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派的産生和變法運動的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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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來反對《孔子改制考》中所提出的變法主張。

    一八九七年冬,德帝國主義占領膠東,中國被瓜分的危機益形深重,康複來北京第五次上書光緒,并組織保國會。

    這次的上書,博得了光緒皇帝的信任。

    次年他和維新派進入政府,從六月到九月,通過皇帝的谕旨進行政治上的變法維新。

     康有為的主張,總的說來就是:(一)在經濟上要求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要求開放民族資本的道路,廣泛采用機器制造。

    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當然不可能解決農民的要求,但是也強調農業應該資本主義化。

    (二)在政治上要求君主立憲制,開放政權,求選人才,參加政府,實質上就是要求讓新興的資産階級分子參加政權。

    (三)提出救亡的主張,保障民族的獨立、生存。

    他在保國會的演說中曾說:“如果不振作,吾四萬萬之人,吾萬千之士大夫将何依何歸,何去何從乎?故今日當如大敗之餘,人自為戰。

    救亡之法無他,隻有發憤而已。

    ” 梁啟超,生于一八七三年,戊戌變法時才二十五歲。

    他是康有為的學生,康有為在政治上的主張也就是梁的主張。

    梁極會寫文章,他發揮康有為的理論,提出“以群為體,以變為用”的主張。

    他之所謂群,就是士大夫階級。

    而群的目的就是保國保種,提倡聯合黃種,君民同治,以孔教為國教,反對專制獨裁、外國侵略者及買辦洋務派。

    變的目的在變政體,方法是廢科舉、開學校、改官制、地方自治,反對變枝節。

    一八九七年,他去湖南講學,宣傳變法的理論和政綱,對維新運動的推進,起了重大的作用。

     譚嗣同是維新派中最激進的分子。

    他出身于官僚家庭,父親譚繼洵是湖北巡撫。

    他自幼讀王夫之的《船山遺書》,早年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中日戰争更刺激他發憤研究并提倡新學。

    一八九六年,他在南京著《仁學》,每成一篇,必與梁啟超相商。

    康、梁的思想當然對他有影響,但他卻有他自己獨特的見解。

    在君民關系上,康、梁主張君民同治,而譚嗣同卻主張民治,反對君權,反對君臣之論。

    他說:“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賦稅之取于民,所以為辦事之資也。

    ”在對頑固派、洋務派的态度上,康、梁主張妥協調和,譚嗣同卻主張鬥争。

    他說:“今日中國能鬥到新舊兩黨流血滿地,方有複興之望。

    今日但觀誰勇猛耳。

    ”他的思想已沖破封建思想的羅網,接近于革命的主張。

     嚴複,福建人,變法時已四十五歲。

    一八七六年,曾遊學英國海軍大學。

    一八九八年,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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