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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發表《波茨坦宣言》，呼籲日本無條件投降。
鈴木拒絕。
軍方發誓要在本土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1967年4月5日，高宗武于華盛頓頓巴敦橡樹園8月1日，一年過去了，高還沒放棄出書的努力。
他完全沒想到再過半個月戰争就會結束。
高宗武在信裡告訴索斯伯瑞，他正在考慮是否把文稿寄給耶魯大學。
他聽說耶魯接受了蔣夢麟的書稿，不知确否。
他要索斯伯瑞把文稿的正本，和兩份複寫副本之一寄還給他。
這是索斯伯瑞檔案中高宗武的最後一封信。
胡佛珍藏的這份文稿，應該就是索斯伯瑞保管的那份副本。
6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日蘇軍對日本宣戰，出兵中國東北。
9日，美軍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當晚深夜，天皇召開禦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10日，日本政府分别電請瑞典、瑞士轉達決定向中、美、英、蘇四國投降的照會。
15日，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終戰诏書”，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
高宗武的嘔血力作終于胎死腹中。
（三）兩點質疑 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經參與過幾個推動“和平運動”的先期活動。
其一，1938年7月他從香港經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東京見到日本軍政要員并和他們會談，回來後向重慶呈送報告。
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與日本軍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簽訂了一份《日華協議記錄》（即所謂《重光堂協議》），這個協議就是後來汪日談判的原始藍本。
他們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走河内的行動計劃。
這兩個重要活動，回憶錄對前者隻字不提，後者僅以“猶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衛跟日本人訂立了出走安南的協議”（第二章）一筆帶過。
這不僅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議的缺陷。
譯者謹就這兩段曆史作簡要補充供讀者參考。
請參閱本章第三節。
二、從明治維新到日本戰敗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19世紀初，還是個與世隔絕、跟外部世界不相往來的封建國家，由軍事獨裁集團──幕府将軍、大名和跟随他們的武士們統治将近700年之久，天皇隻是象征。
德川家康從16世紀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長達260餘年的鎖國統治。
1853年，鎖國政策被美國海軍準将培裡（CommodoreMathewC.Perry）率領的堅船利炮突破，日本被逼對外開放。
幕府在“黑船”威力下節節退讓，西方資本主義伺機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會讨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機，導緻15年後幕府的倒台。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們推翻。
1868年，末代将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孝明天皇之子睦仁即位，改年号為“明治”，發布“王政複古”诏書，治國大政歸還天皇，從此天皇從象征式的統治者變成實質的統治者。
明治政府勵精圖治，定東京為首都，聘用外國人來日教導，派使節團赴外國考察學習，隻花了50年時間便把封建的日本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日本人向來以為他們的國體、民族是獨一無二的，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孫，服膺所謂“萬世一系天壤無窮”。
因此以一島國，竟能戰勝龐大的中國（1894甲午戰争）和俄國（1904日俄之戰），極大程度地推動了日本天皇政權的對外擴張意識。
朝鮮和中國東北的資源，早就被日本虎視眈眈。
1910年，日本開始吞并朝鮮，先以伊藤博文任統監使之淪為附庸，再派寺内正毅為朝鮮總督予以統治。
吞并韓國之後，侵略的矛頭便指向中國。
1915年，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從此以帝國主義的面目橫行東亞，逐漸與英、美、法、德等在亞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國家發生利益沖突。
這時的日本，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強欺辱的小國，而自認應脫離亞洲加入西方強國之林，由先進的日本來支配落後的亞洲。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繼承皇位，改年号“昭和”，此時主張侵略擴張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蠢蠢欲動。
1931年春，昭和登基第6年，松岡洋右（外交官，滿鐵副總裁，後來的外務大臣）在《動蕩之滿蒙》一文中曾經大言不慚地寫道：“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來說，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
&hellip&hellip我國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而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任何人。
”此種以他國的資源當作本國國防和經濟命脈的謬論，足可反映日本政客侵華思想的霸道。
半年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
1933年國聯決議要求日本撤出中國東三省，松岡率領日本代表團悍然退出國聯，已是日本軍國主義不顧國際正義，大規模侵略中國的前兆。
主張擴張勢力的極右軍人成功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大為提高，法西斯軍人氣焰益發高漲。
1932年槍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青年軍官率領千餘士兵刺殺首相岡田啟介（亂中逃脫）、内大臣齋藤實及藏相高橋是清，重傷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及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内閣企圖采取不擴大方針以抑制陸軍過激行動，引起法西斯軍人仇視而被暴力推翻的例子。
其後的首相即被震懾得放棄政黨政治，以“舉國一緻”的内閣直接聽命于軍部。
法西斯軍人分成兩派。
一派主張打倒财閥，企圖通過暗殺或流血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以改造國家，此即所謂“皇道派”；另一派則主張争取财閥的支持與合作，并加強對軍隊的統治以達到控制内閣、實現法西斯獨裁的目的，即所謂“統制派”。
前面所說的兩次刺殺首相事件便是皇道派的傑作。
但他們的莽動為統制派借機制造了平息政變有功的機會，進而要挾内閣，操縱人事，實行獨裁政治。
1941年主導發動太平洋戰争的東條英機，就是統制派的領袖之一。
高宗武就東條的崛起，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分析法西斯思想對于當時日本政局所産生的巨大影響，以及狂熱擴張分子一步步把日本人民推向滅亡之路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抗戰到底與“低調俱樂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6年之間，日本處心積慮欲圖中國的野心日益明顯。
從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3月僞滿登場，1933年熱河進兵、山海關陷敵導緻《塘沽協定》，1935年天津暗殺案引出《何梅協定》，到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企圖促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的“華北自治運動”等種種傷害我國的行為，其欲割裂中國版圖然後分而治之的陰謀，暴露無遺。
日本施予中國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與軍事壓力，引起中國朝野一緻同仇敵忾，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達到抛頭顱灑熱血，不惜一戰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駐屯軍部隊在北平市郊盧溝橋挑起事端，中日戰争爆發，中國随即展開全面抗戰。
日本侵華之初，曾揚言“三個月内滅亡中國”，不料遭到中國軍隊的強烈抵抗，傷亡慘重。
日本政府見軍隊陷入泥淖，亟欲抽身，遂改用和談謀略，冀求早日結束戰争。
中國方面，上海、南京、廣州相繼失守，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斡旋失敗，軍事瀕臨嚴重逆轉，國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際，也出現透過談判解決戰事以減少人民生靈塗炭之苦的論調。
抗戰初期，一些對抗日前途憂心忡忡的教授們，時常聚集在一起談論局勢。
他們認為政府高喊“長期抗戰”、“焦土抗戰”是“唱高調”，逐漸形成一個議論時政的小團體。
胡适戲稱他們的論調為“低調”。
陶希聖在《八十自序》中寫道：“抗戰爆發之初，日軍所謂木根津轟炸機隊屢次空襲南京，均為中國空軍所擊敗。
南京中山路西流灣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餘人起坐。
中樞黨政友朋往來集聚其間，論及戰況，探讨戰訊，事本平常，有稱之為&lsquo低調俱樂部&rsquo者。
”邦克在書中提到高宗武的說法，最為傳神： 胡适來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還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蕭同茲、程滄波。
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見？”高
鈴木拒絕。
軍方發誓要在本土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1967年4月5日，高宗武于華盛頓頓巴敦橡樹園8月1日，一年過去了，高還沒放棄出書的努力。
他完全沒想到再過半個月戰争就會結束。
高宗武在信裡告訴索斯伯瑞，他正在考慮是否把文稿寄給耶魯大學。
他聽說耶魯接受了蔣夢麟的書稿，不知确否。
他要索斯伯瑞把文稿的正本，和兩份複寫副本之一寄還給他。
這是索斯伯瑞檔案中高宗武的最後一封信。
胡佛珍藏的這份文稿，應該就是索斯伯瑞保管的那份副本。
6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8日蘇軍對日本宣戰，出兵中國東北。
9日，美軍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當晚深夜，天皇召開禦前會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宣言》。
10日，日本政府分别電請瑞典、瑞士轉達決定向中、美、英、蘇四國投降的照會。
15日，日本天皇向全國廣播“終戰诏書”，接受《波茨坦宣言》，正式宣布無條件投降。
高宗武的嘔血力作終于胎死腹中。
（三）兩點質疑 1938年12月19日汪精衛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經參與過幾個推動“和平運動”的先期活動。
其一，1938年7月他從香港經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東京見到日本軍政要員并和他們會談，回來後向重慶呈送報告。
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與日本軍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簽訂了一份《日華協議記錄》（即所謂《重光堂協議》），這個協議就是後來汪日談判的原始藍本。
他們還制定了一套汪精衛出走河内的行動計劃。
這兩個重要活動，回憶錄對前者隻字不提，後者僅以“猶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衛跟日本人訂立了出走安南的協議”（第二章）一筆帶過。
這不僅美中不足，而是大有可議的缺陷。
譯者謹就這兩段曆史作簡要補充供讀者參考。
請參閱本章第三節。
二、從明治維新到日本戰敗 （一）日本法西斯的崛起 日本直到在19世紀初，還是個與世隔絕、跟外部世界不相往來的封建國家，由軍事獨裁集團──幕府将軍、大名和跟随他們的武士們統治将近700年之久，天皇隻是象征。
德川家康從16世紀末期起入主幕府，施行長達260餘年的鎖國統治。
1853年，鎖國政策被美國海軍準将培裡（CommodoreMathewC.Perry）率領的堅船利炮突破，日本被逼對外開放。
幕府在“黑船”威力下節節退讓，西方資本主義伺機入侵，德川幕府受到日本社會讨伐，使日本陷入政治危機，導緻15年後幕府的倒台。
1867年孝明天皇去世，德川幕府被反幕武士們推翻。
1868年，末代将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孝明天皇之子睦仁即位，改年号為“明治”，發布“王政複古”诏書，治國大政歸還天皇，從此天皇從象征式的統治者變成實質的統治者。
明治政府勵精圖治，定東京為首都，聘用外國人來日教導，派使節團赴外國考察學習，隻花了50年時間便把封建的日本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日本人向來以為他們的國體、民族是獨一無二的，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孫，服膺所謂“萬世一系天壤無窮”。
因此以一島國，竟能戰勝龐大的中國（1894甲午戰争）和俄國（1904日俄之戰），極大程度地推動了日本天皇政權的對外擴張意識。
朝鮮和中國東北的資源，早就被日本虎視眈眈。
1910年，日本開始吞并朝鮮，先以伊藤博文任統監使之淪為附庸，再派寺内正毅為朝鮮總督予以統治。
吞并韓國之後，侵略的矛頭便指向中國。
1915年，逼迫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從此以帝國主義的面目橫行東亞，逐漸與英、美、法、德等在亞洲享有既得利益的國家發生利益沖突。
這時的日本，已不再是任由西方列強欺辱的小國，而自認應脫離亞洲加入西方強國之林，由先進的日本來支配落後的亞洲。
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皇太子裕仁繼承皇位，改年号“昭和”，此時主張侵略擴張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蠢蠢欲動。
1931年春，昭和登基第6年，松岡洋右（外交官，滿鐵副總裁，後來的外務大臣）在《動蕩之滿蒙》一文中曾經大言不慚地寫道：“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來說，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
&hellip&hellip我國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而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任何人。
”此種以他國的資源當作本國國防和經濟命脈的謬論，足可反映日本政客侵華思想的霸道。
半年後，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
1933年國聯決議要求日本撤出中國東三省，松岡率領日本代表團悍然退出國聯，已是日本軍國主義不顧國際正義，大規模侵略中國的前兆。
主張擴張勢力的極右軍人成功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大為提高，法西斯軍人氣焰益發高漲。
1932年槍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青年軍官率領千餘士兵刺殺首相岡田啟介（亂中逃脫）、内大臣齋藤實及藏相高橋是清，重傷天皇侍從長鈴木貫太郎及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的“二二六事件”，就是内閣企圖采取不擴大方針以抑制陸軍過激行動，引起法西斯軍人仇視而被暴力推翻的例子。
其後的首相即被震懾得放棄政黨政治，以“舉國一緻”的内閣直接聽命于軍部。
法西斯軍人分成兩派。
一派主張打倒财閥，企圖通過暗殺或流血軍事政變奪取政權，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以改造國家，此即所謂“皇道派”；另一派則主張争取财閥的支持與合作，并加強對軍隊的統治以達到控制内閣、實現法西斯獨裁的目的，即所謂“統制派”。
前面所說的兩次刺殺首相事件便是皇道派的傑作。
但他們的莽動為統制派借機制造了平息政變有功的機會，進而要挾内閣，操縱人事，實行獨裁政治。
1941年主導發動太平洋戰争的東條英機，就是統制派的領袖之一。
高宗武就東條的崛起，用了相當多的篇幅分析法西斯思想對于當時日本政局所産生的巨大影響，以及狂熱擴張分子一步步把日本人民推向滅亡之路的必然結果。
（二）中國：抗戰到底與“低調俱樂部”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6年之間，日本處心積慮欲圖中國的野心日益明顯。
從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之戰”、3月僞滿登場，1933年熱河進兵、山海關陷敵導緻《塘沽協定》，1935年天津暗殺案引出《何梅協定》，到日本提出“廣田三原則”企圖促使華北五省脫離中央的“華北自治運動”等種種傷害我國的行為，其欲割裂中國版圖然後分而治之的陰謀，暴露無遺。
日本施予中國日甚一日的政治羞辱與軍事壓力，引起中國朝野一緻同仇敵忾，人民日益高漲的反日情緒，達到抛頭顱灑熱血，不惜一戰的程度。
1937年7月7日，日本駐屯軍部隊在北平市郊盧溝橋挑起事端，中日戰争爆發，中國随即展開全面抗戰。
日本侵華之初，曾揚言“三個月内滅亡中國”，不料遭到中國軍隊的強烈抵抗，傷亡慘重。
日本政府見軍隊陷入泥淖，亟欲抽身，遂改用和談謀略，冀求早日結束戰争。
中國方面，上海、南京、廣州相繼失守，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斡旋失敗，軍事瀕臨嚴重逆轉，國家大局危疑震撼之際，也出現透過談判解決戰事以減少人民生靈塗炭之苦的論調。
抗戰初期，一些對抗日前途憂心忡忡的教授們，時常聚集在一起談論局勢。
他們認為政府高喊“長期抗戰”、“焦土抗戰”是“唱高調”，逐漸形成一個議論時政的小團體。
胡适戲稱他們的論調為“低調”。
陶希聖在《八十自序》中寫道：“抗戰爆發之初，日軍所謂木根津轟炸機隊屢次空襲南京，均為中國空軍所擊敗。
南京中山路西流灣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餘人起坐。
中樞黨政友朋往來集聚其間，論及戰況，探讨戰訊，事本平常，有稱之為&lsquo低調俱樂部&rsquo者。
”邦克在書中提到高宗武的說法，最為傳神： 胡适來高宗武家中午餐，在座有北大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還有高的友人和同事蕭同茲、程滄波。
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見？”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