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從政七年如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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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ip更何況，日本軍方中的強硬派，從未有過一絲真正的和平之意，否則這場慘絕人寰的戰争就不會打上八年之久了。
适于此時，高宗武意識到已闖下滔天大禍，從東京回到香港後，未敢去漢口，而是讓手下的人（周隆庠）将三份材料送交了周佛海，并附有一信給蔣介石。
他在信中對蔣這樣說，所呈送的三個材料“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其内心之惶恐溢于言表。
周佛海深感此事重大，将材料立即交給汪精衛。
汪大驚，“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
我決不瞞過蔣先生。
”蔣大怒，“高宗武是個混蛋，誰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止了高在香港的活動經費。
蔣的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導緻結核病複發，沉寂了好幾個月，連日本人也找不他。
從此，高宗武也再沒有見過蔣介石。
（三） 自盧溝橋事件以來，高宗武一直以為自己是了解蔣真實意圖的，他是在受命尋找“對日折沖”的途徑，并從不認為“試探和平”是對蔣的一種背叛。
而蔣呢，之所以又對高前往香港以默許，其實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其中或許暗藏策略上的某種進退。
“這種默許的手法，是委員長日後處理高負責的和平運動時所反複使用的手法。
這樣做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無論哪個聰明的年輕外交官使用什麼外交妙計奏了效，委員長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功勞據為己有，要是失敗了呢，他也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把責任推卸掉”。
而且在當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說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給周（指周佛海）的情報并沒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裡，而是繼續轉到委員長那裡去了。
&hellip&hellip蔣肯定知道高此番遠行決不單是搜集情報而已，不過蔣覺得高最終還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hellip&hellip高也許能找到有影響的、願意就蔣所能接受的條件進行談判的日本人。
如果他做到了這一點，蔣就能加以利用”。
然而，此時日本内閣五相會議已通過《适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啟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醞釀建立堅強的新政權”，這意味着高之前的所有努力，已完全落空。
對蔣來說，高的這一條暗道似已不能再走，及時停掉他在香港的活動經費，就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明示。
高或許并未完全意識到，或許已得到周佛海的暗中支持（周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每月撥三千元給高宗武，作為替汪工作的活動經費）。
所以，待病情稍有好轉，仍居心行事，甚至不惜肝腦塗地，或如唐德剛所說，自覺衆睡獨醒，實為愚不可及。
“他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要使日本方面改變主張是困難的，而在同時，他也下了很大的決心：在不得已時，即使背叛蔣介石的意向，也要挺身而出，從事日華之間的和平工作&hellip&hellip”正是由于未能得到蔣的諒解，并有了疏遠的迹象，高宗武于失望中孤注一擲，不得不與汪精衛等人走得更近了，這又正是汪本人和日本“不擴大派”所願意看到的。
當時有一種說法，高“好像既不代表蔣，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都願意跟他談&hellip&hellip”這大概也是高宗武頭腦一時發熱，自以為可促成“和平”的重要原因。
據日本外務省當年一份給内閣的報告稱，高曾把汪精衛對和平結束的方法表示為：一，如果日本與蔣介石接觸，他援助斡旋；二，如果與蔣介石以外的人接觸，他以在野資格斡旋；三，如果要他出來負責，他将出馬。
鑒于此時蔣對高的态度，周佛海開始變得小心翼翼起來，他讓梅思平接替了高宗武的某些工作。
但高在香港的活動，實際上并未停止，不過是由高介紹日本同盟社中南總分局長松本重治和梅思平繼續談判，梅和汪的關系更為密切。
另有種種迹象表明，汪此時意欲脫離重慶政府、單幹之念頭日甚一日。
1938年10月21日，廣州失陷，汪發表“和平”解決中日糾紛的談話；南洋華僑籌赈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即緻電汪精衛，勸其勿與日本妥協；汪複電：和平條件如無害于中國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同一天，梅思平從香港到達重慶，與汪見面，攜有日本希望汪氏脫離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的條款，經過多日的商讨，到11月2日梅離開重慶時，汪已作了最後的決定。
11月20日，汪指示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桢昭等秘密會談，簽訂了幾項協議（即“日華協議記錄”，又稱“重光堂協議”）。
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一周後，梅又返回重慶，向汪報告一切。
此時汪決定出走，預定先到昆明，後轉河内或香港。
高回憶：“我在香港的時候，汪精衛還在重慶試圖作出出走安南（即越南）的決定。
他發電報詢問我的意見。
雖然我曾經幫助他和近衛公爵溝通，我僅僅回答：&lsquo我不建議你這麼做。
&rsquo”12月5日，周佛海按計劃逃離重慶，他在日記中坦承“飛機離地之刹那，即餘政治生命斷絕之時”；12月18日，汪精衛終于不顧一切離開重慶，前赴昆明，他夢想能夠得到雲南省主席龍雲在政治或軍事上的支持；次日，汪與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等人一同搭機前往河内；12月29日，發表曆史上臭名昭著的“豔電”，即汪精衛簽署的那份《緻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其中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
此“豔電”立即遭至海内外同胞交相撻伐，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臨時常委會，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并撤銷一切職務的決定。
高承認：“發出電報後的主要後果為：（一）汪立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造成汪對蔣的痛恨；（二）連汪的同情者都批評那封電報。
汪獲得民衆支持的希望徹底破滅。
”至此，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與總裁蔣介石正式決裂，兩人分道揚镳。
蔣介石内心震驚不已，在日記中歎道：“不料精衛之糊塗卑劣乃至于此，誠無可救藥矣。
黨國不幸，竟有此類寡廉鮮恥之徒，無論任何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奸僞之尤者也。
”（1938年12月22日日記） 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運動”從一開始注定就要失敗。
并非是在今天已看到這一結果，而是日本人推行所謂“大陸政策”，即為了保護日本就必須消滅或征服幅員遼闊、卻又孱弱的中國，這一荒誕不經、喪失理性、野心勃勃的念頭，最終一步一步地把日本拖進了戰争的泥淖之中。
從大曆史的全程角度來看，九一八事變，實際上是導緻日本走向敗降，以及中國進入複興的一個曆史分水嶺。
關東軍抗命在東北滋事“成功”，燃起日本軍閥的野心；中國人也因此而覺醒，促使各種分崩離析力量開始整合，最後形成一種不屈不撓的抗戰意志，從此走上對抗日本強權侵略的道路。
及至太平洋戰争爆發，汪也開始意識到由于美國人的參戰，對他與日本人來說都是一種不祥之兆。
日本此即若被打敗，将徹底證明自己的“和平運動”不僅逆全民族抗日大勢而動，甚至是可悲和無恥的，無以見諒于全體國人，就像當年他指責“滿洲國”的溥儀是民族“漢奸”一樣，其下場可想而知。
或許汪的想法與後來的法國傀儡元首皮埃爾·賴伐爾頗有相似之處：“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國所有的石頭用來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夠用；要是我的政策失敗了，我就會被絞死&hellip&hellip”賴伐爾果然是以叛國罪而被絞死的。
賴伐爾以親德而賣國，汪精衛以親日而求利，包括戰時歐洲各國的傀儡政權，東西方同時上演了一幕幕政治上的活鬧劇，引人深思。
其實，汪的内心始終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天他告誡自己的兒子：“你一定要有應付這個日子到來的勇氣。
”實際上，即使日本不發動太平洋戰争，汪的失敗也隻是時間問題。
這一點，連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汪自首都南京陷落前，就在焦急憂慮如何對和平有所作為，但當時徹底抗戰之聲正震蕩全國，抗戰的火焰正在升騰，同時也是汪自身的實權非常微弱的時候&hellip&hellip”七七事變後，中國決定對日抗戰，其勝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國際援助上。
汪氏等人則根據當時形勢，估計國際援助決不會來，隻有趕快對日謀和，以免一敗塗地；不料中國（蔣介石一派）苦撐抗日的能力，終于赢得西方各國的信任，漸感中國足以做它們在遠東制衡日本勢力的夥伴，一改原來冷眼旁觀的态度，開始對華援助。
汪精衛等人對形勢的估計一錯再錯，最終成了淪陷區裡的日本傀儡。
另有一點，就是汪精衛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不适宜搞政治，個人權位利益的野心是導緻失敗的原因之一。
汪大抵是那種易于感情沖動、意氣用事之人；其一貫表現為立場不堅定，言論變化無常，在政治上一遇挫折，不是南下隐居，就是遠走歐洲，“從1911年至1936年二十多年間，他出走法國竟達六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複不定、遇困即逃、聞利乃回的作風，如何能成大事”？汪的老婆陳璧君倒是說一不二的人。
汪早年緻力于革命時，這個女人陪着他左右突圍，襄助建功立業，功不可沒。
從一些史料看，汪精衛之出走，與陳璧君在一旁搗鼓也有關系，她大概也知汪、蔣二人此時勢不兩立，非走不可了。
陳公博對陶希聖就說過：“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至敗事。
”高宗武未必不知汪的性格，當他發現汪精衛試圖走得太遠時，也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1939年3月21日，曾仲鳴在河内被錯殺，汪精衛極為震驚，何去何從一時難以抉擇。
高勸他前往歐洲或菲律賓，從此不問政事，甚至願陪他返回重慶，惟不可與日本人再談下去了，“縱然私人積怨甚多，也不可出此下策”；更說：日本在中國已有兩個傀儡組織，北有王克敏，南有梁鴻志，又何必再插一腳？汪此時已無路可走，不聽&hellip&hellip高回憶道，此時汪在河内不慎跌了一跤，腿上綁着繃帶，“顯得非常憂郁。
汪說他想去東京去了解日本人的&lsquo真實态度&rsquo。
我說，我們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什麼都不要做。
在我和他相處的兩星期中，汪曾經多次問我，&lsquo我能相信日本人嗎？&rsquo每一次我都回答，&lsquo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rsquo”未隔多久，高即發現，與汪派組織其他人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
而這些分歧，以他的性情則是無法忍受的。
正如後來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汪精衛到上海前，其陣營内已分為兩派。
高宗武、陶希聖等認為汪精衛如果要組成新政府，一定要在日軍占領的地區之外建立，且此政府有自由，不受日本的控制，此即所謂&lsquo高宗武路線&rsquo。
周佛海領導的另外一派認為當時汪精衛的分裂運動缺乏武力，不得不依賴日本的支持，而在南京建立政權，此即所謂&lsquo周佛海路線&rsquo。
”應當承認，“高宗武路線”不僅符合他本人的政治邏輯，同時也是一個底線：即不在敵戰區建立所謂“新政府”，無論怎麼說，最多是對國民政府的一個背叛；而反之，則就是投敵。
國民黨内部另立政府之事并非絕無僅有。
國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廣州成立以來，及至北伐成功這一期間，就有過好幾次分裂。
以1928年為例?南京政府的成立是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變”為契機的，盡管各有各的說法，但在當時至少有兩個意義上的不合常規，“其一，它是在中國的正統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作為國民政府武漢政府同時存在的情況下成立的。
其二，是在驅逐國内軍事敵對勢力尚未成功即國民革命途中成立的”。
南京政府當時也強調與武漢政府的連續性，以獲取國民黨内部更多的支持作為其正統性的最大依據，武漢政府當然不容分裂，下令免去蔣介石本兼各職&hellip&hellip這不過是十多年前才發生過的事情，或許時空與背景有所不同，但汪精衛不至健忘，高宗武心中也未必一點數沒有。
然則，“周佛海路線”在這個組織中漸成主流，高處于邊緣化，對汪精衛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心緒低落，寫過
适于此時，高宗武意識到已闖下滔天大禍，從東京回到香港後，未敢去漢口，而是讓手下的人（周隆庠）将三份材料送交了周佛海，并附有一信給蔣介石。
他在信中對蔣這樣說，所呈送的三個材料“或可贖職擅赴之罪于萬一”，其内心之惶恐溢于言表。
周佛海深感此事重大，将材料立即交給汪精衛。
汪大驚，“我單獨對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
我決不瞞過蔣先生。
”蔣大怒，“高宗武是個混蛋，誰叫他去日本的？”随即停止了高在香港的活動經費。
蔣的這一态度，使欲建奇功的高宗武，大受刺激，不禁咯血，導緻結核病複發，沉寂了好幾個月，連日本人也找不他。
從此，高宗武也再沒有見過蔣介石。
（三） 自盧溝橋事件以來，高宗武一直以為自己是了解蔣真實意圖的，他是在受命尋找“對日折沖”的途徑，并從不認為“試探和平”是對蔣的一種背叛。
而蔣呢，之所以又對高前往香港以默許，其實也是政治上的不得已，其中或許暗藏策略上的某種進退。
“這種默許的手法，是委員長日後處理高負責的和平運動時所反複使用的手法。
這樣做的好處是很明顯的：無論哪個聰明的年輕外交官使用什麼外交妙計奏了效，委員長都可以輕而易舉地把這些功勞據為己有，要是失敗了呢，他也可以同樣輕而易舉地把責任推卸掉”。
而且在當時，“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說高所搜集并且寄回給周（指周佛海）的情報并沒有就此停留在周的手裡，而是繼續轉到委員長那裡去了。
&hellip&hellip蔣肯定知道高此番遠行決不單是搜集情報而已，不過蔣覺得高最終還是忠于自己并受自己支配的&hellip&hellip高也許能找到有影響的、願意就蔣所能接受的條件進行談判的日本人。
如果他做到了這一點，蔣就能加以利用”。
然而，此時日本内閣五相會議已通過《适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啟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醞釀建立堅強的新政權”，這意味着高之前的所有努力，已完全落空。
對蔣來說，高的這一條暗道似已不能再走，及時停掉他在香港的活動經費，就是一個最直截了當的明示。
高或許并未完全意識到，或許已得到周佛海的暗中支持（周從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每月撥三千元給高宗武，作為替汪工作的活動經費）。
所以，待病情稍有好轉，仍居心行事，甚至不惜肝腦塗地，或如唐德剛所說，自覺衆睡獨醒，實為愚不可及。
“他愈來愈深刻地認識到要使日本方面改變主張是困難的，而在同時，他也下了很大的決心：在不得已時，即使背叛蔣介石的意向，也要挺身而出，從事日華之間的和平工作&hellip&hellip”正是由于未能得到蔣的諒解，并有了疏遠的迹象，高宗武于失望中孤注一擲，不得不與汪精衛等人走得更近了，這又正是汪本人和日本“不擴大派”所願意看到的。
當時有一種說法，高“好像既不代表蔣，也不代表汪，可是日本人都願意跟他談&hellip&hellip”這大概也是高宗武頭腦一時發熱，自以為可促成“和平”的重要原因。
據日本外務省當年一份給内閣的報告稱，高曾把汪精衛對和平結束的方法表示為：一，如果日本與蔣介石接觸，他援助斡旋；二，如果與蔣介石以外的人接觸，他以在野資格斡旋；三，如果要他出來負責，他将出馬。
鑒于此時蔣對高的态度，周佛海開始變得小心翼翼起來，他讓梅思平接替了高宗武的某些工作。
但高在香港的活動，實際上并未停止，不過是由高介紹日本同盟社中南總分局長松本重治和梅思平繼續談判，梅和汪的關系更為密切。
另有種種迹象表明，汪此時意欲脫離重慶政府、單幹之念頭日甚一日。
1938年10月21日，廣州失陷，汪發表“和平”解決中日糾紛的談話；南洋華僑籌赈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即緻電汪精衛，勸其勿與日本妥協；汪複電：和平條件如無害于中國之獨立生存，何必拒絕？同一天，梅思平從香港到達重慶，與汪見面，攜有日本希望汪氏脫離重慶，另組政府，談判和平的條款，經過多日的商讨，到11月2日梅離開重慶時，汪已作了最後的決定。
11月20日，汪指示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與日方代表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影佐桢昭等秘密會談，簽訂了幾項協議（即“日華協議記錄”，又稱“重光堂協議”）。
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一周後，梅又返回重慶，向汪報告一切。
此時汪決定出走，預定先到昆明，後轉河内或香港。
高回憶：“我在香港的時候，汪精衛還在重慶試圖作出出走安南（即越南）的決定。
他發電報詢問我的意見。
雖然我曾經幫助他和近衛公爵溝通，我僅僅回答：&lsquo我不建議你這麼做。
&rsquo”12月5日，周佛海按計劃逃離重慶，他在日記中坦承“飛機離地之刹那，即餘政治生命斷絕之時”；12月18日，汪精衛終于不顧一切離開重慶，前赴昆明，他夢想能夠得到雲南省主席龍雲在政治或軍事上的支持；次日，汪與陳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等人一同搭機前往河内；12月29日，發表曆史上臭名昭著的“豔電”，即汪精衛簽署的那份《緻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其中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
此“豔電”立即遭至海内外同胞交相撻伐，國民黨中央在重慶召開臨時常委會，宣布開除汪精衛黨籍并撤銷一切職務的決定。
高承認：“發出電報後的主要後果為：（一）汪立即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造成汪對蔣的痛恨；（二）連汪的同情者都批評那封電報。
汪獲得民衆支持的希望徹底破滅。
”至此，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與總裁蔣介石正式決裂，兩人分道揚镳。
蔣介石内心震驚不已，在日記中歎道：“不料精衛之糊塗卑劣乃至于此，誠無可救藥矣。
黨國不幸，竟有此類寡廉鮮恥之徒，無論任何之以誠心義膽，而終不能邀其一顧，此誠奸僞之尤者也。
”（1938年12月22日日記） 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運動”從一開始注定就要失敗。
并非是在今天已看到這一結果，而是日本人推行所謂“大陸政策”，即為了保護日本就必須消滅或征服幅員遼闊、卻又孱弱的中國，這一荒誕不經、喪失理性、野心勃勃的念頭，最終一步一步地把日本拖進了戰争的泥淖之中。
從大曆史的全程角度來看，九一八事變，實際上是導緻日本走向敗降，以及中國進入複興的一個曆史分水嶺。
關東軍抗命在東北滋事“成功”，燃起日本軍閥的野心；中國人也因此而覺醒，促使各種分崩離析力量開始整合，最後形成一種不屈不撓的抗戰意志，從此走上對抗日本強權侵略的道路。
及至太平洋戰争爆發，汪也開始意識到由于美國人的參戰，對他與日本人來說都是一種不祥之兆。
日本此即若被打敗，将徹底證明自己的“和平運動”不僅逆全民族抗日大勢而動，甚至是可悲和無恥的，無以見諒于全體國人，就像當年他指責“滿洲國”的溥儀是民族“漢奸”一樣，其下場可想而知。
或許汪的想法與後來的法國傀儡元首皮埃爾·賴伐爾頗有相似之處：“要是我的政策成功了，把法國所有的石頭用來為我建立塑像恐怕都嫌不夠用；要是我的政策失敗了，我就會被絞死&hellip&hellip”賴伐爾果然是以叛國罪而被絞死的。
賴伐爾以親德而賣國，汪精衛以親日而求利，包括戰時歐洲各國的傀儡政權，東西方同時上演了一幕幕政治上的活鬧劇，引人深思。
其實，汪的内心始終惶惶不可終日，有一天他告誡自己的兒子：“你一定要有應付這個日子到來的勇氣。
”實際上，即使日本不發動太平洋戰争，汪的失敗也隻是時間問題。
這一點，連日本人也看得很清楚，“汪自首都南京陷落前，就在焦急憂慮如何對和平有所作為，但當時徹底抗戰之聲正震蕩全國，抗戰的火焰正在升騰，同時也是汪自身的實權非常微弱的時候&hellip&hellip”七七事變後，中國決定對日抗戰，其勝算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托在國際援助上。
汪氏等人則根據當時形勢，估計國際援助決不會來，隻有趕快對日謀和，以免一敗塗地；不料中國（蔣介石一派）苦撐抗日的能力，終于赢得西方各國的信任，漸感中國足以做它們在遠東制衡日本勢力的夥伴，一改原來冷眼旁觀的态度，開始對華援助。
汪精衛等人對形勢的估計一錯再錯，最終成了淪陷區裡的日本傀儡。
另有一點，就是汪精衛本人性格上的缺陷，也是不适宜搞政治，個人權位利益的野心是導緻失敗的原因之一。
汪大抵是那種易于感情沖動、意氣用事之人；其一貫表現為立場不堅定，言論變化無常，在政治上一遇挫折，不是南下隐居，就是遠走歐洲，“從1911年至1936年二十多年間，他出走法國竟達六次之多，如此意志薄弱、反複不定、遇困即逃、聞利乃回的作風，如何能成大事”？汪的老婆陳璧君倒是說一不二的人。
汪早年緻力于革命時，這個女人陪着他左右突圍，襄助建功立業，功不可沒。
從一些史料看，汪精衛之出走，與陳璧君在一旁搗鼓也有關系，她大概也知汪、蔣二人此時勢不兩立，非走不可了。
陳公博對陶希聖就說過：“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至敗事。
”高宗武未必不知汪的性格，當他發現汪精衛試圖走得太遠時，也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1939年3月21日，曾仲鳴在河内被錯殺，汪精衛極為震驚，何去何從一時難以抉擇。
高勸他前往歐洲或菲律賓，從此不問政事，甚至願陪他返回重慶，惟不可與日本人再談下去了，“縱然私人積怨甚多，也不可出此下策”；更說：日本在中國已有兩個傀儡組織，北有王克敏，南有梁鴻志，又何必再插一腳？汪此時已無路可走，不聽&hellip&hellip高回憶道，此時汪在河内不慎跌了一跤，腿上綁着繃帶，“顯得非常憂郁。
汪說他想去東京去了解日本人的&lsquo真實态度&rsquo。
我說，我們目前除了等待日本的下一步，什麼都不要做。
在我和他相處的兩星期中，汪曾經多次問我，&lsquo我能相信日本人嗎？&rsquo每一次我都回答，&lsquo百分之六十不可相信。
&rsquo”未隔多久，高即發現，與汪派組織其他人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
而這些分歧，以他的性情則是無法忍受的。
正如後來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汪精衛到上海前，其陣營内已分為兩派。
高宗武、陶希聖等認為汪精衛如果要組成新政府，一定要在日軍占領的地區之外建立，且此政府有自由，不受日本的控制，此即所謂&lsquo高宗武路線&rsquo。
周佛海領導的另外一派認為當時汪精衛的分裂運動缺乏武力，不得不依賴日本的支持，而在南京建立政權，此即所謂&lsquo周佛海路線&rsquo。
”應當承認，“高宗武路線”不僅符合他本人的政治邏輯，同時也是一個底線：即不在敵戰區建立所謂“新政府”，無論怎麼說，最多是對國民政府的一個背叛；而反之，則就是投敵。
國民黨内部另立政府之事并非絕無僅有。
國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廣州成立以來，及至北伐成功這一期間，就有過好幾次分裂。
以1928年為例?南京政府的成立是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變”為契機的，盡管各有各的說法，但在當時至少有兩個意義上的不合常規，“其一，它是在中國的正統政府北京政府以及作為國民政府武漢政府同時存在的情況下成立的。
其二，是在驅逐國内軍事敵對勢力尚未成功即國民革命途中成立的”。
南京政府當時也強調與武漢政府的連續性，以獲取國民黨内部更多的支持作為其正統性的最大依據，武漢政府當然不容分裂，下令免去蔣介石本兼各職&hellip&hellip這不過是十多年前才發生過的事情，或許時空與背景有所不同，但汪精衛不至健忘，高宗武心中也未必一點數沒有。
然則，“周佛海路線”在這個組織中漸成主流，高處于邊緣化，對汪精衛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心緒低落，寫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