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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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的期望。

     我父親最後的職務,是在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自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至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前後七載。

    他獨力校印《資治通鑒》,後來參加編輯《辭源》。

    陸爾奎《辭源說略》中述緣起雲:“戊申之春,遂決意編纂此書,其初同志五六人,旋增至數十人,羅書十萬卷,曆八年而始竣事。

    ”我父親是開始編輯的五六人中之一,我見過《辭源》預約樣本上父親的名字,亦見過他書桌上堆積的《辭源》廢稿,他是連年埋頭伏案的人。

    民國元年夏,我父親忽患咯血,請假在家治病,猶念念不忘于《辭源》。

    母親因醫生之言,堅勸辭職,悉心休養,他深以虧一篑之功,久不肯決。

    書館例,職員病假不支薪,他不是戀其職,而實系戀其事。

    其後,中華書局來聘我父親,待遇倍之,商務亦送醫藥費來。

    他未應中華之聘,終辭商務之職,距《辭源》脫稿僅數月。

    這年冬《辭源》脫稿,商務書館取其單辭先印《新字典》,高鳳謙《新字典緣起》雲:“戊申遊廣州,與陸君炜士談辭書之關系,所論大洽&hellip&hellip至今年而脫稿,命之曰辭源,又刺其單辭先付手民,命之曰新字典。

    ”故《新字典》實由《辭源》而出,有《辭源》而後有《新字典》,後脫稿者先付印。

    不知何故,《新字典》上有我父親名字,而《辭源》無之,他臨病不忘工作者《辭源》,家人耳熟其名,《新字典》是副産品,他從未提及。

    吾弟君怡侍父親病,熟悉經過,他見民四(一九一五)《辭源》出版,列名編校者五十餘人,其中無父親之名。

    至民五(一九一六)之秋父親去世,他如無其事未提過一句話,亦不介一點意。

    父親如此,兒女敬其意不敢問,然亦終存于心,不能忘記。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秋,中華書局陸費伯鴻先生欲約君怡繼其總經理職務,君怡謝未就。

    這機會,他請問當年《辭源》與《新字典》編纂情形,陸君說,兩書蓋二而一,我父親均躬與其事。

    時值中華書局新成立,主持人即由商務出來,同業競争與人事恩怨,陸君即是其人,他是嘉興同鄉,他說父親系無故受中華之累。

     民國三十三四年之間,一日夏尊先生來訪我,話題談到開明書局。

    夏先生是南屏女中同事中,年最長,最受欽佩的人,是開明發起人之一。

    談到未來工作,他說:太平後拟編一辭書,為中學青年參考用。

    他随口舉例曰:譬如我的姓“沈”字,名詞如何讀,如何用,動詞如何讀,如何用,各造句為例,并邀我合作。

    我聞言答曰:我原是一個編過辭書者的後人,我有一個心願,蒙不棄,必執鞭以随後。

    抗戰勝利不久,夏先生病故,時事亦大變,我這點心願不再有附麗的地方。

     (原載《傳記文學》第四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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