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三次到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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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後人人上軌道做事，元任的工作教課并不多，因為中文的文言都是魏楷(JamesWare)教，别人雖然對他不大滿意，可是他也不肯分給别人教，和主任兩個人樣樣相左的行事和鬧。
元任為人向不喜歡和人争權奪利的鬧，所以他隻教白話文和口語一方面，他寫他自已的書。
另一樣事使他頭痛的就是要他代編字典的事。
要由他一手編倒容易一點，而Wara又早在燕京大學和他們合辦，貼了幾十箱《佩文韻府》等第二手材料卡片來，也不合用。
元任要改方法，Ware又不肯。
主任就叫元任照自己的做，那個就放在一邊好了。
可是Ware又鬧。
每到開董事會時，主任就叫元任作一個計劃，但是會完了，計劃又改了。
元任好在他做自己的。
可是哈佛燕京學社内亂的一塌糊塗。
(以後李方桂接手後，更不好做，所以他也走了。
)但是Ware鬧的到退休時止，都沒升到正教授。
可是一直到現在每年過年時還給我們拜年片，也常問大女我們好吧。
因為元任的做人隻在政見上争，從不和人結個人的私仇。
隻一樣事和Ware大罵起來，因楊聯升入學請獎學金時，他不肯給，為的是楊跟賈天納(Charless．Gardner)來的。
元任罵他這種人還不給，給誰？結果給了。
第二年，二女新那也入Radcliffe大學了，她本想學醫，我對她說：第一，學醫年代長，第二實地醫生(女人)不易和家庭同時兩面顧得全，于家庭主婦不相宜。
我說我就是一個例子。
她說：那我是不嫁。
我大笑說：你長的最美，又最會管家，不嫁豈不可惜嗎？(進大學後在劍橋的中國學生差不多一二百人都請過她出去玩的)。
于是她說：那我就學化學吧。
兩個一入了大學，而元任又是正教授的薪水(除主任外他薪水最高，八千一年)，自然不好意思要求免學費(那時Radcliffe隻四百五十元一個人的學費，現在兩千五百了)，而兩個人一個音樂的書籍費，一個化學的實驗費都是很貴的。
家中除了她們兩個人開支外，我和兩個小的連買大衣都不容易，我就買點料子做了一件絲棉袍子，兩個小的大衣也是我自己做。
有一天在紐約“五馬路”邊等車，一個太太走過來說，你這位太太不穿大衣要得肺炎的啊！我笑笑說，這就是我的大衣嘛。
我就拿我的絲棉袍子給她摸摸；又給她手插進我胸口有多暖。
她高興極了，大叫起來說，中國衣服是真好，輕而暖，我們以後要學穿中國衣服了。
我們每個月必到耶魯去加入語言學團體聚餐會一次，大家喜歡的不得了，總說：“你們兩人又回到我們一道了。
”快樂的日子過的真是快，雖然一九三九年歐戰已經起頭，可是美國影響不大，還是花天酒地的。
沒想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号，珍珠港事爆發起來了，當時我們在校長JamesConant家吃茶。
(哈佛規矩校長每月總請教授連太太們喝一次茶的，不知現在有沒有了。
)Conant把無線電開着聽珍珠港戰事的發展。
元任在旁說：“日本對美國這樣輕舉妄動也許不上算吧！”Conant搖搖頭說：“我怕他們給我們的損失也許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呢。
”我們向來不問這種事的，以為他說的過份。
那知他是一個大出名的年輕哈佛校長，戰後是駐德國大使，大有才幹的政治家。
我們一直到戰後才聽說正如他所料的那樣危險。
所以美國政府等準備好了才宣戰。
那時也是日本人膽小了，若一直來可以有占領舊金山的可能。
第二天我們又開車到耶魯，元任把車子跨過路中間的實線，被一個路警叫我們停車。
一看我們是東方人，他有點緊張，問元任你生在那兒的？元任回他生在天津。
他大高其興，說：“我的妻子也生在天津的。
”他就開着電氣腳踏車和我們一路慢慢走一路慢慢談，好幾裡路他才離開。
我們到了耶魯很多人在Edgerton公事房内談天。
我就一路笑了走進去。
他們說：“都開戰了，趙太太，你為什麼這樣開心？”我說：“因為這一次美國必須加入戰争了，所以我才開心呢。
倘若美英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打東三省時，你們便出來幹涉，今天日本人也不敢動你們的手了。
現在打到美國了，我看你們還是屈服，還是加入戰争。
”有個人真不懂事，不覺得我是譏笑他們，還回我自然現在要加入了。
Edgerton罵他呆子，大家隻得大笑起來。
這回開會，元任還讀了一篇講福州語言的論文呢，并且那天一晚上大家還是接着讨論學術，一點沒提戰争的事情。
以後元任就忙起來了。
紐約貝爾電話總公司研究室要他去做聲學語言學顧問，每月去兩天同他們研究。
那時正在發展一種音高分析圖(SoundSpectrograph)。
同時那實驗室裡也在研究用統計法如何可以把密碼分析出來。
後來解決破密碼的主要人根本并不懂日文，全靠統計頻率法寫出來的。
以後當然對于軍事計劃上非常有幫助。
元任有一個最忙的事，就是美國人向來臨時抱佛腳的辦法，看戰事一吃緊了，就趕快的來訓練中國話和日本話，各大學開速成班，哈佛的日語班歸主任自己主管，中國話方面就歸元任主管。
第一班第二班一共有一百幾十人，都是特選的，打算派出去做指揮人才用的。
第一班第一名是FrederickW.Mote，第二班第一名是JamesCrump，現在都是名教授了。
還有些現在任政府的要職。
例如JeraldStryker後來當過“美國之音”廣播的主任也是那時的學生。
如此速成班須要一大些助教等等，所以那時楊聯升等都加入助教了。
張隆延是書記。
連我們的大二兩女及還未成我們的大二兩婿以前也都在助教之内。
又給哈佛和麻省工學院等凡是國語說的好的都抓起來做informants。
在半年中所有的學生們雖然有好的有次等的，但都能說很好的中國話，他們還編了劇本演戲，又辦了一份大私報(因為聽見中國有大公報之故)。
大家進步之速都出人意外的。
元任除了教國語外，還有粵語班，這個班開戰前就有了，所以他先寫粵語入門教科書，後寫國語入門教科書的。
我的生活呢，就忙上加忙了。
中國學生自從美國加入戰争後，往東部來的日見其多，因為總覺得聚在一道大家有關照似的。
那時中國也有加入戰争之内，他們也不知是要不要被征在内。
還有些忽然和祖國和家人隔斷連絡和經濟的斷絕，也是一個大困難，所以我們全家在美，他們總以老輩看待，常常見着好象見着家人一樣，有時有困難之處也都來商量一下，得着點安慰。
我看見這些離鄉人就留下他們來吃點飯和談談天，彼此報告點新聞以安慰他們的思鄉之念。
但是這樣一來就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家日日有人滿之患，更給我忙的焦頭爛額的。
那時不但錢緊而買東西也難，有些東西都要照發出來的領食物票子限制買的，隻有魚蝦可以随便買賣，而在那時的魚蝦也便宜，所以今天五磅蝦明天十磅的買，好在中國人愛吃蝦的，但是我為那四年中就給蝦吃怕了，一直到現在什麼種做法的蝦都不要吃了，可想當日是請人吃了多少蝦。
還有冠蓋往來和一般到美國來的中國人，凡是到哈佛和劍橋來的人，都要來看我們，我們也必須招待一下，送往迎來無一日的空閑，所以我們家就變出名的中國中心了，從來也沒有工夫在星期日下午出去拜看美國的朋友們，所以有時在街上遇見，他們總問我們一家到那兒去了。
元任和小孩們都很忙。
兩個大女兒們除做教學生們語言外，還須自己讀學功課，兩個小的年歲又太小，所以一冬的九噸十噸的煤都是從我手上鏟了送到大爐子裡去，三餐和洗衣等等工作更不用提了，自然更是我一手操作。
婦女會中又來了些救急會和勸捐會，他們知道我是醫生，就舉我做七條街上的救急醫生，并準備每家地下室做急救室，可放多少床等等計劃。
更可笑的有一位太太說倘若日本人打到這兒的話，趙太太你可以做翻譯了。
我大笑起來對他們說日本人倘若到
元任為人向不喜歡和人争權奪利的鬧，所以他隻教白話文和口語一方面，他寫他自已的書。
另一樣事使他頭痛的就是要他代編字典的事。
要由他一手編倒容易一點，而Wara又早在燕京大學和他們合辦，貼了幾十箱《佩文韻府》等第二手材料卡片來，也不合用。
元任要改方法，Ware又不肯。
主任就叫元任照自己的做，那個就放在一邊好了。
可是Ware又鬧。
每到開董事會時，主任就叫元任作一個計劃，但是會完了，計劃又改了。
元任好在他做自己的。
可是哈佛燕京學社内亂的一塌糊塗。
(以後李方桂接手後，更不好做，所以他也走了。
)但是Ware鬧的到退休時止，都沒升到正教授。
可是一直到現在每年過年時還給我們拜年片，也常問大女我們好吧。
因為元任的做人隻在政見上争，從不和人結個人的私仇。
隻一樣事和Ware大罵起來，因楊聯升入學請獎學金時，他不肯給，為的是楊跟賈天納(Charless．Gardner)來的。
元任罵他這種人還不給，給誰？結果給了。
第二年，二女新那也入Radcliffe大學了，她本想學醫，我對她說：第一，學醫年代長，第二實地醫生(女人)不易和家庭同時兩面顧得全，于家庭主婦不相宜。
我說我就是一個例子。
她說：那我是不嫁。
我大笑說：你長的最美，又最會管家，不嫁豈不可惜嗎？(進大學後在劍橋的中國學生差不多一二百人都請過她出去玩的)。
于是她說：那我就學化學吧。
兩個一入了大學，而元任又是正教授的薪水(除主任外他薪水最高，八千一年)，自然不好意思要求免學費(那時Radcliffe隻四百五十元一個人的學費，現在兩千五百了)，而兩個人一個音樂的書籍費，一個化學的實驗費都是很貴的。
家中除了她們兩個人開支外，我和兩個小的連買大衣都不容易，我就買點料子做了一件絲棉袍子，兩個小的大衣也是我自己做。
有一天在紐約“五馬路”邊等車，一個太太走過來說，你這位太太不穿大衣要得肺炎的啊！我笑笑說，這就是我的大衣嘛。
我就拿我的絲棉袍子給她摸摸；又給她手插進我胸口有多暖。
她高興極了，大叫起來說，中國衣服是真好，輕而暖，我們以後要學穿中國衣服了。
我們每個月必到耶魯去加入語言學團體聚餐會一次，大家喜歡的不得了，總說：“你們兩人又回到我們一道了。
”快樂的日子過的真是快，雖然一九三九年歐戰已經起頭，可是美國影響不大，還是花天酒地的。
沒想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号，珍珠港事爆發起來了，當時我們在校長JamesConant家吃茶。
(哈佛規矩校長每月總請教授連太太們喝一次茶的，不知現在有沒有了。
)Conant把無線電開着聽珍珠港戰事的發展。
元任在旁說：“日本對美國這樣輕舉妄動也許不上算吧！”Conant搖搖頭說：“我怕他們給我們的損失也許值得冒這麼大的險呢。
”我們向來不問這種事的，以為他說的過份。
那知他是一個大出名的年輕哈佛校長，戰後是駐德國大使，大有才幹的政治家。
我們一直到戰後才聽說正如他所料的那樣危險。
所以美國政府等準備好了才宣戰。
那時也是日本人膽小了，若一直來可以有占領舊金山的可能。
第二天我們又開車到耶魯，元任把車子跨過路中間的實線，被一個路警叫我們停車。
一看我們是東方人，他有點緊張，問元任你生在那兒的？元任回他生在天津。
他大高其興，說：“我的妻子也生在天津的。
”他就開着電氣腳踏車和我們一路慢慢走一路慢慢談，好幾裡路他才離開。
我們到了耶魯很多人在Edgerton公事房内談天。
我就一路笑了走進去。
他們說：“都開戰了，趙太太，你為什麼這樣開心？”我說：“因為這一次美國必須加入戰争了，所以我才開心呢。
倘若美英要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打東三省時，你們便出來幹涉，今天日本人也不敢動你們的手了。
現在打到美國了，我看你們還是屈服，還是加入戰争。
”有個人真不懂事，不覺得我是譏笑他們，還回我自然現在要加入了。
Edgerton罵他呆子，大家隻得大笑起來。
這回開會，元任還讀了一篇講福州語言的論文呢，并且那天一晚上大家還是接着讨論學術，一點沒提戰争的事情。
以後元任就忙起來了。
紐約貝爾電話總公司研究室要他去做聲學語言學顧問，每月去兩天同他們研究。
那時正在發展一種音高分析圖(SoundSpectrograph)。
同時那實驗室裡也在研究用統計法如何可以把密碼分析出來。
後來解決破密碼的主要人根本并不懂日文，全靠統計頻率法寫出來的。
以後當然對于軍事計劃上非常有幫助。
元任有一個最忙的事，就是美國人向來臨時抱佛腳的辦法，看戰事一吃緊了，就趕快的來訓練中國話和日本話，各大學開速成班，哈佛的日語班歸主任自己主管，中國話方面就歸元任主管。
第一班第二班一共有一百幾十人，都是特選的，打算派出去做指揮人才用的。
第一班第一名是FrederickW.Mote，第二班第一名是JamesCrump，現在都是名教授了。
還有些現在任政府的要職。
例如JeraldStryker後來當過“美國之音”廣播的主任也是那時的學生。
如此速成班須要一大些助教等等，所以那時楊聯升等都加入助教了。
張隆延是書記。
連我們的大二兩女及還未成我們的大二兩婿以前也都在助教之内。
又給哈佛和麻省工學院等凡是國語說的好的都抓起來做informants。
在半年中所有的學生們雖然有好的有次等的，但都能說很好的中國話，他們還編了劇本演戲，又辦了一份大私報(因為聽見中國有大公報之故)。
大家進步之速都出人意外的。
元任除了教國語外，還有粵語班，這個班開戰前就有了，所以他先寫粵語入門教科書，後寫國語入門教科書的。
我的生活呢，就忙上加忙了。
中國學生自從美國加入戰争後，往東部來的日見其多，因為總覺得聚在一道大家有關照似的。
那時中國也有加入戰争之内，他們也不知是要不要被征在内。
還有些忽然和祖國和家人隔斷連絡和經濟的斷絕，也是一個大困難，所以我們全家在美，他們總以老輩看待，常常見着好象見着家人一樣，有時有困難之處也都來商量一下，得着點安慰。
我看見這些離鄉人就留下他們來吃點飯和談談天，彼此報告點新聞以安慰他們的思鄉之念。
但是這樣一來就越來越多了，所以我家日日有人滿之患，更給我忙的焦頭爛額的。
那時不但錢緊而買東西也難，有些東西都要照發出來的領食物票子限制買的，隻有魚蝦可以随便買賣，而在那時的魚蝦也便宜，所以今天五磅蝦明天十磅的買，好在中國人愛吃蝦的，但是我為那四年中就給蝦吃怕了，一直到現在什麼種做法的蝦都不要吃了，可想當日是請人吃了多少蝦。
還有冠蓋往來和一般到美國來的中國人，凡是到哈佛和劍橋來的人，都要來看我們，我們也必須招待一下，送往迎來無一日的空閑，所以我們家就變出名的中國中心了，從來也沒有工夫在星期日下午出去拜看美國的朋友們，所以有時在街上遇見，他們總問我們一家到那兒去了。
元任和小孩們都很忙。
兩個大女兒們除做教學生們語言外，還須自己讀學功課，兩個小的年歲又太小，所以一冬的九噸十噸的煤都是從我手上鏟了送到大爐子裡去，三餐和洗衣等等工作更不用提了，自然更是我一手操作。
婦女會中又來了些救急會和勸捐會，他們知道我是醫生，就舉我做七條街上的救急醫生，并準備每家地下室做急救室，可放多少床等等計劃。
更可笑的有一位太太說倘若日本人打到這兒的話，趙太太你可以做翻譯了。
我大笑起來對他們說日本人倘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