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代表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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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首相，但他的影響力極大而且公正，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近衛想去南京面見蔣介石。
但是有些日本人害怕這樣的旅行不會有結果。
于是放棄這個主意。
” “中日事變可能拖延一段時間（從松岡談話至今5年多過去了）。
我可向你保證日本戰勝後不會向中國提出無理要求。
請你告訴中國人，日本的使命是給予，不是索取。
” 除了近衛，松岡跟其他和我談過話的人一樣猛烈攻擊蘇聯，說日本不惜任何代價必須與蘇聯打一仗。
這是他代表日本與蘇聯簽署不适時的中立條約兩年前說的話。
他也攻擊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說“隻有動物才能實行個人主義”。
松岡和我分手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完成為我安排在東京的談話之後，我急于向汪精衛報告。
我沒有對任何訪談高官作出承諾，也沒有讨論可能的和平條件。
我的宗旨是要親眼看看這些日本領導人物，和感覺他們之間的氣氛。
我要得到直接的印象。
這些人在與我談話時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風度，我特别感到闆垣和多田說的某些違背良知的、企圖安慰我的話。
他們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衛參加他們，但談到實質的條件時都會轉換話題。
他們保持高尚計劃的“原則”。
這都是戰前他們在南京談判時用的技巧。
很明顯，他們對中國的态度有所改變。
至少他們很團結：他們企圖控制汪精衛，利用他為武器，逼迫蔣介石談和。
如果他們沒法達成和平，那麼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為傀儡。
運氣很好，一艘美國輪船“加菲爾德總統号”即将自橫濱啟航，我搭上此船可保持行蹤隐秘。
3月16日，我抵達香港。
由于我舊病複發，我沒能直接去河内。
我把報告交給汪夫人坐飛機帶往河内。
報告詳列我的談話。
另外我報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内，都承認他們的中國政策錯了，而如果有人能夠誠懇地與日本交涉，所有問題都容易解決。
對于這點，我寫道：“我的東京之行顯示，日本還在使用從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時的舊伎倆，一點都沒變。
實際上他們做的比從前更差，因為勝利撐大了他們的胃口。
” 從這時起我想方設法勸汪中止與日本人談判。
我看出來日本人所有的允諾隻有一個目的：要汪當他們的傀儡。
香港《南華日報》發表社論譴責重慶。
社論旁為汪精衛夫婦及曾仲鳴妻子方君璧刊登之訃文。
很不幸，我的報告在槍手攻擊汪府，殺死汪的秘書曾仲鳴的頭一天才送到汪手中。
我的報告原本可能發生的作用，都被這個悲劇抵消了。
遭受攻擊的第二天，汪打電報告訴我們在香港的人，他希望出面協助北平傀儡政權達成中日和平關系。
我相信，如果河内的攻擊事件是日本人策劃的，那麼，我懷疑攻擊時間的準确設定是要破壞我的報告的效果。
在東京的日本人肯定知道我極力反對他們的政策，同時對于中日關系的前景非常悲觀。
很可能，他們除了要把汪與委員長和中國政府徹底疏遠之外，也要使我的調查結果起不了作用。
①我于1938年3月辭職。
②“日本問題研究所”隸屬于“藝文研究會”下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
&mdash&mdash譯者。
③陶希聖、周佛海、陳公博。
④汪夫人、陶希聖、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曾仲鳴（後來被刺殺）和我。
⑤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衛文麿、陸軍大臣闆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内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
⑥1939年9月1日，德國侵略波蘭，歐戰爆發。
9月17日，蘇聯從東方進攻波蘭。
10月5日波蘭投降。
雖然東邊戰事形勢千變萬化，西線的法德邊境卻毫無動靜，雙方直到1940年5月10日才爆發沖突。
這段沉寂時期被德國人叫作“靜坐戰”（Sitzkrieg），西方則稱之為“假戰争”（PhonyWar）。
&mdash&mdash譯者。
⑦黃群即黃溯初（1883～1945），字雪樓，浙江溫州人，是高宗武父親的摯友。
1904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
學成歸國後，目睹清廷腐敗，為匡救祖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後棄政從商。
1939年春，高宗武為和平運動赴日，黃适在長崎養病，見面時力勸高及早脫離汪僞。
後為高脫離上海，協助策劃聯系，出力甚多。
不久亦移居香港。
&mdash&mdash譯者。
⑧很久以後，日本人說黃在長崎出現，是我設計的、委員長參與的一個陰謀。
黃群目前住在廣西桂林。
⑨FrankLloydWright（1889～1909），20世紀美國最富盛名的建築設計大師。
&mdash&mdash譯者。
⑩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首相為民政黨第二次組閣的若規禮次郎（任期從1931年4月14日至12月13日），其後由政友會的犬養毅組閣（1931年12月13日至1932年5月26）。
犬養毅采取不擴大之方針，抑制關東軍及軍部革新派的過激行動。
軍部少壯急進軍人認為内閣無能，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一批急進分子于白晝闖入首相官邸，将犬養毅槍殺，是為“五一五事件”。
&mdash&mdash譯者。
此處論述有誤。
平沼一直是重臣，1945年日本投降那年還在樞密院議長任上，8月10日曾與近衛、岡田、廣田參加天皇的重臣會議，14日參加讨論《波茨坦宣言》的禦前會議。
他是維護日本“國體”反對無條件投降的死硬派。
&mdash&mdash譯者。
但是有些日本人害怕這樣的旅行不會有結果。
于是放棄這個主意。
” “中日事變可能拖延一段時間（從松岡談話至今5年多過去了）。
我可向你保證日本戰勝後不會向中國提出無理要求。
請你告訴中國人，日本的使命是給予，不是索取。
” 除了近衛，松岡跟其他和我談過話的人一樣猛烈攻擊蘇聯，說日本不惜任何代價必須與蘇聯打一仗。
這是他代表日本與蘇聯簽署不适時的中立條約兩年前說的話。
他也攻擊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說“隻有動物才能實行個人主義”。
松岡和我分手時，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完成為我安排在東京的談話之後，我急于向汪精衛報告。
我沒有對任何訪談高官作出承諾，也沒有讨論可能的和平條件。
我的宗旨是要親眼看看這些日本領導人物，和感覺他們之間的氣氛。
我要得到直接的印象。
這些人在與我談話時似乎都保持最好的風度，我特别感到闆垣和多田說的某些違背良知的、企圖安慰我的話。
他們都很急切地希望汪精衛參加他們，但談到實質的條件時都會轉換話題。
他們保持高尚計劃的“原則”。
這都是戰前他們在南京談判時用的技巧。
很明顯，他們對中國的态度有所改變。
至少他們很團結：他們企圖控制汪精衛，利用他為武器，逼迫蔣介石談和。
如果他們沒法達成和平，那麼為了日本在海内外的威望，就得扶植汪為傀儡。
運氣很好，一艘美國輪船“加菲爾德總統号”即将自橫濱啟航，我搭上此船可保持行蹤隐秘。
3月16日，我抵達香港。
由于我舊病複發，我沒能直接去河内。
我把報告交給汪夫人坐飛機帶往河内。
報告詳列我的談話。
另外我報告汪，所有日本人，包括了我的密友在内，都承認他們的中國政策錯了，而如果有人能夠誠懇地與日本交涉，所有問題都容易解決。
對于這點，我寫道：“我的東京之行顯示，日本還在使用從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時的舊伎倆，一點都沒變。
實際上他們做的比從前更差，因為勝利撐大了他們的胃口。
” 從這時起我想方設法勸汪中止與日本人談判。
我看出來日本人所有的允諾隻有一個目的：要汪當他們的傀儡。
香港《南華日報》發表社論譴責重慶。
社論旁為汪精衛夫婦及曾仲鳴妻子方君璧刊登之訃文。
很不幸，我的報告在槍手攻擊汪府，殺死汪的秘書曾仲鳴的頭一天才送到汪手中。
我的報告原本可能發生的作用，都被這個悲劇抵消了。
遭受攻擊的第二天，汪打電報告訴我們在香港的人，他希望出面協助北平傀儡政權達成中日和平關系。
我相信，如果河内的攻擊事件是日本人策劃的，那麼，我懷疑攻擊時間的準确設定是要破壞我的報告的效果。
在東京的日本人肯定知道我極力反對他們的政策，同時對于中日關系的前景非常悲觀。
很可能，他們除了要把汪與委員長和中國政府徹底疏遠之外，也要使我的調查結果起不了作用。
①我于1938年3月辭職。
②“日本問題研究所”隸屬于“藝文研究會”下面的“國際問題研究所”。
&mdash&mdash譯者。
③陶希聖、周佛海、陳公博。
④汪夫人、陶希聖、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曾仲鳴（後來被刺殺）和我。
⑤首相平沼骐一郎、前首相近衛文麿、陸軍大臣闆垣征四郎、海軍大臣米内光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
⑥1939年9月1日，德國侵略波蘭，歐戰爆發。
9月17日，蘇聯從東方進攻波蘭。
10月5日波蘭投降。
雖然東邊戰事形勢千變萬化，西線的法德邊境卻毫無動靜，雙方直到1940年5月10日才爆發沖突。
這段沉寂時期被德國人叫作“靜坐戰”（Sitzkrieg），西方則稱之為“假戰争”（PhonyWar）。
&mdash&mdash譯者。
⑦黃群即黃溯初（1883～1945），字雪樓，浙江溫州人，是高宗武父親的摯友。
1904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政法。
學成歸國後，目睹清廷腐敗，為匡救祖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後棄政從商。
1939年春，高宗武為和平運動赴日，黃适在長崎養病，見面時力勸高及早脫離汪僞。
後為高脫離上海，協助策劃聯系，出力甚多。
不久亦移居香港。
&mdash&mdash譯者。
⑧很久以後，日本人說黃在長崎出現，是我設計的、委員長參與的一個陰謀。
黃群目前住在廣西桂林。
⑨FrankLloydWright（1889～1909），20世紀美國最富盛名的建築設計大師。
&mdash&mdash譯者。
⑩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首相為民政黨第二次組閣的若規禮次郎（任期從1931年4月14日至12月13日），其後由政友會的犬養毅組閣（1931年12月13日至1932年5月26）。
犬養毅采取不擴大之方針，抑制關東軍及軍部革新派的過激行動。
軍部少壯急進軍人認為内閣無能，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一批急進分子于白晝闖入首相官邸，将犬養毅槍殺，是為“五一五事件”。
&mdash&mdash譯者。
此處論述有誤。
平沼一直是重臣，1945年日本投降那年還在樞密院議長任上，8月10日曾與近衛、岡田、廣田參加天皇的重臣會議，14日參加讨論《波茨坦宣言》的禦前會議。
他是維護日本“國體”反對無條件投降的死硬派。
&mdash&mdash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