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代表中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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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
在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的前三年，我在不同環境之下擔任一個吃力不讨好的角色&mdash&mdash中國對日本領袖人物的主要談判人。
後來我又和汪精衛十分接近，他在戰争爆發後，正在為該不該做那個如今在南京的、由日本人炮制的傀儡政權的首腦，而猶疑不決。
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曾經留學日本，蔣委員長和軍政部長何應欽也是日本留學生。
我在日本學習八年，日語說得跟日本人一樣。
我的時運不錯，1931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回國加入南京《中央日報》，在報上發表了好幾篇關于日本現狀的文章，引起蔣委員長和外交部長汪精衛的注意。
雖然之前從未晉見過他們，但我依然于1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員長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
1934年春，我被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從這時起，我的麻煩開始了。
二、準備工作 一些從日本回來的“歸國學生”在南京組織一個日本學會，研究日本事務。
它雖然是個民間機構，卻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剛從日本畢業歸國，日本學會便派我去韓國調查1931年發生的韓人屠殺幾千中國人的案件。
①我發現屠殺事件是日本人在幕後嗾使，以制造日軍入侵中國東北三省的借口。
②後來的發展，是這個“事件”之後的另一個事件，被日本人抓住借口進行武裝占領東三省。
我在韓國穿着帝大制服，不僅日本人以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學生在日本人中擁有更崇高的地位。
在日本有個說法：“如果他有帝大學位，我願把女兒嫁給他。
” 日本警察從未懷疑我不是日本人，不過，同我一起旅行的中國官吏說的是中國式日語，我常常騙人說他喉嚨痛不能說話。
現在回想起來，我懷疑這個謊言到底有沒有用。
我于8月間回到南京，一個月後發生“沈陽事件”③，導緻日本占領東北三省。
日本軍方說，中國士兵在一列快車到達之前，破壞了沈陽郊外兩尺鐵路，實際上是日本人“栽贓”。
直到戰争發生，日本人多年來一直在煽動或制造各種“事件”，或抓到小事把它擴大至面目全非，以推行他們侵略中國的計謀。
列強調查九一八事變以抑制日本無效後，日本于1932年成立的傀儡“滿洲國”造成極為深遠的後果。
調查失敗鼓勵了日皇裕仁的兩個兄弟&mdash&mdash墨索裡尼和希特勒，去侵擾“富”國，把國聯貶成“紙老虎”，準備統治世界。
下一個令人矚目的“事件”發生在上海。
1932年1月，三個日本人，其中一個是和尚，被愛國的中國人毆打。
事件經由外國領事團出面調停。
可是7小時之後，日本人破壞了協議，淞滬戰事爆發。
④後來一個由第三國人員組織的委員會出面調停達成停火。
這是日本人最後一次允許第三國在中國協助調停“事件”。
在正式簽停火協議之前，我以私人身份去日本研究地下法西斯活動。
我發現許多日本極端分子受到占領滿洲的鼓舞，現在成了法西斯及親軍方分子；我也發現日本人對于三個月來中國軍隊在淞滬戰争中的表現給予很高的評價。
這是自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以來，日本人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态度的轉變。
日本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飾地談論，因為他們想不到在這個敏感時刻會有中國人來日本旅行，尤其我坐三等車廂。
我從日本回國時，經過中國中部和北部幾省，調查日本人的活動。
1934年元旦，為了準備擔任亞洲司副司長，我又去了一趟日本，然後去滿洲。
我把報告呈給蔣委員長和外交部長。
日本軍方于1934年（譯按：應為1933年）1月把第四個東北省（熱河）囊括入他們軍事活動範圍，同時攻擊長城沿線據點，企圖把東北四省從中國分離。
從1月到5月，中國軍隊以陳舊的武器但高昂的士氣，與裝備精良的日軍苦戰。
最後于5月31日，雙方在天津郊外的塘沽談判協議。
我沒有參加談判，因為華北官員還不需要南京外交部協助應付日本人。
《塘沽協定》剛剛簽定，日本人即開始活動以“和平手段”控制華北五省。
為了處理這些問題，地方官員最後要求外交部給予協助。
三、豹子之宴 這時，南京發生一起“事件”，使中國人在被所有駐在中國的日本官員長久屈辱之下，終于吐了一口怨氣。
不過起先幾天，事情顯得很嚴重。
這就是所謂的“藏本事件”。
1934年6月8日晚上，一名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的職員，藏本英明，突然失蹤了。
事情發生在中國首都，在中國的日本官員們立即認識到這是向中國提出嚴重交涉的好機會。
日本一夥由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率領。
須磨是個咄咄逼人、橫眉豎眼、體重200磅、絕對令人讨厭的家夥。
日本報紙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報道失蹤事件；須磨為了加大讨價籌碼，在向記者談話時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說他是副領事或代理副領事，須磨堅持藏本為中國憲兵謀殺。
謠言說日本陸海空軍将于?天之内聯合攻打南京；在南京的日本居民召開緊急會議，借口“即使在中國首都”都不能維持和平和秩序，決定集體回國。
日本助理陸軍武官和海軍武官每天與須磨開會，要求日本派軍隊來南京逐屋搜查尋找藏本。
藏本失蹤的第四天，日本第三艦隊參謀長乘坐戰艦從上海到漢口向第三艦隊司令長官⑤詳細報告“事件”經過；日本派一艘炮艇來到上海示威，表達日本“深刻的關切”；一些日本人宣稱這是自從1900年義和團動亂以來最嚴重的“事件”。
怒不可遏的須磨，在日本公使有吉明的指示下照會中國外交部，指中國政府必須對藏本的失蹤負完全責任，日本政府保留要求的權力。
中國對戰争一無準備，情勢非常不利。
第五天，幾名中國警察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發現一名年約四十、瘦小懦弱的人在山腳徘徊，盤問之下，此人一陣猶豫，最後終于承認他就是藏本。
他供稱，搭載領事館官員前往火車站為公使送行的汽車，沒給他留座位，他的上司經常欺負他，那天早上又跟老婆吵架，于是他離開南京想去自殺。
他到紫金山後，聽到灌木叢中有豹子吼叫聲，決定讓這匹野獸把他吃掉，便脫掉衣服，但豹子似乎沒有胃口。
後來，他想來想去，爬上了樹。
實際上紫金山附近根本沒有豹子。
藏本聽到草叢中發出聲音的是一匹狼。
南京人後來叫這匹狼做“愛國的狼”，因為如果藏本被他咬死吃掉了，那後果對中國将不堪設想。
日本人和須磨當然大為狼狽。
⑥雖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評須磨，要政府召他回國，可是須磨在南京繼續待了三年，然後升任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事。
四、北平談判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是“藏本事件”三個月之後，負起恢複日本占領的滿洲與中國郵政交通的沉重談判責任。
日本于1931年占領滿洲之後，中國政府即下令中斷兩邊郵政及通訊。
1933年的《塘沽協定》中有一條，即中日代表應通過談判恢複通郵。
日本給予華北中國官員極大壓力，逼迫他們早日解決日本提出的各種對日本有利的難題。
壓力背後永遠是日本強大的軍事力量。
中國的華北首席官員是黃郛。
⑦他處理日本問題的方式受到中國人的批評，說他軟弱。
⑧黃郛于是要求政府從南京派一名代表來北平處理通郵問題。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工作，我的朋友、中國郵政總局長郭心菘來訪。
他說，政府已經答應黃郛的請求，決定選派我去擔任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那時我28歲。
我對接受這份差事很猶豫。
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滿意的日本人殺掉，或因僅僅退讓一寸，而被那些認為我軟弱的中國人殺掉。
但是為了延遲日軍進一步的軍事活動，以便我方做好軍事準備，我可能被迫退讓得比一寸更多。
我提醒郭先生我對郵政一竅不通。
他保證将派郵政專家陪同前往。
9月20日，我秘密離開北平（由于中國民衆的反對，談判不得不秘密進行）。
我的首要訓令是必須在不涉及中國承認傀儡“滿洲國”的前提下談判。
這當然是很不正常的，我們一面要說“我們不承認你”，一面又要說“我要跟你讨論重要事情”。
不過，想到長久以來不能與在長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親戚們通信的東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這些。
對方名義上的首席代表是“滿洲國”郵政局長。
但他不
後來我又和汪精衛十分接近，他在戰争爆發後，正在為該不該做那個如今在南京的、由日本人炮制的傀儡政權的首腦，而猶疑不決。
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曾經留學日本，蔣委員長和軍政部長何應欽也是日本留學生。
我在日本學習八年，日語說得跟日本人一樣。
我的時運不錯，1931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後，回國加入南京《中央日報》，在報上發表了好幾篇關于日本現狀的文章，引起蔣委員長和外交部長汪精衛的注意。
雖然之前從未晉見過他們，但我依然于1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員長為主席的軍事委員會。
1934年春，我被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從這時起，我的麻煩開始了。
二、準備工作 一些從日本回來的“歸國學生”在南京組織一個日本學會，研究日本事務。
它雖然是個民間機構，卻得到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剛從日本畢業歸國，日本學會便派我去韓國調查1931年發生的韓人屠殺幾千中國人的案件。
①我發現屠殺事件是日本人在幕後嗾使，以制造日軍入侵中國東北三省的借口。
②後來的發展，是這個“事件”之後的另一個事件，被日本人抓住借口進行武裝占領東三省。
我在韓國穿着帝大制服，不僅日本人以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學生在日本人中擁有更崇高的地位。
在日本有個說法：“如果他有帝大學位，我願把女兒嫁給他。
” 日本警察從未懷疑我不是日本人，不過，同我一起旅行的中國官吏說的是中國式日語，我常常騙人說他喉嚨痛不能說話。
現在回想起來，我懷疑這個謊言到底有沒有用。
我于8月間回到南京，一個月後發生“沈陽事件”③，導緻日本占領東北三省。
日本軍方說，中國士兵在一列快車到達之前，破壞了沈陽郊外兩尺鐵路，實際上是日本人“栽贓”。
直到戰争發生，日本人多年來一直在煽動或制造各種“事件”，或抓到小事把它擴大至面目全非，以推行他們侵略中國的計謀。
列強調查九一八事變以抑制日本無效後，日本于1932年成立的傀儡“滿洲國”造成極為深遠的後果。
調查失敗鼓勵了日皇裕仁的兩個兄弟&mdash&mdash墨索裡尼和希特勒，去侵擾“富”國，把國聯貶成“紙老虎”，準備統治世界。
下一個令人矚目的“事件”發生在上海。
1932年1月，三個日本人，其中一個是和尚，被愛國的中國人毆打。
事件經由外國領事團出面調停。
可是7小時之後，日本人破壞了協議，淞滬戰事爆發。
④後來一個由第三國人員組織的委員會出面調停達成停火。
這是日本人最後一次允許第三國在中國協助調停“事件”。
在正式簽停火協議之前，我以私人身份去日本研究地下法西斯活動。
我發現許多日本極端分子受到占領滿洲的鼓舞，現在成了法西斯及親軍方分子；我也發現日本人對于三個月來中國軍隊在淞滬戰争中的表現給予很高的評價。
這是自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争以來，日本人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的态度的轉變。
日本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飾地談論，因為他們想不到在這個敏感時刻會有中國人來日本旅行，尤其我坐三等車廂。
我從日本回國時，經過中國中部和北部幾省，調查日本人的活動。
1934年元旦，為了準備擔任亞洲司副司長，我又去了一趟日本，然後去滿洲。
我把報告呈給蔣委員長和外交部長。
日本軍方于1934年（譯按：應為1933年）1月把第四個東北省（熱河）囊括入他們軍事活動範圍，同時攻擊長城沿線據點，企圖把東北四省從中國分離。
從1月到5月，中國軍隊以陳舊的武器但高昂的士氣，與裝備精良的日軍苦戰。
最後于5月31日，雙方在天津郊外的塘沽談判協議。
我沒有參加談判，因為華北官員還不需要南京外交部協助應付日本人。
《塘沽協定》剛剛簽定，日本人即開始活動以“和平手段”控制華北五省。
為了處理這些問題，地方官員最後要求外交部給予協助。
三、豹子之宴 這時，南京發生一起“事件”，使中國人在被所有駐在中國的日本官員長久屈辱之下，終于吐了一口怨氣。
不過起先幾天，事情顯得很嚴重。
這就是所謂的“藏本事件”。
1934年6月8日晚上，一名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的職員，藏本英明，突然失蹤了。
事情發生在中國首都，在中國的日本官員們立即認識到這是向中國提出嚴重交涉的好機會。
日本一夥由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率領。
須磨是個咄咄逼人、橫眉豎眼、體重200磅、絕對令人讨厭的家夥。
日本報紙在官方指引之下大幅報道失蹤事件；須磨為了加大讨價籌碼，在向記者談話時刻意提高藏本的身分，說他是副領事或代理副領事，須磨堅持藏本為中國憲兵謀殺。
謠言說日本陸海空軍将于?天之内聯合攻打南京；在南京的日本居民召開緊急會議，借口“即使在中國首都”都不能維持和平和秩序，決定集體回國。
日本助理陸軍武官和海軍武官每天與須磨開會，要求日本派軍隊來南京逐屋搜查尋找藏本。
藏本失蹤的第四天，日本第三艦隊參謀長乘坐戰艦從上海到漢口向第三艦隊司令長官⑤詳細報告“事件”經過；日本派一艘炮艇來到上海示威，表達日本“深刻的關切”；一些日本人宣稱這是自從1900年義和團動亂以來最嚴重的“事件”。
怒不可遏的須磨，在日本公使有吉明的指示下照會中國外交部，指中國政府必須對藏本的失蹤負完全責任，日本政府保留要求的權力。
中國對戰争一無準備，情勢非常不利。
第五天，幾名中國警察在南京郊外的紫金山發現一名年約四十、瘦小懦弱的人在山腳徘徊，盤問之下，此人一陣猶豫，最後終于承認他就是藏本。
他供稱，搭載領事館官員前往火車站為公使送行的汽車，沒給他留座位，他的上司經常欺負他，那天早上又跟老婆吵架，于是他離開南京想去自殺。
他到紫金山後，聽到灌木叢中有豹子吼叫聲，決定讓這匹野獸把他吃掉，便脫掉衣服，但豹子似乎沒有胃口。
後來，他想來想去，爬上了樹。
實際上紫金山附近根本沒有豹子。
藏本聽到草叢中發出聲音的是一匹狼。
南京人後來叫這匹狼做“愛國的狼”，因為如果藏本被他咬死吃掉了，那後果對中國将不堪設想。
日本人和須磨當然大為狼狽。
⑥雖然有些日本人敢于批評須磨，要政府召他回國，可是須磨在南京繼續待了三年，然後升任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事。
四、北平談判 我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是“藏本事件”三個月之後，負起恢複日本占領的滿洲與中國郵政交通的沉重談判責任。
日本于1931年占領滿洲之後，中國政府即下令中斷兩邊郵政及通訊。
1933年的《塘沽協定》中有一條，即中日代表應通過談判恢複通郵。
日本給予華北中國官員極大壓力，逼迫他們早日解決日本提出的各種對日本有利的難題。
壓力背後永遠是日本強大的軍事力量。
中國的華北首席官員是黃郛。
⑦他處理日本問題的方式受到中國人的批評，說他軟弱。
⑧黃郛于是要求政府從南京派一名代表來北平處理通郵問題。
1934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工作，我的朋友、中國郵政總局長郭心菘來訪。
他說，政府已經答應黃郛的請求，決定選派我去擔任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那時我28歲。
我對接受這份差事很猶豫。
我知道我很可能被不滿意的日本人殺掉，或因僅僅退讓一寸，而被那些認為我軟弱的中國人殺掉。
但是為了延遲日軍進一步的軍事活動，以便我方做好軍事準備，我可能被迫退讓得比一寸更多。
我提醒郭先生我對郵政一竅不通。
他保證将派郵政專家陪同前往。
9月20日，我秘密離開北平（由于中國民衆的反對，談判不得不秘密進行）。
我的首要訓令是必須在不涉及中國承認傀儡“滿洲國”的前提下談判。
這當然是很不正常的，我們一面要說“我們不承認你”，一面又要說“我要跟你讨論重要事情”。
不過，想到長久以來不能與在長城以南的兄弟姐妹、朋友親戚們通信的東北四省同胞，我并不十分在乎這些。
對方名義上的首席代表是“滿洲國”郵政局長。
但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