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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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登上“日本皇後号”郵船，途經上海，于7月2日抵達橫濱。
高等人22日在香港登船，23日出海，蔣介石立刻得到情報，在24日日記中寫道：“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
” 高宗武在東京期間，見到内閣參議松岡洋右（7月3日）、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4日）、陸軍大臣闆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長岩永裕吉（7日）、首相近衛文麿（8日）。
其餘的日子則與松本重治、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養健等人在一起談話。
7月9日上午離開東京前往橫濱搭船回上海。
高在東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領導人可以與重慶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人取代蔣介石。
影佐直言，1月16日禦前會議決定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态度至為明顯，“如果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負責收拾局面，則雙方均有轉圜餘地，中國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後，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送報告到重慶，并呈一信給蔣介石： 委員長鈞鑒： 職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
茲謹将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别呈閱。
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
職高宗武謹呈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佛海先把報告給汪，汪看到報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為吃驚。
他立即将原件轉呈蔣介石。
汪精衛對陶希聖說：“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
我決不瞞過蔣先生。
”高在信末說“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可見他自知赴東京是擅自決定的行為，可能不獲蔣介石見諒。
果然，蔣得悉高私訪東京，非常生氣，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動的經費。
這等于是撤銷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務。
（三）在香港的活動 周佛海命周隆庠向高宗武轉達蔣介石的态度，并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
高雖然名義上跟國内斷絕了關系，實際上仍然不停地為和平運動奔走。
從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義顯、松本重治、犬養健等人會談了五次，其主題為撤兵與承認滿洲國兩個問題。
10月24日，梅思平從香港回重慶，向汪精衛報告在港與日人談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後聯絡的方法。
26日起，汪召集陳璧君、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人，在寓所讨論對日和平活動和離開重慶另外組織新政府等問題。
30日，梅思平飛回香港，會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進一步的聯系。
（四）《重光堂協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11月12、13日抵達上海。
14日起，在上海虹口東體育會路七号（即所謂“重光堂”），與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帶來的中方最後定稿的和平基本條件展開會談。
這個草案與八、九月間梅思平與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讨論的内容差不多，但雙方就細節進行反複研讨、辯論。
（左起）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于上海“重光堂”商讨《日華協定記錄》及《日華協定記錄諒解事項》（1938年11月14日）15日，今井帶協議草案回東京彙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決定以這個協議作為推進日中和平運動的基礎，并指派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分别為陸軍省及參謀本部的代表，負責完成談判。
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
西義顯、伊藤芳男、犬養健同行。
20日起繼續談判，下午七時雙方簽署了《日華協議記錄》及《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兩份文件。
另外一份《日華秘密協議記錄》則暫未簽字，但為保證實行的事項（文件内容見附錄一）。
這三份文件後來得到禦前會議的通過，是決定日本以汪精衛為對手，支持組織“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後日本軍方與汪組織談判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的基礎。
他們四人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國及近衛發表宣言的詳細計劃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約定，于11月26日密帶協議文件返回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彙報。
汪精衛随即召開會議詳細研究協議内容，及讨論今後的行動步驟。
11月30日，梅帶了汪精衛的答複回到香港通知西義顯。
日本方面随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對日華協議記錄無異議。
汪系人馬于收到梅思平發自香港的隐語電報後，即分批到昆明會合。
19日下午3時許，汪精衛夫婦一行人同乘包機離開昆明，五時半降落安南河内機場。
從以上這些活動可見，盡管高宗武在回憶錄中強調他自汪精衛到河内之後開始反對汪和日本人接觸，反對汪去上海，反對汪繼續談判，力勸汪放棄運動返回重慶向國人認錯&hellip&hellip但至少在上述階段，高不但是對日談判的參與者，而且是推動和平運動的先行者。
附帶一提，高宗武在回憶錄中非常蔑視伊藤芳男其人。
事實上，董道甯和高宗武之能夠順利到東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後在香港的談判，乃至在上海簽訂《日華協議記錄》，伊藤都曾積極參與其事，兩人互動密切。
據說高與松本重治、西義顯、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結拜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足見他們的關系非比尋常，不太像高所寫的，伊藤是“假扮南滿鐵路職員的日軍特務”，或“直到我認識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壞&hellip&hellip”那樣糟糕。
四、随汪脫汪的轉折 曾經被譽為“日本通”而為層峰不次擢升重用的高宗武，在短短的七年從政生涯中，先是奉蔣介石之命赴香港與日本人周旋，複追随汪精衛倡導“和平運動”，并在第一線與日本軍政人物密切接觸，說他是對日和談的先驅，甚至是此運動的始作俑者，應不為過。
因為日本人欲以國府第二号人物汪精衛為和談對象的訊息，是高宗武密訪東京之後帶回重慶的。
此時汪還蒙在鼓裡，聞訊不禁大驚失色。
然而，誰也沒想到，在汪系人馬出走河内僅僅一年多之後，高宗武竟與汪精衛決裂，毅然偕陶希聖同赴香港，把汪日簽訂的密約公之于世。
這對正在籌備建立南京僞國民政府的汪組織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難怪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
”從河内而香港而上海，高和汪為推行對日和平運動前後共事十三個月，包括在上海朝夕相處的七個月。
高宗武是汪手下唯一懂得日文和日本文化的人，與日人接觸頻繁，了解對方的個性，在對日交涉與談判事務上，汪倚靠甚深。
為何一名曾經深入敵營為汪穿針引線的第一線人物，忽然一變而成為激烈的反對者？他的言行變化和心理轉折，是否有脈絡可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衛等人到河内的第二天，日相近衛文麿以談話的方式，就日華調整關系之基本政策，發表第三次聲明。
除标榜“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之外，并希圖與“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汪精衛遍查聲明内容，竟找不到一個月前在重光堂“日華協議記錄”中訂定的有關撤兵和不要求賠款的文字，這麼重要的承諾竟然沒有見諸文字，他的震驚可想而知。
然而事已至此，争執無益，隻好依約響應。
汪精衛親自起草聲明（即所謂“豔電”），呼籲重慶打開和議之門，并在文中自行加上“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無賠償軍費之要求”的字樣，算是對國内交代及提醒近衛勿望此條。
“豔電”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發表，一時輿論嘩然。
次年元旦，中國國民黨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的黨籍及撤銷一切職務。
汪遭受本黨同志如此嚴厲的懲罰，自然非常憤怒，适值此時（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近衛首相突然宣布總辭，由平沼麒一郎繼任首相，這個大動作更給予汪及其追随者難以承受的沖擊。
近衛在任内想方設法把他這位國民黨元老弄到河内，自己卻突然辭職不幹，讓汪覺得被日本人出賣了，其窩囊與失望可想而知。
同時，汪精衛原來準備在雲南或四川等非日本占領區建立政權的計劃，因為預先估計可能參加和平運動的地方将領們并沒有如預期的響應，而緻全部落空，令他更加氣餒。
汪精衛處于内外交迫的風暴中，非常煩惱，時常問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嗎？”高總是回答：“隻有四成可信。
”
6月22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登上“日本皇後号”郵船，途經上海，于7月2日抵達橫濱。
高等人22日在香港登船，23日出海，蔣介石立刻得到情報，在24日日記中寫道：“高宗武荒謬妄動擅自赴倭此人荒唐然亦可謂大膽矣。
” 高宗武在東京期間，見到内閣參議松岡洋右（7月3日）、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4日）、陸軍大臣闆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長岩永裕吉（7日）、首相近衛文麿（8日）。
其餘的日子則與松本重治、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養健等人在一起談話。
7月9日上午離開東京前往橫濱搭船回上海。
高在東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領導人可以與重慶談判，但先決條件是必須有人取代蔣介石。
影佐直言，1月16日禦前會議決定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态度至為明顯，“如果蔣委員長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負責收拾局面，則雙方均有轉圜餘地，中國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後，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送報告到重慶，并呈一信給蔣介石： 委員長鈞鑒： 職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
茲謹将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别呈閱。
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
職高宗武謹呈 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周佛海先把報告給汪，汪看到報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為吃驚。
他立即将原件轉呈蔣介石。
汪精衛對陶希聖說：“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
我決不瞞過蔣先生。
”高在信末說“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可見他自知赴東京是擅自決定的行為，可能不獲蔣介石見諒。
果然，蔣得悉高私訪東京，非常生氣，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動的經費。
這等于是撤銷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務。
（三）在香港的活動 周佛海命周隆庠向高宗武轉達蔣介石的态度，并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
高雖然名義上跟國内斷絕了關系，實際上仍然不停地為和平運動奔走。
從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義顯、松本重治、犬養健等人會談了五次，其主題為撤兵與承認滿洲國兩個問題。
10月24日，梅思平從香港回重慶，向汪精衛報告在港與日人談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後聯絡的方法。
26日起，汪召集陳璧君、周佛海、陳公博、梅思平、陶希聖等人，在寓所讨論對日和平活動和離開重慶另外組織新政府等問題。
30日，梅思平飛回香港，會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進一步的聯系。
（四）《重光堂協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11月12、13日抵達上海。
14日起，在上海虹口東體育會路七号（即所謂“重光堂”），與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帶來的中方最後定稿的和平基本條件展開會談。
這個草案與八、九月間梅思平與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讨論的内容差不多，但雙方就細節進行反複研讨、辯論。
（左起）高宗武、梅思平、今井武夫于上海“重光堂”商讨《日華協定記錄》及《日華協定記錄諒解事項》（1938年11月14日）15日，今井帶協議草案回東京彙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決定以這個協議作為推進日中和平運動的基礎，并指派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分别為陸軍省及參謀本部的代表，負責完成談判。
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
西義顯、伊藤芳男、犬養健同行。
20日起繼續談判，下午七時雙方簽署了《日華協議記錄》及《日華協議記錄諒解事項》兩份文件。
另外一份《日華秘密協議記錄》則暫未簽字，但為保證實行的事項（文件内容見附錄一）。
這三份文件後來得到禦前會議的通過，是決定日本以汪精衛為對手，支持組織“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後日本軍方與汪組織談判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的基礎。
他們四人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國及近衛發表宣言的詳細計劃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約定，于11月26日密帶協議文件返回重慶，向汪精衛、周佛海彙報。
汪精衛随即召開會議詳細研究協議内容，及讨論今後的行動步驟。
11月30日，梅帶了汪精衛的答複回到香港通知西義顯。
日本方面随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對日華協議記錄無異議。
汪系人馬于收到梅思平發自香港的隐語電報後，即分批到昆明會合。
19日下午3時許，汪精衛夫婦一行人同乘包機離開昆明，五時半降落安南河内機場。
從以上這些活動可見，盡管高宗武在回憶錄中強調他自汪精衛到河内之後開始反對汪和日本人接觸，反對汪去上海，反對汪繼續談判，力勸汪放棄運動返回重慶向國人認錯&hellip&hellip但至少在上述階段，高不但是對日談判的參與者，而且是推動和平運動的先行者。
附帶一提，高宗武在回憶錄中非常蔑視伊藤芳男其人。
事實上，董道甯和高宗武之能夠順利到東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後在香港的談判，乃至在上海簽訂《日華協議記錄》，伊藤都曾積極參與其事，兩人互動密切。
據說高與松本重治、西義顯、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結拜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足見他們的關系非比尋常，不太像高所寫的，伊藤是“假扮南滿鐵路職員的日軍特務”，或“直到我認識伊藤，我真不知道日本人有多壞&hellip&hellip”那樣糟糕。
四、随汪脫汪的轉折 曾經被譽為“日本通”而為層峰不次擢升重用的高宗武，在短短的七年從政生涯中，先是奉蔣介石之命赴香港與日本人周旋，複追随汪精衛倡導“和平運動”，并在第一線與日本軍政人物密切接觸，說他是對日和談的先驅，甚至是此運動的始作俑者，應不為過。
因為日本人欲以國府第二号人物汪精衛為和談對象的訊息，是高宗武密訪東京之後帶回重慶的。
此時汪還蒙在鼓裡，聞訊不禁大驚失色。
然而，誰也沒想到，在汪系人馬出走河内僅僅一年多之後，高宗武竟與汪精衛決裂，毅然偕陶希聖同赴香港，把汪日簽訂的密約公之于世。
這對正在籌備建立南京僞國民政府的汪組織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難怪周佛海在日記中寫道：“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
”從河内而香港而上海，高和汪為推行對日和平運動前後共事十三個月，包括在上海朝夕相處的七個月。
高宗武是汪手下唯一懂得日文和日本文化的人，與日人接觸頻繁，了解對方的個性，在對日交涉與談判事務上，汪倚靠甚深。
為何一名曾經深入敵營為汪穿針引線的第一線人物，忽然一變而成為激烈的反對者？他的言行變化和心理轉折，是否有脈絡可循？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汪精衛等人到河内的第二天，日相近衛文麿以談話的方式，就日華調整關系之基本政策，發表第三次聲明。
除标榜“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之外，并希圖與“具有卓識的人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汪精衛遍查聲明内容，竟找不到一個月前在重光堂“日華協議記錄”中訂定的有關撤兵和不要求賠款的文字，這麼重要的承諾竟然沒有見諸文字，他的震驚可想而知。
然而事已至此，争執無益，隻好依約響應。
汪精衛親自起草聲明（即所謂“豔電”），呼籲重慶打開和議之門，并在文中自行加上“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無賠償軍費之要求”的字樣，算是對國内交代及提醒近衛勿望此條。
“豔電”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發表，一時輿論嘩然。
次年元旦，中國國民黨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的黨籍及撤銷一切職務。
汪遭受本黨同志如此嚴厲的懲罰，自然非常憤怒，适值此時（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近衛首相突然宣布總辭，由平沼麒一郎繼任首相，這個大動作更給予汪及其追随者難以承受的沖擊。
近衛在任内想方設法把他這位國民黨元老弄到河内，自己卻突然辭職不幹，讓汪覺得被日本人出賣了，其窩囊與失望可想而知。
同時，汪精衛原來準備在雲南或四川等非日本占領區建立政權的計劃，因為預先估計可能參加和平運動的地方将領們并沒有如預期的響應，而緻全部落空，令他更加氣餒。
汪精衛處于内外交迫的風暴中，非常煩惱，時常問高宗武：“我能相信日本人嗎？”高總是回答：“隻有四成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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