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陸軍檢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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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堤，造福地方最大。
十三年（一九二四）八月，大水将決堤，馮氏連夜派兩團前往黃土坡搶護。
翌日，他親率五旅長及團長官兵等，日夜搶救。
河堤已被沖決三十餘丈，幸賴官兵奮勇搶救修複，始得免水災。
人民德之，名曰“馮公堤”。
此與其先德毓亭公之餘蔭先後輝映。
（十一）傳教事業更加努力推進，成績特出，新受洗禮為基督徒者四千五百人。
至十三年（一九二四）春，全軍三萬人中，統計信教者半數，軍官信教者什居八九。
（薛著頁一二二） 驅黎與賄選 時維中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直系軍閥驅逐總統黎元洪出北京。
先是，馮氏既擁重兵于北京，其勢殆可左右政局。
因之，一般懷有政治野心者，各極力拉攏之。
黎欲利用其制曹、吳。
曹、吳則欲利用其驅黎。
馮氏均不應。
甚至奉張亦欲啖以重利，遣人說馮，謂聯奉即有饷。
馮氏答以“不能見小利而忘大義”。
（按：徐謙早于是年夏，即自廣州去電勸其聯奉，不應。
馮氏日記嘗三言之，即在六月十一、二十，及七月廿七諸日。
大概當時，粵、奉、皖之“三角同盟”謀聯合倒直，已在醞釀中，不久實現。
拙見由奉方提議聯馮，假手粵方徐氏去電，而非由粵方主動，以不能代奉助饷也。
其中經過詳情，甚為複雜而微妙，此時手頭資料未足作最後之判斷。
）馮氏自抱守正不偏的态度，對于哪一方都不肯列為私黨；自雲無派，隻屬于一派&mdash&mdash愛國派（見十二年五月二日、六月十七日與七月二日日記）；而凡真心愛民救國者一律視為同志；又雲無仇敵，隻有禍國殃民者是其仇敵。
結果：均不讨好于各方，且見疑忌于各方。
例如：黎以其曾赴保定，則疑其親曹、吳；曹、吳以其常川駐京，則疑其親黎聯奉；而奉張見其拒絕親己也，亦視為直系矣。
是時，馮氏雖“左右做人難”，孑然孤立于這個争權力、攘地盤的政治舞台上，猶勉強與各方作禮貌的周旋，戢隐其真主張，而未敢太露頭角焉。
會曹锟大有躐登高位之野心。
一班攀龍附鳳之文官武将更極力擁戴。
顧欲曹當總統，非先去黎不可，于是乎民國一幕大政潮由此發生。
時，張紹曾為内閣總理，驅黎之第一幕即是内閣總理辭職，以拆其台。
其次，則由北京軍警要員如衛戍司令王懷慶（徐世昌的心腹）、警察總監薛之珩、步軍統領聶憲藩等以索饷為名，實行強迫。
王更倡設“軍警聯合會”邀馮氏加入，聲言以索饷為目的，馮氏以十八個月來未曾發饷與部下，方苦軍費支绌，不知内幕，誤信王之言，亦加入此會，派蔣鴻遇同往，于是竟上了大當。
讵料王預往總統府告密，謂此舉全由馮氏主動，以索饷為名而實意圖不軌，借以驅逐總統者，但與彼本人無關雲雲。
前時，黎曾向馮氏市恩，含有托庇之意，至是大失所望。
翌日，蔣等各代表果到府索饷，黎即指蔣破唇大罵一頓，謂馮“造反”雲雲。
蔣無辜白挨一頓辱罵，莫名其妙。
乃歸，報告馮氏。
馮氏氣憤之極，立刻辭職，驅車赴南苑，下令不許一官一卒至北京，蓋其時已知直系驅黎政潮行将爆發，故借以表示态度超然，絕不加入也。
故雲：“北京如此騷擾，我絕對抱不幹涉态度。
”（見七、十三日日記）此幕有人謂系徐世昌“一計害三賢”之毒謀&mdash&mdash害黎，害馮，并害曹也。
而王懷慶則為出手之人，實其“一人所為”者。
（見馮氏九、十九日日記） 馮氏既萌消極，直系陰謀益得大逞，蓋馮氏雖不助直系，而亦不袒黎。
黎無一兵一卒，如何能不走耶？于是警察罷崗及流氓乞丐團請願驅黎、割斷電話等活劇，相繼出現于北京，皆直系謀士所主動者也。
六月十三日，王懷慶尚親到南苑拟以武力驅黎，堅請馮氏派兵同往，馮氏拒絕之。
黎孤立在京，受此種種卑劣手段之壓迫。
忍無可忍，遂于十六日出走，而劫車、索印及強迫簽名辭職等怪劇又陸續演出。
于是，直系驅黎之舉，大功告成矣。
事後，直系複嫁禍于馮氏。
一時中西人士不察，佥以其為“逼宮”之罪魁焉。
京中報館有愛黎之津貼者，遂肆筆漫罵。
有某報乘機向馮氏求津貼（勒索），允為其助，不得，亦推波助瀾而罵之。
于是，馮氏遂蒙不白之冤矣。
據自言，當軍警罷崗搗亂之際，苟黎以總統名義令其派兵入城維持秩序，定必遵令站崗雲（見七月十一日及廿三日日記）。
果爾，則政局演變當不至如是之壞。
無如黎、馮之關系早被直系離間，至生疑忌，黎中了王懷慶約馮索饷之計，以為“此是最高問題”（見馮氏六、廿六日日記），簡直視馮為禍首罪魁，令其站崗為助之舉，實無可能也。
其後，傳教士華倫牧師（Rev.G.G.Warren）親自調查此事，洞明真相，乃撰長文發表于英文《華北先驅報》（NorthChinaHerald）為馮氏申雪焉。
其間尚有一事，與驅黎報道有關者。
當黎仍在位時，曹锟嘗保馮部之薛笃弼任“崇文門監督”，以利馮軍籌饷。
内閣通過矣，而黎不署名發表。
馮氏乃求其照準，并遣人谒見，黎大罵之，謂“欲逐我嗎”？及馮氏辭職，又不許。
時當農曆中秋，全軍無款過節。
馮氏不得已以個人名義借得一筆現款方克濟急。
此事與馮氏對于此大政潮之态度不無影響，蓋其自此頓萌消極，于黎之去留不置可否，既不驅之，又不留之，亦不保護之。
黎平素與馮氏無切實聯絡，又不善待之，事急時更疑忌多端，患難臨頭不得其助，有幾分是要自己負責的。
迨黎去後，薛笃弼果得崇文門缺，而黎又以此怨馮氏，曾向美國人格裡（Gaily，北京青年會總幹事）大罵之。
黎、馮兩者于此役同中了奸人毒計，緻有不良之結果，實無可如何之事。
然馮氏對于黎亦有兩端不滿意處。
一則以其“未走以前，每日尚與左右擁狎優伶”（六、十六日日記），暴露其生活之腐化，與一般軍閥政客，不過五十步、百步之間而已。
次則，彼其身為一國元首，乃因軍警索饷，而不負責，竟一跑了事。
&hellip&hellip“試問：我軍若不出陝，黎氏焉能複位？黎氏果有天良，應少為注意也。
”（見
十三年（一九二四）八月，大水将決堤，馮氏連夜派兩團前往黃土坡搶護。
翌日，他親率五旅長及團長官兵等，日夜搶救。
河堤已被沖決三十餘丈，幸賴官兵奮勇搶救修複，始得免水災。
人民德之，名曰“馮公堤”。
此與其先德毓亭公之餘蔭先後輝映。
（十一）傳教事業更加努力推進，成績特出，新受洗禮為基督徒者四千五百人。
至十三年（一九二四）春，全軍三萬人中，統計信教者半數，軍官信教者什居八九。
（薛著頁一二二） 驅黎與賄選 時維中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直系軍閥驅逐總統黎元洪出北京。
先是，馮氏既擁重兵于北京，其勢殆可左右政局。
因之，一般懷有政治野心者，各極力拉攏之。
黎欲利用其制曹、吳。
曹、吳則欲利用其驅黎。
馮氏均不應。
甚至奉張亦欲啖以重利，遣人說馮，謂聯奉即有饷。
馮氏答以“不能見小利而忘大義”。
（按：徐謙早于是年夏，即自廣州去電勸其聯奉，不應。
馮氏日記嘗三言之，即在六月十一、二十，及七月廿七諸日。
大概當時，粵、奉、皖之“三角同盟”謀聯合倒直，已在醞釀中，不久實現。
拙見由奉方提議聯馮，假手粵方徐氏去電，而非由粵方主動，以不能代奉助饷也。
其中經過詳情，甚為複雜而微妙，此時手頭資料未足作最後之判斷。
）馮氏自抱守正不偏的态度，對于哪一方都不肯列為私黨；自雲無派，隻屬于一派&mdash&mdash愛國派（見十二年五月二日、六月十七日與七月二日日記）；而凡真心愛民救國者一律視為同志；又雲無仇敵，隻有禍國殃民者是其仇敵。
結果：均不讨好于各方，且見疑忌于各方。
例如：黎以其曾赴保定，則疑其親曹、吳；曹、吳以其常川駐京，則疑其親黎聯奉；而奉張見其拒絕親己也，亦視為直系矣。
是時，馮氏雖“左右做人難”，孑然孤立于這個争權力、攘地盤的政治舞台上，猶勉強與各方作禮貌的周旋，戢隐其真主張，而未敢太露頭角焉。
會曹锟大有躐登高位之野心。
一班攀龍附鳳之文官武将更極力擁戴。
顧欲曹當總統，非先去黎不可，于是乎民國一幕大政潮由此發生。
時，張紹曾為内閣總理，驅黎之第一幕即是内閣總理辭職，以拆其台。
其次，則由北京軍警要員如衛戍司令王懷慶（徐世昌的心腹）、警察總監薛之珩、步軍統領聶憲藩等以索饷為名，實行強迫。
王更倡設“軍警聯合會”邀馮氏加入，聲言以索饷為目的，馮氏以十八個月來未曾發饷與部下，方苦軍費支绌，不知内幕，誤信王之言，亦加入此會，派蔣鴻遇同往，于是竟上了大當。
讵料王預往總統府告密，謂此舉全由馮氏主動，以索饷為名而實意圖不軌，借以驅逐總統者，但與彼本人無關雲雲。
前時，黎曾向馮氏市恩，含有托庇之意，至是大失所望。
翌日，蔣等各代表果到府索饷，黎即指蔣破唇大罵一頓，謂馮“造反”雲雲。
蔣無辜白挨一頓辱罵，莫名其妙。
乃歸，報告馮氏。
馮氏氣憤之極，立刻辭職，驅車赴南苑，下令不許一官一卒至北京，蓋其時已知直系驅黎政潮行将爆發，故借以表示态度超然，絕不加入也。
故雲：“北京如此騷擾，我絕對抱不幹涉态度。
”（見七、十三日日記）此幕有人謂系徐世昌“一計害三賢”之毒謀&mdash&mdash害黎，害馮，并害曹也。
而王懷慶則為出手之人，實其“一人所為”者。
（見馮氏九、十九日日記） 馮氏既萌消極，直系陰謀益得大逞，蓋馮氏雖不助直系，而亦不袒黎。
黎無一兵一卒，如何能不走耶？于是警察罷崗及流氓乞丐團請願驅黎、割斷電話等活劇，相繼出現于北京，皆直系謀士所主動者也。
六月十三日，王懷慶尚親到南苑拟以武力驅黎，堅請馮氏派兵同往，馮氏拒絕之。
黎孤立在京，受此種種卑劣手段之壓迫。
忍無可忍，遂于十六日出走，而劫車、索印及強迫簽名辭職等怪劇又陸續演出。
于是，直系驅黎之舉，大功告成矣。
事後，直系複嫁禍于馮氏。
一時中西人士不察，佥以其為“逼宮”之罪魁焉。
京中報館有愛黎之津貼者，遂肆筆漫罵。
有某報乘機向馮氏求津貼（勒索），允為其助，不得，亦推波助瀾而罵之。
于是，馮氏遂蒙不白之冤矣。
據自言，當軍警罷崗搗亂之際，苟黎以總統名義令其派兵入城維持秩序，定必遵令站崗雲（見七月十一日及廿三日日記）。
果爾，則政局演變當不至如是之壞。
無如黎、馮之關系早被直系離間，至生疑忌，黎中了王懷慶約馮索饷之計，以為“此是最高問題”（見馮氏六、廿六日日記），簡直視馮為禍首罪魁，令其站崗為助之舉，實無可能也。
其後，傳教士華倫牧師（Rev.G.G.Warren）親自調查此事，洞明真相，乃撰長文發表于英文《華北先驅報》（NorthChinaHerald）為馮氏申雪焉。
其間尚有一事，與驅黎報道有關者。
當黎仍在位時，曹锟嘗保馮部之薛笃弼任“崇文門監督”，以利馮軍籌饷。
内閣通過矣，而黎不署名發表。
馮氏乃求其照準，并遣人谒見，黎大罵之，謂“欲逐我嗎”？及馮氏辭職，又不許。
時當農曆中秋，全軍無款過節。
馮氏不得已以個人名義借得一筆現款方克濟急。
此事與馮氏對于此大政潮之态度不無影響，蓋其自此頓萌消極，于黎之去留不置可否，既不驅之，又不留之，亦不保護之。
黎平素與馮氏無切實聯絡，又不善待之，事急時更疑忌多端，患難臨頭不得其助，有幾分是要自己負責的。
迨黎去後，薛笃弼果得崇文門缺，而黎又以此怨馮氏，曾向美國人格裡（Gaily，北京青年會總幹事）大罵之。
黎、馮兩者于此役同中了奸人毒計，緻有不良之結果，實無可如何之事。
然馮氏對于黎亦有兩端不滿意處。
一則以其“未走以前，每日尚與左右擁狎優伶”（六、十六日日記），暴露其生活之腐化，與一般軍閥政客，不過五十步、百步之間而已。
次則，彼其身為一國元首，乃因軍警索饷，而不負責，竟一跑了事。
&hellip&hellip“試問：我軍若不出陝，黎氏焉能複位？黎氏果有天良，應少為注意也。
”（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