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新派的産生和變法運動的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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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出版《國聞報》，譯載外國重要政事及名著。
所譯赫胥黎之《天演論》，就在報上按期發表。
《天演論》中“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論點，在當時全部中國被帝國主義魚肉的局面下，起了促進民族意識覺醒的作用。
嚴複與維新派有聯系，在當時，上海《時務報》和天津《國聞報》分居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因而嚴複的思想影響不下于梁啟超。
但他卻是一個不甘心亡國而又缺乏勇氣的知識分子。
因為不願亡國，主張“設議院于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舉其守宰”；因為缺乏勇氣，他一面痛恨專制政治，一面又崇拜專制皇帝。
在上皇帝萬言書裡，不敢提出民權，而隻請“結百姓之心”。
戊戌政變後，嚴複沒有被頑固派追究，并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北京的強學會設立後，張之洞見學會勢盛，曾捐銀五千兩充會費。
同年八九月間，康有為往南京，請張之洞成立上海強學會分會，擔任分會的名譽會長。
上海強學會分會成立一月餘，會務發達，會員張謇、陳三立、岑春煊等多是維新派有名人士。
強學會被查禁後，黃遵憲就在上海強學會分會基礎上辦報館，出版旬刊《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
《時務報》出世，“一時風靡海内，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
一八九七年，梁啟超到長沙，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仍舊出版，而且一時上海及附近地區出版報章雜志不下三十種。
維新派的影響不斷擴大。
當時在中國的歐美資本家、商人和耶稣教教士，他們希望清政府的政治有某些所謂“近代化”的改革，以便于他們擴大商業，推廣教務，使帝國主義更有力地控制中國。
因此在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開設報館，并且延請一些維新派名士為主筆。
侵略者的用心是十分毒辣的，但這些報紙同時對當時變法的傳播，有一定的影響。
一八八七年，英國教士韋廉臣在上海成立廣學會，會員美國人李佳白、林樂知，英國人李提摩太等，用中文著書，介紹西學。
如李提摩太譯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七國新學備要》等書，給中國維新派議論變法以根據。
一八八九年，廣學會發行之《萬國公報》多載時事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供給維新派以變法運動的參考資料。
同時這些外國野心家，也注意和維新派拉關系，梁啟超任《時務報》主筆時，就曾兼任李提摩太的私人秘書。
這也是維新派對帝國主義存在着幻想的一個原因。
二、各地變法運動的高漲。
維新派和地方封建勢力的激烈鬥争（以湖南為代表）
所譯赫胥黎之《天演論》，就在報上按期發表。
《天演論》中“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論點，在當時全部中國被帝國主義魚肉的局面下，起了促進民族意識覺醒的作用。
嚴複與維新派有聯系，在當時，上海《時務報》和天津《國聞報》分居南北輿論界的領導地位，因而嚴複的思想影響不下于梁啟超。
但他卻是一個不甘心亡國而又缺乏勇氣的知識分子。
因為不願亡國，主張“設議院于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舉其守宰”；因為缺乏勇氣，他一面痛恨專制政治，一面又崇拜專制皇帝。
在上皇帝萬言書裡，不敢提出民權，而隻請“結百姓之心”。
戊戌政變後，嚴複沒有被頑固派追究，并不是偶然的。
一八九五年，北京的強學會設立後，張之洞見學會勢盛，曾捐銀五千兩充會費。
同年八九月間，康有為往南京，請張之洞成立上海強學會分會，擔任分會的名譽會長。
上海強學會分會成立一月餘，會務發達，會員張謇、陳三立、岑春煊等多是維新派有名人士。
強學會被查禁後，黃遵憲就在上海強學會分會基礎上辦報館，出版旬刊《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
《時務報》出世，“一時風靡海内，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
一八九七年，梁啟超到長沙，任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時務報》仍舊出版，而且一時上海及附近地區出版報章雜志不下三十種。
維新派的影響不斷擴大。
當時在中國的歐美資本家、商人和耶稣教教士，他們希望清政府的政治有某些所謂“近代化”的改革，以便于他們擴大商業，推廣教務，使帝國主義更有力地控制中國。
因此在上海、廣州等通商口岸開設報館，并且延請一些維新派名士為主筆。
侵略者的用心是十分毒辣的，但這些報紙同時對當時變法的傳播，有一定的影響。
一八八七年，英國教士韋廉臣在上海成立廣學會，會員美國人李佳白、林樂知，英國人李提摩太等，用中文著書，介紹西學。
如李提摩太譯著之《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七國新學備要》等書，給中國維新派議論變法以根據。
一八八九年，廣學會發行之《萬國公報》多載時事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供給維新派以變法運動的參考資料。
同時這些外國野心家，也注意和維新派拉關系，梁啟超任《時務報》主筆時，就曾兼任李提摩太的私人秘書。
這也是維新派對帝國主義存在着幻想的一個原因。
二、各地變法運動的高漲。
維新派和地方封建勢力的激烈鬥争（以湖南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