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代表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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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朝日新聞》，派了一架裝載當天報紙的飛機，來到南京作“親善”飛行。
雖然中國新聞界對這個“親善”活動并無多大興趣，他們還是為來訪者舉行了午宴。
在午宴上，一名自稱為某個海外華僑通訊社記者的人突然起立，咬破手指在手絹上寫下血書：“還我東北四省”，然後嚴辭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分子。
日本大使館立刻要求中國外交部正式道歉。
日本軍事武官認為這是對日本皇軍的侮辱。
我指出我們從未聽過那名記者所說的通訊社，而日本當局提出的要求勢必使《朝日新聞》的“親善”飛行成為鬧劇。
一名《朝日新聞》的記者偷偷地警告我，日本人認為我的響應完全“無誠意”，上海的日本軍方特别不滿意。
不過，日本人覺得在當前環境之下不應太過利用這個事件，最後不了了之。
不久之後，一群日本第五縱隊人士在南京集會時，那名所謂的記者也在座。
後來查出他的“通訊社”根本不存在，那名記者是個不速之客，午宴事件完全是日本人自導自演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人也會做些觸怒日本人的事。
這也無可避免，因為所有中國人都恨日本人，而日本人也容易為芝麻小事動怒。
1935年7月，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刊載一篇關于外國領袖的文章，說日本天皇是個有名無實的領袖。
其實這是所有國家，甚至許多日本人的共同看法。
日本官方看出這是個進一步控制中國事務的好機會。
日本報紙把這事大幅報道；官方向上海市政府和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關閉《新生周刊》，懲治“冒犯者”，以及“為了中日親善關系”，中國政府必須昭告全國，今後不得再犯類似事件。
由于軍事尚未準備好，中國政府不得不接受全部條件，周刊主編被判刑七個月。
當然，整個中國對日本的憎恨更是變本加厲。
這段時間，與日本人打交道的中國官員處境危險。
汪精衛吃了一名假扮攝影記者的中國人三顆子彈。
他康複後脊椎骨裡還卡着一顆彈頭，直到十年後才被他的日本主人取出。
汪被槍擊後不久，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人用左輪槍暗殺。
日本大使館秘書曾經勸我辭去外交部的工作，他說：“對日交涉的中國官員，不管他多麼能幹，多麼苦幹，都不會有好結果的。
”這位秘書是個相當斯文的家夥，我們是東京的同學，所以關系比較不同。
他說：“說真的，英國和美國駐東京大使卡裡其和格魯，也在那裡做我們在這裡做的事。
他們在安撫日本以盡量拖時間。
可是你的工作更艱巨。
”秘書似乎真的是出于私誼。
他接着說，“一些中國政客認為一旦中日發生戰争，西方列強會幫助中國。
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對中國沒有好處。
我懷疑一旦中國被侵略，沒有哪個國家會出來幫助中國。
”現在我們看到，中日戰争爆發已經4年多，美國和英國在它們的疆土被日本侵襲後，才向中國提供實質的援助。
六、官員的變動 在無窮困難的厭煩之中，新外交?長張群将軍的任命來到部裡。
張群将軍比較強硬，他直接要那位說話客氣、個性軟弱的日本大使有吉明開一張日本一切所要的詳細清單。
我們要有吉提供改進中日關系的具體計劃。
有吉很窘，他高高的顴骨發紅，長而薄的下巴垮下。
我們告訴他中國也準備送一份結算表給日本考慮。
有吉不得不承認他是個沒有實權的大使，實際上軍方在操縱對華關系。
我們當然已經知道日本外交官在中國隻能處理一般事務，而政策操在軍方手中，主要通過駐在中國各地的軍事武官執行。
日本大使們跟我們一樣不喜歡談判，不久有吉明便被有田八郎替換。
有田給我們的印象是那酒醉後撞在熱火爐上造成的、幾乎覆蓋半個臉頰的大疤。
不久有田又由川越茂接任。
我們猜想日本軍方可能會一段時間比較滿意他，因為他是大使館武官矶谷廉介少将推薦的，後者技術上是川越的部屬。
我問川越為何日本至今沒有提供我們向有吉要的清單，川越僅僅微笑說，“你的主意很好，可是日本絕不會提出詳細要求給中國拿去做宣傳。
你記得《二十一條》？你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 川越看來并不太壞。
他的觀點并不經常與軍方相同。
有一次他跟我開玩笑：“我剛剛想出了一個化解中日問題的妙法。
如果蔣委員長能夠兼任日本首相，那就天下太平了。
日本沒有偉大領袖，我們應該讓委員長身兼二職。
”他又急忙說道，“這僅僅是閑聊。
如果日本大使提議要委員長兼任日本首相這種話漏了出去，那将引起嚴重後果。
”川越到底還是個軟弱的人。
七、我最棘手的“案件” 我并無意描述這些年來所發生的每一個“事件”和所有的難題。
不過，從川越上任到盧溝橋事變引發戰争的這段期間，有兩個“事件”，由于它們的曆史重要性，我必須予以讨論。
它們是“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
如果我們就這些事件“屈就”日本人的話，也許盧溝橋事件不會被日本軍方拿來做發動戰争的特别借口。
日本人以為隻要幾個星期便可打敗中國。
不過，他們以後還是會利用其他“事件”的。
1936年夏，日本政府突然要求重開因民衆不滿日本占領滿洲而關閉的成都領事館。
成都是中國西部四川省的省會，戰時首都重慶也在四川。
領事館的宗旨是照顧該國僑民，而成都并無日本人居住，因此中國政府照會日本，重開領事館并無必要，而且那裡民衆反日情緒高漲，相當危險。
8月24日，幾個日本人突然在成都出現。
民衆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一些建築物被破壞，四個日本人被毆，兩人後來死亡。
談判還沒開始，廣東北海也發生日人被毆緻死（9月3日）的事件。
起碼這對我們比較有利，因為兩樁“事件”相繼發生，可以合并談判。
在第一次會議上，日本人顯然要擴大“事件”的嚴重性，以遂他們在中國的野心。
“北海事件”兩星期後，日本提出八項要求，包括一些他們多年來曾經使用各種不正當方法争取而未能到手，且與兩個“事件”無關的要求。
譬如，日本重新開放在占領滿洲以前曾經要求過的上海&mdash福岡（八幡附近）商業航線；重新“要求”中國降低進口關稅；“期望”中國政府“自動”聘請日本人擔任政府各部門的“顧問”；“希望”中國政府與日本合作采取聯合計劃以防止“共産思想”在遠東蔓延。
中國的立場堅定，願意依照國際法負責對日本人在成都和北海的财産和人命損失作适當的賠償，但也不會更多。
現在回顧，日益堅定的立場最終導緻日本軍方于一年之内發動戰争。
外交部長張群和日本大使川越茂于9月20日再會面，中方竟“厚顔無恥”（日本人的說法）地向日本提出六條要求：廢除縱容走私的冀東傀儡“政府”；取締走私；廢止飛往華北的非法航線；抑制反中印刷品和活動，特别要制止日本軍人在華北的活動；禁止日本人在官方保護下販賣毒品的非法活動；廢除上海和塘沽協定，以及廢除日本官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訂的所有非法協議。
中國外交部長讀完中國的六點要求後，須磨面紅耳赤，張大金魚眼。
他和日本大使同時要求我們撤回要求，聲稱隻有通過他們的努力才可能談判和延遲軍事行動。
須磨一面說一面拍桌子至杯碟亂跳。
他的态度像個土匪。
我真正相信如果他手上有把左輪，一定會扣扳機。
我們拒絕撤回要求。
我們相信能夠與日本人尋求合理的解決，乃至準備使用适當武力，但覺得中止談判比讓日本人一方得益為佳。
會議破裂，雙方心情都很壞。
我沒回家而去一家旅館睡覺，以避免日本人和外交部與我聯系。
淩晨二時，我給家裡打電話，知道外交部長打過二十幾通電話找我，我隻好連忙穿好衣服奔往外交部。
張群将軍和幾位部長都在坐着等我，大家都知道事情是火上加油了。
由于蔣委員長在廣州，于是決定兩名部員和我坐專機去向他報告和請示。
飛機于當天上午八時起飛，我隻睡了兩小時。
晉見委員長後，我遵命回南京繼續與日本人談判，以遵守外交禮節。
委員長給我的訓令非常詳細，以避免任何誤解。
同時，委員長也離開廣州飛回南京加緊軍事準備，這就是一面談判一面準備抵抗的策略。
我對委員長的堅定、透徹和見識，印象非常深刻。
回到南京第二天，我與日本大使談話一個多小時。
經我要求，須磨沒有出席。
在所有日本人當中，我最讨厭須磨，所有中國人也一樣。
他辦事虛僞，處理“事件”的手法絕對卑鄙。
雖然中國新聞界對這個“親善”活動并無多大興趣，他們還是為來訪者舉行了午宴。
在午宴上，一名自稱為某個海外華僑通訊社記者的人突然起立，咬破手指在手絹上寫下血書：“還我東北四省”，然後嚴辭譴責日本軍國主義分子。
日本大使館立刻要求中國外交部正式道歉。
日本軍事武官認為這是對日本皇軍的侮辱。
我指出我們從未聽過那名記者所說的通訊社，而日本當局提出的要求勢必使《朝日新聞》的“親善”飛行成為鬧劇。
一名《朝日新聞》的記者偷偷地警告我，日本人認為我的響應完全“無誠意”，上海的日本軍方特别不滿意。
不過，日本人覺得在當前環境之下不應太過利用這個事件，最後不了了之。
不久之後，一群日本第五縱隊人士在南京集會時，那名所謂的記者也在座。
後來查出他的“通訊社”根本不存在，那名記者是個不速之客，午宴事件完全是日本人自導自演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人也會做些觸怒日本人的事。
這也無可避免，因為所有中國人都恨日本人，而日本人也容易為芝麻小事動怒。
1935年7月，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刊載一篇關于外國領袖的文章，說日本天皇是個有名無實的領袖。
其實這是所有國家，甚至許多日本人的共同看法。
日本官方看出這是個進一步控制中國事務的好機會。
日本報紙把這事大幅報道；官方向上海市政府和中國外交部提出要求關閉《新生周刊》，懲治“冒犯者”，以及“為了中日親善關系”，中國政府必須昭告全國，今後不得再犯類似事件。
由于軍事尚未準備好，中國政府不得不接受全部條件，周刊主編被判刑七個月。
當然，整個中國對日本的憎恨更是變本加厲。
這段時間，與日本人打交道的中國官員處境危險。
汪精衛吃了一名假扮攝影記者的中國人三顆子彈。
他康複後脊椎骨裡還卡着一顆彈頭，直到十年後才被他的日本主人取出。
汪被槍擊後不久，外交部次長唐有壬被人用左輪槍暗殺。
日本大使館秘書曾經勸我辭去外交部的工作，他說：“對日交涉的中國官員，不管他多麼能幹，多麼苦幹，都不會有好結果的。
”這位秘書是個相當斯文的家夥，我們是東京的同學，所以關系比較不同。
他說：“說真的，英國和美國駐東京大使卡裡其和格魯，也在那裡做我們在這裡做的事。
他們在安撫日本以盡量拖時間。
可是你的工作更艱巨。
”秘書似乎真的是出于私誼。
他接着說，“一些中國政客認為一旦中日發生戰争，西方列強會幫助中國。
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對中國沒有好處。
我懷疑一旦中國被侵略，沒有哪個國家會出來幫助中國。
”現在我們看到，中日戰争爆發已經4年多，美國和英國在它們的疆土被日本侵襲後，才向中國提供實質的援助。
六、官員的變動 在無窮困難的厭煩之中，新外交?長張群将軍的任命來到部裡。
張群将軍比較強硬，他直接要那位說話客氣、個性軟弱的日本大使有吉明開一張日本一切所要的詳細清單。
我們要有吉提供改進中日關系的具體計劃。
有吉很窘，他高高的顴骨發紅，長而薄的下巴垮下。
我們告訴他中國也準備送一份結算表給日本考慮。
有吉不得不承認他是個沒有實權的大使，實際上軍方在操縱對華關系。
我們當然已經知道日本外交官在中國隻能處理一般事務，而政策操在軍方手中，主要通過駐在中國各地的軍事武官執行。
日本大使們跟我們一樣不喜歡談判，不久有吉明便被有田八郎替換。
有田給我們的印象是那酒醉後撞在熱火爐上造成的、幾乎覆蓋半個臉頰的大疤。
不久有田又由川越茂接任。
我們猜想日本軍方可能會一段時間比較滿意他，因為他是大使館武官矶谷廉介少将推薦的，後者技術上是川越的部屬。
我問川越為何日本至今沒有提供我們向有吉要的清單，川越僅僅微笑說，“你的主意很好，可是日本絕不會提出詳細要求給中國拿去做宣傳。
你記得《二十一條》？你看，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 川越看來并不太壞。
他的觀點并不經常與軍方相同。
有一次他跟我開玩笑：“我剛剛想出了一個化解中日問題的妙法。
如果蔣委員長能夠兼任日本首相，那就天下太平了。
日本沒有偉大領袖，我們應該讓委員長身兼二職。
”他又急忙說道，“這僅僅是閑聊。
如果日本大使提議要委員長兼任日本首相這種話漏了出去，那将引起嚴重後果。
”川越到底還是個軟弱的人。
七、我最棘手的“案件” 我并無意描述這些年來所發生的每一個“事件”和所有的難題。
不過，從川越上任到盧溝橋事變引發戰争的這段期間，有兩個“事件”，由于它們的曆史重要性，我必須予以讨論。
它們是“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
如果我們就這些事件“屈就”日本人的話，也許盧溝橋事件不會被日本軍方拿來做發動戰争的特别借口。
日本人以為隻要幾個星期便可打敗中國。
不過，他們以後還是會利用其他“事件”的。
1936年夏，日本政府突然要求重開因民衆不滿日本占領滿洲而關閉的成都領事館。
成都是中國西部四川省的省會，戰時首都重慶也在四川。
領事館的宗旨是照顧該國僑民，而成都并無日本人居住，因此中國政府照會日本，重開領事館并無必要，而且那裡民衆反日情緒高漲，相當危險。
8月24日，幾個日本人突然在成都出現。
民衆的憤怒一發不可收拾，一些建築物被破壞，四個日本人被毆，兩人後來死亡。
談判還沒開始，廣東北海也發生日人被毆緻死（9月3日）的事件。
起碼這對我們比較有利，因為兩樁“事件”相繼發生，可以合并談判。
在第一次會議上，日本人顯然要擴大“事件”的嚴重性，以遂他們在中國的野心。
“北海事件”兩星期後，日本提出八項要求，包括一些他們多年來曾經使用各種不正當方法争取而未能到手，且與兩個“事件”無關的要求。
譬如，日本重新開放在占領滿洲以前曾經要求過的上海&mdash福岡（八幡附近）商業航線；重新“要求”中國降低進口關稅；“期望”中國政府“自動”聘請日本人擔任政府各部門的“顧問”；“希望”中國政府與日本合作采取聯合計劃以防止“共産思想”在遠東蔓延。
中國的立場堅定，願意依照國際法負責對日本人在成都和北海的财産和人命損失作适當的賠償，但也不會更多。
現在回顧，日益堅定的立場最終導緻日本軍方于一年之内發動戰争。
外交部長張群和日本大使川越茂于9月20日再會面，中方竟“厚顔無恥”（日本人的說法）地向日本提出六條要求：廢除縱容走私的冀東傀儡“政府”；取締走私；廢止飛往華北的非法航線；抑制反中印刷品和活動，特别要制止日本軍人在華北的活動；禁止日本人在官方保護下販賣毒品的非法活動；廢除上海和塘沽協定，以及廢除日本官方與中國地方政府簽訂的所有非法協議。
中國外交部長讀完中國的六點要求後，須磨面紅耳赤，張大金魚眼。
他和日本大使同時要求我們撤回要求，聲稱隻有通過他們的努力才可能談判和延遲軍事行動。
須磨一面說一面拍桌子至杯碟亂跳。
他的态度像個土匪。
我真正相信如果他手上有把左輪，一定會扣扳機。
我們拒絕撤回要求。
我們相信能夠與日本人尋求合理的解決，乃至準備使用适當武力，但覺得中止談判比讓日本人一方得益為佳。
會議破裂，雙方心情都很壞。
我沒回家而去一家旅館睡覺，以避免日本人和外交部與我聯系。
淩晨二時，我給家裡打電話，知道外交部長打過二十幾通電話找我，我隻好連忙穿好衣服奔往外交部。
張群将軍和幾位部長都在坐着等我，大家都知道事情是火上加油了。
由于蔣委員長在廣州，于是決定兩名部員和我坐專機去向他報告和請示。
飛機于當天上午八時起飛，我隻睡了兩小時。
晉見委員長後，我遵命回南京繼續與日本人談判，以遵守外交禮節。
委員長給我的訓令非常詳細，以避免任何誤解。
同時，委員長也離開廣州飛回南京加緊軍事準備，這就是一面談判一面準備抵抗的策略。
我對委員長的堅定、透徹和見識，印象非常深刻。
回到南京第二天，我與日本大使談話一個多小時。
經我要求，須磨沒有出席。
在所有日本人當中，我最讨厭須磨，所有中國人也一樣。
他辦事虛僞，處理“事件”的手法絕對卑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