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偷來的密約
關燈
小
中
大
其他人在文件上打轉的時候，我試着默記它。
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中文文件有幾十頁。
不過當時我認為偷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正當我想放棄默記這些放在汪面前的文件時，一個好機會來了。
犬養告訴汪，文件的中譯本文字比日文原本嚴厲，能不能找個人來更正一下？汪在下一次會議時提出這個問題，指定我做這件工作。
我故意一再推辭，說我不喜歡那些條文，大家把這責任推給我太危險了，日本人可能會說我故意把條文改得比原文更加嚴厲。
如我所料，我越推辭，大家越堅持，最後我接受了。
不過很不幸，我必須在汪的家裡工作。
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别說找機會偷偷抄寫一份了。
該來的還是來了。
一天，一位突然從東京來上海的日本國會議員打電話到汪府找我。
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請他來汪府與正在修改中譯稿的我見面。
我們談了兩小時後，日本人說他要回旅館。
我自然要禮貌地送他。
汪看見我們出門，卻沒看見我口袋裡的文件。
我從旅館會客室撥電話給汪說，剛才匆忙間不小心把文件帶了出來，可否馬上派人來取回。
要不然，我于一小時之内送回來。
如我所希望的，汪說沒關系。
不急。
我到旅館門口告訴送我們來的司機有事耽擱，要他等一會兒。
然後從旅館後門出去，叫了一部出租車直奔回家。
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太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來。
沒有她的幫忙，事情絕對辦不好。
文件拍照完畢，我坐出租車趕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給他。
⑤要他沖洗後為我絕密保存。
然後，我回到旅館後門，借故進入國會議員的房間随便問問，知道沒人從汪府來電找我。
于是從旅館正門出去，上車吩咐司機開快點。
我隻離開了一個鐘頭。
汪沒有一點懷疑的迹象。
他甚至說：“不必急着拿文件回來嘛，放在你那兒一會沒關系的。
”他的無辜讓我産生罪惡感。
這也表示從南京回來之後，他已不再懷疑我了。
否則我不可能那麼順利的。
這是十一月中的事。
那時我并沒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東西。
我還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轉意。
他還沒有在草約上簽字。
不到那時我絕不放棄希望。
五、最後的努力 可能因為東京的内閣重組，日本人又開始注意我的态度。
這時汪的一夥對日本人非常不滿。
有一天梅思平對我說：“如果你要找到強烈的抗日情緒，你可以在我們愚園路的家中找到。
”梅甚至告訴一名假扮南滿鐵路職員的日軍特務，“高先生是我們中間的先知。
他曾一再向我們形容你們的真實态度”。
沒想到這位特務，伊藤芳男，竟答道：“高先生跟日本人的關系太好了。
他跟你們不一樣，他知道誰是壞日本人，誰是好日本人。
而你們隻知道像我這樣的好日本人。
”伊藤說這話時面無笑容。
“所以，你們隻知道期待好的結果。
高先生比較有經驗。
” 伊藤畢業于倫敦大學，說得一口流利英語。
他的賣相可不怎麼好&mdash&mdash瘦小，一張長而黑、架着眼鏡的臉&mdash&mdash他起初對我特别殷勤，尊我為老大，常常九十度鞠躬，他甚至對我的仆人很禮貌。
不過，我聽說他就是最想要幹掉我的那個人。
他和影佐中将曾經計劃用一名漂亮而有傳染病的日本女郎來害我死于感染，以除掉我這個日本國家政策的“絆腳石”。
伊藤這幫人可能至今還自稱為“好日本人”。
我必須承認，伊藤向梅誇我“有經驗”是過獎了。
因為直到我認識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壞。
我無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沒有人性。
過去我有許多日本好朋友。
可是一旦國家利益受到侵害，他們認為欺騙朋友是天經地義。
甚至毒死他們在所不惜。
日本駐中國占領區大使加藤外松⑥邀請我到虹口吃飯。
我拒絕了。
我說我不能去那一部分的上海。
最後的安排是他來我法租界家中用餐。
不管是真心或假意，加藤對非日本人總是透着熱情。
這在他的同胞中是頗不尋常的。
寒暄幾句之後，他問我怎麼解決中日關系的問題。
我回答說：“汪精衛的做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制造更多的沖突。
當然，我可以在他計劃的&lsquo政府&rsquo中擔任高官，盡管如此，我希望他失敗。
汪的成功将意味中國的失敗。
如果你們的陸軍省堅持成立這個政權，我希望日本須以不承認來躲開不可避免的紛亂。
” 加藤答說：“占領區的政府永遠是個傀儡政權。
當然，我們不需要承認汪的政權。
” 但是我知道他對汪說的頗不相同。
我接着說：“如果汪的和平運動真的能拯救中國，沒有任何中國人會反對它。
但是現在我完全了解這個運動救不了中國。
因此我絕對反對它。
” 加藤後來把我的看法轉述給日本陸軍省，再轉給汪精衛。
汪和他的夥伴們非常憤怒。
他們也曾經問向日本人公開表示對運動不滿的周佛海，為何高要搞出這些麻煩。
周回答說：“高的态度基本上并沒有錯。
第一，高不願意任由日本裂割中國；第二，他不願意我們這麼做；第三，他絕對不願意幫助我們這麼做。
”也在座的陶希聖後來告訴我，汪說：“高的态度有些道理。
” 我個人的處境更加困難。
我記得曾經在和一位在天津頗有名氣的潘先生的一席談話⑦，潘那時快70歲。
我告訴他汪的運動救不了中國。
他勸我立刻離開上海。
他提議：“我可以跟你一起走。
日本人和你的自己人都會對你不利。
” 我回答說：“我很了解這個情況，但是我離開的時機還沒成熟。
盡管環境危險，我還可以照顧自己。
所以請你不要擔心。
時間到了時，我會走的。
” 現在看來走的時間快到了。
很幸運，我的那些密約照片在絕對安全的地方。
12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請陳公博、陶希聖和我去他家中談話。
我準備作最後一次的努力。
晚飯後我們上樓密談。
我開頭：“這個和平運動不能再走下去了。
照我看汪先生有三個選擇。
” “一，你設法馬上離開這裡。
到達安全地方之後，公布日本人的條件。
這樣可以加強中國抵抗日本的決心，同時可以澄清你離開重慶的初衷。
你記得1935年在南京時我曾經試圖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東西的清單，而他們害怕我們會向海外公開而拒絕我（見第一章）？現在日本人給了我們他們的條件。
我們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騙伎倆。
如果我們公布這些要求，我們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對我們的國家。
這是最具打擊性的上策。
”
我知道那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中文文件有幾十頁。
不過當時我認為偷這份文件是不可能的。
正當我想放棄默記這些放在汪面前的文件時，一個好機會來了。
犬養告訴汪，文件的中譯本文字比日文原本嚴厲，能不能找個人來更正一下？汪在下一次會議時提出這個問題，指定我做這件工作。
我故意一再推辭，說我不喜歡那些條文，大家把這責任推給我太危險了，日本人可能會說我故意把條文改得比原文更加嚴厲。
如我所料，我越推辭，大家越堅持，最後我接受了。
不過很不幸，我必須在汪的家裡工作。
我不能把文件拿出去，更别說找機會偷偷抄寫一份了。
該來的還是來了。
一天，一位突然從東京來上海的日本國會議員打電話到汪府找我。
由于他是位重要人物，汪乃邀請他來汪府與正在修改中譯稿的我見面。
我們談了兩小時後，日本人說他要回旅館。
我自然要禮貌地送他。
汪看見我們出門，卻沒看見我口袋裡的文件。
我從旅館會客室撥電話給汪說，剛才匆忙間不小心把文件帶了出來，可否馬上派人來取回。
要不然，我于一小時之内送回來。
如我所希望的，汪說沒關系。
不急。
我到旅館門口告訴送我們來的司機有事耽擱，要他等一會兒。
然後從旅館後門出去，叫了一部出租車直奔回家。
我不懂拍照，可我太太懂，她把全部文件拍了下來。
沒有她的幫忙，事情絕對辦不好。
文件拍照完畢，我坐出租車趕到一位朋友家，把底片交給他。
⑤要他沖洗後為我絕密保存。
然後，我回到旅館後門，借故進入國會議員的房間随便問問，知道沒人從汪府來電找我。
于是從旅館正門出去，上車吩咐司機開快點。
我隻離開了一個鐘頭。
汪沒有一點懷疑的迹象。
他甚至說：“不必急着拿文件回來嘛，放在你那兒一會沒關系的。
”他的無辜讓我産生罪惡感。
這也表示從南京回來之後，他已不再懷疑我了。
否則我不可能那麼順利的。
這是十一月中的事。
那時我并沒有想到利用我得到的東西。
我還在殷殷希望汪能回心轉意。
他還沒有在草約上簽字。
不到那時我絕不放棄希望。
五、最後的努力 可能因為東京的内閣重組，日本人又開始注意我的态度。
這時汪的一夥對日本人非常不滿。
有一天梅思平對我說：“如果你要找到強烈的抗日情緒，你可以在我們愚園路的家中找到。
”梅甚至告訴一名假扮南滿鐵路職員的日軍特務，“高先生是我們中間的先知。
他曾一再向我們形容你們的真實态度”。
沒想到這位特務，伊藤芳男，竟答道：“高先生跟日本人的關系太好了。
他跟你們不一樣，他知道誰是壞日本人，誰是好日本人。
而你們隻知道像我這樣的好日本人。
”伊藤說這話時面無笑容。
“所以，你們隻知道期待好的結果。
高先生比較有經驗。
” 伊藤畢業于倫敦大學，說得一口流利英語。
他的賣相可不怎麼好&mdash&mdash瘦小，一張長而黑、架着眼鏡的臉&mdash&mdash他起初對我特别殷勤，尊我為老大，常常九十度鞠躬，他甚至對我的仆人很禮貌。
不過，我聽說他就是最想要幹掉我的那個人。
他和影佐中将曾經計劃用一名漂亮而有傳染病的日本女郎來害我死于感染，以除掉我這個日本國家政策的“絆腳石”。
伊藤這幫人可能至今還自稱為“好日本人”。
我必須承認，伊藤向梅誇我“有經驗”是過獎了。
因為直到我認識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壞。
我無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沒有人性。
過去我有許多日本好朋友。
可是一旦國家利益受到侵害，他們認為欺騙朋友是天經地義。
甚至毒死他們在所不惜。
日本駐中國占領區大使加藤外松⑥邀請我到虹口吃飯。
我拒絕了。
我說我不能去那一部分的上海。
最後的安排是他來我法租界家中用餐。
不管是真心或假意，加藤對非日本人總是透着熱情。
這在他的同胞中是頗不尋常的。
寒暄幾句之後，他問我怎麼解決中日關系的問題。
我回答說：“汪精衛的做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制造更多的沖突。
當然，我可以在他計劃的&lsquo政府&rsquo中擔任高官，盡管如此，我希望他失敗。
汪的成功将意味中國的失敗。
如果你們的陸軍省堅持成立這個政權，我希望日本須以不承認來躲開不可避免的紛亂。
” 加藤答說：“占領區的政府永遠是個傀儡政權。
當然，我們不需要承認汪的政權。
” 但是我知道他對汪說的頗不相同。
我接着說：“如果汪的和平運動真的能拯救中國，沒有任何中國人會反對它。
但是現在我完全了解這個運動救不了中國。
因此我絕對反對它。
” 加藤後來把我的看法轉述給日本陸軍省，再轉給汪精衛。
汪和他的夥伴們非常憤怒。
他們也曾經問向日本人公開表示對運動不滿的周佛海，為何高要搞出這些麻煩。
周回答說：“高的态度基本上并沒有錯。
第一，高不願意任由日本裂割中國；第二，他不願意我們這麼做；第三，他絕對不願意幫助我們這麼做。
”也在座的陶希聖後來告訴我，汪說：“高的态度有些道理。
” 我個人的處境更加困難。
我記得曾經在和一位在天津頗有名氣的潘先生的一席談話⑦，潘那時快70歲。
我告訴他汪的運動救不了中國。
他勸我立刻離開上海。
他提議：“我可以跟你一起走。
日本人和你的自己人都會對你不利。
” 我回答說：“我很了解這個情況，但是我離開的時機還沒成熟。
盡管環境危險，我還可以照顧自己。
所以請你不要擔心。
時間到了時，我會走的。
” 現在看來走的時間快到了。
很幸運，我的那些密約照片在絕對安全的地方。
12月中旬，我要求汪邀請陳公博、陶希聖和我去他家中談話。
我準備作最後一次的努力。
晚飯後我們上樓密談。
我開頭：“這個和平運動不能再走下去了。
照我看汪先生有三個選擇。
” “一，你設法馬上離開這裡。
到達安全地方之後，公布日本人的條件。
這樣可以加強中國抵抗日本的決心，同時可以澄清你離開重慶的初衷。
你記得1935年在南京時我曾經試圖取得所有日本想要的東西的清單，而他們害怕我們會向海外公開而拒絕我（見第一章）？現在日本人給了我們他們的條件。
我們也完全了解日本人的欺騙伎倆。
如果我們公布這些要求，我們最低限度可以再面對我們的國家。
這是最具打擊性的上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