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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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自己的生命安全，以及高宗武、陳公博、陶希聖等人極力反對任何在占領區組織政府的想法，汪精衛審時度勢，權衡得失，原有就此遠赴歐洲脫離事端，徐圖再起的打算。
不幸由于其他衆人的反對，以及三月二十一日淩晨，槍手侵入河内住宅企圖謀刺汪精衛而誤殺曾仲鳴，使汪從此鐵了心腸，決心前往日本占領區建立他的“新中央政府”。
此時，随汪出走的人馬已分為兩派。
高宗武、陳公博、陶希聖等人認為汪如出面組織新政府，應建立在日軍占領地區之外，以避免日本的幹擾；而以周佛海為首的另外一派，則認為汪既缺金錢又無武力，不能不靠日本支持在淪陷區的南京建立政府。
陶希聖在《潮流與點滴》中寫道：“此刻有一基本觀點，在随汪出走之諸人的中間，頗有歧異。
一部分人得知近衛聲明的要點以後，主張汪精衛遊歐，不應該進入日軍占領地區組織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進行談判。
兩種意見折中的結果，汪夫婦留在河内，其餘諸人轉往香港，暫為觀望。
” 高宗武堅持不在淪陷區組織政府的底線。
他認為，在敵區外組府，充其量隻能算是對國民政府的背叛，反之便是賣國投敵，這是他絕對不能忍受的。
然而事與願違，“周佛海路線”逐漸占了上風，高、陳、陶等人的主張疊被排斥，高的心情開始消極低落。
高宗武曾經三次前往東京。
第一次（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橫濱登岸）是未得許可私自去的，蔣介石震怒，斥之為膽大妄為，高宗武從此不敢回重慶；這次密訪，高由伊滕芳男、西義顯陪同會見了影佐祯昭、參謀次長多田、陸軍大臣闆垣、首相近衛等人，他向日本人表示，唯有日本放棄帝國主義政策，尊重中國為對等國家，中日之間才有實現和平的可能。
他帶回“日本人希望汪先生出馬收拾時局”的訊息。
第二次赴東京（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長崎登岸）是汪精衛出走河内後派他去探聽虛實的，高在東京見到政府與軍部的首腦人物如平沼首相、近衛、多田、闆垣等人，并且與他們作長時間的會談。
他得到一個印象：日本人講了許多不切實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
這些謊話令他“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殊軍人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
高宗武回香港後，把報告交給陳璧君乘飛機帶往河内。
報告詳列他跟日人的談話内容，結論是“東京之行顯示，日本還在使用從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時的舊伎倆，一點都沒變。
實際上他們做的比從前更差，因為勝利撐大了他們的胃口”。
上面所說的河内刺殺事件，便是高宗武回香港五天之後發生的，高懷疑日本人已經探悉他報告的内容而搶先下手，因而堅信暗殺行動是日本特務炮制的栽贓離間行為。
汪夫婦恨透了蔣，氣急之下一頭栽進日本人的誘降羅網。
因暗殺事件産生的憤怒，使汪精衛從此不顧一切地利用和平運動作為報複蔣介石的手段。
四月底，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之下離開河内前往上海。
五月初，高宗武決定去上海與汪會合，離港前夕他去拜訪杜月笙，杜勸他不要去，高回答說：“許多我的朋友已經在途中，他們是我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須去。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去南京做傀儡，我不會跟着走。
我不但不會做傀儡，我将采取斷然措施。
” 第三次去東京（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軍機從上海起飛經佐世保降落橫須賀轉）是随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董道甯、周隆庠等人一同去的。
高對這次訪問更加失望，他的言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懷疑他是蔣介石的人，曾一度企圖把他扣留在東京以觀察他的動态，後為汪精衛所阻。
高宗武也警覺到日本人對他的不友善，他寫道：“我無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沒有人性，過去我有許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國家利益受到侵害，他們認為欺騙朋友是天經地義，甚至毒死他們也在所不惜。
” 十一月起汪日談判在影佐祯昭的主導下登場。
談判期間，高宗武逐漸認清日本人的野心與不可信任，心情随之彷徨矛盾。
他不常參加會議，參加也表現得漫不經心，若即若離。
他藉機用相機偷拍了密約及附件的全部文件。
看出高宗武的消極态度，梅思平說：“你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工作，卻又離不開上海。
我們不懂你。
”高回答說：“沒錯，我是個傻瓜。
因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願跟你們工作；因為你們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幫助，所以我不能離開你們。
” 汪精衛早就發過牢騷：“你反對我來上海，反對我去東京、去北平。
現在，經過那麼多困難，我們聚集了兩百多名代表參加大會（按即僞國民黨六中全會），你又反對。
我真不懂你。
問題是你親重慶，蔣介石不放棄你，你?忘不了他。
” 到了十二月中旬，密約談判已接近尾聲，不久就要簽字了。
一晚，高宗武邀集陳公博、陶希聖去汪府密談，他灰心地說，和平運動沒法再走下去了，照他看汪有三條路可走：上策，馬上離開上海，到達安全地方之後，公布日本人的條件，如此可以加強中國抵抗日本的決心，也可以澄清當初大家離開重慶的初衷，最低限度有勇氣誠實面對國家。
中策，立刻搬往法租界，告訴日本人承認錯誤，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的活動。
下策，在日本人卵翼之下成立南京政權，做個溥儀第二，可是這樣值得嗎？最後高說：“這是我最後的忠告。
隻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
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
” 早在第二次去東京路過長崎之際，高宗武曾上岸拜見他父親的老友、退休居住日本的黃群。
黃反對汪精衛的所謂和平路線，勸高不要跟着走下去，高對他極為尊敬的這位父輩保證，無論發生何事，絕不會容許日本人操縱利用汪。
不久黃去了香港，然後飛往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高宗武的活動及處境。
蔣同意策反高宗武，命黃群回上海帶消息給高，經由杜月笙的周密安排，高宗武與陶希聖兩人于一九四○年一月三日秘密離開上海，兩天後安全到達香港。
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以頭條大篇幅披露汪日簽訂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其附件。
杜月笙的大弟子萬墨林奉命營救高、陶二人離開上海。
他在《滬上往事》中寫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護送兩名重要人物，離滬赴港，我既不知道是哪兩位先生，也不曉得内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所做的，隻不過是預備兩張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四日（按應為三日），由上海駛往香港的胡佛号輪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兩位先生手裡，從接過船票的一剎那起，出動弟兄，保護他們的安全，直到胡佛号離開上海為止。
胡佛号上，則杜先生另有安排。
&hellip&hellip” 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分析高宗武棄汪離滬的原因，認為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從一開始就把汪兆銘的和平運動向日本方面提出的發起人，但高在跟随汪兆銘到上海前後的一段時間裡，一直就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和周佛海的意見發生矛盾。
高在重光堂會談時就一貫主張，新政府必須建立在日本占領地區以外，不過這個理想方案逼于形勢不可能實現。
由于這些沖突，幹部們在決定重要政策時疏遠了他，他也因此對和平運動喪失了熱情。
今井武夫寫道：“高、陶二人認為和平政權将要改變成日本軍的傀儡，覺得汪兆銘對實現真正的日華和平，又未必有足夠的力量；同時對所謂的同志當中，又難以看到純真無私的救國誠意，從而感到失望。
如果結合以後汪政權的失敗考慮的話，他們的心情反而有不少使人同情之處。
從某種意義上又可說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脫離了近衛聲明，采取強硬的權益要求所緻。
也可以說是必然要發生的問題吧！”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記》中寫道：“高宗武是向日本方面建議汪的和平運動的人，但從汪由河内到達上海時起，他的态度已經為中國方面的人們所懷疑，在我的眼睛裡也反映出可疑之處。
然而陶的逃脫，從他真摯的性格看來，出于意外。
可以認為，也許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條約草案，對和平運動前途産生悲觀的緣故。
” 高宗武夫婦于三月下旬離港經歐洲赴美，五月底到達紐約，終其一生定居華盛頓。
陶希聖留港辦雜志，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争爆發港九陷日，次年二月回歸重慶。
不幸由于其他衆人的反對，以及三月二十一日淩晨，槍手侵入河内住宅企圖謀刺汪精衛而誤殺曾仲鳴，使汪從此鐵了心腸，決心前往日本占領區建立他的“新中央政府”。
此時，随汪出走的人馬已分為兩派。
高宗武、陳公博、陶希聖等人認為汪如出面組織新政府，應建立在日軍占領地區之外，以避免日本的幹擾；而以周佛海為首的另外一派，則認為汪既缺金錢又無武力，不能不靠日本支持在淪陷區的南京建立政府。
陶希聖在《潮流與點滴》中寫道：“此刻有一基本觀點，在随汪出走之諸人的中間，頗有歧異。
一部分人得知近衛聲明的要點以後，主張汪精衛遊歐，不應該進入日軍占領地區組織政府；反之，另一部分力主到上海去，進行談判。
兩種意見折中的結果，汪夫婦留在河内，其餘諸人轉往香港，暫為觀望。
” 高宗武堅持不在淪陷區組織政府的底線。
他認為，在敵區外組府，充其量隻能算是對國民政府的背叛，反之便是賣國投敵，這是他絕對不能忍受的。
然而事與願違，“周佛海路線”逐漸占了上風，高、陳、陶等人的主張疊被排斥，高的心情開始消極低落。
高宗武曾經三次前往東京。
第一次（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橫濱登岸）是未得許可私自去的，蔣介石震怒，斥之為膽大妄為，高宗武從此不敢回重慶；這次密訪，高由伊滕芳男、西義顯陪同會見了影佐祯昭、參謀次長多田、陸軍大臣闆垣、首相近衛等人，他向日本人表示，唯有日本放棄帝國主義政策，尊重中國為對等國家，中日之間才有實現和平的可能。
他帶回“日本人希望汪先生出馬收拾時局”的訊息。
第二次赴東京（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長崎登岸）是汪精衛出走河内後派他去探聽虛實的，高在東京見到政府與軍部的首腦人物如平沼首相、近衛、多田、闆垣等人，并且與他們作長時間的會談。
他得到一個印象：日本人講了許多不切實際，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
這些謊話令他“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殊軍人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
高宗武回香港後，把報告交給陳璧君乘飛機帶往河内。
報告詳列他跟日人的談話内容，結論是“東京之行顯示，日本還在使用從前在南京，我在外交部時的舊伎倆，一點都沒變。
實際上他們做的比從前更差，因為勝利撐大了他們的胃口”。
上面所說的河内刺殺事件，便是高宗武回香港五天之後發生的，高懷疑日本人已經探悉他報告的内容而搶先下手，因而堅信暗殺行動是日本特務炮制的栽贓離間行為。
汪夫婦恨透了蔣，氣急之下一頭栽進日本人的誘降羅網。
因暗殺事件産生的憤怒，使汪精衛從此不顧一切地利用和平運動作為報複蔣介石的手段。
四月底，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之下離開河内前往上海。
五月初，高宗武決定去上海與汪會合，離港前夕他去拜訪杜月笙，杜勸他不要去，高回答說：“許多我的朋友已經在途中，他們是我多年的朋友，因此我也必須去。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去南京做傀儡，我不會跟着走。
我不但不會做傀儡，我将采取斷然措施。
” 第三次去東京（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軍機從上海起飛經佐世保降落橫須賀轉）是随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董道甯、周隆庠等人一同去的。
高對這次訪問更加失望，他的言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懷疑他是蔣介石的人，曾一度企圖把他扣留在東京以觀察他的動态，後為汪精衛所阻。
高宗武也警覺到日本人對他的不友善，他寫道：“我無意暗示所有日本人都沒有人性，過去我有許多日本好朋友，可是一旦國家利益受到侵害，他們認為欺騙朋友是天經地義，甚至毒死他們也在所不惜。
” 十一月起汪日談判在影佐祯昭的主導下登場。
談判期間，高宗武逐漸認清日本人的野心與不可信任，心情随之彷徨矛盾。
他不常參加會議，參加也表現得漫不經心，若即若離。
他藉機用相機偷拍了密約及附件的全部文件。
看出高宗武的消極态度，梅思平說：“你不願意跟我們一起工作，卻又離不開上海。
我們不懂你。
”高回答說：“沒錯，我是個傻瓜。
因為我的信念，所以我不願跟你們工作；因為你們是我的朋友而又需要我的幫助，所以我不能離開你們。
” 汪精衛早就發過牢騷：“你反對我來上海，反對我去東京、去北平。
現在，經過那麼多困難，我們聚集了兩百多名代表參加大會（按即僞國民黨六中全會），你又反對。
我真不懂你。
問題是你親重慶，蔣介石不放棄你，你?忘不了他。
” 到了十二月中旬，密約談判已接近尾聲，不久就要簽字了。
一晚，高宗武邀集陳公博、陶希聖去汪府密談，他灰心地說，和平運動沒法再走下去了，照他看汪有三條路可走：上策，馬上離開上海，到達安全地方之後，公布日本人的條件，如此可以加強中國抵抗日本的決心，也可以澄清當初大家離開重慶的初衷，最低限度有勇氣誠實面對國家。
中策，立刻搬往法租界，告訴日本人承認錯誤，要求立刻停止所有的活動。
下策，在日本人卵翼之下成立南京政權，做個溥儀第二，可是這樣值得嗎？最後高說：“這是我最後的忠告。
隻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是流亡天涯海角。
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
” 早在第二次去東京路過長崎之際，高宗武曾上岸拜見他父親的老友、退休居住日本的黃群。
黃反對汪精衛的所謂和平路線，勸高不要跟着走下去，高對他極為尊敬的這位父輩保證，無論發生何事，絕不會容許日本人操縱利用汪。
不久黃去了香港，然後飛往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高宗武的活動及處境。
蔣同意策反高宗武，命黃群回上海帶消息給高，經由杜月笙的周密安排，高宗武與陶希聖兩人于一九四○年一月三日秘密離開上海，兩天後安全到達香港。
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以頭條大篇幅披露汪日簽訂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其附件。
杜月笙的大弟子萬墨林奉命營救高、陶二人離開上海。
他在《滬上往事》中寫道：“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護送兩名重要人物，離滬赴港，我既不知道是哪兩位先生，也不曉得内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所做的，隻不過是預備兩張民國二十九年元月四日（按應為三日），由上海駛往香港的胡佛号輪船船票，按照杜先生指定的方式，交到兩位先生手裡，從接過船票的一剎那起，出動弟兄，保護他們的安全，直到胡佛号離開上海為止。
胡佛号上，則杜先生另有安排。
&hellip&hellip” 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分析高宗武棄汪離滬的原因，認為高宗武和周佛海，都是從一開始就把汪兆銘的和平運動向日本方面提出的發起人，但高在跟随汪兆銘到上海前後的一段時間裡，一直就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和周佛海的意見發生矛盾。
高在重光堂會談時就一貫主張，新政府必須建立在日本占領地區以外，不過這個理想方案逼于形勢不可能實現。
由于這些沖突，幹部們在決定重要政策時疏遠了他，他也因此對和平運動喪失了熱情。
今井武夫寫道：“高、陶二人認為和平政權将要改變成日本軍的傀儡，覺得汪兆銘對實現真正的日華和平，又未必有足夠的力量；同時對所謂的同志當中，又難以看到純真無私的救國誠意，從而感到失望。
如果結合以後汪政權的失敗考慮的話，他們的心情反而有不少使人同情之處。
從某種意義上又可說是起因于日本方面脫離了近衛聲明，采取強硬的權益要求所緻。
也可以說是必然要發生的問題吧！” 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記》中寫道：“高宗武是向日本方面建議汪的和平運動的人，但從汪由河内到達上海時起，他的态度已經為中國方面的人們所懷疑，在我的眼睛裡也反映出可疑之處。
然而陶的逃脫，從他真摯的性格看來，出于意外。
可以認為，也許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條約草案，對和平運動前途産生悲觀的緣故。
” 高宗武夫婦于三月下旬離港經歐洲赴美，五月底到達紐約，終其一生定居華盛頓。
陶希聖留港辦雜志，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争爆發港九陷日，次年二月回歸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