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代表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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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辭去公職
上一章所叙述的事情發生時，我人在香港。
戰争爆發後，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漢口。
跟日本人的談判結束後，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一連串的“事件”終至引發了戰争的大事件。
在一次與委員長的談話中，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于目前政府對于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
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和舊識那裡取得有價值的情報。
委員長同意了。
于是我離開漢口。
幾個星期後，我帶回來一手情報。
委員長于是批準我的第二個建議：我辭去外交部的職務，赴香港定居。
①此後，我隻會在有情報的時候才去漢口。
為了不露痕迹，我和幾個朋友在香港組織了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所。
②我們編輯了二十幾部書，包括兩巨冊目前在中國使用的《日本名人錄》。
我在香港的時候，汪精衛還在重慶為出走越南的計劃躊躇不決。
他發電報詢問我的意見。
雖然我曾經幫助他和近衛公爵溝通，我僅僅回答：“我不能建議你做什麼。
” 前面說過，汪飛抵河内的當天，近衛發表了他的和平宣言。
足足等了八天之後，汪才發出公開響應的電報。
那八天的延滞的原因，極其重要。
汪和一批人到達河内兩三天之後，由于河内的電訊設備簡陋，汪夫人和三個人③帶着一篇準備發表的電報稿到了香港。
電報正文發給國民黨黨部和中華民國政府，副本發給香港、上海和重慶的報紙。
汪親筆起草這封電報稿，嚴格交代不可增删一個字。
由于我不在河内，沒有參與電報拟稿，但我非常不喜歡這篇電稿。
電文中完全沒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譬如說，汪應該要求近衛就戰後日軍撤兵的糢糊允諾，給予具有确切撤兵日期的承諾。
我們打電報給汪，請他就電文再作考慮，但是汪堅持電文一字不改，迳行發出。
發出電報後的主要後果為：（一）汪立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造成汪對蔣的痛恨；（二）連汪的和平運動同情者都批評那封電報。
汪獲得民衆支持的希望徹底破滅。
二、為汪去東京 幾天之後汪叫我去河内。
從去年6月離開漢口之後我就沒見過他。
此時的汪，一條腿上了石膏。
原來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輕微骨折。
他顯得非常憂郁。
汪說他想去東京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
我說我們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之外，什麼都不要做。
在我和他相處的兩星期中，汪曾經多次問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嗎？”每一次我都回答：“他們說的東西隻有四成可信。
” 汪堅持我去一趟東京，我無法拒絕。
他當外交部長時我是他的部屬；過去數年來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務顧問；他待我極好。
再者，我是他的七位親信④中唯一能夠做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絕不會為國家帶來更多的困難。
汪要我帶幾封信給日本領導人物。
⑤他在信中說，過去日本經常食言，逼使中國人決定為國家的生存奮起反抗。
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變政策，為何兩國不能找出一條出路？ 汪寫這些信，内心的确相信他是為了中國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為他不能使自己擺脫在中國徹底毀滅之前，兩國還有可能恢複和平關系的期待。
衡諸當時的國際局勢，現在不能完全怪汪。
很明顯，中國不可能在孤立無援之下戰勝日本。
“假戰争”⑥正在歐洲上演，有希望各退一步。
美國并沒有采取任何約束日本的強硬手段。
我離開河内時，汪答應在看到我的報告之前，他不會有所行動。
三、在日本 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鄉長崎。
我立刻去鄉間看望黃群。
黃先生六十出頭，是我的溫州同鄉。
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
他和我所認識的其他人不同。
⑦ 在1920年代的北京舊國會時代，黃是财政部長的最高顧問。
他後來棄政從商，在上海成立一間信托公司。
結果生意失敗，他退休來到長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雲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裡。
雖然他政治、商業兩頭失敗，我非常重視他的意見。
黃和我住入山上一間溫泉旅館，同住一間房。
洗了澡、檢查有無竊聽設備後，我們開始談話。
我們談到清晨四時。
我們以與衆不同的溫州土話交談。
我懷疑除了中國人外，有人會有他鄉遇故知的那種愉快的感覺。
在大困難的時代，回到童年時用别人聽不懂的方言交談，那種契合，是别人無法想像的。
清晨四時，我們得到必然的結論，無論發生何事，不能容許汪被日本人操縱利用，在東京，我隻聽而不作任何承諾。
那年後來，汪和我在上海，黃從長崎來。
⑧我帶他見汪，他們談了兩小時。
黃勸汪立即離開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縱。
汪回答說，他甯死不屈。
但他沒能兌現他的諾言。
我從長崎乘坐美國羅克希特的新飛機飛往東京。
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時候，會非常客氣，向你九十度鞠躬，滿足你任何要求。
由于我還沒有完全從兩年前的病痛複元，我被驅車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貴的旅館。
旅館主人以蓋旅館大樓報效國家。
頭一個禮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兒子或孫子們談話。
這些年輕人曾經是“自由派”的領袖人物，我們相處融洽。
也許，日本軍方想利用這些和藹可親的青年人的“自由主義”設置一個陷阱來探測我的弱點。
這個禮拜可說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個禮拜。
我每天問自己：“為什麼日本人一邊在屠殺中國的士兵和百姓，一邊又如此招待我？”過去我在中國和日本人談判，有時候覺得是在與虎謀皮；現在，我發
戰争爆發後，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漢口。
跟日本人的談判結束後，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一連串的“事件”終至引發了戰争的大事件。
在一次與委員長的談話中，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于目前政府對于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
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和舊識那裡取得有價值的情報。
委員長同意了。
于是我離開漢口。
幾個星期後，我帶回來一手情報。
委員長于是批準我的第二個建議：我辭去外交部的職務，赴香港定居。
①此後，我隻會在有情報的時候才去漢口。
為了不露痕迹，我和幾個朋友在香港組織了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所。
②我們編輯了二十幾部書，包括兩巨冊目前在中國使用的《日本名人錄》。
我在香港的時候，汪精衛還在重慶為出走越南的計劃躊躇不決。
他發電報詢問我的意見。
雖然我曾經幫助他和近衛公爵溝通，我僅僅回答：“我不能建議你做什麼。
” 前面說過，汪飛抵河内的當天，近衛發表了他的和平宣言。
足足等了八天之後，汪才發出公開響應的電報。
那八天的延滞的原因，極其重要。
汪和一批人到達河内兩三天之後，由于河内的電訊設備簡陋，汪夫人和三個人③帶着一篇準備發表的電報稿到了香港。
電報正文發給國民黨黨部和中華民國政府，副本發給香港、上海和重慶的報紙。
汪親筆起草這封電報稿，嚴格交代不可增删一個字。
由于我不在河内，沒有參與電報拟稿，但我非常不喜歡這篇電稿。
電文中完全沒有要求日本作出任何具體承諾。
譬如說，汪應該要求近衛就戰後日軍撤兵的糢糊允諾，給予具有确切撤兵日期的承諾。
我們打電報給汪，請他就電文再作考慮，但是汪堅持電文一字不改，迳行發出。
發出電報後的主要後果為：（一）汪立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造成汪對蔣的痛恨；（二）連汪的和平運動同情者都批評那封電報。
汪獲得民衆支持的希望徹底破滅。
二、為汪去東京 幾天之後汪叫我去河内。
從去年6月離開漢口之後我就沒見過他。
此時的汪，一條腿上了石膏。
原來他走路不小心跌倒，造成輕微骨折。
他顯得非常憂郁。
汪說他想去東京了解日本人的“真正态度”。
我說我們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之外，什麼都不要做。
在我和他相處的兩星期中，汪曾經多次問我：“我能相信日本人嗎？”每一次我都回答：“他們說的東西隻有四成可信。
” 汪堅持我去一趟東京，我無法拒絕。
他當外交部長時我是他的部屬；過去數年來我一直是他的日本事務顧問；他待我極好。
再者，我是他的七位親信④中唯一能夠做這件事的人，我深知我絕不會為國家帶來更多的困難。
汪要我帶幾封信給日本領導人物。
⑤他在信中說，過去日本經常食言，逼使中國人決定為國家的生存奮起反抗。
然而，如果日本真的想改變政策，為何兩國不能找出一條出路？ 汪寫這些信，内心的确相信他是為了中國和日本的最高利益，因為他不能使自己擺脫在中國徹底毀滅之前，兩國還有可能恢複和平關系的期待。
衡諸當時的國際局勢，現在不能完全怪汪。
很明顯，中國不可能在孤立無援之下戰勝日本。
“假戰争”⑥正在歐洲上演，有希望各退一步。
美國并沒有采取任何約束日本的強硬手段。
我離開河内時，汪答應在看到我的報告之前，他不會有所行動。
三、在日本 二月下旬，我到了“蝴蝶夫人”的故鄉長崎。
我立刻去鄉間看望黃群。
黃先生六十出頭，是我的溫州同鄉。
我非常尊敬他的智慧和正直。
他和我所認識的其他人不同。
⑦ 在1920年代的北京舊國會時代，黃是财政部長的最高顧問。
他後來棄政從商，在上海成立一間信托公司。
結果生意失敗，他退休來到長崎，住在郊外一座背靠雲仙山麓、面向海洋的房子裡。
雖然他政治、商業兩頭失敗，我非常重視他的意見。
黃和我住入山上一間溫泉旅館，同住一間房。
洗了澡、檢查有無竊聽設備後，我們開始談話。
我們談到清晨四時。
我們以與衆不同的溫州土話交談。
我懷疑除了中國人外，有人會有他鄉遇故知的那種愉快的感覺。
在大困難的時代，回到童年時用别人聽不懂的方言交談，那種契合，是别人無法想像的。
清晨四時，我們得到必然的結論，無論發生何事，不能容許汪被日本人操縱利用，在東京，我隻聽而不作任何承諾。
那年後來，汪和我在上海，黃從長崎來。
⑧我帶他見汪，他們談了兩小時。
黃勸汪立即離開上海，不再任由日本人操縱。
汪回答說，他甯死不屈。
但他沒能兌現他的諾言。
我從長崎乘坐美國羅克希特的新飛機飛往東京。
日本人要利用你的時候，會非常客氣，向你九十度鞠躬，滿足你任何要求。
由于我還沒有完全從兩年前的病痛複元，我被驅車送往箱根湖一家昂貴的旅館。
旅館主人以蓋旅館大樓報效國家。
頭一個禮拜，我每天同退休政治家的兒子或孫子們談話。
這些年輕人曾經是“自由派”的領袖人物，我們相處融洽。
也許，日本軍方想利用這些和藹可親的青年人的“自由主義”設置一個陷阱來探測我的弱點。
這個禮拜可說是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個禮拜。
我每天問自己：“為什麼日本人一邊在屠殺中國的士兵和百姓，一邊又如此招待我？”過去我在中國和日本人談判，有時候覺得是在與虎謀皮；現在，我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