。
我不很同意一些同志着重考慮西洋某些學說（如《天演論》）介紹到中國的年代從而斷定康有為的思想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
這種考慮方法我看是太機械了。
康有為完全可以在看到《天演論》以前獨立地達到他大同學說的基本見解。
而且在嚴複翻譯赫胥黎書之前，康有為也盡有機會聽到《天演論》的一些内容。
《大同書》出版年代很晚，和初稿也必然很少共同之處。
但是康有為早有“太平大同之學”，而這是他當時的基本思想，是無可疑的。
梁啟超最得力于他的，也就是這個學說。
〔1〕譚嗣同著《仁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梁啟超說他當時連“盧梭《民約論》之名并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
譚嗣同對西方資産階級學說未必毫無接觸，但梁啟超指出思想解放是他寫成《仁學》最主要的條件，這是精辟的見解。
這些都證明客觀存在決定人們意識的真理。
康有為、譚嗣同自身思想得到“解放”，也是當時形勢逼出來的，不是抄襲西洋的結果。
維新派當時能夠在打破傳統束縛這方面做出一些成績，也就在于他們按照自己所能看到的社會需要的标準去吸取西方資産階級民主的文化，作為實踐的工具。
當然廣泛介紹的工作對新思想的啟蒙，在當時也是重要的，例如嚴複的一些譯著也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本人仍是一個“不願亡國但是缺乏勇氣的保守士人”，對于維新運動的作用，和康、梁、譚等人就不能相提并論了。
〔1〕一八九七年梁啟超給康有為信說他讀内典後發現：“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
”（見《翼教叢編》附錄，卷四）我以為康所秘不示人者是他那個所想象的烏托邦的内容，至于把曆史看作是進步的、發展的這個基本思想，不但不必守秘，也不可能守秘。
我國曆史學者們說明《大同書》所起的作用，就在于此。
這樣康有為就能夠把陳舊的公羊學說和婆羅門教義化為一時進步的學說，并且以此武裝自己同封建文化沖擊。
我不很同意一些同志着重考慮西洋某些學說（如《天演論》）介紹到中國的年代從而斷定康有為的思想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
這種考慮方法我看是太機械了。
康有為完全可以在看到《天演論》以前獨立地達到他大同學說的基本見解。
而且在嚴複翻譯赫胥黎書之前，康有為也盡有機會聽到《天演論》的一些内容。
《大同書》出版年代很晚，和初稿也必然很少共同之處。
但是康有為早有“太平大同之學”，而這是他當時的基本思想，是無可疑的。
梁啟超最得力于他的，也就是這個學說。
〔1〕譚嗣同著《仁學》也有同樣的情況，梁啟超說他當時連“盧梭《民約論》之名并未夢見，而理想多與暗合，蓋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
譚嗣同對西方資産階級學說未必毫無接觸，但梁啟超指出思想解放是他寫成《仁學》最主要的條件，這是精辟的見解。
這些都證明客觀存在決定人們意識的真理。
康有為、譚嗣同自身思想得到“解放”，也是當時形勢逼出來的，不是抄襲西洋的結果。
維新派當時能夠在打破傳統束縛這方面做出一些成績，也就在于他們按照自己所能看到的社會需要的标準去吸取西方資産階級民主的文化，作為實踐的工具。
當然廣泛介紹的工作對新思想的啟蒙，在當時也是重要的，例如嚴複的一些譯著也起了很大作用，但他本人仍是一個“不願亡國但是缺乏勇氣的保守士人”，對于維新運動的作用，和康、梁、譚等人就不能相提并論了。
〔1〕一八九七年梁啟超給康有為信說他讀内典後發現：“吾教太平大同之學皆婆羅門舊教所有，佛吐棄不屑道者，覺平生所學失所憑依奈何。
”（見《翼教叢編》附錄，卷四）我以為康所秘不示人者是他那個所想象的烏托邦的内容，至于把曆史看作是進步的、發展的這個基本思想，不但不必守秘，也不可能守秘。
我國曆史學者們說明《大同書》所起的作用，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