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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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有第三國際代表印度人羅易（M.N.Roy或譯“魯依”），堅決主張服從“第三國際”命令，自行宣布此密令。
其原文摘要如下： 無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
無土地革命，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将變成不可靠将領的玩物。
我們很堅決的贊助從下級沒收土地。
（按：意謂不經上級機關&mdash&mdash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 少數老國民黨中央委員，在現在的情況下，發生恐慌了。
他們态度動搖，想妥協。
目下，在中央委員中，增加工農的領袖，已有必要。
他們的勇敢聲音，可以使老中央委員增加堅決的性質，或者将老委員代替了。
國民黨的構造，必須改變了；應當從土地革命中所産生的領袖，納入國民黨的上級機關。
依靠不可靠的将領之現狀，應消滅之；應當武裝兩萬共産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組織新軍隊，以軍校的學生擔任指揮之責。
這樣子，在時機未晚之前，組織我們可靠的軍隊。
否則不能保障勝利。
（上文錄自徐謙：《鮑羅廷罪惡之罪惡》小冊，頁四&mdash五，民十七年二月私印。
） 密令一宣布，武漢方面國民黨諸委員如聞晴天迅雷，霹靂一聲，大受震動，勃然憤怒，深信不能繼續施行聯俄容共政策，乃決議驅逐鮑氏及所有俄顧問，并厲行清黨運動。
此實事出意外，鮑氏竟被犧牲。
假如羅易不宣布密令，鮑氏不緻被驅逐，而國、共兩黨之關系與此後時局之變化，又不知成為如何局面了。
鮑羅廷過鄭州 鮑既被逐，不敢沿長江，經南京，赴上海，隻得取道豫、陝、甘，經外蒙古庫倫一途而回國。
遂由漢口乘專車一列，挈所有俄人及共産黨與親共死黨若幹人以俱行，随帶汽車數十輛及大量糧食。
（聞汽車多輛系在上海定購，皆美國貨，故美領事得事先忖測其行蹤。
）七月廿八日過鄭州時，馮氏仍以禮待之。
（餘當時在西北軍為中央黨部特派政治工作委員，兼任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是總部内唯一操英語者，故被任招待及傳譯之責。
） 馮氏于兩日間與鮑會談數次（均由餘任雙方傳譯）。
所談諸問題，極有趣味，且饒有史料價值，茲以當時個人記錄摘要叙述如下。
次日（廿九）第一次會晤之下，寒暄既畢，鮑先發言：“蘇俄用了三千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而今則人人皆迫我去。
我失望之極，傷心之極了。
” 馮答：“我國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不是共産革命。
” 鮑言：“連您也通電驅逐我，尤令我大大的失望。
大約是環境迫您，旁人勸您，說我壞話，故爾如此。
” 馮答：“武漢諸同志，汪、顧、徐、孫等來此，均說您不是。
我所以發電請您回國。
” 鮑言：“起初，我們對您有很大的希望，期待您入豫之後，出兵由徐州攻南京，一舉而打倒蔣介石，即推您為全國總司令。
可惜我當時因病未能來鄭州晤見而勸您。
而今則機會已去。
但您何故要去徐州與蔣聯合呢？” 馮答以理由甚多，請其猜猜。
鮑謂：“第一，因饷械之補充，須仰仗甯方；第二，因雜牌隊伍及山西閻錫山之牽制，使您不敢助漢攻甯。
是否即此理由？” 馮答：“您所猜的都對，不過尚有一要點，您所不知。
蔣已聯絡嶽維峻（舊國民軍二軍），使其攻陝，襲吾後路。
我舉動稍一不慎，全軍即被截為數段。
蔣已叉着我的咽喉（言下，以手作勢，自扼喉部）。
我怎能不到徐州呢？”鮑乃表示了解。
翌日，鮑又谒馮，仍由餘傳譯。
是次談話範圍，多關于革命方法之讨論&mdash&mdash不，其實是辯論。
鮑明白表示意見，主張民衆&mdash&mdash農、工&mdash&mdash直接行動，認為這才是徹底的革命方略。
馮謂不然，駁之曰：“如果在軍閥或專制政府之下，實行秘密革命工作，則此類行動，很為合理，借以推翻他們。
然而在革命政府之下，此事可以按軌道，而且必須按軌道，否則不特社會秩序破壞，兼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 鮑質問其有何具體例證。
馮氏乃一一數出陝西黨部及民衆運動之過激行為。
鮑乃強辯，謂：“在革命時期，過火舉動，在所難免。
” 馮氏聽了，有些兒焦急，亦有些兒忿恨，力駁雲：“那是另一問題。
目前最要的問題乃是：我們承認此類行動是對抑或不對&mdash&mdash是非問題。
” 鮑又問：“黨怎樣說？” 馮氏答：“最可痛的就是：黨以為是對的。
” 鮑欣然答曰：“既然黨以為是對的，那末，一定是對的了。
&lsquo黨權高于一切！&rsquo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 馮氏高聲雲：“然而并不是全黨，或大多數都說是對的，不過那是少數幾個執行委員的主張罷了。
” 鮑即為之開解說：“那末，不成問題；少數應當服從多數啊，多數應懲罰那少數啊。
” 馮氏冁然而笑，面現得了全勝的顔色，答道：“對了，對了！那大多數都是國民黨員，那少數就是共産黨員啊。
” 鮑既無可答辯，乃轉問馮：“然則依您的看法，便應該怎做呢？” 馮氏很高興地答道：“依國民黨的辦法，即是我所主張的辦法。
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應由革命政府依法懲治。
社會種種的腐化、惡化，或農工之不平等待遇，應由革命政府訂立法律制裁、改善或創新。
如是，革命乃有進步和成功之可言，而三民主義乃可實現。
例如：兵工廠如何改良？農田怎樣改革？隻是立幾條法律便可施行。
” 鮑駁複謂：“如此，隻是上層工作。
要革命之成功，非從下層工作入手不可。
” 馮氏則莞爾而笑，反駁曰：“中國還有宣統皇帝嗎？還有貴族嗎？還有專權獨裁的總統嗎？那真是上層階級了。
我們革命黨人都是下層人物。
我是泥工之子，無産階級出身。
我們執掌了革命政權，訂定和厲行革命法律，以為大多數同胞謀幸福。
哪種不是下層工作？” 馮氏再以謙虛态度，請教今後革命進行方略。
鮑謂：“前兩月，我很希望您攻甯倒蔣，今則沒用了。
為今之計，您當急攻武漢。
一得兩湖之地，即可養兵十萬，又有漢陽兵工廠以補充軍械，則國民軍（即馮軍）勢力尚可保持長久些兒。
”馮聞而咋舌，支吾不答，但私謂餘曰：“老鮑真兇啊！真兇啊！”（我當然不為其翻譯此話。
）馮自有充分理由，決不作南攻武漢之想，惟付之一笑而已。
鮑又對馮曰：“今後中國國民革命已走入歧途。
結果：全國将變成新舊、大小、南北軍閥混戰的局面。
您如練有十萬精兵，加以政治訓練，而趨向正确的政治目标，必可統一中國。
” 最後，鮑尚勸馮與新派革命同志，如宋慶齡、鄧演達等合作，另樹一幟。
又謂彼今雖快快回俄，但如有需要，可随時再請其來相助雲雲。
馮氏均不置答。
會談遂告終止。
鮑原欲在鄭州多住幾天。
但卅日黃昏，馮忽召我入總部，面谕轉知鮑限其兩小時内離鄭西去，他擔任沿途保護。
随再令副官處長許骧雲會同我辦理此事。
馮氏突然令其速去，不知究因何故。
我想，也許他極力避免甯漢兩方的疑忌，所以不欲他停留多日吧。
奉命之後，我初時不知如何是好。
為馮設想，明知必須用外交手段，婉轉措辭，不出惡聲，免傷和氣方能合意。
苦思一會，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我與許氏會商後，即同上車站，登上鮑的專車。
我對他說：“适接鐵路局來電，隴海、京漢兩鐵路（東西、南北行，鄭州為交通叉點），均有列車到鄭州，而你們的列車橫亘站上，障礙交通，不便久停，可否通融？”老鮑究竟是個聰明人，聞而會意，即點頭問我：“你們要我幾時走呢？”我說：“當然愈快愈好，以便路局調度路軌。
”鮑幹脆再問：“那末，一點鐘内，可以嗎？”我毫不着急地答：“不要忙，兩點鐘内吧。
”鮑首肯，我完成任務。
當下，許先告辭，趕急準備鮑離鄭事，如關照路局，備辦禮物，報告馮氏，安排送别節目等。
而我呢，則鮑似乎依依不舍，留我長談。
鮑對着我大發牢騷，憤憤而言：“中國人個性太強，中國所最需要者乃是不自私自利，悉心為公，而肯犧牲一切的領袖。
”當時，他指名謾罵，我在外交立場不便正面答複，隻是擺出學者研究的面孔和态度，含笑而當面質問他：“你如此注重精神與道德，你們的唯物主義哪裡去了？”他面露苦笑而不答，卻顧左右而言他。
少頃，他轉把一頂高帽戴在我頭上，用甜言蜜語引誘我說：“你年方少壯，有學問，有大志，又能幹，大有可為，前程無限！可随我到蘇俄去。
我将造成你為中國革命領袖。
”我答道：“多謝盛意！不過我現受軍職，不能自由行動，必須請示于馮總司令，得其核準，乃能奉陪。
”遂暫告别。
随向馮氏詳細報告經過，兼及鮑之邀請赴俄事。
馮氏答：“好呀！你就同他一齊去，沿途留心他的言論與行動，随時給我報告；到俄後考察幾個月再回來吧！”我答以如果一定要我去，因我父母年老，身為獨子，當先回粵省親，然後再由海道赴海參崴，轉乘火車去。
他說：“
其原文摘要如下： 無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
無土地革命，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将變成不可靠将領的玩物。
我們很堅決的贊助從下級沒收土地。
（按：意謂不經上級機關&mdash&mdash國民政府，下令沒收土地。
） 少數老國民黨中央委員，在現在的情況下，發生恐慌了。
他們态度動搖，想妥協。
目下，在中央委員中，增加工農的領袖，已有必要。
他們的勇敢聲音，可以使老中央委員增加堅決的性質，或者将老委員代替了。
國民黨的構造，必須改變了；應當從土地革命中所産生的領袖，納入國民黨的上級機關。
依靠不可靠的将領之現狀，應消滅之；應當武裝兩萬共産黨員，加上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組織新軍隊，以軍校的學生擔任指揮之責。
這樣子，在時機未晚之前，組織我們可靠的軍隊。
否則不能保障勝利。
（上文錄自徐謙：《鮑羅廷罪惡之罪惡》小冊，頁四&mdash五，民十七年二月私印。
） 密令一宣布，武漢方面國民黨諸委員如聞晴天迅雷，霹靂一聲，大受震動，勃然憤怒，深信不能繼續施行聯俄容共政策，乃決議驅逐鮑氏及所有俄顧問，并厲行清黨運動。
此實事出意外，鮑氏竟被犧牲。
假如羅易不宣布密令，鮑氏不緻被驅逐，而國、共兩黨之關系與此後時局之變化，又不知成為如何局面了。
鮑羅廷過鄭州 鮑既被逐，不敢沿長江，經南京，赴上海，隻得取道豫、陝、甘，經外蒙古庫倫一途而回國。
遂由漢口乘專車一列，挈所有俄人及共産黨與親共死黨若幹人以俱行，随帶汽車數十輛及大量糧食。
（聞汽車多輛系在上海定購，皆美國貨，故美領事得事先忖測其行蹤。
）七月廿八日過鄭州時，馮氏仍以禮待之。
（餘當時在西北軍為中央黨部特派政治工作委員，兼任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是總部内唯一操英語者，故被任招待及傳譯之責。
） 馮氏于兩日間與鮑會談數次（均由餘任雙方傳譯）。
所談諸問題，極有趣味，且饒有史料價值，茲以當時個人記錄摘要叙述如下。
次日（廿九）第一次會晤之下，寒暄既畢，鮑先發言：“蘇俄用了三千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而今則人人皆迫我去。
我失望之極，傷心之極了。
” 馮答：“我國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不是共産革命。
” 鮑言：“連您也通電驅逐我，尤令我大大的失望。
大約是環境迫您，旁人勸您，說我壞話，故爾如此。
” 馮答：“武漢諸同志，汪、顧、徐、孫等來此，均說您不是。
我所以發電請您回國。
” 鮑言：“起初，我們對您有很大的希望，期待您入豫之後，出兵由徐州攻南京，一舉而打倒蔣介石，即推您為全國總司令。
可惜我當時因病未能來鄭州晤見而勸您。
而今則機會已去。
但您何故要去徐州與蔣聯合呢？” 馮答以理由甚多，請其猜猜。
鮑謂：“第一，因饷械之補充，須仰仗甯方；第二，因雜牌隊伍及山西閻錫山之牽制，使您不敢助漢攻甯。
是否即此理由？” 馮答：“您所猜的都對，不過尚有一要點，您所不知。
蔣已聯絡嶽維峻（舊國民軍二軍），使其攻陝，襲吾後路。
我舉動稍一不慎，全軍即被截為數段。
蔣已叉着我的咽喉（言下，以手作勢，自扼喉部）。
我怎能不到徐州呢？”鮑乃表示了解。
翌日，鮑又谒馮，仍由餘傳譯。
是次談話範圍，多關于革命方法之讨論&mdash&mdash不，其實是辯論。
鮑明白表示意見，主張民衆&mdash&mdash農、工&mdash&mdash直接行動，認為這才是徹底的革命方略。
馮謂不然，駁之曰：“如果在軍閥或專制政府之下，實行秘密革命工作，則此類行動，很為合理，借以推翻他們。
然而在革命政府之下，此事可以按軌道，而且必須按軌道，否則不特社會秩序破壞，兼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了。
” 鮑質問其有何具體例證。
馮氏乃一一數出陝西黨部及民衆運動之過激行為。
鮑乃強辯，謂：“在革命時期，過火舉動，在所難免。
” 馮氏聽了，有些兒焦急，亦有些兒忿恨，力駁雲：“那是另一問題。
目前最要的問題乃是：我們承認此類行動是對抑或不對&mdash&mdash是非問題。
” 鮑又問：“黨怎樣說？” 馮氏答：“最可痛的就是：黨以為是對的。
” 鮑欣然答曰：“既然黨以為是對的，那末，一定是對的了。
&lsquo黨權高于一切！&rsquo我們還有什麼可說呢？” 馮氏高聲雲：“然而并不是全黨，或大多數都說是對的，不過那是少數幾個執行委員的主張罷了。
” 鮑即為之開解說：“那末，不成問題；少數應當服從多數啊，多數應懲罰那少數啊。
” 馮氏冁然而笑，面現得了全勝的顔色，答道：“對了，對了！那大多數都是國民黨員，那少數就是共産黨員啊。
” 鮑既無可答辯，乃轉問馮：“然則依您的看法，便應該怎做呢？” 馮氏很高興地答道：“依國民黨的辦法，即是我所主張的辦法。
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應由革命政府依法懲治。
社會種種的腐化、惡化，或農工之不平等待遇，應由革命政府訂立法律制裁、改善或創新。
如是，革命乃有進步和成功之可言，而三民主義乃可實現。
例如：兵工廠如何改良？農田怎樣改革？隻是立幾條法律便可施行。
” 鮑駁複謂：“如此，隻是上層工作。
要革命之成功，非從下層工作入手不可。
” 馮氏則莞爾而笑，反駁曰：“中國還有宣統皇帝嗎？還有貴族嗎？還有專權獨裁的總統嗎？那真是上層階級了。
我們革命黨人都是下層人物。
我是泥工之子，無産階級出身。
我們執掌了革命政權，訂定和厲行革命法律，以為大多數同胞謀幸福。
哪種不是下層工作？” 馮氏再以謙虛态度，請教今後革命進行方略。
鮑謂：“前兩月，我很希望您攻甯倒蔣，今則沒用了。
為今之計，您當急攻武漢。
一得兩湖之地，即可養兵十萬，又有漢陽兵工廠以補充軍械，則國民軍（即馮軍）勢力尚可保持長久些兒。
”馮聞而咋舌，支吾不答，但私謂餘曰：“老鮑真兇啊！真兇啊！”（我當然不為其翻譯此話。
）馮自有充分理由，決不作南攻武漢之想，惟付之一笑而已。
鮑又對馮曰：“今後中國國民革命已走入歧途。
結果：全國将變成新舊、大小、南北軍閥混戰的局面。
您如練有十萬精兵，加以政治訓練，而趨向正确的政治目标，必可統一中國。
” 最後，鮑尚勸馮與新派革命同志，如宋慶齡、鄧演達等合作，另樹一幟。
又謂彼今雖快快回俄，但如有需要，可随時再請其來相助雲雲。
馮氏均不置答。
會談遂告終止。
鮑原欲在鄭州多住幾天。
但卅日黃昏，馮忽召我入總部，面谕轉知鮑限其兩小時内離鄭西去，他擔任沿途保護。
随再令副官處長許骧雲會同我辦理此事。
馮氏突然令其速去，不知究因何故。
我想，也許他極力避免甯漢兩方的疑忌，所以不欲他停留多日吧。
奉命之後，我初時不知如何是好。
為馮設想，明知必須用外交手段，婉轉措辭，不出惡聲，免傷和氣方能合意。
苦思一會，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
我與許氏會商後，即同上車站，登上鮑的專車。
我對他說：“适接鐵路局來電，隴海、京漢兩鐵路（東西、南北行，鄭州為交通叉點），均有列車到鄭州，而你們的列車橫亘站上，障礙交通，不便久停，可否通融？”老鮑究竟是個聰明人，聞而會意，即點頭問我：“你們要我幾時走呢？”我說：“當然愈快愈好，以便路局調度路軌。
”鮑幹脆再問：“那末，一點鐘内，可以嗎？”我毫不着急地答：“不要忙，兩點鐘内吧。
”鮑首肯，我完成任務。
當下，許先告辭，趕急準備鮑離鄭事，如關照路局，備辦禮物，報告馮氏，安排送别節目等。
而我呢，則鮑似乎依依不舍，留我長談。
鮑對着我大發牢騷，憤憤而言：“中國人個性太強，中國所最需要者乃是不自私自利，悉心為公，而肯犧牲一切的領袖。
”當時，他指名謾罵，我在外交立場不便正面答複，隻是擺出學者研究的面孔和态度，含笑而當面質問他：“你如此注重精神與道德，你們的唯物主義哪裡去了？”他面露苦笑而不答，卻顧左右而言他。
少頃，他轉把一頂高帽戴在我頭上，用甜言蜜語引誘我說：“你年方少壯，有學問，有大志，又能幹，大有可為，前程無限！可随我到蘇俄去。
我将造成你為中國革命領袖。
”我答道：“多謝盛意！不過我現受軍職，不能自由行動，必須請示于馮總司令，得其核準，乃能奉陪。
”遂暫告别。
随向馮氏詳細報告經過，兼及鮑之邀請赴俄事。
馮氏答：“好呀！你就同他一齊去，沿途留心他的言論與行動，随時給我報告；到俄後考察幾個月再回來吧！”我答以如果一定要我去，因我父母年老，身為獨子，當先回粵省親，然後再由海道赴海參崴，轉乘火車去。
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