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從政七年如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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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陶先生分析，這本回憶錄本想透過長期以來與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經驗”，為戰争中的美國人提供一個有價值的曆史文本。
由于此間遠東及太平洋戰場局勢開始出現逆轉，日本人強弓末弩，德國戰敗亦已成定局，大戰勝利在望，故未能引起美國出版界的足夠重視。
次年二戰結束，對美國人來說，時過境遷，出版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hellip&hellip這個副本一直存放在薩斯伯裡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連同他本人的資料和遺物，均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内，從此未見天日。
陶先生最為興奮，大呼“如獲至寶”。
其父陶希聖在1967年上半年有過一次東南亞、歐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個月。
其間與高宗武在華盛頓契闊重逢，此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後的第一次見面。
在敦巴頓橡樹園櫻花紛然、甯靜緻遠的一個下午，當年“高陶事件”中兩個主角，相倚徑邊的排椅上，長談許久&hellip&hellip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業已同意陶先生複印、使用這一史料，并初步同意在中國大陸出版。
陶先生正在翻譯其中的某些章節，并将譯好的“前言”傳來，可見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寫此書的真實意圖： 1940年我離開香港前來美國時，友人們建議我利用時間寫一本關于日本狀況和日本領導人物性格的書。
他們堅信我和日本各階層人物長期而密切的關系，具有做這件工作的最佳條件。
長期關注遠東的局勢的美國人，也一定會歡迎這樣一本書。
來美後不久，美日戰争爆發。
許多美國朋友和此間的中國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說：“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經驗與衆不同，日本既然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你應該把你所知的，提供給我們。
” 我服務于中國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關系最重要的時期，這段時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戰争爆發之前夕。
此前，中國一直依賴國聯（LeagueofNations，簡稱國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組成為防止國際戰禍的國際組織，陶注）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事件。
不過，從1932年到七七事變，中日雙方都有直接交涉。
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職位（中華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頻繁地與日本人接觸。
1937年戰争爆發之後，中國官員與敵方中止來往。
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衛成為日本占領區傀儡之前，我和他的關系使我和日本領導人之間，一直保持接觸。
因此，我熟知敵國國内的狀況。
我的痛苦的日本經驗基于一，我身為中國外交部官員，二，我又是汪精衛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書中将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深信我的資訊和觀點，對于戰勝日本，以及防止該國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價值。
&hellip&hellip 1944年8月31日 從上述前言看，高宗武對日本人并無好感，書名《深入虎穴》似堪玩味。
這本回憶錄最終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釋。
惟一令人費解的是，高宗武生前為何從未聲張？自1940年離開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後曾去過一次台灣。
見到昔日老上司張群，兩人傾心交談；張并讓其媳杜芬陪同遊覽台北名勝，可見二人之舊誼。
可事實是：此時蔣介石仍活着，倘若當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蔣的為人與處事，高也是無法登陸台北的。
而高官張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詳。
高甚至拟請面見蔣介石，盡管未果（高本人解釋為：蔣不便接見舊日常見的僚屬），似有何膽提出這樣的要求？胡适說過，不疑處有疑。
金雄白當年之推測未必一點道理沒有，我本人也認為高宗武确有充當重慶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
不過，若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高、陶二人雖然中途醒悟，乘桴過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約，但終究是不謹細行，大節有虧，好在“漢奸”這個罪名可免去了。
高宗武自1934年初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遠走異國他鄉，前後近七年時間。
對他個人來說，這是一段心力交瘁，無所适從，以失敗而告終的曆史。
當然，我們不能說高宗武倘若不從政，隻當他的大學教授，其一生就不會這樣跌宕起伏，乃至隐晦不堪。
高當年的選擇，從客觀上講，以其精英意識“應時而出”，與國難當頭、共濟危機這一背景有關。
但他的問題在于：年輕氣盛，自許過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緻焦頭爛額，終為瞬息萬變的時局所淘汰，或被當權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亦未可知。
誠如他後來在美國對張君劢、曾琦兩人坦承，“對蔣已失去價值&hellip&hellip”，更說過“政治是危險的”這樣的話，從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迹，“夜闌卧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同輩是這樣評價他的：“三十年代中國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高宗武，雖然不在高位，卻肩負國家對日外交重任，當道倚為股肱左右之臣，春風得意之時不過而立之年。
數年之間，便銷聲匿迹，隐于異邦，依商為生，默然而逝，令人惋惜。
”揆之事實，大緻如此：陶希聖可回重慶，高則不允返回，不得已遠走美國。
這時戰争尚未結束，從政生涯卻提前畫上了句号。
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結核病，一生好幾次長期住院。
身體固疾可治，心靈陰影難消。
從政七年如咯血，這一遭人非議的政治病史，或許困擾其餘生，讓他常常透不過氣來。
1［美］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下冊，第235頁。
2參見《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5頁。
3《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5頁。
4《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6頁。
5陳香梅筆記《張群先生話往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4頁。
6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0頁。
7陳香梅筆記《張群先生話往事》，第33頁。
8參見《張群先生話往事》，第49頁。
9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三（唐德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
10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二版，第171頁。
11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32~533頁。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記全編》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700頁。
13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0頁。
14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70頁。
15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70頁。
16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志社出版，1965年8月版，第5冊，第8頁。
又注：金雄白系上海報人，後為汪僞集團中政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梅思平為主任委員。
17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75頁。
18《董道甯呈報赴日詳情》（1938年4月12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日戰争，第27卷。
轉引自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第589頁。
19唐德剛在美國訪問過高宗武。
高對他說，當年蔣對他說這句話十分精明，如果高幹了什麼（使中日關系）轉向正常的事情，他将給予充分的信任，然而，那将由高自己負責。
參見唐德剛英文論文《中日戰争期間日本對中國的誘和：第一階段&mdash&mdash高宗武的叙述》，刊于1996年台北出版的《第三屆百年中日關系研讨會論文集》，第639~680頁。
轉引自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第589頁。
20陳存恭等《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出版，第99頁。
21即日本“滿鐵”駐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特派員伊滕芳男，均為特工人員，作者注。
22《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77頁。
23《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9頁。
24日本外務省檔案S491。
轉引自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頁。
25此信全文是：職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
茲謹将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别呈閱。
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
26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66頁。
27《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9頁。
28《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7頁。
29《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9頁。
30《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7頁。
31哈佛學者邦克《和平陰謀&mdash&mdash汪精衛與中日戰争》，第80頁。
轉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94頁。
32楊凡譯自《日本外交檔案S493号》，轉引自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頁。
33中文電報為節省字數，以詩韻的去聲代表日期，“豔”代表29日。
34參見賴特的《現代法國：1960年到現在》，第518頁。
轉引自《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498頁。
35金伯雄《共存之實質》，第289頁。
轉引自《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483頁。
36《今井武夫回憶錄》，第82頁。
37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150頁。
38陶希聖《潮流與點滴》，第169頁。
39王克敏（1873~1945），一度任北洋政府财政總長。
七七事變後，平津淪陷，12月與湯爾和、王揖唐等在北平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并任新民會會長。
1945年，以漢奸罪被逮捕，同年12月25日畏罪服毒自殺，死于北京炮局監獄中。
梁鴻志（1882~1946），光緒舉人。
1938年，在日本人操縱下，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任“維新政府”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
抗戰結束後，被民國政府逮捕法辦，1946年在上海被處決。
40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九輯》，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二版，第266頁。
41［日］家近亮子《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4頁。
42金伯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5冊，第112頁。
43《今井武夫回憶錄》，第91頁。
44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第646頁。
45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1頁。
46《今井武夫回憶錄》，第285頁。
47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5冊，第109頁。
48《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第237頁。
49《胡适任駐美大使期間來往電稿》：陳布雷緻胡适電·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第2輯。
50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一（章開沅），第4頁。
51陶希聖《潮流與點滴》一書，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12月出版。
52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4期，第66頁。
據陶先生分析，這本回憶錄本想透過長期以來與日本人打交道的“痛苦經驗”，為戰争中的美國人提供一個有價值的曆史文本。
由于此間遠東及太平洋戰場局勢開始出現逆轉，日本人強弓末弩，德國戰敗亦已成定局，大戰勝利在望，故未能引起美國出版界的足夠重視。
次年二戰結束，對美國人來說，時過境遷，出版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hellip&hellip這個副本一直存放在薩斯伯裡家中，直至1976年他去世，連同他本人的資料和遺物，均被存入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内，從此未見天日。
陶先生最為興奮，大呼“如獲至寶”。
其父陶希聖在1967年上半年有過一次東南亞、歐洲、美洲及日本之旅，全程三個月。
其間與高宗武在華盛頓契闊重逢，此為二人1940年香港分手，二十七年後的第一次見面。
在敦巴頓橡樹園櫻花紛然、甯靜緻遠的一個下午，當年“高陶事件”中兩個主角，相倚徑邊的排椅上，長談許久&hellip&hellip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業已同意陶先生複印、使用這一史料，并初步同意在中國大陸出版。
陶先生正在翻譯其中的某些章節，并将譯好的“前言”傳來，可見六十多年前高宗武寫此書的真實意圖： 1940年我離開香港前來美國時，友人們建議我利用時間寫一本關于日本狀況和日本領導人物性格的書。
他們堅信我和日本各階層人物長期而密切的關系，具有做這件工作的最佳條件。
長期關注遠東的局勢的美國人，也一定會歡迎這樣一本書。
來美後不久，美日戰争爆發。
許多美國朋友和此間的中國朋友，包括一些身居要津者，跟我說：“你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的經驗與衆不同，日本既然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你應該把你所知的，提供給我們。
” 我服務于中國外交部的三年多，的确是中日關系最重要的時期，這段時期正好在1937年中日戰争爆發之前夕。
此前，中國一直依賴國聯（LeagueofNations，簡稱國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組成為防止國際戰禍的國際組織，陶注）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事件。
不過，從1932年到七七事變，中日雙方都有直接交涉。
因此，我在外交部的職位（中華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注），使我得以比任何人更直接、更頻繁地與日本人接觸。
1937年戰争爆發之後，中國官員與敵方中止來往。
但是，直到，1940年汪精衛成為日本占領區傀儡之前，我和他的關系使我和日本領導人之間，一直保持接觸。
因此，我熟知敵國國内的狀況。
我的痛苦的日本經驗基于一，我身為中國外交部官員，二，我又是汪精衛投日之前的同僚，加上書中将述及的其他因素，使我深信我的資訊和觀點，對于戰勝日本，以及防止該國再次走向侵略之路，具有一定的價值。
&hellip&hellip 1944年8月31日 從上述前言看，高宗武對日本人并無好感，書名《深入虎穴》似堪玩味。
這本回憶錄最終未能出版，或可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釋。
惟一令人費解的是，高宗武生前為何從未聲張？自1940年離開香港，高宗武在二十七年後曾去過一次台灣。
見到昔日老上司張群，兩人傾心交談；張并讓其媳杜芬陪同遊覽台北名勝，可見二人之舊誼。
可事實是：此時蔣介石仍活着，倘若當年高宗武真是背叛了他，随汪而去，即使逆名不彰，以蔣的為人與處事，高也是無法登陸台北的。
而高官張群，也不至于如此款待周詳。
高甚至拟請面見蔣介石，盡管未果（高本人解釋為：蔣不便接見舊日常見的僚屬），似有何膽提出這樣的要求？胡适說過，不疑處有疑。
金雄白當年之推測未必一點道理沒有，我本人也認為高宗武确有充當重慶方面“秘密角色”的可能。
不過，若從大曆史的角度來看，高、陶二人雖然中途醒悟，乘桴過海，戴罪立功，揭露密約，但終究是不謹細行，大節有虧，好在“漢奸”這個罪名可免去了。
高宗武自1934年初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及至1940年遠走異國他鄉，前後近七年時間。
對他個人來說，這是一段心力交瘁，無所适從，以失敗而告終的曆史。
當然，我們不能說高宗武倘若不從政，隻當他的大學教授，其一生就不會這樣跌宕起伏，乃至隐晦不堪。
高當年的選擇，從客觀上講，以其精英意識“應時而出”，與國難當頭、共濟危機這一背景有關。
但他的問題在于：年輕氣盛，自許過高，功名心重，求成太切，以緻焦頭爛額，終為瞬息萬變的時局所淘汰，或被當權者玩弄于股掌之上亦未可知。
誠如他後來在美國對張君劢、曾琦兩人坦承，“對蔣已失去價值&hellip&hellip”，更說過“政治是危險的”這樣的話，從此心灰意冷，自匿其迹，“夜闌卧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同輩是這樣評價他的：“三十年代中國赫赫有名的日本通高宗武，雖然不在高位，卻肩負國家對日外交重任，當道倚為股肱左右之臣，春風得意之時不過而立之年。
數年之間，便銷聲匿迹，隐于異邦，依商為生，默然而逝，令人惋惜。
”揆之事實，大緻如此：陶希聖可回重慶，高則不允返回，不得已遠走美國。
這時戰争尚未結束，從政生涯卻提前畫上了句号。
高宗武患有慢性肺結核病，一生好幾次長期住院。
身體固疾可治，心靈陰影難消。
從政七年如咯血，這一遭人非議的政治病史，或許困擾其餘生，讓他常常透不過氣來。
1［美］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下冊，第235頁。
2參見《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5頁。
3《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5頁。
4《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6頁。
5陳香梅筆記《張群先生話往事》，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4頁。
6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0頁。
7陳香梅筆記《張群先生話往事》，第33頁。
8參見《張群先生話往事》，第49頁。
9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三（唐德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頁。
10轉引自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3月二版，第171頁。
11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532~533頁。
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記全編》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700頁。
13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0頁。
14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70頁。
15黃仁宇《從大曆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170頁。
16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志社出版，1965年8月版，第5冊，第8頁。
又注：金雄白系上海報人，後為汪僞集團中政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梅思平為主任委員。
17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75頁。
18《董道甯呈報赴日詳情》（1938年4月12日），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日戰争，第27卷。
轉引自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第589頁。
19唐德剛在美國訪問過高宗武。
高對他說，當年蔣對他說這句話十分精明，如果高幹了什麼（使中日關系）轉向正常的事情，他将給予充分的信任，然而，那将由高自己負責。
參見唐德剛英文論文《中日戰争期間日本對中國的誘和：第一階段&mdash&mdash高宗武的叙述》，刊于1996年台北出版的《第三屆百年中日關系研讨會論文集》，第639~680頁。
轉引自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第589頁。
20陳存恭等《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出版，第99頁。
21即日本“滿鐵”駐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特派員伊滕芳男，均為特工人員，作者注。
22《今井武夫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77頁。
23《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9頁。
24日本外務省檔案S491。
轉引自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頁。
25此信全文是：職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
茲謹将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人觀感三項，分别呈閱。
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
26陶希聖《潮流與點滴》，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66頁。
27《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9頁。
28《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7頁。
29《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239頁。
30《今井武夫回憶錄》，第77頁。
31哈佛學者邦克《和平陰謀&mdash&mdash汪精衛與中日戰争》，第80頁。
轉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94頁。
32楊凡譯自《日本外交檔案S493号》，轉引自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頁。
33中文電報為節省字數，以詩韻的去聲代表日期，“豔”代表29日。
34參見賴特的《現代法國：1960年到現在》，第518頁。
轉引自《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498頁。
35金伯雄《共存之實質》，第289頁。
轉引自《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下冊，第483頁。
36《今井武夫回憶錄》，第82頁。
37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第150頁。
38陶希聖《潮流與點滴》，第169頁。
39王克敏（1873~1945），一度任北洋政府财政總長。
七七事變後，平津淪陷，12月與湯爾和、王揖唐等在北平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并任新民會會長。
1945年，以漢奸罪被逮捕，同年12月25日畏罪服毒自殺，死于北京炮局監獄中。
梁鴻志（1882~1946），光緒舉人。
1938年，在日本人操縱下，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任“維新政府”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
抗戰結束後，被民國政府逮捕法辦，1946年在上海被處決。
40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九輯》，台灣聯經出版公司，1985年11月第二版，第266頁。
41［日］家近亮子《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74頁。
42金伯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5冊，第112頁。
43《今井武夫回憶錄》，第91頁。
44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第646頁。
45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第4期，第71頁。
46《今井武夫回憶錄》，第285頁。
47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5冊，第109頁。
48《中日戰争時期的通敵内幕》，第237頁。
49《胡适任駐美大使期間來往電稿》：陳布雷緻胡适電·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專題資料第2輯。
50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序一（章開沅），第4頁。
51陶希聖《潮流與點滴》一書，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64年12月出版。
52周谷《高宗武笑談當年事》，台灣《傳記文學》第66卷4期，第6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