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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我的名字可能&lsquo高&rsquo，但我的意見卻很&lsquo低&rsquo。
”從此幾個贊成以外交解決中日問題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個“低調俱樂部”之名。
其實有“能和則和”想法的，大有人在。
七七戰事發生不久，胡适就曾鼓勵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積極打通對日外交路線，并向蔣介石力薦高擔此大任。
他說：“外交路線不能斷，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并有見識。
”（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記）。
蔣介石曾于31日下午召見高宗武。
8月6日，陶希聖與胡适聯名密陳國是意見，由陳布雷轉呈蔣委員長。
陶建議采取“一刀兩斷”的作法，即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領土行政完整，并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不輕啟大戰，亦不避免大戰，以避免因大戰而耗盡國家統一與現代化的力量。
胡适則建議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日兩國間一切懸案，根本調整中日關系，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建立兩國間之友誼與合作，以建立東亞的長期和平。
” 陳布雷在緻蔣介石的簽呈中寫道“&hellip&hellip所言或未必有當，而其忠誠迫切，不敢不以上聞&hellip&hellip”陶、胡二人提出的這種傾向避免戰争，通過外交手段謀求和平的方案雖然未被蔣介石立即采納，但次年2月高宗武被派往香港，9月胡适奉派出任駐美大使，這些舉措似不無受到該建議的影響。
高宗武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前往香港刺探日本情報 （三）高宗武：和平運動的先驅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樂清人，留學日本八年，先畢業于九州帝國大學法科，後轉入東京帝大，1931年結束學業歸國。
回國後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關于日本問題的文章，對日本政經與軍事情勢作細緻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随即被報館特約為日本問題專欄及社論撰稿人，同時被聘為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頗為欣賞高所寫的有關日本問題之分析，特予延見長談。
次年，高進入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日本問題研究。
1933年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延攬，進外交部任日本問題研究員。
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時又往僞滿觀察狀況，返回南京後将考察所得呈報外交部及蔣委員長。
5月任亞洲司科長，6月升亞洲司副司長，9月奉派往北平協助談判僞滿通郵案。
1935年升任亞洲司司長，這時他還不滿30歲。
高宗武的從政生命很短。
他的事業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三年。
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對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談判幾乎占據了他全部時間。
他在亞洲司副司長任内，以郵政總局主任秘書的身份協助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與日本關東軍的代表談判關内外通郵事務。
雖然談判成果并不理想，但高宗武堅守中央訓令毫不退讓的态度，獲得敵我雙方出席代表的肯定。
高也因此聲名大噪。
其後，高參與了由四川成都和廣東北海日人被襲兩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談判。
談判内容牽涉甚廣，雙方劍拔弩張，幾乎導緻兵戎相見。
高宗武在這輪談判中益形沉着應付，手段成熟，獲得蔣委員長的信任。
抗戰軍興之後，蔣介石采納胡适的建議，命高辭去外交部的工作，以軍事委員會官員的身分，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為掩護，刺探日本的和戰動向。
高從香港秘密去了一趟東京（1938年7月2日橫濱登岸），見到幾位主導誘降中國的首腦人物。
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開聲明“不以重慶為對手”，中國必須換人來談判和平，而國民黨的第二号領袖汪精衛是最好的人選。
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帶了親信從昆明飛河内時，高還在香港。
日相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内容與前次所承諾的條件差距甚大，汪大為緊張。
為了探聽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訪東京（1939年2月21日長崎登岸）。
高在東京見到幾位重量級的人物，但得到的結論是他們說的是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
高回香港後寫了一份報告給汪，強烈表示日本人沒有誠意，不可一廂情願。
恰在此時（1939年3月21日淩晨），重慶槍手侵入汪在河内的住家，本欲刺殺汪，卻誤殺了汪最為依賴的親信曾仲鳴。
汪氣急之下一頭栽進日本人的誘降羅網。
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輪船“北光号”（按：原文作“北滿号”）到了上海，高從香港赴上海與汪等人會合。
從此，高即身不由己，政治生涯從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處的7個月時間裡，高逐漸看透了日本人誘降的欺騙手法，以及欲滅亡中國的野心。
他曾經多次力勸汪罷手，即使他把密約拍照秘藏之後，仍在勸汪懸缰勒馬。
他向汪提出三條出路：上策，立即出國公布密約；中策，搬到法租界不問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個順民。
無奈汪此時已經騎虎難下，根本無法考慮高的任何建議。
高早就想離開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協助下做了部署。
1939年12月30日，汪在密約上簽下了名。
高沒有出席，發現陶希聖也借故生病沒有出席。
當晚他去陶宅，用試探的語氣探問陶有何打算，此時陶已決定出走，同樣試探高。
兩人默契相通，當下決定相偕出逃。
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戲劇化的情節。
高到香港不久，随即遠走美國，在彼邦隐居數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從政事迹，似乎可以從先後不同的兩個角度着眼。
其一是自日本學成歸國進入國民政府擔任公職的5年（1933～1938），在這期間，高表現的對日談判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蔣介石、汪精衛、張群、胡适等人的贊賞，在短短的三四年中為當局不次拔擢，以不滿30之齡，從外交部研究員，而亞洲司科長，而副司長至司長，以緻于1938年2月由蔣介石派往香港工作。
這期間，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蔣的親信，甚至同年7月高瞞着蔣介石密訪東京，蔣得知後大發雷霆，高仍舊不認為那是對蔣的背叛，此所以後來他随汪精衛到了上海，汪還對他說“蔣介石不放棄你，你也忘不了他。
”事實上從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與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簽訂《重光堂協議》，及制定汪精衛的出走計劃起，他已背叛了蔣。
其二是從“重光堂”簽約後，開始追随汪精衛推動和平運動，到1940年1月脫離汪為止。
高在這短短的13個月中，心情是矛盾的。
他由和平運動的先驅者一變而成為激烈的反對者，其分水嶺在于1939年2月的第二次東京之行。
?在東京聽到從軍事将領到首相所說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話；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話”。
這些謊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殊軍人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
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東京回香港五天後曾仲鳴在河内被殺，他深信那是日本人為離間汪蔣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回憶錄中沒有記載的幾項活動 （一）董道甯赴日探路 1938年1月14日，國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奉高宗武之命從武漢到上海，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探聽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并會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等人。
2月15日，董道甯由西義顯的助手，“滿鐵”特派員伊藤芳男陪同抵達東京，會見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中将、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将、軍務課課長影佐祯昭、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
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屬于軍部的所謂“統制派”，主張以“緩進”、“談判”解決中國事變的少壯軍人，他們私下建議以蔣介石下野、汪精衛上台的方式來解決近衛首相“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難題。
董道甯離開東京時，影佐祯昭還寫了親筆信給他的日本士官學長何應欽和張群。
（二）高宗武密訪東京 董道甯在東京逗留至3月7日，與西義顯、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連，于15日回到上海，會見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随即前往香港，于4月2日同飛武漢彙報會談内容。
4月14日，兩人飛回香港
”從此幾個贊成以外交解決中日問題之人的聚集之所，得了個“低調俱樂部”之名。
其實有“能和則和”想法的，大有人在。
七七戰事發生不久，胡适就曾鼓勵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積極打通對日外交路線，并向蔣介石力薦高擔此大任。
他說：“外交路線不能斷，應由宗武積極負責去打通此路線。
”“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并有見識。
”（胡适1937年7月30、31日日記）。
蔣介石曾于31日下午召見高宗武。
8月6日，陶希聖與胡适聯名密陳國是意見，由陳布雷轉呈蔣委員長。
陶建議采取“一刀兩斷”的作法，即放棄力所不及之失地，而收回并保持冀察之領土行政完整，并以外交手段收回平津；不輕啟大戰，亦不避免大戰，以避免因大戰而耗盡國家統一與現代化的力量。
胡适則建議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中日兩國間一切懸案，根本調整中日關系，消除兩個民族間敵對仇視的心理，建立兩國間之友誼與合作，以建立東亞的長期和平。
” 陳布雷在緻蔣介石的簽呈中寫道“&hellip&hellip所言或未必有當，而其忠誠迫切，不敢不以上聞&hellip&hellip”陶、胡二人提出的這種傾向避免戰争，通過外交手段謀求和平的方案雖然未被蔣介石立即采納，但次年2月高宗武被派往香港，9月胡适奉派出任駐美大使，這些舉措似不無受到該建議的影響。
高宗武就是在這種情勢之下，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之命，前往香港刺探日本情報 （三）高宗武：和平運動的先驅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樂清人，留學日本八年，先畢業于九州帝國大學法科，後轉入東京帝大，1931年結束學業歸國。
回國後在南京《中央日報》發表關于日本問題的文章，對日本政經與軍事情勢作細緻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随即被報館特約為日本問題專欄及社論撰稿人，同時被聘為中央政治學校教授。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頗為欣賞高所寫的有關日本問題之分析，特予延見長談。
次年，高進入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日本問題研究。
1933年為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延攬，進外交部任日本問題研究員。
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時又往僞滿觀察狀況，返回南京後将考察所得呈報外交部及蔣委員長。
5月任亞洲司科長，6月升亞洲司副司長，9月奉派往北平協助談判僞滿通郵案。
1935年升任亞洲司司長，這時他還不滿30歲。
高宗武的從政生命很短。
他的事業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三年。
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對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談判幾乎占據了他全部時間。
他在亞洲司副司長任内，以郵政總局主任秘書的身份協助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與日本關東軍的代表談判關内外通郵事務。
雖然談判成果并不理想，但高宗武堅守中央訓令毫不退讓的态度，獲得敵我雙方出席代表的肯定。
高也因此聲名大噪。
其後，高參與了由四川成都和廣東北海日人被襲兩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談判。
談判内容牽涉甚廣，雙方劍拔弩張，幾乎導緻兵戎相見。
高宗武在這輪談判中益形沉着應付，手段成熟，獲得蔣委員長的信任。
抗戰軍興之後，蔣介石采納胡适的建議，命高辭去外交部的工作，以軍事委員會官員的身分，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為掩護，刺探日本的和戰動向。
高從香港秘密去了一趟東京（1938年7月2日橫濱登岸），見到幾位主導誘降中國的首腦人物。
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開聲明“不以重慶為對手”，中國必須換人來談判和平，而國民黨的第二号領袖汪精衛是最好的人選。
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帶了親信從昆明飛河内時，高還在香港。
日相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内容與前次所承諾的條件差距甚大，汪大為緊張。
為了探聽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訪東京（1939年2月21日長崎登岸）。
高在東京見到幾位重量級的人物，但得到的結論是他們說的是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
高回香港後寫了一份報告給汪，強烈表示日本人沒有誠意，不可一廂情願。
恰在此時（1939年3月21日淩晨），重慶槍手侵入汪在河内的住家，本欲刺殺汪，卻誤殺了汪最為依賴的親信曾仲鳴。
汪氣急之下一頭栽進日本人的誘降羅網。
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輪船“北光号”（按：原文作“北滿号”）到了上海，高從香港赴上海與汪等人會合。
從此，高即身不由己，政治生涯從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處的7個月時間裡，高逐漸看透了日本人誘降的欺騙手法，以及欲滅亡中國的野心。
他曾經多次力勸汪罷手，即使他把密約拍照秘藏之後，仍在勸汪懸缰勒馬。
他向汪提出三條出路：上策，立即出國公布密約；中策，搬到法租界不問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個順民。
無奈汪此時已經騎虎難下，根本無法考慮高的任何建議。
高早就想離開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協助下做了部署。
1939年12月30日，汪在密約上簽下了名。
高沒有出席，發現陶希聖也借故生病沒有出席。
當晚他去陶宅，用試探的語氣探問陶有何打算，此時陶已決定出走，同樣試探高。
兩人默契相通，當下決定相偕出逃。
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戲劇化的情節。
高到香港不久，随即遠走美國，在彼邦隐居數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從政事迹，似乎可以從先後不同的兩個角度着眼。
其一是自日本學成歸國進入國民政府擔任公職的5年（1933～1938），在這期間，高表現的對日談判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蔣介石、汪精衛、張群、胡适等人的贊賞，在短短的三四年中為當局不次拔擢，以不滿30之齡，從外交部研究員，而亞洲司科長，而副司長至司長，以緻于1938年2月由蔣介石派往香港工作。
這期間，我們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蔣的親信，甚至同年7月高瞞着蔣介石密訪東京，蔣得知後大發雷霆，高仍舊不認為那是對蔣的背叛，此所以後來他随汪精衛到了上海，汪還對他說“蔣介石不放棄你，你也忘不了他。
”事實上從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與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簽訂《重光堂協議》，及制定汪精衛的出走計劃起，他已背叛了蔣。
其二是從“重光堂”簽約後，開始追随汪精衛推動和平運動，到1940年1月脫離汪為止。
高在這短短的13個月中，心情是矛盾的。
他由和平運動的先驅者一變而成為激烈的反對者，其分水嶺在于1939年2月的第二次東京之行。
?在東京聽到從軍事将領到首相所說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話；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話”。
這些謊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誠實，日本理應懊悔中日戰事，但那僅是某些特殊軍人的外交辭令，不可信任”。
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東京回香港五天後曾仲鳴在河内被殺，他深信那是日本人為離間汪蔣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回憶錄中沒有記載的幾項活動 （一）董道甯赴日探路 1938年1月14日，國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甯，奉高宗武之命從武漢到上海，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探聽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并會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長松本重治等人。
2月15日，董道甯由西義顯的助手，“滿鐵”特派員伊藤芳男陪同抵達東京，會見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中将、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将、軍務課課長影佐祯昭、中國班班長今井武夫等人。
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屬于軍部的所謂“統制派”，主張以“緩進”、“談判”解決中國事變的少壯軍人，他們私下建議以蔣介石下野、汪精衛上台的方式來解決近衛首相“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難題。
董道甯離開東京時，影佐祯昭還寫了親筆信給他的日本士官學長何應欽和張群。
（二）高宗武密訪東京 董道甯在東京逗留至3月7日，與西義顯、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連，于15日回到上海，會見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随即前往香港，于4月2日同飛武漢彙報會談内容。
4月14日，兩人飛回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