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從政七年如咯血
關燈
小
中
大
千計。
但中國軍隊在華北和華東兩個戰場，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氣概，又為日本軍閥所不曾料到。
然而，“&hellip&hellip抵抗至山窮水盡之時，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際，國土精華盡失，真已到内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
若論抗敵武裝，我軍已無一個完整之師，可以繼續作戰。
&hellip&hellip此仗如何打得下去”？⑨戰争初期，1937年7月24日，蔣介石接見過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7月25日，又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美國在道義上協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面，希望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
這一連串的外交行為，是在兌現七、八天前，蔣在廬山同時又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這一願望，即以時間争取空間，從而赢得戰機。
蔣在7月19日日記中寫道：“政府對和談表示決心，此其時矣。
人以為危，我以為安。
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hellip&hellip”⑩雖然一般認為兩國交惡，“和與戰”不可兼容，但實則戰争與和平交涉有時是并行的，和談對打仗而言是一種政治作戰。
而日本方面，陸軍中的“不擴大派”在政府決定出兵中國華北之後并沒有停止活動，在七、八兩月内，曾經推動過兩次以“和平交涉”為招牌的對華政治誘降活動。
一次是敦促近衛首相派密使對南京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獻策并推動政府開展“船津工作”。
後者的腹稿是：為保全日本陸軍的面子，設法讓中國政府先開口要求停戰講和，“由正在東京的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去擔任誘導中國方面的任務，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調整邦交、停戰條件方案的内容，作為他個人聽到的傳聞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傳遞給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進行試探。
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則開始外交交涉。
這就是拟議的&lsquo船津工作&rsquo”。
日本人之選中高宗武為試探對手，可見這是一個能将求談信息迅速帶到南京上峰那裡的人。
剛剛而立之年的高宗武&mdash&mdash國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實上已成為中日雙方此時意欲打通“外交路線”的首要人選。
7月31日，蔣介石、汪精衛分别召見高宗武，期許甚高，表明責任與分量不會太輕。
胡适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有過記載： 蔣先生約午飯。
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
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隻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并有見識。
”他說：我知道他。
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
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
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于造一Miracle（奇迹），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蔣、汪二人與高宗武談了些什麼，自然不允外界所知。
高或許隻對胡适先生一人說過，但胡适在日記中卻隻字未提。
但随後從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動或可表明，顯然是在受命尋找與日談判的可行途徑，隻見他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間，這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已是王寵惠，他對高宗武的動向似亦不甚清楚。
高在王部長任内，奉蔣委員長密令前往上海辦理對日交涉，即向王部長說拟往上海一行，王不同意，高說：“委座知道。
”王是老官場，立即說：“那你就去罷。
”高到上海後，絕口不提奉何人命前來上海交涉，謠言甚多，引起政府疑懼。
外交部對高亦不滿意。
高每周單獨往見蔣委員長一、二次，每次談話都是很長。
這在當時已是異數。
高說蔣委員長對日交涉要做到“不卑不亢”，蔣的内心極為痛苦。
盡管如此，日本國内的政治氣候卻不容忽視。
“1930年間，日本已被陸軍中激進少壯派及右翼團體包圍威脅，凡舉主張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堅持穩健保守之理财者、約束軍紀之将領均經先後被刺殺，其壓力及于文化界教育界及實業家，輿論亦隻能支持急進政策，所以也缺乏轉圜餘地”。
日本軍人甚至揚言“三個月之内滅亡中國”，使戰争越發激烈，即使雙方其中有人試圖尋求停戰的可能性亦日漸渺茫。
五個月後，南京棄守，《大公報》主筆張季鸾在上海租界碰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後者對張稱：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國。
張立即将這位大使的話口頭轉告蔣介石，“給蔣印象至深”。
大約過後五年，蔣仍耿耿于懷，日記中猶提及此語：“在我軍由南京轉進後，季鸾在滬遇倭駐華大使，彼語季鸾?：&lsquo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國。
&rsquo其意此時若放松中國就不能救日本。
當時吾聞之悲慘無已，終身莫忘，可知倭國文武皆以為非滅亡中國決不能求生存，其愚至昧至此&hellip&hellip”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與船津辰一郎見面；下午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秘密會晤。
當晚返回南京，将會談内容直接向上峰彙報。
就在這天晚上，上海卻發生了“大山事件”，兩名日本軍人闖入虹橋機場時被保安隊所擊斃，從而引發了八一三淞滬之戰。
高的談判無以為繼，不得不暫時停了下來，“船津工作”因此而流産。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日本陸軍“不擴大派”與“擴大派”内鬥的一個結果。
接下來的故事，是高辭去外交部任職，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對日情報聯絡工作。
殊不知此去，竟一意孤行，越走越遠。
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不獨政見兩歧，且私下不和，由來已久，此時矛盾更顯突出。
随着日本“三個月内滅亡中國”的夢想破滅，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受其日本人之遊說，表示願意出面調停中日關系；12月2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高級将領會議，稱不拒絕陶德曼調停。
僅僅過了一個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衛突然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決定放棄與中國的談判。
日本人的這一強硬态度，進一步刺激了汪精衛求和的心情，其抗戰的調門越來越低。
這一年2月，高宗武到達香港，表面上以“宗記洋行”名義在辦理商務，暗中操縱“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下屬的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所”，“實際則代蔣氏負擔對日聯絡與覓取情況的工作”，其活動經費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列支領取（據周佛海日記，每月兩千美元）。
“藝文研究會”隸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外并不公開。
周佛海為事務總幹事，當時他是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兼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原北大教授陶希聖為設計總幹事兼研究組組長。
有人以為，“藝文研究會”是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的一個機構，其實“它乃是蔣、汪二人合作設立的全國輿論指導中心，由蔣資助，汪指導，陶主持”，最初設在漢口英租界内，後遷至重慶。
2月中旬，高宗武即派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蘇日關系）董道甯秘密赴日本，其任務是“刺探敵國大本營最高當局對華真實态度”。
董帶回一封日本參謀部影佐祯昭給昔日同學何應欽、張群的誘和密函。
4月初，高與董回漢口，将密函交周佛海、汪精衛閱。
次日，高谒蔣介石，又将影佐密函交蔣。
蔣囑咐高不要将此事告訴影佐。
14日，蔣指示高再飛香港。
行前，蔣對高說：“你自己斟酌決定吧，盡力而為。
”高開始了新一輪的秘密使命。
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日戰争/第27卷中《高宗武緻蔣委員長函》可證實，這一年4月16日，高将有關和平條件通報給了日方：西義顯返日，“已遵照面谕各點作&lsquo我當局&rsquo之意見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見”。
不久，徐州會戰打響，日方對高通報的和平條件未予答複，此事被擱置下來。
5月底，高回過漢口。
從周佛海日記中可知，高與之有過兩個小時的密談。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汪精衛對英國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聲稱“如果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讨論之基礎，一切視日方所提出條件而定”，公開表明他與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分歧；進而武漢失守，汪夫人陳璧君竟又指使藝文會香港分會，代表汪精衛與日方作“和平談判”接觸，與日方簽下導緻後來汪精衛脫離重慶的若幹文件，其主要談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
當時陳璧君往返于香港與重慶之間，她對高、梅二人說：“你們是為蔣先生跑的，現在試為汪先生跑跑。
”陶希聖之三子陶恒生先生在其專著《“高陶事件”始末》中對此慨歎不已：由蔣介石面命組成，從事對日抗戰宣傳的“藝文研究會”，其香港分會及下屬機構，“到這時竟成了汪精衛對日和談的聯絡管道”。
蔣介石佯裝不知，還是真被蒙在鼓裡？ 應當說，1938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蔣介石是知道的。
盡管蔣一度改口讓王寵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後在周佛海的擔保之下，高還是去了。
蔣對高确實是有點不放心，畢竟太年輕，與日本人又如此過從甚密，若稍有差池，則必誤國家之大事。
高則這樣回憶：“戰争爆發後，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漢口。
跟日本人的談判結束後，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一連串的&lsquo事件&rsquo最後變成了戰争的大事件。
在一次與委員長的談話中，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于目前政府對于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
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們取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
委員長同意了。
于是我離開漢口，不久後帶回來一手情報。
”從後來的情況發展看，蔣的這一顧慮并非沒有道理。
據今井武夫回憶錄披露：“高宗武違背了蔣的真實意圖，到了香港，一再同西、伊滕等舉行會談，在這期間，他注意到這和他過去的想法有了重大分歧。
也就是說，他了解到中國方面首腦部門的真意是堅決希望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實現和平，&hellip&hellip而日本方面，由于已有近衛聲明擺在前面，作為善後之計，則希望以其他要人暫時代替蔣介石，如果可能的話，由汪兆銘來收拾局面。
高宗武發現他本人已随着日華和平的推動而陷入了困境&hellip&hellip”高的這種困境與焦慮，不獨在蔣、汪二人之間進退失據，更以其“低調”而自矜，失去對時局的判斷，一頭栽進逆大潮而蠢蠢欲動的荊棘之中。
這一年6月，高在蔣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去了東京，以他自己的說法，是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報?實則與日軍陸軍大臣、參謀次長等重要人物會見。
在密談中，高無意中給日方實力人物傳達了一個錯誤信号，即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主張”，在國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納，于是将設法從政府之外來推動或展開目前的“和平運動”&hellip&hellip今井武夫當時在場，他回憶：“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對于以蔣介石為中心收拾日華兩國之間事變的方案似乎已經斷念了，他态度一變，不再提出這個問題，隻是專門熱心地聽取日本方面的發言。
”不管今井武夫所說是否真實可信，高此次東京之行，确實對日本政府在制訂對華政策時産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一個月之後，日本内閣五相會議根據大本營陸軍部的建議，通過《适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采取“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台”的方針，“啟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醞釀建立堅強的新政權”。
所謂“中國第一流人物”，無非就是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那些人。
在當時四分五裂的中國，日本人妄想讓蔣介石下台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這并不是說蔣這個人有多麼大的能耐，而是戰争中的政府在其内憂外患之時，确實需要一個能夠服衆的領軍人物，此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手腕高明、隐忍多謀的蔣介石&hellip&he
但中國軍隊在華北和華東兩個戰場，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不屈辱、不投降的英勇氣概，又為日本軍閥所不曾料到。
然而，“&hellip&hellip抵抗至山窮水盡之時，尤其在1938年夏秋之際，國土精華盡失，真已到内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境。
若論抗敵武裝，我軍已無一個完整之師，可以繼續作戰。
&hellip&hellip此仗如何打得下去”？⑨戰争初期，1937年7月24日，蔣介石接見過英國大使許閣森，希望英方居中調解；7月25日，又接見美國大使詹森，呼籲美國在道義上協助制裁日本；7月26日，再與德國大使陶德曼見面，希望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戰事；下午又接見法國大使那齊雅。
這一連串的外交行為，是在兌現七、八天前，蔣在廬山同時又表示的“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這一願望，即以時間争取空間，從而赢得戰機。
蔣在7月19日日記中寫道：“政府對和談表示決心，此其時矣。
人以為危，我以為安。
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hellip&hellip”⑩雖然一般認為兩國交惡，“和與戰”不可兼容，但實則戰争與和平交涉有時是并行的，和談對打仗而言是一種政治作戰。
而日本方面，陸軍中的“不擴大派”在政府決定出兵中國華北之後并沒有停止活動，在七、八兩月内，曾經推動過兩次以“和平交涉”為招牌的對華政治誘降活動。
一次是敦促近衛首相派密使對南京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次就是向昭和天皇獻策并推動政府開展“船津工作”。
後者的腹稿是：為保全日本陸軍的面子，設法讓中國政府先開口要求停戰講和，“由正在東京的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理事長船津辰一郎去擔任誘導中國方面的任務，迅速派他赴上海，将全面調整邦交、停戰條件方案的内容，作為他個人聽到的傳聞中日本政府意向，秘密傳遞給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進行試探。
如果有被接受的可能性，則開始外交交涉。
這就是拟議的&lsquo船津工作&rsquo”。
日本人之選中高宗武為試探對手，可見這是一個能将求談信息迅速帶到南京上峰那裡的人。
剛剛而立之年的高宗武&mdash&mdash國民政府中第一流的“日本通”，事實上已成為中日雙方此時意欲打通“外交路線”的首要人選。
7月31日，蔣介石、汪精衛分别召見高宗武，期許甚高，表明責任與分量不會太輕。
胡适在這一天的日記中有過記載： 蔣先生約午飯。
在座者有梅（即梅贻琦）、伯苓、希聖、布雷、蔣夫人，極難談話。
蔣先生宣言決定作戰，可支持六個月，伯苓附和之。
我不便說話，隻能在臨告辭時說了一句話：“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并有見識。
”他說：我知道他。
我是要找他談話。
下午汪精衛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長談。
談後宗武來看我，始知蔣先生已找他談過了。
宗武談甚詳。
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于造一Miracle（奇迹），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蔣、汪二人與高宗武談了些什麼，自然不允外界所知。
高或許隻對胡适先生一人說過，但胡适在日記中卻隻字未提。
但随後從高的一系列秘密行動或可表明，顯然是在受命尋找與日談判的可行途徑，隻見他不停地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間，這時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已是王寵惠，他對高宗武的動向似亦不甚清楚。
高在王部長任内，奉蔣委員長密令前往上海辦理對日交涉，即向王部長說拟往上海一行，王不同意，高說：“委座知道。
”王是老官場，立即說：“那你就去罷。
”高到上海後，絕口不提奉何人命前來上海交涉，謠言甚多，引起政府疑懼。
外交部對高亦不滿意。
高每周單獨往見蔣委員長一、二次，每次談話都是很長。
這在當時已是異數。
高說蔣委員長對日交涉要做到“不卑不亢”，蔣的内心極為痛苦。
盡管如此，日本國内的政治氣候卻不容忽視。
“1930年間，日本已被陸軍中激進少壯派及右翼團體包圍威脅，凡舉主張公平持重之政治家、堅持穩健保守之理财者、約束軍紀之将領均經先後被刺殺，其壓力及于文化界教育界及實業家，輿論亦隻能支持急進政策，所以也缺乏轉圜餘地”。
日本軍人甚至揚言“三個月之内滅亡中國”，使戰争越發激烈，即使雙方其中有人試圖尋求停戰的可能性亦日漸渺茫。
五個月後，南京棄守，《大公報》主筆張季鸾在上海租界碰見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後者對張稱：要救日本即救不得中國。
張立即将這位大使的話口頭轉告蔣介石，“給蔣印象至深”。
大約過後五年，蔣仍耿耿于懷，日記中猶提及此語：“在我軍由南京轉進後，季鸾在滬遇倭駐華大使，彼語季鸾?：&lsquo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國。
&rsquo其意此時若放松中國就不能救日本。
當時吾聞之悲慘無已，終身莫忘，可知倭國文武皆以為非滅亡中國決不能求生存，其愚至昧至此&hellip&hellip”1937年8月9日上午，高宗武在上海與船津辰一郎見面；下午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秘密會晤。
當晚返回南京，将會談内容直接向上峰彙報。
就在這天晚上，上海卻發生了“大山事件”，兩名日本軍人闖入虹橋機場時被保安隊所擊斃，從而引發了八一三淞滬之戰。
高的談判無以為繼，不得不暫時停了下來，“船津工作”因此而流産。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日本陸軍“不擴大派”與“擴大派”内鬥的一個結果。
接下來的故事，是高辭去外交部任職，受命前往香港主持對日情報聯絡工作。
殊不知此去，竟一意孤行，越走越遠。
蔣介石與汪精衛之間，不獨政見兩歧，且私下不和，由來已久，此時矛盾更顯突出。
随着日本“三個月内滅亡中國”的夢想破滅，1937年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受其日本人之遊說，表示願意出面調停中日關系；12月2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高級将領會議，稱不拒絕陶德曼調停。
僅僅過了一個月，即1938年1月，日本首相近衛突然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并通知陶德曼本人，決定放棄與中國的談判。
日本人的這一強硬态度，進一步刺激了汪精衛求和的心情，其抗戰的調門越來越低。
這一年2月，高宗武到達香港，表面上以“宗記洋行”名義在辦理商務，暗中操縱“藝文研究會”香港分會下屬的一個“日本問題研究所”，“實際則代蔣氏負擔對日聯絡與覓取情況的工作”，其活動經費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列支領取（據周佛海日記，每月兩千美元）。
“藝文研究會”隸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外并不公開。
周佛海為事務總幹事，當時他是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兼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原北大教授陶希聖為設計總幹事兼研究組組長。
有人以為，“藝文研究會”是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的一個機構，其實“它乃是蔣、汪二人合作設立的全國輿論指導中心，由蔣資助，汪指導，陶主持”，最初設在漢口英租界内，後遷至重慶。
2月中旬，高宗武即派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負責蘇日關系）董道甯秘密赴日本，其任務是“刺探敵國大本營最高當局對華真實态度”。
董帶回一封日本參謀部影佐祯昭給昔日同學何應欽、張群的誘和密函。
4月初，高與董回漢口，将密函交周佛海、汪精衛閱。
次日，高谒蔣介石，又将影佐密函交蔣。
蔣囑咐高不要将此事告訴影佐。
14日，蔣指示高再飛香港。
行前，蔣對高說：“你自己斟酌決定吧，盡力而為。
”高開始了新一輪的秘密使命。
台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特交檔案/中日戰争/第27卷中《高宗武緻蔣委員長函》可證實，這一年4月16日，高将有關和平條件通報給了日方：西義顯返日，“已遵照面谕各點作&lsquo我當局&rsquo之意見告之，但未提何人之意見”。
不久，徐州會戰打響，日方對高通報的和平條件未予答複，此事被擱置下來。
5月底，高回過漢口。
從周佛海日記中可知，高與之有過兩個小時的密談。
1938年10月21日，廣州淪陷，汪精衛對英國路透社記者發表談話，聲稱“如果日本提出議和條件，不妨礙中國國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為讨論之基礎，一切視日方所提出條件而定”，公開表明他與蔣介石在政治上的分歧；進而武漢失守，汪夫人陳璧君竟又指使藝文會香港分會，代表汪精衛與日方作“和平談判”接觸，與日方簽下導緻後來汪精衛脫離重慶的若幹文件，其主要談判人就是高宗武、梅思平。
當時陳璧君往返于香港與重慶之間，她對高、梅二人說：“你們是為蔣先生跑的，現在試為汪先生跑跑。
”陶希聖之三子陶恒生先生在其專著《“高陶事件”始末》中對此慨歎不已：由蔣介石面命組成，從事對日抗戰宣傳的“藝文研究會”，其香港分會及下屬機構，“到這時竟成了汪精衛對日和談的聯絡管道”。
蔣介石佯裝不知，還是真被蒙在鼓裡？ 應當說，1938年初，高宗武南下香港，蔣介石是知道的。
盡管蔣一度改口讓王寵惠通知高不要去了，後在周佛海的擔保之下，高還是去了。
蔣對高确實是有點不放心，畢竟太年輕，與日本人又如此過從甚密，若稍有差池，則必誤國家之大事。
高則這樣回憶：“戰争爆發後，我随政府于1937年11月到了漢口。
跟日本人的談判結束後，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一連串的&lsquo事件&rsquo最後變成了戰争的大事件。
在一次與委員長的談話中，我向他報告我在外交部的工作不再有需要，我提議，鑒于目前政府對于日本人在幕後到底在想什麼、做什麼一點都不知道，我應該到香港和上海去。
在那裡，我可以從戰前的日本朋友們取得一些有價值的情報。
委員長同意了。
于是我離開漢口，不久後帶回來一手情報。
”從後來的情況發展看，蔣的這一顧慮并非沒有道理。
據今井武夫回憶錄披露：“高宗武違背了蔣的真實意圖，到了香港，一再同西、伊滕等舉行會談，在這期間，他注意到這和他過去的想法有了重大分歧。
也就是說，他了解到中國方面首腦部門的真意是堅決希望在蔣介石的領導之下實現和平，&hellip&hellip而日本方面，由于已有近衛聲明擺在前面，作為善後之計，則希望以其他要人暫時代替蔣介石，如果可能的話，由汪兆銘來收拾局面。
高宗武發現他本人已随着日華和平的推動而陷入了困境&hellip&hellip”高的這種困境與焦慮，不獨在蔣、汪二人之間進退失據，更以其“低調”而自矜，失去對時局的判斷，一頭栽進逆大潮而蠢蠢欲動的荊棘之中。
這一年6月，高在蔣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去了東京，以他自己的說法，是為了搜集日方意向的情報?實則與日軍陸軍大臣、參謀次長等重要人物會見。
在密談中，高無意中給日方實力人物傳達了一個錯誤信号，即汪精衛等人所謂“和平主張”，在國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納，于是将設法從政府之外來推動或展開目前的“和平運動”&hellip&hellip今井武夫當時在場，他回憶：“我得到的印象是高對于以蔣介石為中心收拾日華兩國之間事變的方案似乎已經斷念了，他态度一變，不再提出這個問題，隻是專門熱心地聽取日本方面的發言。
”不管今井武夫所說是否真實可信，高此次東京之行，确實對日本政府在制訂對華政策時産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一個月之後，日本内閣五相會議根據大本營陸軍部的建議，通過《适應時局的對中國謀略》，決定采取“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介石垮台”的方針，“啟用中國第一流人物”，“醞釀建立堅強的新政權”。
所謂“中國第一流人物”，無非就是汪精衛、唐紹儀、吳佩孚那些人。
在當時四分五裂的中國，日本人妄想讓蔣介石下台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這并不是說蔣這個人有多麼大的能耐，而是戰争中的政府在其内憂外患之時，确實需要一個能夠服衆的領軍人物，此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手腕高明、隐忍多謀的蔣介石&hellip&h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