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陸軍檢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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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日日記)是則其雖未“造反”驅之,而因黎之忘恩負義而不免心懷怨望,口發怨言矣。

     黎一走,北京政府即由高淩霨等組織攝政内閣,随而積極進行大選。

    曹已預備選舉費五百萬,以五千元一票為賂,運動參議院議員選之。

    一時,所謂“豬仔議員”大幫出現。

    而曹锟果然獲選。

    在進行之時,馮氏曾赴保苦勸三小時之久。

    曹當面已納其言,但畢竟虛榮心重,馮氏去後,不禁一班攀龍附鳳者之包圍,率爾進行。

    當其于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十日就職之時,馮氏歎曰:“大選成,國家大亂即至了。

    ”當時,也未嘗不欲為國除奸,但一因羽毛未豐,計劃未備,次因曹之心腹大将多人包圍北京,故未能動手,不得不靜待時機,然其打倒直系之革命決心,已萌芽于此時矣。

     益友賢妻 在南苑時期,馮氏得益友甚多。

    國民黨要員及基督徒徐謙、馬伯援等,過從甚密。

    又以宗教關系,結織外人如格裡(見前)及中外傳教士多人,于其宗教活動多所助益。

    此外,一時名流學者,如黃郛、顔惠慶、蔣百裡、王正廷、淩冰等,俱曾到南苑,或參觀、或演講。

    馮氏因得與他們一一訂交。

     尚有一事特别可紀者,王瑚(鐵珊)于是時應馮氏之聘為入幕賓。

    其人,籍河北定縣,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知縣累升江蘇省長,以廉潔正直名,于國學有深邃之造詣,固恂恂儒者也。

    馮氏敦聘其來軍中,待以師禮。

    王以三事為約: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紙煙;三、不能改穿短服。

    馮氏都答應了。

    及其來也,寝食與俱,尊稱為“鐵老”。

    未幾,王即自動戒絕吸煙。

    問其故,則答不能因個人嗜好而破壞團體紀律雲。

    王以時為馮氏講解《易經》《書經》。

    據馮氏自言,當時因過于迷信古經,拘泥文學,至誤解“謙卦”中“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尊而光”之“謙”字,以為是謙讓、謙退的消極态度,因而對于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當仁不讓”的積極态度,遂至屢次吃虧、失敗雲。

    至于“鐵老”在軍中多年,與馮氏所談無非道德正義,兩人交情始終如一,然其語不及私,亦從不幹涉軍事、政治,對其本人及全軍兵官皆有潛移默化,熏陶人格的影響,誠馮氏一生之益友也。

    (按其後餘奉派至馮軍任政治工作,仍得見“鐵老”,且常親炙道範,從未能或忘其布衣布履、藹然道貌、與人和善、饒有風趣、語亦诙諧之“君子儒”的典型。

    馮氏後來親為王氏撰傳,分期刊《逸經》第五、六期,題目曰:《第一流廉吏王鐵珊先生》,及第十期王氏《轶事補錄》。

    ) 胡景翼于馮氏督豫時,因一時糊塗,與張福來聯盟倒馮。

    及張既獲豫督則亦施吳故智。

    “過橋抽闆”,棄胡如遺,于饷項服裝等均靳而不與。

    胡乃覺悟為張所賣,轉念馮氏昔在陝、豫時恩遇之厚,亟亟聯絡感情,恢複舊誼,以彌縫所失,因時到南苑參觀。

    馮氏不念舊惡,豁達大度,與其和好如初,兩人卒成為共生死、同患難之戰友。

    後來于“首都革命”之役前後,同心同德,合作成功。

     十二年(一九二三)十二月,馮氏原配劉夫人患腦脊炎,就醫北京協和醫院,醫藥無效,卒于家中。

    馮氏恸哭,深恨初時誤信中醫,以緻不治。

    既殡,送柩回保定,安葬于家茔。

    夫人有儉德,相馮氏垂二十年。

    在軍中,常為官佐家屬助力,倡辦“培德女學”,以教諸婦女。

    又常躬任慰勞等事,軍中鹹以賢姊稱之。

    及殁,全體為之舉喪,悼念不已。

    遺子二、女三,均由馮氏之嫂夫人代為撫育。

    (據劉著頁一三六雲:“至于馮夫人,有人誤傳系受虐待而死,絕非事實。

    馮夫婦感情素佳&hellip&hellip終于病故身死。

    ”這有力的證據可廓清對馮氏不利的一種流言。

    ) 馮氏悼亡之後,北京社會即發生一有趣問題,即是各方風雲人物因均欲拉攏馮為盟友,于是說親者紛至沓來,甚至曹锟亦欲為媒。

    馮氏難于應付。

    适有基督教友某,為其介紹李德全女士,兩情相洽,遂即訂婚。

    婚事既定,各義務媒妁因之停止進行。

    馮、李遂于十三年(一九二四)二月十九日,遵照基督教典禮在北京結婚。

    李夫人,河北通州人,為第三代基督徒。

    其祖母及叔父均于義和團運動時遇難,成為殉道者。

    早年,畢業于美教會開辦之“貝滿中學”,及北京“彙文女子大學”(後與“燕京大學”合并)。

    時,方任北京女青年會幹事。

    為人有才有識,思想超俗,儉樸處己,和藹待人,且極熱心服務社會,與馮情投意合,洵一時佳偶也。

    (按:李女士頭腦過于新穎,進步太速,變化亦殊出人意料,後文詳叙。

    ) 婚後,夫人助馮氏教子治家之外,兼努力于軍中婦女教育及傷兵慰勞等事,以後曆次大戰,她為傷兵服務于軍中,不避艱險。

    有一次因過勞成病,幾危及生命,足見其熱誠了。

    馮氏禦下素嚴,凡官佐有過失必嚴懲不貸。

    有時過于嚴厲,她每挺身為之緩頰,以故各軍官甚德之,轉成為全軍精誠團結之一要素焉。

    她對社會事業亦熱心提倡。

    在北平辦有“求知婦女學校”一所,專為貧苦女童而設者。

    至其儉樸平民化之德性,尤為可風。

    多年後有一次,餘因公由鄭州赴開封,抵車站則見其購三等票上車(不倚勢力坐專車)時,人多車少,至無隙地,她手挽小布袋站立于車門上,神色自若,亦不惹人注意。

    經餘等招待之,始搬到一輛郵政車坐在我們的皮箱上。

    蓋其居恒衣布服,出門不擺架子,一如常人。

    不識者,每不知其為“陸軍檢閱使”之夫人焉。

     生活鱗爪 馮氏在南苑期間,鱗鱗爪爪之逸事尚多,書不勝書,姑選出數則錄下,以見斑斑。

    此種事迹,從曆史家眼光看來,頗有史料價值,以其确能反映其真實人格也。

     一次,在招待十餘位日本貴賓的宴會上,有一日人察見所懸的萬國旗中,日本國旗獨付阙如,當堂質問其故。

    馮氏答:“這些旗是街上買來的。

    從民國四年五月七日貴國提出二十一條事件之後,百姓惡感深刻,遍地都買不到日本旗了。

    ”問者語塞,大為不怿。

    他還請日本公使打電報回去政府報告,俾知有所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