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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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
幸而國民軍依時趕到，遂奏膚功。
而且國民軍由陝南經荊紫關而入豫之孫連仲所部數萬人，此時正含辛茹苦，挺進于崎岖山路間，在後方牽制于學忠之逆軍及鄂北之灰色軍隊，使其不緻乘虛而拊南軍之背，及與一切反革命的吳佩孚殘部相聯合，因此南軍得免後顧之憂。
計此一路孫連仲軍，陣亡二千餘人。
而由潼關東出之師亦傷亡數百人。
今日我們追述河南戰迹，當不能忽略國民軍的功勞。
至于戰略上之勝利，則是南北國民革命軍全部的勝利。
張發奎率其軍隊由廣東極南之瓊崖北上，經廣東，下湖南，取湖北，克江西，一直打到河南而入開封，轉戰數千裡路，沒有打過敗仗。
同時，孫良誠、方振武等，亦率西北軍，或由南口、或由甘肅，經察哈爾，過綏遠，進甘肅，定陝西，出潼關，一直打到河南而克鄭州，亦轉戰數千裡路，也沒有打過敗仗。
兩軍皆号稱“鐵軍”。
一南一北，豐功偉績，遙遙相對，無獨有偶。
卒之，南北二鐵軍，夾擊頑敵，會師中原，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奉軍部分将領綽号“胡子”本馬賊出身），猗欤盛哉！此豈非革命史中足耀千秋之佳話乎？ 尚有一趣事。
張學良北撤時，留下一封親筆函與南軍，略雲：此次因“政見不同”，以緻南北交兵，但因訓練無方，威令不行，以緻不敵，“見笑見笑”。
但有三件事請南軍注意：一、鞏縣兵工廠及黃河鐵橋，本來退兵時可以破壞，但不毀之，以“為國家保全一點元氣，請為見諒”（按：奉軍于國民軍東進逼近時，原欲炸毀兵工廠，不過急于東退不及施行。
至黃河鐵橋則确已被破壞一部分，不能通車。
未幾，餘被任為前敵政治部主任，躬率工作人員北上，至鐵橋上停車不能前進。
猶記是夜為農曆七月初六日&mdash&mdash乞巧之夕）；次則請好為照料奉軍俘虜（但奉軍則慘殺革命軍俘虜）；三則河南人民，久受兵災，困苦之極，其本人（張）已捐五萬元赈濟之，望南軍盡力撫恤雲雲。
（其實分文未嘗捐出。
）這一封信，恰好視為攻豫之悲壯沉痛的戰史之小小點綴，故并及之。
鄭州之會 鄭州将下未下時，南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繞道至洛陽，由餘招待及陪伴，同至豫西陝州谒馮氏，共商今後革命進行計劃。
事後鄧對于我們在國民軍的全體政治工作人員之刻苦耐勞，努力工作，嘉許備至，多方鼓勵。
鄭州下後，鄧與馮氏同至鄭與南方各位同志多人相會。
馮氏乘車兼程東行，于十日抵鄭。
時，武漢方面之黨、政、軍領袖譚延闿、汪兆銘（四月初由俄回國）、孫科、徐謙、顧孟餘、唐生智等，已于三日前抵鄭。
馮專車一列到達時，群赴車站歡迎。
馮衣灰色土布軍服軍帽，背土制雨傘及饅頭袋，一如全軍士兵裝束，滿臉胡發，從一輛篷車下來，行至各位面前，衆始驚訝，拱手相見。
（于右任亦随來。
）由翌晨起至十二日，大衆開聯席會議，議決軍、政、黨務要案多件，皆與以後革命大計有關者，大緻如下：（一）軍事方面，河南全省及陝甘兩省并歸第二集團軍防地；豫東、豫北之餘敵由其肅清，而唐、張各部即回武漢，蓋時夏鬥寅部變起肘腋，楊森東侵之師亦迫近漢口，不得不迅速回師。
（二）軍制方面，第二集團軍改編為八個方面軍，各總指揮如下：第一，孫良誠，第二，靳雲鹗（以其此次協助北伐有功），第三，方振武，第四，宋哲元，第五，嶽維峻，第六，于右任（統率駐陝各部，後以于不就，改委石敬亭），第七，劉郁芬（統駐甘各部），第八，劉鎮華。
另有河南舊軍如梁壽恺等部，亦撥歸馮統轄改編。
全軍在馮總司令麾下，嫡系廿餘萬人連新編各部不下四五十萬。
此為馮氏畢生統兵最多時期。
（三）政治方面，以馮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劉郁芬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于不就，亦由石敬亭兼代）。
（四）黨務方面，設開封政治分會，以督導豫、陝、甘三省黨務政治，并以馮氏兼任主席。
徐州之會 方鄭州之會猶未散時，南方諸公忽接共産黨首領陳獨秀自南方拍來緊急密電，報告馮氏已歸順南京方面，促他們急返。
會議甫畢，諸人即行返漢，而留顧、徐二人在汴助理黨政。
（二人旋亦南歸，但以後徐仍常來往。
）是時，蔣總司令自克閩、贛、浙、皖、蘇後，以不滿于左派之在武漢把持中央，與武漢方面同志分流。
四月中旬，召集中央執監委胡漢民、吳敬恒、張人傑等，在南京組織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
然而漢口與南京雙方在黨政方面雖分化為兩局面，而彼此對于北伐之舉卻能顧全大局，一緻行動。
方唐、馮兩軍沿京漢、隴海兩線攻奉之際，蔣總司令亦提師沿津浦線進攻孫傳芳餘部，直至徐州。
十七日，蔣氏電約馮氏往徐商洽軍、政、黨務。
時，漢方諸委員已南下，馮氏即乘車東往，自己所坐的是鐵篷車，随員何其鞏、熊斌等數人則坐頭等花車。
十九日抵徐，與蔣、胡（漢民）、吳（敬恒）、李（煜瀛）、李（烈鈞）、張（人傑）、鈕（永建）、蔡（元培）、黃（郛）各要員暨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總指揮等相晤。
馮氏駐京代表李鳴鐘亦随到。
馮氏此次徐州之行，極端秘密及慎重，我們在總司令部各人員鮮知之者。
事前，他令鐵路局備車往西去，及車頭機器發動，忽下令東趨。
鐵路人員甚以為苦，卒費了許多時間始克遵令東行。
讵料動不久，即遇炸彈爆發。
馮氏幸得免喪生，亦雲險矣。
乃即下令嚴行查辦，終不能破獲誰是主謀也。
據李宗仁述初見馮氏的情形：“馮氏穿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制的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和我們這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一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
”（見黃旭初述：《李宗仁馮玉祥兩人的關系》，載香港《春秋》半月刊，黃氏彙編所撰各篇，未列舉各期日期及号數。
） 上次鄭州之會，馮氏為主而漢方諸委員為賓，至是次會議，則馮氏反而為賓。
至徐時備受主方同志極熱烈之歡迎。
從前，他曾屢與國民黨人物接觸及相交，但隻是個人的交情。
在這兩次的會議，他初次與全黨的領導集團作官式的相叙，并與黨的最高機構作正式的接洽。
一切所曆所見的實際情況，與他一向的生活經驗大為不同，所得的印象并不完全如他理想所期望的。
是時，強敵甫敗退而甯漢雙方意見愈深。
據李宗仁言：馮氏到徐州之夕，甯方先與其談論對付武漢問題，要其一緻行動，進攻武漢。
馮氏即婉卻之，一力主張調解。
翌日開會，遂不提出此問題，而隻談共同北伐事雲（見黃旭初文，同上）。
試想：馮氏以新進之黨員，對于雙方分流之背景，毫不了了，而且與漢方同志在鄭州會後無幾時，政治軍事之新地位由此而來，無異互訂聯合共進的新盟約。
此時，墨瀋未幹，言猶在耳，何能忽爾反唇相稽，反戈相向耶？顧馮氏擁有雄師（嫡系軍隊共約廿四五萬人，全部約四五十萬，為甯漢雙方所不及），介于兩者之間，雙方均欲拉攏為助，借以自重。
他最初的感覺即是左右做人難，更不欲介入兄弟阋牆之争，故一到徐州即有上言之表示。
乃舍此不談而言他，以抵徐未久複饫聞甯方諸同志對于鮑羅廷及共産黨之厭惡，與漢方如出一轍。
于是在聯席會議中一緻決定清黨去鮑及貫徹北伐兩大計。
而馮氏個人及西北各省之軍事政治之新局面仍照鄭州會議所決定，一無改變也。
會議散後，各人亦感結果滿意。
蔣、馮兩公會銜發出聯合北伐通電，馮氏并單獨去電漢方請去鮑羅廷。
電文有雲：“鮑羅廷顧問，鼓動政潮，已失助成國民革命之本意，應送其回國。
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必須統一，萬不可分離，以為國民革命之障礙。
”發電後，馮氏遄返豫省，進行第二步軍政工作，積極準備第二次北伐。
清黨驅鮑 回到鄭州，馮氏即實行徐州會議所共同決議之清黨運動。
七月間，首先将軍中所有共産黨驅逐。
清黨章程，系由徐謙手訂，由馮氏核準施行者。
是時，馮軍中共有共産黨五六十人，幾全在政治部工作。
馮氏下令：全軍各級政治工作人員，一體到開封受訓及甄别，并訂定對付共産黨三種辦法：一、自己報告是否共産黨；二、凡是共産黨，一概脫離政治部；三、如有共産黨仍欲繼續國民革命工作者，須宣布脫離共産黨而誓忠于國民黨。
此大概是上言徐謙所拟之章程之一部分也。
令既下，首先解職者為把持全軍政治部之共産黨首領劉伯堅。
另有四十餘共産黨黨員被查出。
馮氏派兵以專車押送赴漢口。
其餘少數或自行離開軍隊，自覓去路，或則宣布脫離共産黨。
尚有一二人，因言行過于激烈，幹犯軍紀，緻被監禁者。
全軍清共運動，至為徹底。
是時，武漢各委員，自鄭州回來後，即厲行清黨運動。
先是，蘇俄史太林7把持之“第三國際”，為鞏固及伸張中國共産黨勢力計，密令鮑羅廷等，施行下列各條：一、排去國民黨諸領袖，而代以共産黨；二、編練農軍數萬人為共産黨親信軍隊；三、準農民直接占有田地。
鮑素持穩進緩進政策，以為此數種辦法如一旦施行，适足以引起國民黨全體之反感，必緻令共産黨及俄人無立足之地，遂不贊成，且力主不宣布。
不
幸而國民軍依時趕到，遂奏膚功。
而且國民軍由陝南經荊紫關而入豫之孫連仲所部數萬人，此時正含辛茹苦，挺進于崎岖山路間，在後方牽制于學忠之逆軍及鄂北之灰色軍隊，使其不緻乘虛而拊南軍之背，及與一切反革命的吳佩孚殘部相聯合，因此南軍得免後顧之憂。
計此一路孫連仲軍，陣亡二千餘人。
而由潼關東出之師亦傷亡數百人。
今日我們追述河南戰迹，當不能忽略國民軍的功勞。
至于戰略上之勝利，則是南北國民革命軍全部的勝利。
張發奎率其軍隊由廣東極南之瓊崖北上，經廣東，下湖南，取湖北，克江西，一直打到河南而入開封，轉戰數千裡路，沒有打過敗仗。
同時，孫良誠、方振武等，亦率西北軍，或由南口、或由甘肅，經察哈爾，過綏遠，進甘肅，定陝西，出潼關，一直打到河南而克鄭州，亦轉戰數千裡路，也沒有打過敗仗。
兩軍皆号稱“鐵軍”。
一南一北，豐功偉績，遙遙相對，無獨有偶。
卒之，南北二鐵軍，夾擊頑敵，會師中原，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奉軍部分将領綽号“胡子”本馬賊出身），猗欤盛哉！此豈非革命史中足耀千秋之佳話乎？ 尚有一趣事。
張學良北撤時，留下一封親筆函與南軍，略雲：此次因“政見不同”，以緻南北交兵，但因訓練無方，威令不行，以緻不敵，“見笑見笑”。
但有三件事請南軍注意：一、鞏縣兵工廠及黃河鐵橋，本來退兵時可以破壞，但不毀之，以“為國家保全一點元氣，請為見諒”（按：奉軍于國民軍東進逼近時，原欲炸毀兵工廠，不過急于東退不及施行。
至黃河鐵橋則确已被破壞一部分，不能通車。
未幾，餘被任為前敵政治部主任，躬率工作人員北上，至鐵橋上停車不能前進。
猶記是夜為農曆七月初六日&mdash&mdash乞巧之夕）；次則請好為照料奉軍俘虜（但奉軍則慘殺革命軍俘虜）；三則河南人民，久受兵災，困苦之極，其本人（張）已捐五萬元赈濟之，望南軍盡力撫恤雲雲。
（其實分文未嘗捐出。
）這一封信，恰好視為攻豫之悲壯沉痛的戰史之小小點綴，故并及之。
鄭州之會 鄭州将下未下時，南軍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繞道至洛陽，由餘招待及陪伴，同至豫西陝州谒馮氏，共商今後革命進行計劃。
事後鄧對于我們在國民軍的全體政治工作人員之刻苦耐勞，努力工作，嘉許備至，多方鼓勵。
鄭州下後，鄧與馮氏同至鄭與南方各位同志多人相會。
馮氏乘車兼程東行，于十日抵鄭。
時，武漢方面之黨、政、軍領袖譚延闿、汪兆銘（四月初由俄回國）、孫科、徐謙、顧孟餘、唐生智等，已于三日前抵鄭。
馮專車一列到達時，群赴車站歡迎。
馮衣灰色土布軍服軍帽，背土制雨傘及饅頭袋，一如全軍士兵裝束，滿臉胡發，從一輛篷車下來，行至各位面前，衆始驚訝，拱手相見。
（于右任亦随來。
）由翌晨起至十二日，大衆開聯席會議，議決軍、政、黨務要案多件，皆與以後革命大計有關者，大緻如下：（一）軍事方面，河南全省及陝甘兩省并歸第二集團軍防地；豫東、豫北之餘敵由其肅清，而唐、張各部即回武漢，蓋時夏鬥寅部變起肘腋，楊森東侵之師亦迫近漢口，不得不迅速回師。
（二）軍制方面，第二集團軍改編為八個方面軍，各總指揮如下：第一，孫良誠，第二，靳雲鹗（以其此次協助北伐有功），第三，方振武，第四，宋哲元，第五，嶽維峻，第六，于右任（統率駐陝各部，後以于不就，改委石敬亭），第七，劉郁芬（統駐甘各部），第八，劉鎮華。
另有河南舊軍如梁壽恺等部，亦撥歸馮統轄改編。
全軍在馮總司令麾下，嫡系廿餘萬人連新編各部不下四五十萬。
此為馮氏畢生統兵最多時期。
（三）政治方面，以馮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劉郁芬兼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于不就，亦由石敬亭兼代）。
（四）黨務方面，設開封政治分會，以督導豫、陝、甘三省黨務政治，并以馮氏兼任主席。
徐州之會 方鄭州之會猶未散時，南方諸公忽接共産黨首領陳獨秀自南方拍來緊急密電，報告馮氏已歸順南京方面，促他們急返。
會議甫畢，諸人即行返漢，而留顧、徐二人在汴助理黨政。
（二人旋亦南歸，但以後徐仍常來往。
）是時，蔣總司令自克閩、贛、浙、皖、蘇後，以不滿于左派之在武漢把持中央，與武漢方面同志分流。
四月中旬，召集中央執監委胡漢民、吳敬恒、張人傑等，在南京組織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
然而漢口與南京雙方在黨政方面雖分化為兩局面，而彼此對于北伐之舉卻能顧全大局，一緻行動。
方唐、馮兩軍沿京漢、隴海兩線攻奉之際，蔣總司令亦提師沿津浦線進攻孫傳芳餘部，直至徐州。
十七日，蔣氏電約馮氏往徐商洽軍、政、黨務。
時，漢方諸委員已南下，馮氏即乘車東往，自己所坐的是鐵篷車，随員何其鞏、熊斌等數人則坐頭等花車。
十九日抵徐，與蔣、胡（漢民）、吳（敬恒）、李（煜瀛）、李（烈鈞）、張（人傑）、鈕（永建）、蔡（元培）、黃（郛）各要員暨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總指揮等相晤。
馮氏駐京代表李鳴鐘亦随到。
馮氏此次徐州之行，極端秘密及慎重，我們在總司令部各人員鮮知之者。
事前，他令鐵路局備車往西去，及車頭機器發動，忽下令東趨。
鐵路人員甚以為苦，卒費了許多時間始克遵令東行。
讵料動不久，即遇炸彈爆發。
馮氏幸得免喪生，亦雲險矣。
乃即下令嚴行查辦，終不能破獲誰是主謀也。
據李宗仁述初見馮氏的情形：“馮氏穿一套極粗的河南土布制的軍服，腰束布帶，足穿土布鞋，和我們這批革履佩劍、光彩輝耀的歡迎人員形成一尖銳的對照，頗覺滑稽可笑。
”（見黃旭初述：《李宗仁馮玉祥兩人的關系》，載香港《春秋》半月刊，黃氏彙編所撰各篇，未列舉各期日期及号數。
） 上次鄭州之會，馮氏為主而漢方諸委員為賓，至是次會議，則馮氏反而為賓。
至徐時備受主方同志極熱烈之歡迎。
從前，他曾屢與國民黨人物接觸及相交，但隻是個人的交情。
在這兩次的會議，他初次與全黨的領導集團作官式的相叙，并與黨的最高機構作正式的接洽。
一切所曆所見的實際情況，與他一向的生活經驗大為不同，所得的印象并不完全如他理想所期望的。
是時，強敵甫敗退而甯漢雙方意見愈深。
據李宗仁言：馮氏到徐州之夕，甯方先與其談論對付武漢問題，要其一緻行動，進攻武漢。
馮氏即婉卻之，一力主張調解。
翌日開會，遂不提出此問題，而隻談共同北伐事雲（見黃旭初文，同上）。
試想：馮氏以新進之黨員，對于雙方分流之背景，毫不了了，而且與漢方同志在鄭州會後無幾時，政治軍事之新地位由此而來，無異互訂聯合共進的新盟約。
此時，墨瀋未幹，言猶在耳，何能忽爾反唇相稽，反戈相向耶？顧馮氏擁有雄師（嫡系軍隊共約廿四五萬人，全部約四五十萬，為甯漢雙方所不及），介于兩者之間，雙方均欲拉攏為助，借以自重。
他最初的感覺即是左右做人難，更不欲介入兄弟阋牆之争，故一到徐州即有上言之表示。
乃舍此不談而言他，以抵徐未久複饫聞甯方諸同志對于鮑羅廷及共産黨之厭惡，與漢方如出一轍。
于是在聯席會議中一緻決定清黨去鮑及貫徹北伐兩大計。
而馮氏個人及西北各省之軍事政治之新局面仍照鄭州會議所決定，一無改變也。
會議散後，各人亦感結果滿意。
蔣、馮兩公會銜發出聯合北伐通電，馮氏并單獨去電漢方請去鮑羅廷。
電文有雲：“鮑羅廷顧問，鼓動政潮，已失助成國民革命之本意，應送其回國。
而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必須統一，萬不可分離，以為國民革命之障礙。
”發電後，馮氏遄返豫省，進行第二步軍政工作，積極準備第二次北伐。
清黨驅鮑 回到鄭州，馮氏即實行徐州會議所共同決議之清黨運動。
七月間，首先将軍中所有共産黨驅逐。
清黨章程，系由徐謙手訂，由馮氏核準施行者。
是時，馮軍中共有共産黨五六十人，幾全在政治部工作。
馮氏下令：全軍各級政治工作人員，一體到開封受訓及甄别，并訂定對付共産黨三種辦法：一、自己報告是否共産黨；二、凡是共産黨，一概脫離政治部；三、如有共産黨仍欲繼續國民革命工作者，須宣布脫離共産黨而誓忠于國民黨。
此大概是上言徐謙所拟之章程之一部分也。
令既下，首先解職者為把持全軍政治部之共産黨首領劉伯堅。
另有四十餘共産黨黨員被查出。
馮氏派兵以專車押送赴漢口。
其餘少數或自行離開軍隊，自覓去路，或則宣布脫離共産黨。
尚有一二人，因言行過于激烈，幹犯軍紀，緻被監禁者。
全軍清共運動，至為徹底。
是時，武漢各委員，自鄭州回來後，即厲行清黨運動。
先是，蘇俄史太林7把持之“第三國際”，為鞏固及伸張中國共産黨勢力計，密令鮑羅廷等，施行下列各條：一、排去國民黨諸領袖，而代以共産黨；二、編練農軍數萬人為共産黨親信軍隊；三、準農民直接占有田地。
鮑素持穩進緩進政策，以為此數種辦法如一旦施行，适足以引起國民黨全體之反感，必緻令共産黨及俄人無立足之地，遂不贊成，且力主不宣布。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