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偷來的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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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有信心，至今我仍有信心，如果汪采取這個方向，汪會被重慶原諒，可以回到後方自由地區，受到相當的尊重。
汪沒有反應。
我接着說：“二，你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
從那裡發信給日本人，告訴他們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發現日本的态度不但與我們相差太遠，而且自相矛盾。
我們可以告訴他們，我們承認錯誤，準備立刻停止所有活動。
同時，我們要求影佐和犬養離我們遠點，别再來煩我們。
這是中策。
” “三，你可在上海的&lsquo歹土&rsquo住下去。
你拒絕所有訪客，拒絕與日本人溝通。
這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的下策，最好不要采用。
” “如果你堅持成立南京政權，你隻能做個溥儀第二。
這樣值得嗎？” “這是我最後的忠告。
隻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
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
” 汪不願給個明确答複。
聽了我的話後，僅僅要我盡量延遲傀儡政權的成立。
不過，他自己去告訴影佐和犬養日本條文太苛刻。
據汪說，兩個日本人都流淚了，承認條文的确太過分，是“由于日本政治家欠缺遠見”。
他們譴責自己，答應立刻向東京報告。
他們離開汪時還在流淚。
東京日本參謀本部裡有美國課、中國課、印度課，等等。
我相信還有個流淚課。
這個課的課員們的專長是用眼淚當武器，有時會達成效果。
影佐将軍曾經當過中國課的課長。
我想他一定兼任過流淚課的課長。
⑧ 六、分手 1939年12月30日，汪精衛在密約上簽了字。
跟他一起簽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
日方簽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陸軍、須賀彥次郎海軍少将代表海軍、犬養健代表“文官政府”。
陳公博已經離開上海，沒有簽；陶希聖裝病在家，沒有簽。
為什麼盡管日本人的條款那麼苛刻，汪自己那麼不滿意，還要簽字？他躊躇了好幾個月，最後把名字寫上條約。
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簽，或放棄日本人，沒有人會了解他。
他害怕不管他怎麼做，都會被唾棄。
所以他說服自己走這條職銜高&mdash&mdash雖然假、有錢&mdash&mdash雖然髒、有權力&mdash&mdash雖然空的路。
有些人批評汪是個沒有原則的人。
這也許對。
他的對或錯的政治指标取決于成功或失敗的衡量。
因此他可以犧牲一切以取得某種成功。
雖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樣認為日本人不可信賴和前途黑暗，他們還是簽了字。
他們認為我太“理想主義”。
汪的決定是個政治人物無可避免的那種悲劇。
條約的簽字使我認識到我必須離開。
幸好我事先已經做好一切安排，雖然連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事。
簽約的那天晚上我去看陶希聖。
他也住在法租界。
雖然我明知要做什麼，我還是先問他：“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他反問我：“我們離開？” “那我們還等什麼？” “1月1号、3号和7号有船離開。
我們搭哪一條？” 原來他跟我一樣知道船期。
不過在政治圈子裡誰也不敢承擔太多。
于是我說：“這麼大的事得慢慢來。
你最好再考慮看看。
明天告訴我你的最後決定。
如果你決定走，我認為三号的&lsquo柯立芝總統号&rsquo最好。
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國船，即使他們恨美國人。
” 雖然我早已買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補充說：“等你決定好了，我去給你買船票。
”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說過，政治是危險的。
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兒⑨送來一封信，決定走。
新年元旦，我六點起床，趕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禮數。
我很怕如果我們見了面，彼此都會不愉快。
不過，上午11時，汪來電話，說今天是元旦，我們一定要聊聊。
我實在不好拒絕。
我跟他一起時感覺非常難過。
為了我和他長久的友誼，我應該告訴他我快要離開了。
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複雜而危險，我會走不成的。
我實在很痛苦。
我記得1937年我們從南京撤退時，汪很擔心我弄不到江輪房艙，那時所有電話線都不通了。
汪親自去負責撤退的張群家裡找他，願意把自己的房艙讓給我，事後他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
我是聽别人說的。
我也想起汪曾經為我和沈小姐證婚，和頭一個請我們吃飯的往事。
我知道我的離開會給予他多麼沉重的打擊。
我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
離開汪府後，我去周佛海家。
他一個人在家，我試着引他談話，說：“今天元旦，是個檢讨過去一年來我們所作所為的好日子。
你認為日本的态度怎樣？” 周雖然簽了那份可恥的條約，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這時改變主意的話，仍舊為時不晚。
如果他們決定退出，我會願意推遲我的行程。
周說：“你絕對不能相信日本人。
”我于是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從此不再理會他們？”他的回答是：“那行不通。
”我見他無意改變主意，最後隻好放棄。
當天晚上我請了幾位老朋友來家吃飯。
那本是個惜别聚會，卻是個奇怪的聚會，因為我不能告訴客人我要走了。
想到即将長久别離，我很悲哀。
沒人知道我們何時能夠再見，如果還有可能的話。
那晚我一夜失眠。
1月2日，汪夫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她通知我說想見我。
我回複說目前家裡有些事要料理，一兩天之内會去見她。
那天我收回朋友代管的密約照片。
1月3日上午10時，我離家直奔柯立芝總統号。
輪船準時啟航，我卻找不到陶。
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
原來他也在找我。
我們行前講好為安全起見使用假名字，可我們都忘了對方的假名。
不知道日本人或中國人的耳目有多厲害，我決定留在船艙中。
我叫房艙仆歐送飯到房間來。
仆歐問我：“你怎麼不去大餐間用餐？”他是個漂亮的美國男孩，顯然不知道艙位級别。
我說：“我暈船。
” “這麼好的天氣暈船？” “是的。
” 他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說：“給我拿一點食物。
”我強調“一點”。
仆歐到九點鐘才送食物來。
我已經很餓，把東西吃個精光。
可能換了環境使我胃口大開。
在上海時我一直消化不良。
仆歐還是很好奇。
“怎麼暈船的人胃口這麼好？” “我實在不知道，我也覺得奇怪。
” 第二天天氣更好。
風平浪靜，海面如鏡。
我不敢再叫仆歐拿食物來。
那天上午什麼也沒吃。
中
汪沒有反應。
我接着說：“二，你馬上搬到你在法租界的房子。
從那裡發信給日本人，告訴他們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發現日本的态度不但與我們相差太遠，而且自相矛盾。
我們可以告訴他們，我們承認錯誤，準備立刻停止所有活動。
同時，我們要求影佐和犬養離我們遠點，别再來煩我們。
這是中策。
” “三，你可在上海的&lsquo歹土&rsquo住下去。
你拒絕所有訪客，拒絕與日本人溝通。
這是無法根本解決問題的下策，最好不要采用。
” “如果你堅持成立南京政權，你隻能做個溥儀第二。
這樣值得嗎？” “這是我最後的忠告。
隻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
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
” 汪不願給個明确答複。
聽了我的話後，僅僅要我盡量延遲傀儡政權的成立。
不過，他自己去告訴影佐和犬養日本條文太苛刻。
據汪說，兩個日本人都流淚了，承認條文的确太過分，是“由于日本政治家欠缺遠見”。
他們譴責自己，答應立刻向東京報告。
他們離開汪時還在流淚。
東京日本參謀本部裡有美國課、中國課、印度課，等等。
我相信還有個流淚課。
這個課的課員們的專長是用眼淚當武器，有時會達成效果。
影佐将軍曾經當過中國課的課長。
我想他一定兼任過流淚課的課長。
⑧ 六、分手 1939年12月30日，汪精衛在密約上簽了字。
跟他一起簽字的中方代表有周佛海和梅思平。
日方簽字的是影佐祯昭中将代表陸軍、須賀彥次郎海軍少将代表海軍、犬養健代表“文官政府”。
陳公博已經離開上海，沒有簽；陶希聖裝病在家，沒有簽。
為什麼盡管日本人的條款那麼苛刻，汪自己那麼不滿意，還要簽字？他躊躇了好幾個月，最後把名字寫上條約。
依我看，汪是害怕即使他不簽，或放棄日本人，沒有人會了解他。
他害怕不管他怎麼做，都會被唾棄。
所以他說服自己走這條職銜高&mdash&mdash雖然假、有錢&mdash&mdash雖然髒、有權力&mdash&mdash雖然空的路。
有些人批評汪是個沒有原則的人。
這也許對。
他的對或錯的政治指标取決于成功或失敗的衡量。
因此他可以犧牲一切以取得某種成功。
雖然他的追随者也跟我一樣認為日本人不可信賴和前途黑暗，他們還是簽了字。
他們認為我太“理想主義”。
汪的決定是個政治人物無可避免的那種悲劇。
條約的簽字使我認識到我必須離開。
幸好我事先已經做好一切安排，雖然連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事。
簽約的那天晚上我去看陶希聖。
他也住在法租界。
雖然我明知要做什麼，我還是先問他：“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他反問我：“我們離開？” “那我們還等什麼？” “1月1号、3号和7号有船離開。
我們搭哪一條？” 原來他跟我一樣知道船期。
不過在政治圈子裡誰也不敢承擔太多。
于是我說：“這麼大的事得慢慢來。
你最好再考慮看看。
明天告訴我你的最後決定。
如果你決定走，我認為三号的&lsquo柯立芝總統号&rsquo最好。
日本人不大敢惹美國船，即使他們恨美國人。
” 雖然我早已買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補充說：“等你決定好了，我去給你買船票。
”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說過，政治是危險的。
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兒⑨送來一封信，決定走。
新年元旦，我六點起床，趕到汪府投名片，以恪守禮數。
我很怕如果我們見了面，彼此都會不愉快。
不過，上午11時，汪來電話，說今天是元旦，我們一定要聊聊。
我實在不好拒絕。
我跟他一起時感覺非常難過。
為了我和他長久的友誼，我應該告訴他我快要離開了。
可是一旦他知道了，事情搞得複雜而危險，我會走不成的。
我實在很痛苦。
我記得1937年我們從南京撤退時，汪很擔心我弄不到江輪房艙，那時所有電話線都不通了。
汪親自去負責撤退的張群家裡找他，願意把自己的房艙讓給我，事後他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
我是聽别人說的。
我也想起汪曾經為我和沈小姐證婚，和頭一個請我們吃飯的往事。
我知道我的離開會給予他多麼沉重的打擊。
我從來沒有這麼傷心過。
離開汪府後，我去周佛海家。
他一個人在家，我試着引他談話，說：“今天元旦，是個檢讨過去一年來我們所作所為的好日子。
你認為日本的态度怎樣？” 周雖然簽了那份可恥的條約，我想如果他和其他人這時改變主意的話，仍舊為時不晚。
如果他們決定退出，我會願意推遲我的行程。
周說：“你絕對不能相信日本人。
”我于是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從此不再理會他們？”他的回答是：“那行不通。
”我見他無意改變主意，最後隻好放棄。
當天晚上我請了幾位老朋友來家吃飯。
那本是個惜别聚會，卻是個奇怪的聚會，因為我不能告訴客人我要走了。
想到即将長久别離，我很悲哀。
沒人知道我們何時能夠再見，如果還有可能的話。
那晚我一夜失眠。
1月2日，汪夫人從香港來到上海，她通知我說想見我。
我回複說目前家裡有些事要料理，一兩天之内會去見她。
那天我收回朋友代管的密約照片。
1月3日上午10時，我離家直奔柯立芝總統号。
輪船準時啟航，我卻找不到陶。
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
原來他也在找我。
我們行前講好為安全起見使用假名字，可我們都忘了對方的假名。
不知道日本人或中國人的耳目有多厲害，我決定留在船艙中。
我叫房艙仆歐送飯到房間來。
仆歐問我：“你怎麼不去大餐間用餐？”他是個漂亮的美國男孩，顯然不知道艙位級别。
我說：“我暈船。
” “這麼好的天氣暈船？” “是的。
” 他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
我說：“給我拿一點食物。
”我強調“一點”。
仆歐到九點鐘才送食物來。
我已經很餓，把東西吃個精光。
可能換了環境使我胃口大開。
在上海時我一直消化不良。
仆歐還是很好奇。
“怎麼暈船的人胃口這麼好？” “我實在不知道，我也覺得奇怪。
” 第二天天氣更好。
風平浪靜，海面如鏡。
我不敢再叫仆歐拿食物來。
那天上午什麼也沒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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