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陸軍檢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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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歲至四三歲，一九二二&mdash一九二四）
調任原因
考馮氏之所以被調去豫之原因，甚為複雜，然全由吳佩孚之主動及力持。
因此馮、吳交惡，以後二人感情益趨惡劣，馴至公開破裂，乃至有“首都革命”及南口戰役之發生，其後卒使直系勢力完全打倒，則馮氏之去豫北上一事，實為以後數年全國政局屢變之導火線。
以其關系重大如是，不可不詳究其原因。
初，直系軍閥既控制華北，旋因勢力與權力沖突，漸次分裂為曹锟之保定派及吳佩孚之洛陽派。
保派初時借重馮氏，有培植其實力、用以牽制漸成尾大不掉的洛派之意，所以保持兩派之均勢也。
保派素不滿于豫督趙倜，早欲去之，而其謀竟破壞于吳之洛派，至令馮氏尴尬殊甚，有苦難言（見上章）。
及趙聯奉攻直，馮氏激于義憤，助以全力，乃撲滅之。
吳徒坐視，莫奈其何。
及趙去馮繼，吳猶思聯趙之舊部以掣馮肘，乃密保趙部将寶德全為“河南軍務幫辦”，而寶助趙攻鄭，幾至令馮軍盡沒之罪，所不計也。
不意馮氏一到汴即明正寶罪，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執而斃之。
寶本罪有應得，一經公布，吳亦莫奈之何，然自此更恨馮氏入骨矣。
其次，馮氏沒收趙之财産，全部充公，吳亦不滿。
所以然者，一則因吳之偏袒趙倜猶未忘情，次則以其财産過多，思嘗一脔。
馮氏雖以全數充公用，而吳則以為其獨占利益，因不得分享而緻怒恨矣。
複次，豫省駐軍甚雜，而财政收入有限，不敷分配。
馮氏盡力維持，平均支配，甚至薄己厚人&mdash&mdash其自己之第十一師不能多得饷銀，而吳自居太上督軍地位，雄據洛陽，時時要索款項。
馮氏就職伊始，吳即索款八十萬元，以後每月令繳廿萬，均無以應。
吳不能如願以償，遂謀去之。
而馮氏以吳擅自截留稅款，目無餘子，亦甚以為苦，感情對之日惡一日。
此又一原因也。
再有一原因：吳濫薦多人至開封求職，馮氏無以應，吳銜恨益深。
（按：此是舊官僚一向作風。
昔年閻相文督陝時，直系保薦顧問、參議、谘議八百人，閻無以應。
伊等即向曹、吳造謠中傷之。
馮氏接任後，盡數遣散，每人發盤費三四十元，吳對此事，已大不怿。
） 此外，複因吳對馮氏之嫉忌，亦為一大原因。
蓋自馮氏膺任豫督後，勵精圖治，省政一新。
未幾時，“模範軍隊”“平民督軍”之盛譽已蜚聲全世，聲望骎骎乎駕吳之上。
即以政績論，實際上馮軍勢力所達之區，以剿匪認真，寇患肅清，而吳駐軍洛陽、豫西一帶，盜賊如毛。
吳惟知發号施令，作威作福，地方治安，毫不過問。
加以馮氏熱心信教傳教之故，更為外人交口稱道，向外國報告，故聲譽日隆。
同居一省，而政績懸殊，聲譽大異，吳不禁相形見绌，嫉忌之下，其不惬意于馮氏大有由矣。
尚有一大原因，所以激起吳務必去馮氏之決心者，則為馮氏擴充隊伍一事。
馮氏因鑒于奉直戰争時，以後防空虛，鄭州幾為豫軍所乘，又見作戰傷亡不少，乃在豫亟募補充團五個，得新兵萬人。
任督軍後，更積極訓練新兵，即配備以所俘獲之軍械，迅成勁旅。
以其練兵之長才及全軍之戰鬥力強與内容充實，久為吳眼中之刺。
此次一出關即擴充勢力如是之速，正中其大忌矣。
再有一政治原因：當時華北形勢，由北京以至漢口，全部皆在直系勢力之下，獨有當中河南為不是嫡系的馮軍所雄據。
吳等自不免“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之感。
為造成華北“清一色”的直系地盤計，乃不得不多方設法排去此“異己”的馮玉祥而後快。
（劉著頁四四提出，甚有理。
） 最後，更有促成務去馮氏之近因，厥為張福來之極力運動。
吳被其部下包圍，日事進讒诋毀馮氏。
其間，洛派嫡系部将張福來為尤甚。
彼野心勃勃，謀獲督印至力，并與靳雲鹗、胡景翼結為兄弟，成三角聯盟，聯合排擠馮氏。
嘗請托山東省長熊炳琦及其他要員說吳去馮，惟吳之第三師參謀長張方嚴及李濟臣等力谏不可，謂苟無馮氏之救助，何有今日？吳不聽，新仇舊怨（如在洛時“冷水澆背”賀壽事），積恨于心。
于是，張福來等之讒言慫恿遂如火上加油，吳卒去電北京政府，一力堅請去馮氏，冀盡削其兵權以拔去“眼中釘”為快。
去河南駐北京 時，北京政府已有變化：徐世昌以有袒奉之嫌去位，而吳則迎黎元洪複職。
黎首先唱出“廢督裁兵”之高調。
吳乃借口廢督，迫令去馮氏。
雖河南一般輿論、社會團體，如全省公民大會及各界民衆組織，紛紛去電熱誠挽留，所不顧也。
當時，保派閣員仍袒馮抑吳，主張留馮，吳亦不顧也。
其始，黎未嘗不欲留馮氏在豫，以抵抗吳之跋扈嚣張，乃公開宣布所謂“三不主義”：一、不下令免馮職；二、不受強藩（指吳）逼迫；三、不違反民意（指豫民挽留）。
然不禁洛派閣員之不斷壓迫，深覺勢孤，自己總統大位且恐岌岌不可保。
結果：不能不屈服，竟因受強藩壓迫，乃違反民意，而下令易馮氏。
能言而不能行。
嗚呼！此懦弱可憐的總統之所以赢得“黎菩薩”之綽号欤！ 十一年（一九二二）十月三十一日，黎下令任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另任張福來“督理河南軍務”。
去“督軍”而改為“督理”，“督”字仍不曾廢，亦“一丘之貉”耳。
馮氏一接電，即于同日下午六時離豫北上，留參謀長蔣鴻遇辦理結束及交代，并派員赴鄭州，迎張履任，毫無戀棧之意。
蓋其任事五月來，深感吳嫉忌日深，小人排擠亦日烈，馴至事事受幹涉，于軍、民、财各項政務之施設，束手無法，政治抱負幾乎一籌莫展，卸任而去，惟恐不速，故早有離豫之準備。
及一知他調之确實消息，如釋重負，反而非常滿意，遂能在最短時間内，全軍北調，從容不迫。
然其實則初時未嘗不欲幹下去，以施其為國為民之理想，不過為勢所迫，無可奈何而去，不能辄稱為“淡泊”也。
事前，馮氏先派張之江等入京見國務總理張紹曾，請改編“補充團”加入“學兵團”成為三個混成旅。
張從前曾為馮氏長
因此馮、吳交惡，以後二人感情益趨惡劣，馴至公開破裂，乃至有“首都革命”及南口戰役之發生，其後卒使直系勢力完全打倒，則馮氏之去豫北上一事，實為以後數年全國政局屢變之導火線。
以其關系重大如是，不可不詳究其原因。
初，直系軍閥既控制華北，旋因勢力與權力沖突，漸次分裂為曹锟之保定派及吳佩孚之洛陽派。
保派初時借重馮氏，有培植其實力、用以牽制漸成尾大不掉的洛派之意，所以保持兩派之均勢也。
保派素不滿于豫督趙倜，早欲去之，而其謀竟破壞于吳之洛派，至令馮氏尴尬殊甚，有苦難言（見上章）。
及趙聯奉攻直，馮氏激于義憤，助以全力，乃撲滅之。
吳徒坐視，莫奈其何。
及趙去馮繼，吳猶思聯趙之舊部以掣馮肘，乃密保趙部将寶德全為“河南軍務幫辦”，而寶助趙攻鄭，幾至令馮軍盡沒之罪，所不計也。
不意馮氏一到汴即明正寶罪，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執而斃之。
寶本罪有應得，一經公布，吳亦莫奈之何，然自此更恨馮氏入骨矣。
其次，馮氏沒收趙之财産，全部充公，吳亦不滿。
所以然者，一則因吳之偏袒趙倜猶未忘情，次則以其财産過多，思嘗一脔。
馮氏雖以全數充公用，而吳則以為其獨占利益，因不得分享而緻怒恨矣。
複次，豫省駐軍甚雜，而财政收入有限，不敷分配。
馮氏盡力維持，平均支配，甚至薄己厚人&mdash&mdash其自己之第十一師不能多得饷銀，而吳自居太上督軍地位，雄據洛陽，時時要索款項。
馮氏就職伊始，吳即索款八十萬元，以後每月令繳廿萬，均無以應。
吳不能如願以償，遂謀去之。
而馮氏以吳擅自截留稅款，目無餘子，亦甚以為苦，感情對之日惡一日。
此又一原因也。
再有一原因：吳濫薦多人至開封求職，馮氏無以應，吳銜恨益深。
（按：此是舊官僚一向作風。
昔年閻相文督陝時，直系保薦顧問、參議、谘議八百人，閻無以應。
伊等即向曹、吳造謠中傷之。
馮氏接任後，盡數遣散，每人發盤費三四十元，吳對此事，已大不怿。
） 此外，複因吳對馮氏之嫉忌，亦為一大原因。
蓋自馮氏膺任豫督後，勵精圖治，省政一新。
未幾時，“模範軍隊”“平民督軍”之盛譽已蜚聲全世，聲望骎骎乎駕吳之上。
即以政績論，實際上馮軍勢力所達之區，以剿匪認真，寇患肅清，而吳駐軍洛陽、豫西一帶，盜賊如毛。
吳惟知發号施令，作威作福，地方治安，毫不過問。
加以馮氏熱心信教傳教之故，更為外人交口稱道，向外國報告，故聲譽日隆。
同居一省，而政績懸殊，聲譽大異，吳不禁相形見绌，嫉忌之下，其不惬意于馮氏大有由矣。
尚有一大原因，所以激起吳務必去馮氏之決心者，則為馮氏擴充隊伍一事。
馮氏因鑒于奉直戰争時，以後防空虛，鄭州幾為豫軍所乘，又見作戰傷亡不少，乃在豫亟募補充團五個，得新兵萬人。
任督軍後，更積極訓練新兵，即配備以所俘獲之軍械，迅成勁旅。
以其練兵之長才及全軍之戰鬥力強與内容充實，久為吳眼中之刺。
此次一出關即擴充勢力如是之速，正中其大忌矣。
再有一政治原因：當時華北形勢，由北京以至漢口，全部皆在直系勢力之下，獨有當中河南為不是嫡系的馮軍所雄據。
吳等自不免“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之感。
為造成華北“清一色”的直系地盤計，乃不得不多方設法排去此“異己”的馮玉祥而後快。
（劉著頁四四提出，甚有理。
） 最後，更有促成務去馮氏之近因，厥為張福來之極力運動。
吳被其部下包圍，日事進讒诋毀馮氏。
其間，洛派嫡系部将張福來為尤甚。
彼野心勃勃，謀獲督印至力，并與靳雲鹗、胡景翼結為兄弟，成三角聯盟，聯合排擠馮氏。
嘗請托山東省長熊炳琦及其他要員說吳去馮，惟吳之第三師參謀長張方嚴及李濟臣等力谏不可，謂苟無馮氏之救助，何有今日？吳不聽，新仇舊怨（如在洛時“冷水澆背”賀壽事），積恨于心。
于是，張福來等之讒言慫恿遂如火上加油，吳卒去電北京政府，一力堅請去馮氏，冀盡削其兵權以拔去“眼中釘”為快。
去河南駐北京 時，北京政府已有變化：徐世昌以有袒奉之嫌去位，而吳則迎黎元洪複職。
黎首先唱出“廢督裁兵”之高調。
吳乃借口廢督，迫令去馮氏。
雖河南一般輿論、社會團體，如全省公民大會及各界民衆組織，紛紛去電熱誠挽留，所不顧也。
當時，保派閣員仍袒馮抑吳，主張留馮，吳亦不顧也。
其始，黎未嘗不欲留馮氏在豫，以抵抗吳之跋扈嚣張，乃公開宣布所謂“三不主義”：一、不下令免馮職；二、不受強藩（指吳）逼迫；三、不違反民意（指豫民挽留）。
然不禁洛派閣員之不斷壓迫，深覺勢孤，自己總統大位且恐岌岌不可保。
結果：不能不屈服，竟因受強藩壓迫，乃違反民意，而下令易馮氏。
能言而不能行。
嗚呼！此懦弱可憐的總統之所以赢得“黎菩薩”之綽号欤！ 十一年（一九二二）十月三十一日，黎下令任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另任張福來“督理河南軍務”。
去“督軍”而改為“督理”，“督”字仍不曾廢，亦“一丘之貉”耳。
馮氏一接電，即于同日下午六時離豫北上，留參謀長蔣鴻遇辦理結束及交代，并派員赴鄭州，迎張履任，毫無戀棧之意。
蓋其任事五月來，深感吳嫉忌日深，小人排擠亦日烈，馴至事事受幹涉，于軍、民、财各項政務之施設，束手無法，政治抱負幾乎一籌莫展，卸任而去，惟恐不速，故早有離豫之準備。
及一知他調之确實消息，如釋重負，反而非常滿意，遂能在最短時間内，全軍北調，從容不迫。
然其實則初時未嘗不欲幹下去，以施其為國為民之理想，不過為勢所迫，無可奈何而去，不能辄稱為“淡泊”也。
事前，馮氏先派張之江等入京見國務總理張紹曾，請改編“補充團”加入“學兵團”成為三個混成旅。
張從前曾為馮氏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