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代表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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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一聽到須磨的名字就變臉。
我從川越那裡聽到日本人希望恢複談判，問題是如何挽回日本人的面子。
但是情勢非常複雜，中國外交部長受到日本報紙嚴厲的抨擊，許多中國人也同時批評他親日和軟弱。
有些日本報紙甚至要求蔣委員長直接負起中國的外交責任。
幾天後，委員長回到南京。
日本大使要求我安排一次晉見。
我要他必須了解一點：他不能帶任何人去，他了解我指的是須磨。
為了9月20日他的憤怒反應，我故意要讓須磨難堪。
委員長接見川越，沒有須磨。
依照東方禮節，川越直到談話快結束時才把談判的問題提出來。
當他猶豫地提出問題後，委員長告訴他，所有問題都可以跟外交部長談。
談話就此結束。
從這時（十月初）起直到12月3日川越最後提給張群外長一份備忘錄，我跟大使館官員就成都和北海事件及其餘波，談了不下五十次。
自從9月20日那天日本人的惡劣表現之後，張将軍似乎對外交部長這個職位意興索然。
過去他曾信誓旦旦要解決中日關系，那次事情之後，他顯得被動。
我經常被叫去設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複他們提出的各種方案的壓力。
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陸軍和海軍武官，和他們的代表人，也時常來找我。
包括冒充南滿鐵路局官員的西義一将軍的弟弟（譯按：指西義顯）。
對付不斷的恐吓，我說：“我常住暴風海上，所以不怕暈船。
” 我常常希望日本外交官能像蘇聯外交官那樣。
我提到他們，是因為日本人非常懷疑他們。
我的部門包括俄國和日本的事務。
如果日本人發現我和蘇聯大使吃飯，他們會立刻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
蘇聯外交官遵守外交倫理：如果他們想見我，他們會在上午十時以後、下午四時以前來訪。
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
可是日本人是不分晝夜，不論周日周末。
我告訴張部長我不能這樣幹下去了。
我提議利用日軍襲擊綏遠我軍部隊為由，去華北一趟。
張将軍批準我的意見。
那天晚上十一時，須磨來電，說他聽說我要出門。
須磨不顧我的婉拒，堅持馬上就來。
他來後說：“你一旦離開，我要跟誰講話？川越先生和我認為你是談判席上最重要的人之一。
” 我回答說，“我們談同一件事已經談了兩個月，你們大概跟我一樣疲憊不堪。
我隻離開一兩個星期，從華北回來後，我們的頭腦會比較清醒。
” 須磨說：“話不能這麼說。
如果你去北方，川越會離開南京去上海，那事情将會一團糟。
” 須磨時常向我吹牛說其他日本外交官隻代表外交部，而他同時代表陸軍。
我取笑他說：“你是武裝外交官，外交部和陸軍海軍都聽你的。
如果你不制造問題，那就不會有問題。
”我接着說，“直到今晚我還不知道我的重要性，你知道，即使我去北方，外交部長和副部長都還在南京，他們都比我高級。
” 不過，須磨一再央求我别走。
結果，我真的沒走。
我們辯論完畢時，已是淩晨二時。
須磨的臉像秋天的雲彩，每時每刻在變。
現在它不是那麼讨厭了。
他說：“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
”他一面說，一面從皮包裡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我，接着說：“這是位北平名門小姐，非常美麗，她已故父親曾經在北平當過内政部長。
她目前在日本學習音樂，成績很好。
大使和我很關心你至今還未結婚，我們願意替你和這位小姐做媒。
”須磨的态度一本正經。
我不想失禮，收下照片并謝謝他。
但是我早就下定決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
照片裡的姑娘的确很美，如果她不是經由日本大使的介紹，我可能慎重考慮娶她。
後來須磨又來，把照片要了回去。
12月3日，日本大使突然交給中國外交部長一件備忘錄，它的内容跟我們談判的方向很不相同。
由于談判已經拖了三個月毫無結果，日本人把備忘錄作為以後談判的基礎。
一個日本人說了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雖然一些日本人此時想要動用武力強迫中國，但海軍反對。
委員長已經訓令張将軍絕對不接受任何書寫文件。
于是張正式把文件退回川越。
後者說他決不收回拿出去的文件，也必須拒絕在任何條件下把文件收回。
争論了三個小時，川越最後離開了，我們立即派信差把文件送回大使館。
午夜兩點，文件又送了回來。
隻有日本人才會做出這樣的事。
最後我寫了一封信給川越，告訴他備忘錄與以前讨論的内容不一緻，因此不能用作以後談判的基礎。
這樣結束了日本人利用成都和北海“事件”以得逞要求的設計。
川越第二天去了上海。
他不是個壞人。
相對于須磨和其他日本人，川越聰明而公正。
他承認日本壓迫中國是錯的。
但他是個沒有經驗的大使，而且必須聽命于軍方。
為确定日本人明白我們的立場，當我再次見到須磨時，我說：“你們的備忘錄跟我們談的完全不同。
我必須很明确的告訴你，它不能作為以後任何談判的基礎。
請你轉告你們的大使。
”須磨什麼也沒說。
成都和北海“事件”降低至無關重要的層次。
須磨和我不停地讨價還價。
一天，一件不重要的事需要日方晚上以前作出決定。
須磨在我的辦公室，說要回大使館電報東京，三小時内會有回電。
我很難相信他，因為即使我們與北平通訊也沒那麼快。
于是，當須磨離去之後，我連忙要求交通部立刻監控所有日本大使館與東京和上海之間的電報和電話兩小時。
兩小時後，交通部來電話說，沒有收到任何從大使館發出的電報，隻有一通撥往上海的電話被借口忙線未通。
我電話還沒挂，辦公室另外一隻電話響了。
那是須磨打來的，他說，他剛剛收到東京回電，正在譯電中，要我在外交部等他。
須磨來時，手裡拿着電報，驕傲地大聲叫道：“這才是有效率的做法。
跟白人不一樣。
” 我故作驚訝說：“真是不敢相信。
為什麼我們有時等北平的回電也要好幾個鐘頭。
真是太棒了。
” 第二天，我要求交通部派幾個技術員找借口去了趟日本大使館。
他們回來報告，大使館裝有非法無線電台。
我照會日本大使館，他們悍然拒絕我的指控。
不過，戰争爆發後，警察在那裡發現一座強力無線電台。
12月30日，成都和北海“事件”終于以地方案件解決。
日本的要求一件也未得逞。
在簽字之前，須磨為“私事”求見。
我耽心是否又發生了什麼“事件”。
須磨比從前禮貌，“我要你特别幫忙。
”他看起來很嚴肅，我以為又發生了什麼大事。
他接着說，“在賠償清單上我忘了包括一架萊卡照相機的價錢。
我可以現在加進去嗎？，” 我忍住驚愕，提醒他：“我們已經寫好正式換文。
你知道按照慣例，那是不能更改的。
” 須磨說：“可是這個問題隻要300元就可解決。
你一定可以幫忙。
” 我忍不住微笑，“這300元沒法正式解決。
不要說是300元，就是3塊錢或3分錢我們都不能加。
不過，我們可以從私人?點考慮這件事。
”我第一次覺得和須磨在一起滿不錯。
“是你忘了寫這筆錢。
理論上你應該自己掏腰包。
如果我是你，我會這麼做。
不過，如果你不願意付，那我可以替你付。
”真的，我想這會連須磨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們是老朋友了。
當然，我會替你墊300元。
但是這完全是出于你我私人友誼。
完全是非正式的。
” 須磨很高興，想要打斷我，我繼續說，“不過我要澄清兩點。
第一、你不能明天又來說忘了别的東西要我加上。
第二、這300元不能出現在任何正式公文上。
否則，你的食言可能影響我的職位和權威。
” 我錯以為須磨會難為情。
他起立和我猛力握手，說：“這是我四個月來與你相處最滿意的一刻。
”說完就走了。
我滿意地看着他離開。
在三個多月的談判中，須磨的體重從240磅掉到210磅。
他的大胃口減低；睡眠不好。
這些事是日本大使館一名不喜歡須磨的三等秘書告訴我的。
須磨的毛病可能主要在于他那攻擊性的外交手段，當中國不讓步時，他完全沒有合度退卻的空間。
須磨目前是駐馬德裡公使。
我敢打賭西班牙外交部不會喜歡他。
不過，當然，随着日本的節節敗退，他的态度可能不會那麼蠻橫了。
我自己也疲倦透了。
我向外交部請假，事實上我想辭職，可是張将軍告訴我他即将離職。
所有中國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觸。
張将軍坦誠地告訴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勸他把接觸日本人的事留給我
我從川越那裡聽到日本人希望恢複談判，問題是如何挽回日本人的面子。
但是情勢非常複雜，中國外交部長受到日本報紙嚴厲的抨擊，許多中國人也同時批評他親日和軟弱。
有些日本報紙甚至要求蔣委員長直接負起中國的外交責任。
幾天後，委員長回到南京。
日本大使要求我安排一次晉見。
我要他必須了解一點：他不能帶任何人去，他了解我指的是須磨。
為了9月20日他的憤怒反應，我故意要讓須磨難堪。
委員長接見川越，沒有須磨。
依照東方禮節，川越直到談話快結束時才把談判的問題提出來。
當他猶豫地提出問題後，委員長告訴他，所有問題都可以跟外交部長談。
談話就此結束。
從這時（十月初）起直到12月3日川越最後提給張群外長一份備忘錄，我跟大使館官員就成都和北海事件及其餘波，談了不下五十次。
自從9月20日那天日本人的惡劣表現之後，張将軍似乎對外交部長這個職位意興索然。
過去他曾信誓旦旦要解決中日關系，那次事情之後，他顯得被動。
我經常被叫去設法化解日本人要求答複他們提出的各種方案的壓力。
除了日本外交官之外，陸軍和海軍武官，和他們的代表人，也時常來找我。
包括冒充南滿鐵路局官員的西義一将軍的弟弟（譯按：指西義顯）。
對付不斷的恐吓，我說：“我常住暴風海上，所以不怕暈船。
” 我常常希望日本外交官能像蘇聯外交官那樣。
我提到他們，是因為日本人非常懷疑他們。
我的部門包括俄國和日本的事務。
如果日本人發現我和蘇聯大使吃飯，他們會立刻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
蘇聯外交官遵守外交倫理：如果他們想見我，他們會在上午十時以後、下午四時以前來訪。
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
可是日本人是不分晝夜，不論周日周末。
我告訴張部長我不能這樣幹下去了。
我提議利用日軍襲擊綏遠我軍部隊為由，去華北一趟。
張将軍批準我的意見。
那天晚上十一時，須磨來電，說他聽說我要出門。
須磨不顧我的婉拒，堅持馬上就來。
他來後說：“你一旦離開，我要跟誰講話？川越先生和我認為你是談判席上最重要的人之一。
” 我回答說，“我們談同一件事已經談了兩個月，你們大概跟我一樣疲憊不堪。
我隻離開一兩個星期，從華北回來後，我們的頭腦會比較清醒。
” 須磨說：“話不能這麼說。
如果你去北方，川越會離開南京去上海，那事情将會一團糟。
” 須磨時常向我吹牛說其他日本外交官隻代表外交部，而他同時代表陸軍。
我取笑他說：“你是武裝外交官，外交部和陸軍海軍都聽你的。
如果你不制造問題，那就不會有問題。
”我接着說，“直到今晚我還不知道我的重要性，你知道，即使我去北方，外交部長和副部長都還在南京，他們都比我高級。
” 不過，須磨一再央求我别走。
結果，我真的沒走。
我們辯論完畢時，已是淩晨二時。
須磨的臉像秋天的雲彩，每時每刻在變。
現在它不是那麼讨厭了。
他說：“大使要我和你商量一件私事。
”他一面說，一面從皮包裡拿出一張照片遞給我，接着說：“這是位北平名門小姐，非常美麗，她已故父親曾經在北平當過内政部長。
她目前在日本學習音樂，成績很好。
大使和我很關心你至今還未結婚，我們願意替你和這位小姐做媒。
”須磨的态度一本正經。
我不想失禮，收下照片并謝謝他。
但是我早就下定決心不接受日本人做的媒。
照片裡的姑娘的确很美，如果她不是經由日本大使的介紹，我可能慎重考慮娶她。
後來須磨又來，把照片要了回去。
12月3日，日本大使突然交給中國外交部長一件備忘錄，它的内容跟我們談判的方向很不相同。
由于談判已經拖了三個月毫無結果，日本人把備忘錄作為以後談判的基礎。
一個日本人說了一句很耐人尋味的話，雖然一些日本人此時想要動用武力強迫中國，但海軍反對。
委員長已經訓令張将軍絕對不接受任何書寫文件。
于是張正式把文件退回川越。
後者說他決不收回拿出去的文件，也必須拒絕在任何條件下把文件收回。
争論了三個小時，川越最後離開了，我們立即派信差把文件送回大使館。
午夜兩點，文件又送了回來。
隻有日本人才會做出這樣的事。
最後我寫了一封信給川越，告訴他備忘錄與以前讨論的内容不一緻，因此不能用作以後談判的基礎。
這樣結束了日本人利用成都和北海“事件”以得逞要求的設計。
川越第二天去了上海。
他不是個壞人。
相對于須磨和其他日本人，川越聰明而公正。
他承認日本壓迫中國是錯的。
但他是個沒有經驗的大使，而且必須聽命于軍方。
為确定日本人明白我們的立場，當我再次見到須磨時，我說：“你們的備忘錄跟我們談的完全不同。
我必須很明确的告訴你，它不能作為以後任何談判的基礎。
請你轉告你們的大使。
”須磨什麼也沒說。
成都和北海“事件”降低至無關重要的層次。
須磨和我不停地讨價還價。
一天，一件不重要的事需要日方晚上以前作出決定。
須磨在我的辦公室，說要回大使館電報東京，三小時内會有回電。
我很難相信他，因為即使我們與北平通訊也沒那麼快。
于是，當須磨離去之後，我連忙要求交通部立刻監控所有日本大使館與東京和上海之間的電報和電話兩小時。
兩小時後，交通部來電話說，沒有收到任何從大使館發出的電報，隻有一通撥往上海的電話被借口忙線未通。
我電話還沒挂，辦公室另外一隻電話響了。
那是須磨打來的，他說，他剛剛收到東京回電，正在譯電中，要我在外交部等他。
須磨來時，手裡拿着電報，驕傲地大聲叫道：“這才是有效率的做法。
跟白人不一樣。
” 我故作驚訝說：“真是不敢相信。
為什麼我們有時等北平的回電也要好幾個鐘頭。
真是太棒了。
” 第二天，我要求交通部派幾個技術員找借口去了趟日本大使館。
他們回來報告，大使館裝有非法無線電台。
我照會日本大使館，他們悍然拒絕我的指控。
不過，戰争爆發後，警察在那裡發現一座強力無線電台。
12月30日，成都和北海“事件”終于以地方案件解決。
日本的要求一件也未得逞。
在簽字之前，須磨為“私事”求見。
我耽心是否又發生了什麼“事件”。
須磨比從前禮貌，“我要你特别幫忙。
”他看起來很嚴肅，我以為又發生了什麼大事。
他接着說，“在賠償清單上我忘了包括一架萊卡照相機的價錢。
我可以現在加進去嗎？，” 我忍住驚愕，提醒他：“我們已經寫好正式換文。
你知道按照慣例，那是不能更改的。
” 須磨說：“可是這個問題隻要300元就可解決。
你一定可以幫忙。
” 我忍不住微笑，“這300元沒法正式解決。
不要說是300元，就是3塊錢或3分錢我們都不能加。
不過，我們可以從私人?點考慮這件事。
”我第一次覺得和須磨在一起滿不錯。
“是你忘了寫這筆錢。
理論上你應該自己掏腰包。
如果我是你，我會這麼做。
不過，如果你不願意付，那我可以替你付。
”真的，我想這會連須磨都會覺得不好意思。
“我們是老朋友了。
當然，我會替你墊300元。
但是這完全是出于你我私人友誼。
完全是非正式的。
” 須磨很高興，想要打斷我，我繼續說，“不過我要澄清兩點。
第一、你不能明天又來說忘了别的東西要我加上。
第二、這300元不能出現在任何正式公文上。
否則，你的食言可能影響我的職位和權威。
” 我錯以為須磨會難為情。
他起立和我猛力握手，說：“這是我四個月來與你相處最滿意的一刻。
”說完就走了。
我滿意地看着他離開。
在三個多月的談判中，須磨的體重從240磅掉到210磅。
他的大胃口減低；睡眠不好。
這些事是日本大使館一名不喜歡須磨的三等秘書告訴我的。
須磨的毛病可能主要在于他那攻擊性的外交手段，當中國不讓步時，他完全沒有合度退卻的空間。
須磨目前是駐馬德裡公使。
我敢打賭西班牙外交部不會喜歡他。
不過，當然，随着日本的節節敗退，他的态度可能不會那麼蠻橫了。
我自己也疲倦透了。
我向外交部請假，事實上我想辭職，可是張将軍告訴我他即将離職。
所有中國人都避免和日本人接觸。
張将軍坦誠地告訴我，所有他的朋友都勸他把接觸日本人的事留給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