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代表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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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滿洲人，而是日本人。
⑨事實上，東北四省三千多萬人口大多數是漢人，所謂滿洲人隻有250多萬，而他們如今與漢人并沒有什麼分别。
在傀儡政權中所有有實權的官員都是日本人。
郵政局長由儀我大佐和柴山中佐“協助”。
⑩ 我們這邊除了幾位郵政專家之外，還有北平─沈陽鐵路管理局的局長殷同，他因比其他中國人對日本人友善而謀得這個職位。
在南京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答應支持我，他是僅次于委員長的第二号人物。
汪兼任外交部長，曾在我離開南京前要我在談判時直接向他咨詢。
日本人在我們第一次會議上的動作是典型的。
還沒有介紹完畢，他們便拿出三個詳細書寫的方案：《空中交通方案》、《電信交通方案》、《郵政交通方案》。
我馬上說，“我是來磋商郵政交通的。
其他事情都在我權限之外。
請撤回其他方案。
”我接着說，“根據中國不承認&lsquo滿洲國&rsquo的政策，我們隻能讨論郵政技術問題，不觸及政治。
如果我們達緻協議，我們将完成這個協議，但不簽名用印，隻能以備忘錄的形式作為以後的參考。
” （左起）高宗武、錢大鈞、蔣介石、今井武夫、 日本大使館武官等人日本人自然暴跳如雷。
“你不能把&lsquo不承認滿洲國的政策&rsquo付諸文字，沒有簽字的文件不具約束力；光談郵政交通沒有用，日本的郵政包括電報和信件，即使航空問題不談，至少電報的問題要包括在内。
”他們的話像機槍子彈。
頭一天的談判陷入僵局，以後幾天的讨論也毫無進展。
黃郛開始悶悶不樂，要我回南京請示，日本人也要回沈陽軍部請示。
我堅持日本人在我回南京之前必須接受我的初步條件。
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他們最後答應了。
我回南京向汪精衛和交通部長報告。
令我相當意外的是，兩人都表示非常滿意。
他們要我繼續和日本人談，不要怕破裂。
他們沒有給我妥協的指令，這大大地加強了我個人的身手。
重開談判時，兩方都說回去請示沒有結果。
不過還是有進步，我們隻談技術問題。
許多問題中，最難的問題是傀儡“滿洲國”在中國的不承認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郵票。
中國不能接受印有“滿洲國”字樣的郵票；中國也要求在長城設立輸送郵件的郵務代辦所，以避免與“滿洲國”郵局直接接觸。
談判拖了兩個月。
黃郛和殷同要我退讓一點點以使會議進展快些，但我不同意。
于是日本人使出另一慣用的招式。
儀我大佐給我電話，要求晚上來我旅館單獨談一件重要事情。
15分鐘後他來了，解釋他的造訪是非官方的。
他先表示，如果我願意，他很熱望與我建立永久友誼。
然後他說我在談判中堅定的态度是愛國的表現，日本軍方非常欽佩。
雖然我明知他之來有不可告人的動機，我表示願意和他做個永久的朋友。
儀我直截了當，立刻接着說，現在我們是好朋友了，他要告訴我一些他決不告訴别人的事情。
那就是，雖然日本陸軍（關東）欽佩我的不妥協态度，但他們也非常不滿。
他解釋道，表示欽佩是日本人的精神，但表示不滿是日本政策的一部分。
因此，我的立場不但很難保持，而且非常危險。
他明确地端出威脅，說：“連我都不完全知道關東軍要做什麼。
舉個例子，1928年日本陸軍計劃刺殺張作霖時，我是張的顧問，雖然我和張在同一列火車上，但張被炸死，事前我一無所知。
幸虧我在另一節車廂裡，否則怎麼可能今天和你在一起？”雖然他不知道如果通郵談判破裂，關東陸軍計劃怎麼做，但他知道有一個計劃。
要我一定備加注意。
說完友好談話，他告訴我，梅津将軍明天要到北平，他邀請我去日本大使館晚餐。
儀我說完話就立刻離開了。
第二天晚餐席上，梅津将軍談話，希望雙方就通郵問題各退一步，以免好不容易改善的中日關系被糟蹋了。
如果那樣，豈不是太不幸了？ 梅津的态度既親切又斯文。
他表情友善，面貌像個紳士，整個談話之中他一次次主動說要在談判中幫助我。
他一再要我别擔心，保證隻要他當華北司令一天，決不容許出現新的問題。
（次年，準許日本人在河北省靠近北平和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地區制造一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就是這個梅津。
） 日本軍方顯然對我做過研究，知道我很頑固。
他們遂決定以友誼、威逼、利誘來争取我。
日本人這時還希望不動用武力來達到目的。
日本人在談判中?來是一人扮紅臉，一人扮黑臉。
在我們的談判桌上，柴山和藹，儀我強勢。
不過到了最後，柴山卸下了紅面具，與儀我一起威脅我說，如果談判失敗，關東軍将視中國為沒有誠意，如果這樣，前景将無法預料。
我不得不承認，每當我獨處時，那日本人醜惡的面孔一直在我面前晃動。
三個晚上以後，兩邊又坐了下來。
這一次日本人一改以前溫和的聲調，威脅說：“讨論已經拖了兩個多月，今天晚上，我們要你們說到底是&lsquo行&rsquo還是&lsquo不行&rsquo。
” 這樣談，就是一百年也不會有結果。
我冷靜地把中國的立場再解釋一遍，然後說：“不行”。
顯然我的“不行”說得很清楚，日本人神情十分驚訝。
接着，表示談判徹底破裂，他們起立，握手，然後退席。
那天晚上，黃郛責備我，說我年輕調皮。
殷同警告我，“這些談判出不了英雄”。
我以負全部責任來安撫黃郛，然後向胖胖的、圓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說：“我離開南京之前就知道不會成為英雄。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利用日本人的影響力來當個鐵路局長。
”殷同眼睛繼續瞪着我，什麼也沒說。
至于謙和勤奮的黃郛，我無意說他不愛國。
他非常愛國。
他不僅有經驗，而且有能力，可是我們的觀點存在太多矛盾，因此經常沖突。
也許我們的年齡差距太大。
這時，蔣委員長來到北平，住進協和醫院做檢查。
可能出自黃郛的建議，他兩次召見我。
黃郛可能以為我比較聽委員長的話，不過，兩次晉見，委員長并沒有給我任何指示。
很顯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場的。
談判破裂後第三天，我收拾行囊準備回南京，這也許并不完全是中國人的手段。
不過，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個人來提議再開一次會，我當然同意。
他們發現我并非虛張聲勢，因而做了一些讓步。
複會當晚，日本人又端出另外一個老套戰略。
他們在日本餐廳開了個大派對。
為了這個派對，北平藝妓不夠，還從天津進口了不少，那些天津來的藝妓絕對一流。
在藝妓面前，日本人讨厭的面孔現在不大讨厭了。
我不為酒色所動，日本人大失所望。
三個星期後，沒有簽名的備忘錄終于為雙方接受。
雙方妥協的結果，中國自由區與日本占領區之間的郵遞，至今通行無阻。
換句話說，占領區的郵政制度，仍然在中國政府的管轄之下。
我第二天去見黃郛。
他的音調頗為不悅：“日本人真難伺候。
郵政問題昨晚半夜才解決。
今天一早儀我和柴山來說，&lsquo郵政問題解決了很好。
請趕快開始讨論電報和航空交通的問題&rsquo。
” 五、日本人的壓力 通郵問題解決後不久，我從亞洲司副司長晉升為司長。
由于許多适合這個職位的官員年齡都比我大，資格也比我老，這個升遷毫無疑問是委員長的意思。
升級帶給我更多的困難，因為那意味着與日本更頻繁的接觸。
沒有一個中國人有我那麼多與日本人談話的次數。
“事件”層出不窮。
舉個例，我本人曾為走私問題向日本人提出過三四十次口頭抗議，外交部發出正式抗議二十多次。
全都無效。
自從1935年因塘沽協議而出現“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之後，走私，日本人美其名為“特殊貿易”，已猖獗至非常離譜的地步。
冀東地區在天津以北有很長的海岸線，無數船隻沿線卸貨，從不繳稅。
日本人臉皮竟厚到強行解除中國海關緝私人員的武裝。
事實上在日本走私犯的強大武力之下，我方人員早已無所作為。
我向日本大使抗議，他總推說隻要中國降低關稅，“特殊貿易”自然會消滅。
當我問他，日本關稅遠比中國為高，如果其他國家也以走私來對日本貿易，日本要怎麼辦時，他含糊其辭地答應情況會有改善。
然而情況一直持續到戰争爆發。
我們必須經常警惕人造事件。
1935年春，日本最大報紙之一的東
⑨事實上，東北四省三千多萬人口大多數是漢人，所謂滿洲人隻有250多萬，而他們如今與漢人并沒有什麼分别。
在傀儡政權中所有有實權的官員都是日本人。
郵政局長由儀我大佐和柴山中佐“協助”。
⑩ 我們這邊除了幾位郵政專家之外，還有北平─沈陽鐵路管理局的局長殷同，他因比其他中國人對日本人友善而謀得這個職位。
在南京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也答應支持我，他是僅次于委員長的第二号人物。
汪兼任外交部長，曾在我離開南京前要我在談判時直接向他咨詢。
日本人在我們第一次會議上的動作是典型的。
還沒有介紹完畢，他們便拿出三個詳細書寫的方案：《空中交通方案》、《電信交通方案》、《郵政交通方案》。
我馬上說，“我是來磋商郵政交通的。
其他事情都在我權限之外。
請撤回其他方案。
”我接着說，“根據中國不承認&lsquo滿洲國&rsquo的政策，我們隻能讨論郵政技術問題，不觸及政治。
如果我們達緻協議，我們将完成這個協議，但不簽名用印，隻能以備忘錄的形式作為以後的參考。
” （左起）高宗武、錢大鈞、蔣介石、今井武夫、 日本大使館武官等人日本人自然暴跳如雷。
“你不能把&lsquo不承認滿洲國的政策&rsquo付諸文字，沒有簽字的文件不具約束力；光談郵政交通沒有用，日本的郵政包括電報和信件，即使航空問題不談，至少電報的問題要包括在内。
”他們的話像機槍子彈。
頭一天的談判陷入僵局，以後幾天的讨論也毫無進展。
黃郛開始悶悶不樂，要我回南京請示，日本人也要回沈陽軍部請示。
我堅持日本人在我回南京之前必須接受我的初步條件。
經過長時間的辯論，他們最後答應了。
我回南京向汪精衛和交通部長報告。
令我相當意外的是，兩人都表示非常滿意。
他們要我繼續和日本人談，不要怕破裂。
他們沒有給我妥協的指令，這大大地加強了我個人的身手。
重開談判時，兩方都說回去請示沒有結果。
不過還是有進步，我們隻談技術問題。
許多問題中，最難的問題是傀儡“滿洲國”在中國的不承認政策之下，到底要用什麼樣的郵票。
中國不能接受印有“滿洲國”字樣的郵票；中國也要求在長城設立輸送郵件的郵務代辦所，以避免與“滿洲國”郵局直接接觸。
談判拖了兩個月。
黃郛和殷同要我退讓一點點以使會議進展快些，但我不同意。
于是日本人使出另一慣用的招式。
儀我大佐給我電話，要求晚上來我旅館單獨談一件重要事情。
15分鐘後他來了，解釋他的造訪是非官方的。
他先表示，如果我願意，他很熱望與我建立永久友誼。
然後他說我在談判中堅定的态度是愛國的表現，日本軍方非常欽佩。
雖然我明知他之來有不可告人的動機，我表示願意和他做個永久的朋友。
儀我直截了當，立刻接着說，現在我們是好朋友了，他要告訴我一些他決不告訴别人的事情。
那就是，雖然日本陸軍（關東）欽佩我的不妥協态度，但他們也非常不滿。
他解釋道，表示欽佩是日本人的精神，但表示不滿是日本政策的一部分。
因此，我的立場不但很難保持，而且非常危險。
他明确地端出威脅，說：“連我都不完全知道關東軍要做什麼。
舉個例子，1928年日本陸軍計劃刺殺張作霖時，我是張的顧問，雖然我和張在同一列火車上，但張被炸死，事前我一無所知。
幸虧我在另一節車廂裡，否則怎麼可能今天和你在一起？”雖然他不知道如果通郵談判破裂，關東陸軍計劃怎麼做，但他知道有一個計劃。
要我一定備加注意。
說完友好談話，他告訴我，梅津将軍明天要到北平，他邀請我去日本大使館晚餐。
儀我說完話就立刻離開了。
第二天晚餐席上，梅津将軍談話，希望雙方就通郵問題各退一步，以免好不容易改善的中日關系被糟蹋了。
如果那樣，豈不是太不幸了？ 梅津的态度既親切又斯文。
他表情友善，面貌像個紳士，整個談話之中他一次次主動說要在談判中幫助我。
他一再要我别擔心，保證隻要他當華北司令一天，決不容許出現新的問題。
（次年，準許日本人在河北省靠近北平和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地區制造一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就是這個梅津。
） 日本軍方顯然對我做過研究，知道我很頑固。
他們遂決定以友誼、威逼、利誘來争取我。
日本人這時還希望不動用武力來達到目的。
日本人在談判中?來是一人扮紅臉，一人扮黑臉。
在我們的談判桌上，柴山和藹，儀我強勢。
不過到了最後，柴山卸下了紅面具，與儀我一起威脅我說，如果談判失敗，關東軍将視中國為沒有誠意，如果這樣，前景将無法預料。
我不得不承認，每當我獨處時，那日本人醜惡的面孔一直在我面前晃動。
三個晚上以後，兩邊又坐了下來。
這一次日本人一改以前溫和的聲調，威脅說：“讨論已經拖了兩個多月，今天晚上，我們要你們說到底是&lsquo行&rsquo還是&lsquo不行&rsquo。
” 這樣談，就是一百年也不會有結果。
我冷靜地把中國的立場再解釋一遍，然後說：“不行”。
顯然我的“不行”說得很清楚，日本人神情十分驚訝。
接着，表示談判徹底破裂，他們起立，握手，然後退席。
那天晚上，黃郛責備我，說我年輕調皮。
殷同警告我，“這些談判出不了英雄”。
我以負全部責任來安撫黃郛，然後向胖胖的、圓眼睛瞪着我的殷同說：“我離開南京之前就知道不會成為英雄。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利用日本人的影響力來當個鐵路局長。
”殷同眼睛繼續瞪着我，什麼也沒說。
至于謙和勤奮的黃郛，我無意說他不愛國。
他非常愛國。
他不僅有經驗，而且有能力，可是我們的觀點存在太多矛盾，因此經常沖突。
也許我們的年齡差距太大。
這時，蔣委員長來到北平，住進協和醫院做檢查。
可能出自黃郛的建議，他兩次召見我。
黃郛可能以為我比較聽委員長的話，不過，兩次晉見，委員長并沒有給我任何指示。
很顯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場的。
談判破裂後第三天，我收拾行囊準備回南京，這也許并不完全是中國人的手段。
不過，不出所料，日本人派了個人來提議再開一次會，我當然同意。
他們發現我并非虛張聲勢，因而做了一些讓步。
複會當晚，日本人又端出另外一個老套戰略。
他們在日本餐廳開了個大派對。
為了這個派對，北平藝妓不夠，還從天津進口了不少，那些天津來的藝妓絕對一流。
在藝妓面前，日本人讨厭的面孔現在不大讨厭了。
我不為酒色所動，日本人大失所望。
三個星期後，沒有簽名的備忘錄終于為雙方接受。
雙方妥協的結果，中國自由區與日本占領區之間的郵遞，至今通行無阻。
換句話說，占領區的郵政制度，仍然在中國政府的管轄之下。
我第二天去見黃郛。
他的音調頗為不悅：“日本人真難伺候。
郵政問題昨晚半夜才解決。
今天一早儀我和柴山來說，&lsquo郵政問題解決了很好。
請趕快開始讨論電報和航空交通的問題&rsquo。
” 五、日本人的壓力 通郵問題解決後不久，我從亞洲司副司長晉升為司長。
由于許多适合這個職位的官員年齡都比我大，資格也比我老，這個升遷毫無疑問是委員長的意思。
升級帶給我更多的困難，因為那意味着與日本更頻繁的接觸。
沒有一個中國人有我那麼多與日本人談話的次數。
“事件”層出不窮。
舉個例，我本人曾為走私問題向日本人提出過三四十次口頭抗議，外交部發出正式抗議二十多次。
全都無效。
自從1935年因塘沽協議而出現“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之後，走私，日本人美其名為“特殊貿易”，已猖獗至非常離譜的地步。
冀東地區在天津以北有很長的海岸線，無數船隻沿線卸貨，從不繳稅。
日本人臉皮竟厚到強行解除中國海關緝私人員的武裝。
事實上在日本走私犯的強大武力之下，我方人員早已無所作為。
我向日本大使抗議，他總推說隻要中國降低關稅，“特殊貿易”自然會消滅。
當我問他，日本關稅遠比中國為高，如果其他國家也以走私來對日本貿易，日本要怎麼辦時，他含糊其辭地答應情況會有改善。
然而情況一直持續到戰争爆發。
我們必須經常警惕人造事件。
1935年春，日本最大報紙之一的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