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八十年五十年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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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理由争吵的最多。
我說元任！你看我一點英文不學，我可以在美國生活下去，信不信由你，過不過由我。
哪知在美國前後加起來一待快四十年了，我過得很舒坦嘛。
并且凡是和美國人談論起來很流利的，他們總稱贊我的英文發音真好，在何處學的呢？我回他們不是學的，是聽來的，因為各種階級的人我都去和他們結識，所以說出來的話有各階級不同的，還有不知道如何說法，在人前我也不難為情，就回過頭來問我旁邊的活字典趙元任。
我們的金婚日子是胡适之給我們谶語定的，他在哈佛講學。
他寫了一句詩說是賀我們銀婚的，他以為二十年是銀婚，二十五年是金婚，那知他的谶語成為事實了。
我現在照他的詩也寫一首(見後文)來發發牢騷出出氣，元任你也寫點出出氣吧。
好說好說！或者應該說豈敢豈敢！這五十年來教你說英文教不好，好象是我的一個大失敗。
但是英文說錯了也有說錯了的好處。
你記得前年屋侖法庭傳你去當陪審員，這事情是法不容辭的義務。
你在裡頭跟縣衙門人談話，我坐在外頭聽。
那人說：“我們選人完全by．lot(抽簽)。
”你就說：“我買了(bought)好幾塊地(lot)呐。
”我在外頭聽了你把by聽錯了成buy真高興。
結果他想你英文不夠當陪審員就算了。
(最近新聞報上有一件謀殺案，十二個陪審員關在屋子裡吃住了二百二十幾天，那不簡直等于坐監牢嗎？)還有一件事使得我對于會說各種外國話不算有多大本事，就是回想到我當年在法國學院聽大漢學家馬伯樂(HenriMaspero)的課，他講起中國考據什麼的講的頭頭是道，可是說起中國人名、地名，術語，完全用他的法國口音。
還有我在巴黎大學聽大語言學家梅業(AntoineMeillet)的課。
不管是講的希臘、拉丁、遠東、近東語文的舉例，一出他的口，都是很純粹的法國口音。
可是他講的理論仍是清清楚楚的。
那麼說外國話說的象本地人一樣的口音有什麼學術上的價值呐？ 嗳，元任！你說你要寫八十年五十年的回憶，怎麼一跳就跳到後來那麼遠了？ 噢，對了，我跳的太快了。
一跳跳到近年的事了。
現在再從頭說起吧。
今年是西曆一九七一，八十年前是一八九一。
不知道怎麼樣，好象每逢“一”字收尾的年，我們兩個人，我們的家，跟國家，都有什麼事情似的。
比方一八九一年前後一兩年就是咱們的生年。
當中經過了甲午戰争，到了一九〇一，就是庚子大亂的第二年。
這十年當中是咱們進行了所謂“洋學堂”的時代。
你進的上海中西，我進的南京江南高等。
(沒料到那麼近的延齡巷就是我将來太太的家。
)到了一九一一那就是辛亥革命了。
我在美國東、中、西部混了一陣搞搞算、物、哲、樂還是回國了。
為什麼呐？因你留日學成了醫學在北京開醫院，到了一九二一年又是一個“一”年了，這就是咱們認得了就結婚的那年了。
從這兒起這五十年的回憶咱們就一塊兒憶了。
咱們結了婚頭十年的成績很可觀，因為到了一九三一年這十年當中就生了四個女兒。
雖然她們跟着我們在中國、美國，有時在歐洲，跑來跑去的，可是都已經學成了。
這十年當中我們跑的特别多，從南京跑長沙，跑昆明，到了美國一九四一(又是個“一”)珍珠港打起來了，勝利過後預備可以又回國了，可是政府要派我當校長。
韻卿你是當過校長的。
我是不喜歡行政也不會行政，所以半路上躲在加州，先是客卿教授，到了一九五一年左右就成了講座教授，一坐就坐了二十多年了。
一九六一年的前一兩年我們又跑了一趟台灣、日本。
我最得意的事是那一次見到一位姨母，她說：“我不敢說我還認得你，但是我記得你生的那一天我在你們家裡的。
”從此我就不敢對人說自己多老了。
韻卿你那一次也不覺得老，特别是聲音不老。
有一次在女子中學校聯合大會大禮堂上講演，擴音器壞了，大聲問“你們後頭聽得見吧？”後頭人嚷說“聽得見！”就這麼對兩三千的聽衆講
我說元任！你看我一點英文不學，我可以在美國生活下去，信不信由你，過不過由我。
哪知在美國前後加起來一待快四十年了，我過得很舒坦嘛。
并且凡是和美國人談論起來很流利的，他們總稱贊我的英文發音真好，在何處學的呢？我回他們不是學的，是聽來的，因為各種階級的人我都去和他們結識，所以說出來的話有各階級不同的，還有不知道如何說法，在人前我也不難為情，就回過頭來問我旁邊的活字典趙元任。
我們的金婚日子是胡适之給我們谶語定的，他在哈佛講學。
他寫了一句詩說是賀我們銀婚的，他以為二十年是銀婚，二十五年是金婚，那知他的谶語成為事實了。
我現在照他的詩也寫一首(見後文)來發發牢騷出出氣，元任你也寫點出出氣吧。
好說好說！或者應該說豈敢豈敢！這五十年來教你說英文教不好，好象是我的一個大失敗。
但是英文說錯了也有說錯了的好處。
你記得前年屋侖法庭傳你去當陪審員，這事情是法不容辭的義務。
你在裡頭跟縣衙門人談話，我坐在外頭聽。
那人說：“我們選人完全by．lot(抽簽)。
”你就說：“我買了(bought)好幾塊地(lot)呐。
”我在外頭聽了你把by聽錯了成buy真高興。
結果他想你英文不夠當陪審員就算了。
(最近新聞報上有一件謀殺案，十二個陪審員關在屋子裡吃住了二百二十幾天，那不簡直等于坐監牢嗎？)還有一件事使得我對于會說各種外國話不算有多大本事，就是回想到我當年在法國學院聽大漢學家馬伯樂(HenriMaspero)的課，他講起中國考據什麼的講的頭頭是道，可是說起中國人名、地名，術語，完全用他的法國口音。
還有我在巴黎大學聽大語言學家梅業(AntoineMeillet)的課。
不管是講的希臘、拉丁、遠東、近東語文的舉例，一出他的口，都是很純粹的法國口音。
可是他講的理論仍是清清楚楚的。
那麼說外國話說的象本地人一樣的口音有什麼學術上的價值呐？ 嗳，元任！你說你要寫八十年五十年的回憶，怎麼一跳就跳到後來那麼遠了？ 噢，對了，我跳的太快了。
一跳跳到近年的事了。
現在再從頭說起吧。
今年是西曆一九七一，八十年前是一八九一。
不知道怎麼樣，好象每逢“一”字收尾的年，我們兩個人，我們的家，跟國家，都有什麼事情似的。
比方一八九一年前後一兩年就是咱們的生年。
當中經過了甲午戰争，到了一九〇一，就是庚子大亂的第二年。
這十年當中是咱們進行了所謂“洋學堂”的時代。
你進的上海中西，我進的南京江南高等。
(沒料到那麼近的延齡巷就是我将來太太的家。
)到了一九一一那就是辛亥革命了。
我在美國東、中、西部混了一陣搞搞算、物、哲、樂還是回國了。
為什麼呐？因你留日學成了醫學在北京開醫院，到了一九二一年又是一個“一”年了，這就是咱們認得了就結婚的那年了。
從這兒起這五十年的回憶咱們就一塊兒憶了。
咱們結了婚頭十年的成績很可觀，因為到了一九三一年這十年當中就生了四個女兒。
雖然她們跟着我們在中國、美國，有時在歐洲，跑來跑去的，可是都已經學成了。
這十年當中我們跑的特别多，從南京跑長沙，跑昆明，到了美國一九四一(又是個“一”)珍珠港打起來了，勝利過後預備可以又回國了，可是政府要派我當校長。
韻卿你是當過校長的。
我是不喜歡行政也不會行政，所以半路上躲在加州，先是客卿教授，到了一九五一年左右就成了講座教授，一坐就坐了二十多年了。
一九六一年的前一兩年我們又跑了一趟台灣、日本。
我最得意的事是那一次見到一位姨母，她說：“我不敢說我還認得你，但是我記得你生的那一天我在你們家裡的。
”從此我就不敢對人說自己多老了。
韻卿你那一次也不覺得老，特别是聲音不老。
有一次在女子中學校聯合大會大禮堂上講演，擴音器壞了，大聲問“你們後頭聽得見吧？”後頭人嚷說“聽得見！”就這麼對兩三千的聽衆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