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陸軍檢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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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亦曾為其策劃打倒複辟事，素器重其人，至是鼎力為助。
于是，馮氏奉令增編陸軍第七、八、廿五等三個混成旅，以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三人為旅長。
他準備将其基本的第十一師與此三混成旅一同移京。
不料吳又懷歪心，隻許帶走第十一師，其餘新兵則拟留在豫省，撥歸張福來部。
開拔前，馮氏令鐵路局備車六列，吳盡扣留之，又下令各縣不準向省署解款。
既無運兵車輛，又無開拔經費，其艱苦可知，難堪亦可知。
馮氏隻有由财政廳勉強籌得三萬餘元為用，複臨時向各車站征車，湊成五列，然後定下一條“金蟬脫殼”妙計以便移師。
安排既妥，他即從蔣鴻遇議，先行獨自離豫赴保定，日與曹锟周旋。
此舉殆移去吳之注意目标兼借曹作庇護人也。
豫方之事，全由蔣調度，乃依所定妙計，以新兵盡打舊兵旗号先行北上。
去後，舊兵乃打正第十一師旗号全數開走，不留一人。
但當時車少人多，全軍擠擁不堪。
從十一月三日夜間起，至次日午，全部運完，調兵神速，誠為可驚。
高卧洛陽之吳佩孚竟被瞞過，比知其事，則全軍已過鄭州北去，莫奈其何矣。
事後，馮氏始施施然離保北上。
曹對其恢宏大度，不戀祿位，亦深表敬佩焉。
是時，孫先生方在粵失敗，蟄居上海。
馮氏在離保定前向曹乘機進言，勸其與孫先生聯絡，以為救國救民計，有勸其迎之北上之意。
此種建議，如非“與虎謀皮”，何異“對牛彈琴”？當然毫無效果，可想而知矣。
自是而後，馮氏即在北京任中華民國全國“陸軍檢閱使”。
其實則其所能“檢閱”者，僅自己所統率之隊伍耳。
此正如西諺之所謂“愛爾蘭的升遷”（lrishpromotion即“明升暗降”之意）。
然“塞翁失馬”，又焉知非福耶？ 南苑練兵 馮氏既将全軍&mdash&mdash第十一師與三個混成旅共約三萬人，安全移到北京後，原拟以南苑為駐防地，但營房不敷，乃将張之江之第七旅開駐通州，另将一團駐京内旃檀寺，其餘均駐南苑。
陸軍檢閱使署亦在是，仍以蔣鴻遇為參謀長。
各處駐軍設有電線電話，交通聯絡一貫。
其本人大半時間均住南苑，或偶一回城内私宅而已。
南苑一向有煙窟、娼寮、賭館，而且賊匪充斥，人民入夜即不敢出門，實社會罪惡之叢薮也。
馮軍到後，首即施“下馬威”，一律肅清之以利軍民。
此其每到各處之一貫作風也。
馮部自駐防信陽以來，軍饷即異常支绌，雖曾督豫督陝，自收賦稅，自握财權，财政似稍寬裕，而均格于環境上種種困難，饷項亦每苦不足。
及今移駐南苑，軍饷全靠他人接濟，更無辦法了。
當移駐之初，吳佩孚曾許以每月由豫省接濟三十六萬元。
（《我的生活》雲廿萬，上據蔣著。
）抵京後，吳自食其言，分文不與。
馮氏乃向曹锟交涉，曹允每月每旅撥三萬元，後增至五萬元，另檢閱使署一萬元。
至于從何處撥付，仍未指定。
迨經幾許交涉，乃得指定每月由崇文門稅關月撥五萬元，京綏鐵路局十萬元，其餘則由财政部、鹽餘等項籌付。
每月饷項或可得十七八萬或廿餘萬不等。
此數雖不能按全饷發出，亦稍可過活。
軍費有着，馮氏遂得安心緻其全力于練兵一道矣。
其間，得張紹曾之助力為最大。
（按：自灤州之役後，張屢助馮氏，乃得成全其建軍建業，馮氏一生不忘此大恩人。
） 被黜南苑，不能不說是馮氏生平第一大挫折&mdash&mdash以前種種的失意事，比較起來，真不算甚麼。
然而馮氏每每利用失敗以為下次成功之階梯。
馮氏人格可欽佩之點此即其一&mdash&mdash善用失敗，沉毅刻苦，以圖再舉。
吳之逐其去豫，僅去其督軍虛名耳，既未奪其生命，抑未罷其兵權，徒使其移駐北京&mdash&mdash環境比前尤好，使其得以從容不迫地集中全副力量才能于練兵一途。
結果，竟使其能練成幾萬精兵，為日後大革命之基本隊伍。
不特此也，此一着且使其居于萬邦人士雲集之首都，其個人與全軍種種優點得以顯露于世，予以增加其名譽及提高其地位。
最後，吳終于塌台，而馮氏卻由是而蒸蒸日上，此固非吳始料所及，亦是馮氏之善用機會有以緻之者。
然則其失豫也，豈不可比之“塞翁失馬”欤？ 馮氏專心練兵，十餘年如一日，雖手執軍政大權，亦不能脫離此根本要務（前數章均已備述）。
惟駐南苑時，則情況略異從前。
一、軍隊擴充由一混成旅以至一師三混成旅，共約三萬人，宛然有獨立成軍的規模。
二、無政治問題及責任之擾亂，得以專心一意從事訓練。
三、年來作戰及研究之經驗更豐，訓練統治之方法比前日有進步。
四、軍饷雖绌而比從前最苦之時還好。
五、政治敵人尚未破臉成仇，故得從容積極進行。
馮兵之練兵，分學科、術科二種，每科各分士兵、頭目、初級、中上級軍官之教練，班次井然，如入學校。
此外複有栽培德性之特種教育，如“基督教青年會”等注重内部的精神訓練。
凡此皆其特長而為其他軍隊所莫及者。
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二月廿五日，總統黎元洪赴南苑閱兵，見全軍軍容之壯盛、步伐之整齊、精神之煥發與技術之純熟，歎為向所未有。
當操演教練時，黎執一目兵問之：“假定此時我軍為攻軍，已受敵人甚大損害，應如何處置？”兵答：“前進。
”黎又問：“前進困難時怎麼樣？”答：“我困難敵也困難。
”黎說：“此意甚是，但愈前進，則困難愈加，又怎樣？”兵答：“最後五分鐘。
”黎氏大為贊歎，說：“最後五分鐘，實勝敗之所系。
”目兵能作此言足征教育之成績，聞者佩服。
馮氏訓練兵士，久已以基督教為精神教育之中心。
其最得力處在于造成犧牲服務之精神。
馮軍到處均為社會、為人民服務。
在南苑時，此種社會事業益為擴充。
約舉之如下：（一）軍醫施診。
（二）遍地植樹。
（三）修馬路數十裡。
（四）築牆禦水。
（五）清潔地方。
（六）滅蠅運動。
（七）露天演講。
（八）露天平民學校。
（九）施血救人（馮氏自己先舍血救一貧者，官兵争相仿效）。
（十）修築永定
于是，馮氏奉令增編陸軍第七、八、廿五等三個混成旅，以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三人為旅長。
他準備将其基本的第十一師與此三混成旅一同移京。
不料吳又懷歪心，隻許帶走第十一師，其餘新兵則拟留在豫省，撥歸張福來部。
開拔前，馮氏令鐵路局備車六列，吳盡扣留之，又下令各縣不準向省署解款。
既無運兵車輛，又無開拔經費，其艱苦可知，難堪亦可知。
馮氏隻有由财政廳勉強籌得三萬餘元為用，複臨時向各車站征車，湊成五列，然後定下一條“金蟬脫殼”妙計以便移師。
安排既妥，他即從蔣鴻遇議，先行獨自離豫赴保定，日與曹锟周旋。
此舉殆移去吳之注意目标兼借曹作庇護人也。
豫方之事，全由蔣調度，乃依所定妙計，以新兵盡打舊兵旗号先行北上。
去後，舊兵乃打正第十一師旗号全數開走，不留一人。
但當時車少人多，全軍擠擁不堪。
從十一月三日夜間起，至次日午，全部運完，調兵神速，誠為可驚。
高卧洛陽之吳佩孚竟被瞞過，比知其事，則全軍已過鄭州北去，莫奈其何矣。
事後，馮氏始施施然離保北上。
曹對其恢宏大度，不戀祿位，亦深表敬佩焉。
是時，孫先生方在粵失敗，蟄居上海。
馮氏在離保定前向曹乘機進言，勸其與孫先生聯絡，以為救國救民計，有勸其迎之北上之意。
此種建議，如非“與虎謀皮”，何異“對牛彈琴”？當然毫無效果，可想而知矣。
自是而後，馮氏即在北京任中華民國全國“陸軍檢閱使”。
其實則其所能“檢閱”者，僅自己所統率之隊伍耳。
此正如西諺之所謂“愛爾蘭的升遷”（lrishpromotion即“明升暗降”之意）。
然“塞翁失馬”，又焉知非福耶？ 南苑練兵 馮氏既将全軍&mdash&mdash第十一師與三個混成旅共約三萬人，安全移到北京後，原拟以南苑為駐防地，但營房不敷，乃将張之江之第七旅開駐通州，另将一團駐京内旃檀寺，其餘均駐南苑。
陸軍檢閱使署亦在是，仍以蔣鴻遇為參謀長。
各處駐軍設有電線電話，交通聯絡一貫。
其本人大半時間均住南苑，或偶一回城内私宅而已。
南苑一向有煙窟、娼寮、賭館，而且賊匪充斥，人民入夜即不敢出門，實社會罪惡之叢薮也。
馮軍到後，首即施“下馬威”，一律肅清之以利軍民。
此其每到各處之一貫作風也。
馮部自駐防信陽以來，軍饷即異常支绌，雖曾督豫督陝，自收賦稅，自握财權，财政似稍寬裕，而均格于環境上種種困難，饷項亦每苦不足。
及今移駐南苑，軍饷全靠他人接濟，更無辦法了。
當移駐之初，吳佩孚曾許以每月由豫省接濟三十六萬元。
（《我的生活》雲廿萬，上據蔣著。
）抵京後，吳自食其言，分文不與。
馮氏乃向曹锟交涉，曹允每月每旅撥三萬元，後增至五萬元，另檢閱使署一萬元。
至于從何處撥付，仍未指定。
迨經幾許交涉，乃得指定每月由崇文門稅關月撥五萬元，京綏鐵路局十萬元，其餘則由财政部、鹽餘等項籌付。
每月饷項或可得十七八萬或廿餘萬不等。
此數雖不能按全饷發出，亦稍可過活。
軍費有着，馮氏遂得安心緻其全力于練兵一道矣。
其間，得張紹曾之助力為最大。
（按：自灤州之役後，張屢助馮氏，乃得成全其建軍建業，馮氏一生不忘此大恩人。
） 被黜南苑，不能不說是馮氏生平第一大挫折&mdash&mdash以前種種的失意事，比較起來，真不算甚麼。
然而馮氏每每利用失敗以為下次成功之階梯。
馮氏人格可欽佩之點此即其一&mdash&mdash善用失敗，沉毅刻苦，以圖再舉。
吳之逐其去豫，僅去其督軍虛名耳，既未奪其生命，抑未罷其兵權，徒使其移駐北京&mdash&mdash環境比前尤好，使其得以從容不迫地集中全副力量才能于練兵一途。
結果，竟使其能練成幾萬精兵，為日後大革命之基本隊伍。
不特此也，此一着且使其居于萬邦人士雲集之首都，其個人與全軍種種優點得以顯露于世，予以增加其名譽及提高其地位。
最後，吳終于塌台，而馮氏卻由是而蒸蒸日上，此固非吳始料所及，亦是馮氏之善用機會有以緻之者。
然則其失豫也，豈不可比之“塞翁失馬”欤？ 馮氏專心練兵，十餘年如一日，雖手執軍政大權，亦不能脫離此根本要務（前數章均已備述）。
惟駐南苑時，則情況略異從前。
一、軍隊擴充由一混成旅以至一師三混成旅，共約三萬人，宛然有獨立成軍的規模。
二、無政治問題及責任之擾亂，得以專心一意從事訓練。
三、年來作戰及研究之經驗更豐，訓練統治之方法比前日有進步。
四、軍饷雖绌而比從前最苦之時還好。
五、政治敵人尚未破臉成仇，故得從容積極進行。
馮兵之練兵，分學科、術科二種，每科各分士兵、頭目、初級、中上級軍官之教練，班次井然，如入學校。
此外複有栽培德性之特種教育，如“基督教青年會”等注重内部的精神訓練。
凡此皆其特長而為其他軍隊所莫及者。
十一年（一九二二）十二月廿五日，總統黎元洪赴南苑閱兵，見全軍軍容之壯盛、步伐之整齊、精神之煥發與技術之純熟，歎為向所未有。
當操演教練時，黎執一目兵問之：“假定此時我軍為攻軍，已受敵人甚大損害，應如何處置？”兵答：“前進。
”黎又問：“前進困難時怎麼樣？”答：“我困難敵也困難。
”黎說：“此意甚是，但愈前進，則困難愈加，又怎樣？”兵答：“最後五分鐘。
”黎氏大為贊歎，說：“最後五分鐘，實勝敗之所系。
”目兵能作此言足征教育之成績，聞者佩服。
馮氏訓練兵士，久已以基督教為精神教育之中心。
其最得力處在于造成犧牲服務之精神。
馮軍到處均為社會、為人民服務。
在南苑時，此種社會事業益為擴充。
約舉之如下：（一）軍醫施診。
（二）遍地植樹。
（三）修馬路數十裡。
（四）築牆禦水。
（五）清潔地方。
（六）滅蠅運動。
（七）露天演講。
（八）露天平民學校。
（九）施血救人（馮氏自己先舍血救一貧者，官兵争相仿效）。
（十）修築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