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偷來的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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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我聯絡上陶，要他為我帶些吃的來。
那天晚上仆歐的态度變得極好。
自告奮勇地問我想吃什麼。
我很高興，也大為放心，但還是不敢點太多。
我隻說随便就行。
正和我的希望相反，仆歐送來我一個人吃不完的餐點。
從此以後再沒有吃飯的問題。
旅途中陶冒失地發了一通無線電報給上海家裡報平安。
這增加了我的不安。
幸好日本人沒有發覺。
離開上海之前我留了一封信給一位朋友，托他于1月5日，我們到達香港的那天，轉交給汪精衛。
後來我才知道直到看到那封信，汪還不知道我已離開。
之後，他在床上躺了兩天。
我想到我給他的打擊非常難過。
後來我聽說，我的兩位親戚被日本軍部軟禁。
幸虧外國租界的巡捕來得快，他們沒被帶走。
七、公布 到香港後第一位去看的是陳公博。
他的頭一句話是：“宗武，我知道你會離開。
” 在上海時，陳離開之前，我曾告訴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離開。
現在陳告訴我他曾經把這句話複述給汪，而汪說：“告訴宗武，如果他願意參加新政府，他的職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
如果他不願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
我不會勉強他。
” 我們在香港談話一個星期後，陳公博去了上海，當上了傀儡。
忘不了汪對我的種種關愛，我決定試着從香港再勸他一次。
于是陶和我發給他一封電報： 弟等主張“和平”迄今三載此志不渝，切望其成不願其敗，其所以退休，乃鑒于條件之不能接受，組“府”之不堪嘗試，若以為如此尚可謂“和平”，如此尚可以“建國”，殊足寒心。
為我公計，何必就“維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插入我親愛之同人，而自诩為獨立自主“新政權”。
此種政權，除簽訂亡國條件外毫無意義，既為事實，非口舌所能争。
所望我公及同人能于憤慨之餘，重加思索，勿以愛公為仇公。
不别而行，乃痛于30日簽字之迅速，深知别即不能行，故出于此。
⑩ 汪在他的回複中隻譴責陶和我的離開。
幾天後，他派一位秘書來香港勸我們回上海。
秘書帶來一封汪的信，信裡說：“如果你們回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
”但是他沒有提到條約，也沒提組織政府的事。
陶和我終于知道我們除了公布我帶到香港我太太拍下的條約照片之外，别無選擇。
我們把照片副本送給在重慶、上海、香港主要的中國、美國和英國報館，附上一封緻編者的信，說明我們原以為戰争持久下去，日本終必了解将遭受何種災難，但我們最終看到的，是日本政策分歧，且全在軍方控制之下。
即使如此，我們對補救現狀還抱有一絲希望，仍舊繼續幫助汪精衛。
接着，11月5日日方提出條件，内容至為苛酷，與近衛聲明的内容亦大相徑庭，其直欲夷我國于附庸，制我國于死命的目的至為明顯。
我們繼續說明，我曾有機會把日本文件拍下照片，待汪迷途已深簽下條約後，即把照片帶到香港。
我們希望編者披露這批照片，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長期淹沒，以至于不可挽救。
我們同時發出最後電報給汪精衛夫婦和他們的親信，再度指出他們活動的可怕意義，勸他們放棄他們對自己和國家不利的做法。
1940年1月21日，條約文字在香港見報，22日，條約文字在重慶和上海見報。
日本的反應是立即召開内閣會議。
他們沒有質疑已公布的條約的真實性，因為沒有公開否認。
當然，日本和上海日本占領區的報紙不可能報道這個事件的經過。
中國後方的反應非常良好。
委員長給我一封信。
當我加入汪精衛協助他那注定失敗的和平運動時，委員長曾經很憤怒。
現在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贊賞我的動作。
他說，浙江有理由為我驕傲。
我的家鄉是浙江溫州，浙江也是委員長的故鄉。
①吳佩孚退休後，1940年死于北平（譯按：原注年代有誤）。
吳佩孚（1874～1939），山東人，北洋軍閥中直系軍閥首領。
“九一八事變”後居住北平，批評僞滿為日本附庸，一直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後被日本人設計毒死；1940年國府追贈上将銜，以顯其保存晚節。
&mdash&mdash譯者。
②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将，珍珠港事變時任日本駐華府大使。
③六三園（RokusanGarden）原址在老江灣路，即今西江灣路240号處。
建于20世紀初，占地二三十畝，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經營的一座日本式花園。
六三郎有時自署為鹿三郎，故該園亦被稱作“鹿園”。
遊園者多為日本及歐美各國文化界人士。
上海淪陷期間，該園曾改作日軍高級軍妓院。
抗戰勝利後園廢，原址現已建多層住宅。
參閱上海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園林志》。
&mdash&mdash譯者。
④文件副本見附件III。
（譯者按：此文件不在檔案中，應系指《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
⑤這位朋友的最大優點是絕對可靠。
由于種種原因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⑥加藤外松，非常英俊，有一位漂亮的太太，30年代初期是駐華盛頓華大使館參事，在華府頗有名氣。
珍珠港事變時他是駐法國大使。
珍珠港事變後幾個星期，他從巴黎大使館二樓窗口跌下死亡。
軸心國廣播不同的經過。
加藤之死似乎不能說不是自殺，因為他看出日本政策的錯誤。
⑦在天津的潘啟賢相當于在上海的杜月笙。
⑧高陶二氏後來在香港為公布密約寫給《大公報》編者的信中有“敵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語，涕淚縱橫&hellip&hellip”等語。
&mdash&mdash譯者。
⑨陶希聖的大女兒陶琴薰（1921~1978）。
時年十八歲。
&mdash&mdash譯者。
⑩此文摘自1940年1月23日重慶《大公報》，陶希聖著《日本對所謂新政權的條件》原文。
&mdash&mdash譯者。
高宗武、陶希聖緻香港《大公報》編者的信（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第一版）。
&mdash&mdash譯者。
高宗武、陶希聖緻汪精衛夫婦及其幹部的電報（1940年1月23日重慶《大公報》）。
&mdash&mdash譯者。
密約見報的正确日期是1940年1月22日。
《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全文見附錄五。
&mdash&mdash譯者。
蔣介石事後曾寫親筆信給高宗武，稱高為“浙中健者”。
&mdash&mdash譯者。
那天晚上仆歐的态度變得極好。
自告奮勇地問我想吃什麼。
我很高興，也大為放心，但還是不敢點太多。
我隻說随便就行。
正和我的希望相反，仆歐送來我一個人吃不完的餐點。
從此以後再沒有吃飯的問題。
旅途中陶冒失地發了一通無線電報給上海家裡報平安。
這增加了我的不安。
幸好日本人沒有發覺。
離開上海之前我留了一封信給一位朋友，托他于1月5日，我們到達香港的那天，轉交給汪精衛。
後來我才知道直到看到那封信，汪還不知道我已離開。
之後，他在床上躺了兩天。
我想到我給他的打擊非常難過。
後來我聽說，我的兩位親戚被日本軍部軟禁。
幸虧外國租界的巡捕來得快，他們沒被帶走。
七、公布 到香港後第一位去看的是陳公博。
他的頭一句話是：“宗武，我知道你會離開。
” 在上海時，陳離開之前，我曾告訴他不管汪同不同意，我都要離開。
現在陳告訴我他曾經把這句話複述給汪，而汪說：“告訴宗武，如果他願意參加新政府，他的職位将和周佛海、梅思平同等。
如果他不願意，他可以在法租界住下去。
我不會勉強他。
” 我們在香港談話一個星期後，陳公博去了上海，當上了傀儡。
忘不了汪對我的種種關愛，我決定試着從香港再勸他一次。
于是陶和我發給他一封電報： 弟等主張“和平”迄今三載此志不渝，切望其成不願其敗，其所以退休，乃鑒于條件之不能接受，組“府”之不堪嘗試，若以為如此尚可謂“和平”，如此尚可以“建國”，殊足寒心。
為我公計，何必就“維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插入我親愛之同人，而自诩為獨立自主“新政權”。
此種政權，除簽訂亡國條件外毫無意義，既為事實，非口舌所能争。
所望我公及同人能于憤慨之餘，重加思索，勿以愛公為仇公。
不别而行，乃痛于30日簽字之迅速，深知别即不能行，故出于此。
⑩ 汪在他的回複中隻譴責陶和我的離開。
幾天後，他派一位秘書來香港勸我們回上海。
秘書帶來一封汪的信，信裡說：“如果你們回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
”但是他沒有提到條約，也沒提組織政府的事。
陶和我終于知道我們除了公布我帶到香港我太太拍下的條約照片之外，别無選擇。
我們把照片副本送給在重慶、上海、香港主要的中國、美國和英國報館，附上一封緻編者的信，說明我們原以為戰争持久下去，日本終必了解将遭受何種災難，但我們最終看到的，是日本政策分歧，且全在軍方控制之下。
即使如此，我們對補救現狀還抱有一絲希望，仍舊繼續幫助汪精衛。
接着，11月5日日方提出條件，内容至為苛酷，與近衛聲明的内容亦大相徑庭，其直欲夷我國于附庸，制我國于死命的目的至為明顯。
我們繼續說明，我曾有機會把日本文件拍下照片，待汪迷途已深簽下條約後，即把照片帶到香港。
我們希望編者披露這批照片，俾世人皆周知，勿使真相長期淹沒，以至于不可挽救。
我們同時發出最後電報給汪精衛夫婦和他們的親信，再度指出他們活動的可怕意義，勸他們放棄他們對自己和國家不利的做法。
1940年1月21日，條約文字在香港見報，22日，條約文字在重慶和上海見報。
日本的反應是立即召開内閣會議。
他們沒有質疑已公布的條約的真實性，因為沒有公開否認。
當然，日本和上海日本占領區的報紙不可能報道這個事件的經過。
中國後方的反應非常良好。
委員長給我一封信。
當我加入汪精衛協助他那注定失敗的和平運動時，委員長曾經很憤怒。
現在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贊賞我的動作。
他說，浙江有理由為我驕傲。
我的家鄉是浙江溫州，浙江也是委員長的故鄉。
①吳佩孚退休後，1940年死于北平（譯按：原注年代有誤）。
吳佩孚（1874～1939），山東人，北洋軍閥中直系軍閥首領。
“九一八事變”後居住北平，批評僞滿為日本附庸，一直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後被日本人設計毒死；1940年國府追贈上将銜，以顯其保存晚節。
&mdash&mdash譯者。
②野村吉三郎海軍大将，珍珠港事變時任日本駐華府大使。
③六三園（RokusanGarden）原址在老江灣路，即今西江灣路240号處。
建于20世紀初，占地二三十畝，是日本人白石六三郎經營的一座日本式花園。
六三郎有時自署為鹿三郎，故該園亦被稱作“鹿園”。
遊園者多為日本及歐美各國文化界人士。
上海淪陷期間，該園曾改作日軍高級軍妓院。
抗戰勝利後園廢，原址現已建多層住宅。
參閱上海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園林志》。
&mdash&mdash譯者。
④文件副本見附件III。
（譯者按：此文件不在檔案中，應系指《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
⑤這位朋友的最大優點是絕對可靠。
由于種種原因我不能說出他的名字。
⑥加藤外松，非常英俊，有一位漂亮的太太，30年代初期是駐華盛頓華大使館參事，在華府頗有名氣。
珍珠港事變時他是駐法國大使。
珍珠港事變後幾個星期，他從巴黎大使館二樓窗口跌下死亡。
軸心國廣播不同的經過。
加藤之死似乎不能說不是自殺，因為他看出日本政策的錯誤。
⑦在天津的潘啟賢相當于在上海的杜月笙。
⑧高陶二氏後來在香港為公布密約寫給《大公報》編者的信中有“敵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語，涕淚縱橫&hellip&hellip”等語。
&mdash&mdash譯者。
⑨陶希聖的大女兒陶琴薰（1921~1978）。
時年十八歲。
&mdash&mdash譯者。
⑩此文摘自1940年1月23日重慶《大公報》，陶希聖著《日本對所謂新政權的條件》原文。
&mdash&mdash譯者。
高宗武、陶希聖緻香港《大公報》編者的信（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第一版）。
&mdash&mdash譯者。
高宗武、陶希聖緻汪精衛夫婦及其幹部的電報（1940年1月23日重慶《大公報》）。
&mdash&mdash譯者。
密約見報的正确日期是1940年1月22日。
《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全文見附錄五。
&mdash&mdash譯者。
蔣介石事後曾寫親筆信給高宗武，稱高為“浙中健者”。
&mdash&mdash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