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随汪精衛往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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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步：上海
曾仲鳴被刺後，汪周圍的人從七人減為六人。
在這六人當中，汪夫人最有影響力；我對于日本事務最有經驗。
其他四人都在50歲左右。
陶希聖①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是北平著名的中國政治思想及中國社會史教授。
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後，他逐漸相信中國終将因戰敗帶來苦難。
這導緻他追随汪精衛。
但後來陶與我同時中止活動，他目前在重慶。
另外三人選擇留在汪身邊，目前在南京傀儡政權擔任高官。
陳公博②的觀點和我相似，我相信他之留在傀儡政權，完全是由于他與汪多年深厚的友誼和責任感。
英俊，會吟詩、唱歌和寫作的陳是聰明人，絕不會為個人的野心而甘附傀儡政權。
隻有感情因素才會讓他走上那一步。
另外兩人，梅思平③和周佛海④，都擁有出衆的事業。
前者在法學課堂上經常名列前茅，後者是經濟學家。
兩人都曾擔任重要教職，後來從政。
兩人都感到中國在這次戰争中毫無希望，因而追随汪精衛。
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他們各自的内心深處，都懷有自己的打算和不顧一切的野心，而這種心态日益膨脹。
汪的住宅被襲後，我認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應遠赴歐洲休養。
我堅決反對他往東走&mdash&mdash去上海，去北平&mdash&mdash因為那将與溥儀往北走成為傀儡“滿洲國皇帝”并無二緻。
陳公博認為襲擊對汪的重大打擊，使汪難以承受赴歐的旅途勞頓。
他指出，汪過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鳴陪伴，如今沒有了曾，汪在海外将會過得非常不愉快。
陳認為唯一的去處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
“這樣，我們可以減輕汪的厭煩和悲痛，同時尋求永久的解決方案。
也許我們能夠勸他去海外。
” 那時覺得陳的建議合理。
我們都贊同，雖然我心中有些疑慮。
我們打電報給在河内的汪，告訴他我們計劃轉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
可是在我們的小團體中出現一些異議。
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人主張慢慢來。
我站在謹慎的一邊。
于是我有兩項任務：維持團體和諧與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話。
我們的立場因幾名日本特務人員來到河内而更形複雜。
那些人是在日本軍隊裡做秘密工作的。
在這個節骨眼上，犬養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從東京首途前來河内。
他們從船上發來電報，要我去河内會合。
我回電拒絕，并勸他們不要去。
我同時電報汪，勸他絕對不要接待他們。
事情猶如雪上加霜，英國官方突然宣布，如果汪居留香港，他們無法保證他的安全。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汪拒絕去歐洲或沿途某些地方如仰光的話，上海成了唯一的選擇。
我非常不安。
第二天，陳公博同意分别發電報給汪，勸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取消往東的行程，前往歐洲。
我的電報發出了，但陳沒有。
這時犬養健和影佐已經到達河内，設法會見汪。
我再次發電報給他們，力勸他們不要引誘汪去上海。
我相信這封電報，促使日本人懷疑我的動機，意識到我是蔣委員長的間諜。
我的電報是這樣說的：“我的東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務人員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
北平的傀儡王克敏為他被日本人欺騙而每天以淚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衛成為王克敏第二，或溥儀第二。
”我發另一電報給汪，再次要求他拒絕接見犬養或影佐。
這時，周佛海和梅思平要我同他們一起去上海等待汪。
上海的唯一好處是汪在法租界有一幢房子，而租界不會被認為是日本占領區。
而且，汪和法國官方的關系很好。
可是我仍然非常不安，繼續暗中阻止汪東行。
汪最後做出決定：他去上海，但有兩項保留。
一不坐日本船，二不住日本人控制的虹口。
日本人此時暴露了明顯的兩手策略。
一名和知鷹二大佐，交一份文件給中國政府駐香港某情報員，說是汪精衛寫的“和平方案”。
和知大佐說：“汪有明确的和平方案，蔣委員長最好跟日本和解，否則重慶完蛋。
人人将會支持汪。
”情報員把“方案”送往重慶，重慶竟把它公開發表，日本人為之大怒。
當然，這個“方案”是僞造的，但日本人希望順勢使蔣委員長和汪疏遠。
汪原定4月27日（1939）離開河内往上海，但由于犬養和影佐多次請求，汪于出發前接見了他們。
這兩個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國、日本和整個東亞；隻要汪出面，日本願意做任何事，日本軍方也願意做任何事，無條件滿足汪的任何要求。
後來我聽說，他二人說完話都淚流滿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淚，沒有多說什麼。
他們如此這般了半個鐘頭，像在日本
在這六人當中，汪夫人最有影響力；我對于日本事務最有經驗。
其他四人都在50歲左右。
陶希聖①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是北平著名的中國政治思想及中國社會史教授。
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後，他逐漸相信中國終将因戰敗帶來苦難。
這導緻他追随汪精衛。
但後來陶與我同時中止活動，他目前在重慶。
另外三人選擇留在汪身邊，目前在南京傀儡政權擔任高官。
陳公博②的觀點和我相似，我相信他之留在傀儡政權，完全是由于他與汪多年深厚的友誼和責任感。
英俊，會吟詩、唱歌和寫作的陳是聰明人，絕不會為個人的野心而甘附傀儡政權。
隻有感情因素才會讓他走上那一步。
另外兩人，梅思平③和周佛海④，都擁有出衆的事業。
前者在法學課堂上經常名列前茅，後者是經濟學家。
兩人都曾擔任重要教職，後來從政。
兩人都感到中國在這次戰争中毫無希望，因而追随汪精衛。
但後來的發展證明，他們各自的内心深處，都懷有自己的打算和不顧一切的野心，而這種心态日益膨脹。
汪的住宅被襲後，我認為汪已不能留在河内，理應遠赴歐洲休養。
我堅決反對他往東走&mdash&mdash去上海，去北平&mdash&mdash因為那将與溥儀往北走成為傀儡“滿洲國皇帝”并無二緻。
陳公博認為襲擊對汪的重大打擊，使汪難以承受赴歐的旅途勞頓。
他指出，汪過去旅行一直依靠曾仲鳴陪伴，如今沒有了曾，汪在海外将會過得非常不愉快。
陳認為唯一的去處是香港，甚至上海，但不能去北平。
“這樣，我們可以減輕汪的厭煩和悲痛，同時尋求永久的解決方案。
也許我們能夠勸他去海外。
” 那時覺得陳的建議合理。
我們都贊同，雖然我心中有些疑慮。
我們打電報給在河内的汪，告訴他我們計劃轉移他去香港或上海，要他放心。
可是在我們的小團體中出現一些異議。
有的人要快快走，有的人主張慢慢來。
我站在謹慎的一邊。
于是我有兩項任務：維持團體和諧與阻止汪太早去上海，如果非去不可的話。
我們的立場因幾名日本特務人員來到河内而更形複雜。
那些人是在日本軍隊裡做秘密工作的。
在這個節骨眼上，犬養健和影佐祯昭既不通知我，也不知照我的同僚，即從東京首途前來河内。
他們從船上發來電報，要我去河内會合。
我回電拒絕，并勸他們不要去。
我同時電報汪，勸他絕對不要接待他們。
事情猶如雪上加霜，英國官方突然宣布，如果汪居留香港，他們無法保證他的安全。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汪拒絕去歐洲或沿途某些地方如仰光的話，上海成了唯一的選擇。
我非常不安。
第二天，陳公博同意分别發電報給汪，勸他重新考慮他的決定，取消往東的行程，前往歐洲。
我的電報發出了，但陳沒有。
這時犬養健和影佐已經到達河内，設法會見汪。
我再次發電報給他們，力勸他們不要引誘汪去上海。
我相信這封電報，促使日本人懷疑我的動機，意識到我是蔣委員長的間諜。
我的電報是這樣說的：“我的東京之行令我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務人員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
北平的傀儡王克敏為他被日本人欺騙而每天以淚洗面，我不要我的朋友汪精衛成為王克敏第二，或溥儀第二。
”我發另一電報給汪，再次要求他拒絕接見犬養或影佐。
這時，周佛海和梅思平要我同他們一起去上海等待汪。
上海的唯一好處是汪在法租界有一幢房子，而租界不會被認為是日本占領區。
而且，汪和法國官方的關系很好。
可是我仍然非常不安，繼續暗中阻止汪東行。
汪最後做出決定：他去上海，但有兩項保留。
一不坐日本船，二不住日本人控制的虹口。
日本人此時暴露了明顯的兩手策略。
一名和知鷹二大佐，交一份文件給中國政府駐香港某情報員，說是汪精衛寫的“和平方案”。
和知大佐說：“汪有明确的和平方案，蔣委員長最好跟日本和解，否則重慶完蛋。
人人将會支持汪。
”情報員把“方案”送往重慶，重慶竟把它公開發表，日本人為之大怒。
當然，這個“方案”是僞造的，但日本人希望順勢使蔣委員長和汪疏遠。
汪原定4月27日（1939）離開河内往上海，但由于犬養和影佐多次請求，汪于出發前接見了他們。
這兩個日本人誓言唯有汪才能救中國、日本和整個東亞；隻要汪出面，日本願意做任何事，日本軍方也願意做任何事，無條件滿足汪的任何要求。
後來我聽說，他二人說完話都淚流滿面，汪也哭了，除了流淚，沒有多說什麼。
他們如此這般了半個鐘頭，像在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