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從政七年如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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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類似日本俳句的小詩，可見其時的痛楚與困惑，讀來令人低徊：
北方，
南方，
高山，
海洋，
它們全都不屬于中國，
中國百姓将何處為家？
日本人開始對高宗武有所懷疑。
1939年5月5日，汪精衛乘坐日本“北光丸”号到達上海時，其行蹤被日本《朝日記聞》駐滬記者發現，汪決定暫留在船上，以避開媒體的視線，等天黑再說。
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則上岸，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
是晚，汪通知不再上岸。
高這時對周佛海、梅思平表示，說想住到兄長那裡去。
日方影佐祯昭不同意，以命令的口吻對高說：“今晚就住在這裡！”高執意要回，兩人發生口角。
還是周佛海出來打圓場，說：“宗武，你還是回去吧。
”臨出門前，高還忿然高聲說道：“影佐有什麼權力？我為和平運動拼着性命，絕不能聽從日本人的命令！”這一年6月起，日本人開始對高進行監視。
以今井武夫的回憶，在整個談判中，“高宗武的态度始終是批評式的，甚至是虛無的，有時又非常随便的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張，反而使我對他的真實感到懷疑。
”到了夏天，汪由上海飛東京，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同去。
影佐祯昭私下對汪精衛說：日方很有人懷疑高宗武，說他有點靠不住，建議以養病為由，将高扣在日本，暫不回上海，以觀察一段時間再說。
汪反問：有何根據？影佐祯昭說：雖不能十分肯定，但确有許多可疑之處，高可能被重慶利用。
汪精衛仍堅決反對，說：扣留不太好&hellip&hellip後來的事實即可證實，日本人對高的懷疑并非沒有道理。
半年之後，即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脫離汪組織，從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報》上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附件，使汪派陣營内部一時大亂，這就是中國抗戰期間震驚海内外的“高陶事件”。
（四） 高宗武走了。
走得不近情理，聞者驚詫且有疑。
高本人的态度卻是真實可信的，他對日本人說過：“如果汪的和平運動真的能拯救中國，沒有任何中國人會反對它。
但是現在我完全了解這個運動救不了中國。
因此我絕對反對它。
”1939年12月，高與汪等人有過一次談話。
當着陳公博、陶希聖的面，他對汪說：“如果你堅持成立南京政權，你隻能做個溥儀第二。
這樣值得嗎？這是我最後的忠告。
隻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流亡天涯海角。
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hellip&hellip”從感情上來講，這是高不得已的一個選擇。
“我記得1937年我們從南京撤退時，汪很擔心我搞不到船票，那時所有電話線都不通了。
汪親自去找負責撤退的張群，願意把自己的房艙讓給我。
事後他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
我是從别人那裡聽到的。
我也想起汪曾經為我和沈小姐證婚，和頭一個請我們吃飯的往事。
我知道我的離開會給他有多麼沉重的打擊&hellip&hellip”汪精衛盡管大為不悅，卻未動聲色（可參見其日記），仍抵青島，與王克敏、梁鴻志兩漢奸續謀成立僞中央政權分裂之事；周佛海則恨之切切，在日記中寫道：“&hellip&hellip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1940年1月22日）。
當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不禁啞然失笑。
周佛海本是一個善變之人。
這裡若撇開政治不談，隻講做人，周氏遠不如那個大孝子陳公博。
1939年底，陳公博秘密進滬，勸汪懸崖勒馬，停做組府之事，以免使國家陷于分裂。
但汪精衛已騎虎難下，陳勸說無效，乃回香港，繼續侍候老母。
陳公博為性情中人，後見高、陶二人出走，“恐汪之陷于孤立，”頗感惶慮，才又重返上海，從此跌入龌龊政治的泥淖之中。
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日本，陳由僞政府之立法院長接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長，實權卻在副院長周佛海之下。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周佛海搖身一變又為蔣介石的人，被重慶方面委任為國民政府上海、南京地區特别行動隊總司令。
原來周在前一年即向重慶政府反正，後在受審時自嘲，稱是“身在匈奴心在漢”。
1946年4月，陳公博以叛國罪在江蘇高等法院受審，高宗武在美國知道後，扼腕痛惜陳是在替人受過，想要提供證據，并拟往蘇州法庭為其辯護，此事被蔣介石攔了下來。
與陳公博願作“伴食”相比，最後連日本人也看不起周佛海，“他正如一個鑽在内部、恩将仇報的人那樣，看到事情失敗就為了續命而狂奔，結果還是不能逃脫上帝的審判而死于非命”。
像周佛海這樣的人，何嘗又不是一個遭世人唾棄的脊椎動物？那麼，高宗武為何要出走呢？一般認為：主要是對日本人強硬态度的不滿，同時也是對汪本人的一種失望。
陶希聖到達香港後，給今井武夫一信，其中有“&hellip&hellip深知汪氏無力量以解決中日問題，其他諸氏隻求利祿權位，毫無和平誠意。
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hellip&hellip”雲雲，這本可作為解釋高、陶二人出走的真實原因。
但1963年，原汪僞政府中周佛海一個盟友金雄?（筆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則另有說焉：“高宗武搞和談，對公，是向蔣介石效忠；對私，則要由他包辦。
他最後的改變目标而擡出汪先生來，則以日本兩度關閉了對蔣先生和談之門，或許是他在失敗中想死裡逃生，也或許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項的使命&hellip&hellip”以其聞見者之推斷，可信與否，引起史家的關注。
1969年12月，美國學者約翰·亨特·博伊爾對高宗武有過一次訪問，試圖從這位“和平運動”親曆者口中了解其全部真相，未能如願以償，以至于這樣說：“在高宗武發表回憶錄以前，或在台灣政權同意讓外人自由閱覽其曆史檔案（在我們這一輩子裡，看來是不大可能得到這種許可）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裡發生過哪些事情的詳情是無法知道的。
據高講，他本人對這些事情的記述在他死前是不會發表的，同時，&lsquo為了不被人曲解&rsquo，他還要對自己的私事和回憶嚴加保密。
自從1940年1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來，高沒有寫過任何有關和平運動的東西&hellip&hellip”深得晚年胡适信任的史學家唐德剛，當年在美國也訪問過高，兩人“暗室私談竟夕”，然至關鍵處，無論怎樣旁敲側擊，高始終不肯吐露半個字。
唐心有不甘，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約談一次。
高表示歡迎，卻又言明在先：不談敏感舊事&hellip&hellip盡管高長期以來，始終守口如瓶，但有一事實至少不會錯：“高陶事件”後，陶希聖奉命留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近從台灣友人處得當年蔣介石撤消高宗武通輯令手谕的影印件，時間為1941年2月13日編印《國際通訊》周刊，向戰時軍政機關提供世界局勢分析及國際問題參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争爆發，香港既陷，陶希聖随惠陽還鄉隊逃離港島，輾轉到了重慶陪都。
陳布雷奉蔣之意作出妥善安排，陶在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任少将組長；1940年4月，高宗武則化名“高其昌”，持重慶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官員護照，偕夫人沈惟瑜經歐洲到了美國。
初在駐美大使胡适身邊協助工作，後以經商為生。
其間，蔣讓陳布雷緻電胡大使，讓使館及領館對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維護”（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電報：“高宗武君通緝令，國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銷，已交國府公報登載。
但不欲舊事重提，故報紙上不發表消息。
此事當局去秋即有意辦理，今始實現。
可慰高君愛國之心&hellip&hellip”（1942年5月28日）更有另一說法，蔣曾給高寫過一封親筆信，交杜月笙帶到香港，信内慰勉有加，稱其為“浙中健兒”，與上述電文“可慰高君愛國之心”一句，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從高的未刊回憶錄中得以證實：“中國後方的反應非常良好。
委員長給我一封信。
當我加入汪精衛協助他的注定失敗的和平運動時，委員長曾經很憤怒。
現在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贊賞我的動作。
他說，浙江有理由為我驕傲。
我的家鄉是浙江溫州，浙江也是委員長的故鄉。
”當時中國的現實政治隐微複雜，讓人一時難以看透。
但對汪精衛等人早已視為漢奸而論之。
當代史學家章開沅認為：“抗戰甫興而試探言和乃是一場政治賭博，究竟有幾分出于考慮國家命運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權奪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難作簡單的誅心之論。
”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我們确實應當聽聽高宗武本人是怎樣說的。
然而，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說得太少，誰也不知他有過一本回憶錄。
唐德剛更是百思不得其解：難道他甯願一輩子就這樣&mdash&mdash讓後世一些未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編造、誤人誤己”？高晚年與周谷這樣的朋友聊過當年舊事，大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花邊舊聞”，并未涉及真正内幕。
唐德剛與美國學者（後又有哈佛費正清一弟子訪問高，亦不得要領）亦均為無功而返，因此一般認為，高宗武生前不會再說什麼了。
高于1994年9月在美國離世，這時距汪精衛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蔣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無論如何，即使當年負有“秘密使命”，亦不至于奄奄氣盡之時仍三緘其口！或許曆史本來就是一個擅長開玩笑的高手，不久前，一本塵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被發現。
這件事不會驚動太多的人，但對于研究民國史的人來說，想必是一個意外。
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間在美國完成的一本回憶錄，書名為《深入虎穴》（IntotheTiger"sDen），英文打字稿共254頁，有十四個章節。
從時間上看，此距曆史上的“高陶事件”不出幾年時間。
較之陶希聖在二十多年後的回憶，似更加清晰與完整。
此事過程大約是這樣的：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謝幼田（國民黨元老謝持的孫子）打電話給陶希聖之子陶恒生先生，稱該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台灣學者，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民黨檔案、婦聯會檔案、宋子文檔案、兩蔣日記落戶斯坦福大學的關鍵人物。
李登輝時代曾任“總統府”笫一局副局長兼發言人）在查閱當年美國外交官羅倫斯·薩斯伯裡（LaurenceE.Salisbury1891~1976）檔案時，意外發現一部“高宗武手稿”。
陶先生早年畢業于台灣大學機械系，國際知名水泥工程專家。
1977年退休後定居美國舊金山，以十年之力寫出《“高陶事件”始末》一書，先後在台灣與大陸出版。
唐德剛為此作序，評價甚高，認為“可以發掘的史料，除蔣公大溪一檔，尚待大量開采之外，也所餘無多。
恒生之書，應該可說，也是接近結論階段的一家之言了”。
陶先生當年寫“高陶事件”，尚不知有高的回憶錄存世，在印證其父陶希聖的某些回憶時，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撐（即“孤證不立”），想來不免引為憾事。
陶先生立即與郭女士取得聯系。
7月上旬，偕好友、前《中國時報》駐美記者劉永甯驅車前往斯坦福大學校園，在郭女士熱心幫助下，複印了全稿。
其文稿每頁右側固定有幾行字，大意為：本文件為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有，未經本所明确授權，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hellip&hellip據了解，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薩斯伯裡為國務院遠東事務部副助理(1941~1944)，與高宗武是朋友，這是薩斯伯裡替高介紹出版商時留下的一個副本（檔案第2匣），檔案中還有若幹封高的英文信件、薩斯伯裡日記、書信與文件（第1、3、4匣）。
從現場分析，當時薩斯伯裡與高正在設法出版這本回憶錄。
事實上，并未見出版
1939年5月5日，汪精衛乘坐日本“北光丸”号到達上海時，其行蹤被日本《朝日記聞》駐滬記者發現，汪決定暫留在船上，以避開媒體的視線，等天黑再說。
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則上岸，在虹口的重光堂等候。
是晚，汪通知不再上岸。
高這時對周佛海、梅思平表示，說想住到兄長那裡去。
日方影佐祯昭不同意，以命令的口吻對高說：“今晚就住在這裡！”高執意要回，兩人發生口角。
還是周佛海出來打圓場，說：“宗武，你還是回去吧。
”臨出門前，高還忿然高聲說道：“影佐有什麼權力？我為和平運動拼着性命，絕不能聽從日本人的命令！”這一年6月起，日本人開始對高進行監視。
以今井武夫的回憶，在整個談判中，“高宗武的态度始終是批評式的，甚至是虛無的，有時又非常随便的同意日本方面的主張，反而使我對他的真實感到懷疑。
”到了夏天，汪由上海飛東京，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等人同去。
影佐祯昭私下對汪精衛說：日方很有人懷疑高宗武，說他有點靠不住，建議以養病為由，将高扣在日本，暫不回上海，以觀察一段時間再說。
汪反問：有何根據？影佐祯昭說：雖不能十分肯定，但确有許多可疑之處，高可能被重慶利用。
汪精衛仍堅決反對，說：扣留不太好&hellip&hellip後來的事實即可證實，日本人對高的懷疑并非沒有道理。
半年之後，即1940年1月3日，高宗武、陶希聖二人在杜月笙的秘密安排下脫離汪組織，從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高、陶二人在香港《大公報》上披露汪日密約《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及附件，使汪派陣營内部一時大亂，這就是中國抗戰期間震驚海内外的“高陶事件”。
（四） 高宗武走了。
走得不近情理，聞者驚詫且有疑。
高本人的态度卻是真實可信的，他對日本人說過：“如果汪的和平運動真的能拯救中國，沒有任何中國人會反對它。
但是現在我完全了解這個運動救不了中國。
因此我絕對反對它。
”1939年12月，高與汪等人有過一次談話。
當着陳公博、陶希聖的面，他對汪說：“如果你堅持成立南京政權，你隻能做個溥儀第二。
這樣值得嗎？這是我最後的忠告。
隻要你不背叛中國，我将追随你到底，即使流亡天涯海角。
如果你背叛中國，那麼我們分手&hellip&hellip”從感情上來講，這是高不得已的一個選擇。
“我記得1937年我們從南京撤退時，汪很擔心我搞不到船票，那時所有電話線都不通了。
汪親自去找負責撤退的張群，願意把自己的房艙讓給我。
事後他從未向我提起這件事。
我是從别人那裡聽到的。
我也想起汪曾經為我和沈小姐證婚，和頭一個請我們吃飯的往事。
我知道我的離開會給他有多麼沉重的打擊&hellip&hellip”汪精衛盡管大為不悅，卻未動聲色（可參見其日記），仍抵青島，與王克敏、梁鴻志兩漢奸續謀成立僞中央政權分裂之事；周佛海則恨之切切，在日記中寫道：“&hellip&hellip高、陶兩動物，今後誓當殺之也”（1940年1月22日）。
當我讀到這一段文字時，不禁啞然失笑。
周佛海本是一個善變之人。
這裡若撇開政治不談，隻講做人，周氏遠不如那個大孝子陳公博。
1939年底，陳公博秘密進滬，勸汪懸崖勒馬，停做組府之事，以免使國家陷于分裂。
但汪精衛已騎虎難下，陳勸說無效，乃回香港，繼續侍候老母。
陳公博為性情中人，後見高、陶二人出走，“恐汪之陷于孤立，”頗感惶慮，才又重返上海，從此跌入龌龊政治的泥淖之中。
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日本，陳由僞政府之立法院長接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長，實權卻在副院長周佛海之下。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周佛海搖身一變又為蔣介石的人，被重慶方面委任為國民政府上海、南京地區特别行動隊總司令。
原來周在前一年即向重慶政府反正，後在受審時自嘲，稱是“身在匈奴心在漢”。
1946年4月，陳公博以叛國罪在江蘇高等法院受審，高宗武在美國知道後，扼腕痛惜陳是在替人受過，想要提供證據，并拟往蘇州法庭為其辯護，此事被蔣介石攔了下來。
與陳公博願作“伴食”相比，最後連日本人也看不起周佛海，“他正如一個鑽在内部、恩将仇報的人那樣，看到事情失敗就為了續命而狂奔，結果還是不能逃脫上帝的審判而死于非命”。
像周佛海這樣的人，何嘗又不是一個遭世人唾棄的脊椎動物？那麼，高宗武為何要出走呢？一般認為：主要是對日本人強硬态度的不滿，同時也是對汪本人的一種失望。
陶希聖到達香港後，給今井武夫一信，其中有“&hellip&hellip深知汪氏無力量以解決中日問題，其他諸氏隻求利祿權位，毫無和平誠意。
弟由于失望以至于出走&hellip&hellip”雲雲，這本可作為解釋高、陶二人出走的真實原因。
但1963年，原汪僞政府中周佛海一個盟友金雄?（筆名朱子家），在香港出版《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則另有說焉：“高宗武搞和談，對公，是向蔣介石效忠；對私，則要由他包辦。
他最後的改變目标而擡出汪先生來，則以日本兩度關閉了對蔣先生和談之門，或許是他在失敗中想死裡逃生，也或許他暗中奉到了别一項的使命&hellip&hellip”以其聞見者之推斷，可信與否，引起史家的關注。
1969年12月，美國學者約翰·亨特·博伊爾對高宗武有過一次訪問，試圖從這位“和平運動”親曆者口中了解其全部真相，未能如願以償，以至于這樣說：“在高宗武發表回憶錄以前，或在台灣政權同意讓外人自由閱覽其曆史檔案（在我們這一輩子裡，看來是不大可能得到這種許可）以前，究竟在那些年代裡發生過哪些事情的詳情是無法知道的。
據高講，他本人對這些事情的記述在他死前是不會發表的，同時，&lsquo為了不被人曲解&rsquo，他還要對自己的私事和回憶嚴加保密。
自從1940年1月的那些重大的日子以來，高沒有寫過任何有關和平運動的東西&hellip&hellip”深得晚年胡适信任的史學家唐德剛，當年在美國也訪問過高，兩人“暗室私談竟夕”，然至關鍵處，無論怎樣旁敲側擊，高始終不肯吐露半個字。
唐心有不甘，為促其留下信史，想再約談一次。
高表示歡迎，卻又言明在先：不談敏感舊事&hellip&hellip盡管高長期以來，始終守口如瓶，但有一事實至少不會錯：“高陶事件”後，陶希聖奉命留在香港，創辦國際通訊社，近從台灣友人處得當年蔣介石撤消高宗武通輯令手谕的影印件，時間為1941年2月13日編印《國際通訊》周刊，向戰時軍政機關提供世界局勢分析及國際問題參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争爆發，香港既陷，陶希聖随惠陽還鄉隊逃離港島，輾轉到了重慶陪都。
陳布雷奉蔣之意作出妥善安排，陶在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任少将組長；1940年4月，高宗武則化名“高其昌”，持重慶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廳參事官員護照，偕夫人沈惟瑜經歐洲到了美國。
初在駐美大使胡适身邊協助工作，後以經商為生。
其間，蔣讓陳布雷緻電胡大使，讓使館及領館對高宗武“多予照拂并維護”（1940年6月14日），另有一電報：“高宗武君通緝令，國府篠（十七）日下令撤銷，已交國府公報登載。
但不欲舊事重提，故報紙上不發表消息。
此事當局去秋即有意辦理，今始實現。
可慰高君愛國之心&hellip&hellip”（1942年5月28日）更有另一說法，蔣曾給高寫過一封親筆信，交杜月笙帶到香港，信内慰勉有加，稱其為“浙中健兒”，與上述電文“可慰高君愛國之心”一句，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從高的未刊回憶錄中得以證實：“中國後方的反應非常良好。
委員長給我一封信。
當我加入汪精衛協助他的注定失敗的和平運動時，委員長曾經很憤怒。
現在憤怒已消，他表示非常贊賞我的動作。
他說，浙江有理由為我驕傲。
我的家鄉是浙江溫州，浙江也是委員長的故鄉。
”當時中國的現實政治隐微複雜，讓人一時難以看透。
但對汪精衛等人早已視為漢奸而論之。
當代史學家章開沅認為：“抗戰甫興而試探言和乃是一場政治賭博，究竟有幾分出于考慮國家命運的公心？有多少出于争權奪利的私意？局外人很難作簡單的誅心之論。
”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我們确實應當聽聽高宗武本人是怎樣說的。
然而，這麼多年來，他一直說得太少，誰也不知他有過一本回憶錄。
唐德剛更是百思不得其解：難道他甯願一輩子就這樣&mdash&mdash讓後世一些未明真相的隔代史家“各取所需，自行編造、誤人誤己”？高晚年與周谷這樣的朋友聊過當年舊事，大都是一些無關痛癢的“花邊舊聞”，并未涉及真正内幕。
唐德剛與美國學者（後又有哈佛費正清一弟子訪問高，亦不得要領）亦均為無功而返，因此一般認為，高宗武生前不會再說什麼了。
高于1994年9月在美國離世，這時距汪精衛之死已有五十年，距蔣介石之死也有十九年，無論如何，即使當年負有“秘密使命”，亦不至于奄奄氣盡之時仍三緘其口！或許曆史本來就是一個擅長開玩笑的高手，不久前，一本塵封了六十一年之久的“高宗武文稿”，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被發現。
這件事不會驚動太多的人，但對于研究民國史的人來說，想必是一個意外。
這是高宗武于1944年8月間在美國完成的一本回憶錄，書名為《深入虎穴》（IntotheTiger"sDen），英文打字稿共254頁，有十四個章節。
從時間上看，此距曆史上的“高陶事件”不出幾年時間。
較之陶希聖在二十多年後的回憶，似更加清晰與完整。
此事過程大約是這樣的：2005年6月底，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謝幼田（國民黨元老謝持的孫子）打電話給陶希聖之子陶恒生先生，稱該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台灣學者，美國俄勒岡大學政治學博士。
國民黨檔案、婦聯會檔案、宋子文檔案、兩蔣日記落戶斯坦福大學的關鍵人物。
李登輝時代曾任“總統府”笫一局副局長兼發言人）在查閱當年美國外交官羅倫斯·薩斯伯裡（LaurenceE.Salisbury1891~1976）檔案時，意外發現一部“高宗武手稿”。
陶先生早年畢業于台灣大學機械系，國際知名水泥工程專家。
1977年退休後定居美國舊金山，以十年之力寫出《“高陶事件”始末》一書，先後在台灣與大陸出版。
唐德剛為此作序，評價甚高，認為“可以發掘的史料，除蔣公大溪一檔，尚待大量開采之外，也所餘無多。
恒生之書，應該可說，也是接近結論階段的一家之言了”。
陶先生當年寫“高陶事件”，尚不知有高的回憶錄存世，在印證其父陶希聖的某些回憶時，缺少有力的史料支撐（即“孤證不立”），想來不免引為憾事。
陶先生立即與郭女士取得聯系。
7月上旬，偕好友、前《中國時報》駐美記者劉永甯驅車前往斯坦福大學校園，在郭女士熱心幫助下，複印了全稿。
其文稿每頁右側固定有幾行字，大意為：本文件為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所有，未經本所明确授權，不得私自散布或出版&hellip&hellip據了解，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薩斯伯裡為國務院遠東事務部副助理(1941~1944)，與高宗武是朋友，這是薩斯伯裡替高介紹出版商時留下的一個副本（檔案第2匣），檔案中還有若幹封高的英文信件、薩斯伯裡日記、書信與文件（第1、3、4匣）。
從現場分析，當時薩斯伯裡與高正在設法出版這本回憶錄。
事實上，并未見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