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從政七年如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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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是大曆史中的小人物。
早年留學日本，歸國不久即從政，受當道賞識，扶搖直上，别有一番懷抱；然而，處斯亂世，國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後更成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調遣的一粒棋子，其命運殊為可歎也。
不過，既為小人物，則又有一好處，就是見勢不妙，船小好掉頭，趨避逃遁，茫如風影，遠離人們的視線，我們不打擾他，他更不想打擾我們。
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無動于衷，一副倦鳥歸山、英雄失路的樣子。
高宗武就是這樣一個人，三十歲之前，紅極一時；之後，則躲得遠遠的，若複隔世，悄無聲息活到了九十歲。
當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壽者，我們不去談他們。
（一） 1931年，高宗武從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時年二十五歲。
這是一個身材瘦小，文質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長詞令”的年輕人①。
返國後，在首都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講授政治學。
日本大學的法學專業，其中包括許多政治課程的内容，這是我在寫作《雷震傳》時所了解到的。
1991年大陸出版的《中華民國史辭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是何種學曆。
我從美國斯坦福大學曆史學教授約翰·亨特·博伊爾的專著中了解到，當年高的“關于中日外交問題博士論文的片斷曾在中國好幾家報紙和雜志上發表過”②。
代序 也就是說，歸國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學講授政治學就不足為奇了，同時也可見這個年輕人對政治的某種興趣。
第二年春末，經友人介紹，高宗武決定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就在動身前，日本首相犬養毅在東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這是日本少壯派軍人所為。
海軍大尉塚野道雄、海軍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現役海軍尉官、八位海軍預備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滿當時日本在政治、外交、經濟、教育、軍事等各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認為是日本政黨、财閥、特權階級相互勾結的結果，遂決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殺犬養毅等政界人士，襲擊政友會本部，企圖消滅當時日本政治領袖、有力财團，從而來改變日本的政治現狀，這就是日本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
犬養毅在“九一八”事件後出任日本首相，當年與孫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國革命”。
高宗武自幼留學日本，對日本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形勢了解入微，立即針對此事寫了一篇約六百字的短文，投給南京《中央日報》。
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為戰略目标。
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見識卓然，引起報社高層的興趣與關注。
他們在刊發此文時加了一個編後語，示意作者到報社來面談一次。
高宗武去了，報社讓他與有關編輯人員座談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參與報社工作：就日本問題每周寫兩篇專欄、兩篇社論，每月支付報酬150元。
高宗武認為錢太少，不足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報社為延攬人才，同時答應再介紹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另有150元。
日本首相犬養毅意外之死，打亂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計劃，也改變其一生的命運。
就這樣，高宗武沒再去廣州，成為《中央日報》特約撰稿人，一時間名聲大噪。
但高本人實際上并不喜歡這項工作，認為長期這樣寫短文時評，“了無前途可言”，幹了半年就離開了。
蔣介石卻很欣賞他分析日本問題的文章。
高宗武有一好友裴複恒，當時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推薦其入侍從室工作。
蔣介石特予延見長談，拟委任侍從室上校秘書，為他處理對日問題。
不知後來為什麼沒有去。
若幹年後，高宗武在美國對好友提及此事，說“如果當時随蔣而不随汪，其後大半生則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寵惠“好人内閣”中擔任過财政總長的羅文幹，奉命前往新疆調解馬仲英、盛世才争端，以失敗而告終，同年12月辭去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
這時汪精衛為行政院長，便自兼外交部長。
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脫離《中央日報》社，轉到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日本問題研究。
人的命運有時不可逆料，高宗武雖然婉拒蔣介石，未敢去侍從室做那個上校秘書，汪精衛卻又找上門來： &hellip&hellip有一家雜志的主編李聖五是在牛津大學留學的國際法權威，并且是汪精衛部下。
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給汪看，汪看後表示願意見見這個年輕人。
汪當時任外交部長，由于對高很賞識，便邀請高參加政府工作，協助辦理同日本人談判有關中國和滿洲國建立鐵路和郵電聯系的事宜。
③ 以日本問題專家身份進入外交部，這對于高個人來說，其誘惑遠大于在蔣的侍從室任職，“在内廷工作動辄得咎，搞不好後半生的生活也大成問題”，此時若能進外交部，發揮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幹，不啻于是一個“天賜良機”。
盡管當時國内對這項談判普遍表示反對，甚至将汪精衛與他周圍的那些人貶抑為“妥協派”，高宗武還是沒有半點遲疑。
1934年初，他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
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亞洲司科長；一個月後，升兼亞洲司幫辦（副司長），主持對日交涉事務，成為汪手下的一個得力幹将。
這時高的薪俸每月300元，汪以高“對日交涉繁忙，應酬也多”為由，特準另加300元補貼。
這個數字在當時已不少，高卻認為勉強可應付自己平日裡的各種開銷。
高是那種特别喜歡交朋友的人，尤其與日本人關系良好。
其間，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進入“滿洲國”收集情報，開始時無法進入。
後在警察特高課一位日本朋友的幫助下，才得以進入東北，時間長達一個月，且收獲甚豐。
返回南京後，将考察報告同時呈報外交部及蔣介石，由此又得到蔣的一次召見。
蔣對高的印象一直不錯。
盡管外界認為高是汪的人，蔣卻不以為然。
他向高詳細詢問對日外交策略。
高認為日本決定吞并中國，或可兩條線路，一條是北進，一條是南進；建議應加強駐朝鮮和台北總領事館職責，給予較高待遇，以便調查日本在兩處的動向。
蔣大為賞識，當場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為特命全權公使兼駐朝鮮總領事，被高婉拒。
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擔任這項負有情報工作之職務”。
1934年，蔣介石的盟兄黃郛（膺白）在北平奉命處理華北地區有關中日交涉事宜，黃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兼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委員長。
這時，日本人又提出華北通商、通郵等各項問題，黃以授權有限、不能全權處理為由，将此事打發到行政院。
汪精衛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郵政總局主任秘書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認&lsquo滿洲國&rsquo原則之下，專談通郵上之技術問題”。
黃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
高到了北平後，即去拜見黃郛，發現并非是技術上的細節問題，而是政策上對日本有較大的讓步。
高深感為難，認為此事已超出職權範圍，必須請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決定。
在與日本人的談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強硬，黃郛責備過他。
蔣介石此時正來北平協和醫院診治牙疾，黃将此事捅了上去。
蔣兩次召見高談。
高宗武這樣回憶：“可能出自黃郛的建議，他兩次召見我。
黃郛可能以為我比較聽委員長的話。
不過，兩次晉見，委員長并沒有給我任何指示。
很顯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場的。
”（按：高未刊回憶錄，塵封六十一年之久，2005年6月在美國被發現。
詳見後文。
本文為首次引用，以下不另加注）黃早年入同盟會，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做過代理總理；1928年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後因濟南慘案引咎辭職。
黃與蔣有舊交，自視甚高，稱高是“小孩子”或“這個小孩子”，黃這時不過五十四歲（兩年後病故），以這種口吻對待高宗武，實際上是對他有所不滿。
高到華北後，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湯爾和、王克敏（兩人後為日本傀儡）等人宴請。
席間，湯等對高的見識與才華，贊許不絕。
在給友人信中，稱其“定力甚深”。
王克敏此時兼任委員會财務處主任，頗有同感，馳電蔣介石拟邀其出任财務處總參議或秘書長，高不以為意，又是婉拒。
蔣又因此而特别欣賞這種做事講原則、又不為官的态度。
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年僅二十九歲。
“&hellip&hellip高居然挨過了那一陣反妥協的抗議風暴，而且年紀那樣輕就當了那麼大的官，這說明别人常常贊揚他頗有政治才幹這一點的确名不虛傳”④。
高本人卻這樣說：“通郵問題解決後不久，我從亞洲司副司長晉升為司長。
由于許多适合這個職位的官員年齡都比我大，資格也比我老，這個升遷毫無疑問是委員長的意思。
升級帶給我更多的困難，因為那意味着與日本更頻繁的接觸&hellip&hellip”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遇刺受傷，辭去本兼各職，赴歐洲療傷；蔣介石乃接手為行政院長，同時電令湖北省主席張群接任外交部長。
張十日後到任，高驿馬未動，仍為亞州司司長。
張主持外交大計，對日具體交涉則由高宗武一人負責，并囑其對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蔣介石面報或請示。
蔣也會直接來找高宗武。
一次張群接聽電話，是蔣介石打來的，開口就說：“我找高宗武&hellip&hellip” 以上這個細節為高宗武晚年對好友周谷所說。
翻檢陳香梅《張群先生話往事》一書，未能得到證實。
但周的文章公開見諸報端，甯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
從有關史料看，高與頂頭上司張群的私交确實不錯。
張做了一年兩個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長，以他自己的話：“我這一年多外交部長的生活，戒慎緊張，苦惱多而歡樂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實際改善中日關系，未符最初期望&hellip&hellip”⑤張後來對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難以對付，且須事事請示蔣介石，無以獨當一面，高建議他辭職。
“張遂于1937年2月25日迳電蔣委員長請辭，久未接複電，一日突接蔣電&lsquo囑高宗武來見&rsquo。
張部長很幽默地對高司長說：&lsquo蔣委員長要你來接外交部長。
&rsquo3月3日張群辭職照準，卻由王寵惠繼任”⑥。
周谷不知何許人，竟用了一個“卻”字，給人的印象就好像蔣曾屬意由高來接任外長，其實不過是純粹的臆想而已。
且不說蔣在用人上向素隐忍多謀，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權力上的制衡，憑此時高宗武在政壇上的實力，何以能出長一個關乎國家之命運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後來在汪精衛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輕”，最多隻能當外交部次長。
所以，張群的一句玩笑話，豈又能當真呢？不過，張群任外長，卻給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
他甫任後，即“一改汪精衛&lsquo不與日本直接交涉&rsquo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動與日方談判的戰略，以求中日關系的全盤調整”⑦，這一思路與高内心的想法不謀而合，高的賣力就可想而知。
從張群的回憶中可證實當時?日交涉時高均有參與，有一次派他會同張嘉璈、王世傑專程飛廣州，向蔣彙報有關會談詳情，并請求指示⑧，可見高在蔣、張二人面前的某種重要性。
不過，高本人心裡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戰爆發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環境之中擔任一個吃力不讨好的角色&mdash&mdash中國對日本首腦人物的主要談判人員&hellip&hellip”高在外交部工作時向不稱人官銜，對部長隻稱“嶽軍先生”（即張群），對蔣介石、汪精衛均稱蔣先生、汪先生。
這是高書生意氣、甚為可愛的一面，但骨子裡一種顧盼自雄、舍我其誰的心态又灼然可見，以緻不久即闖下大禍。
（二）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争全面爆發。
蔣介石在廬山表示“戰端一開，隻有打到底”的決心，表明中國已不可能再忍讓。
就中日雙方軍事力量對比而言，中國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應戰而不是求戰。
戰争的慘烈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每小時的傷亡人數以
早年留學日本，歸國不久即從政，受當道賞識，扶搖直上，别有一番懷抱；然而，處斯亂世，國力未充，内外交迫，受其掣肘，事功有限，後更成為大人物政争中信手調遣的一粒棋子，其命運殊為可歎也。
不過，既為小人物，則又有一好處，就是見勢不妙，船小好掉頭，趨避逃遁，茫如風影，遠離人們的視線，我們不打擾他，他更不想打擾我們。
即使世道人心，一落千丈，言人人殊，也無動于衷，一副倦鳥歸山、英雄失路的樣子。
高宗武就是這樣一個人，三十歲之前，紅極一時；之後，則躲得遠遠的，若複隔世，悄無聲息活到了九十歲。
當然，大人物中也有仁壽者，我們不去談他們。
（一） 1931年，高宗武從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法學院畢業，時年二十五歲。
這是一個身材瘦小，文質彬彬，“非常精明，而且擅長詞令”的年輕人①。
返國後，在首都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講授政治學。
日本大學的法學專業，其中包括許多政治課程的内容，這是我在寫作《雷震傳》時所了解到的。
1991年大陸出版的《中華民國史辭典》，并未提及高宗武在日本九州帝國大學是何種學曆。
我從美國斯坦福大學曆史學教授約翰·亨特·博伊爾的專著中了解到，當年高的“關于中日外交問題博士論文的片斷曾在中國好幾家報紙和雜志上發表過”②。
代序 也就是說，歸國不久，即能在中央大學講授政治學就不足為奇了，同時也可見這個年輕人對政治的某種興趣。
第二年春末，經友人介紹，高宗武決定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教。
就在動身前，日本首相犬養毅在東京首相官邸突然遇刺身亡，這是日本少壯派軍人所為。
海軍大尉塚野道雄、海軍上尉三上卓及其他三位現役海軍尉官、八位海軍預備役尉官等二十人，不滿當時日本在政治、外交、經濟、教育、軍事等各方面停滞不前的局面，認為是日本政黨、财閥、特權階級相互勾結的結果，遂決定在1932年5月15日刺殺犬養毅等政界人士，襲擊政友會本部，企圖消滅當時日本政治領袖、有力财團，從而來改變日本的政治現狀，這就是日本曆史上著名的“五一五事件”。
犬養毅在“九一八”事件後出任日本首相，當年與孫中山私交甚好，“一生支助中國革命”。
高宗武自幼留學日本，對日本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形勢了解入微，立即針對此事寫了一篇約六百字的短文，投給南京《中央日報》。
當時中國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為戰略目标。
高的文章短小精悍，見識卓然，引起報社高層的興趣與關注。
他們在刊發此文時加了一個編後語，示意作者到報社來面談一次。
高宗武去了，報社讓他與有關編輯人員座談日本政情，并提出希望參與報社工作：就日本問題每周寫兩篇專欄、兩篇社論，每月支付報酬150元。
高宗武認為錢太少，不足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報社為延攬人才，同時答應再介紹到南京中央政治學校任教，另有150元。
日本首相犬養毅意外之死，打亂了高宗武原本的南下計劃，也改變其一生的命運。
就這樣，高宗武沒再去廣州，成為《中央日報》特約撰稿人，一時間名聲大噪。
但高本人實際上并不喜歡這項工作，認為長期這樣寫短文時評，“了無前途可言”，幹了半年就離開了。
蔣介石卻很欣賞他分析日本問題的文章。
高宗武有一好友裴複恒，當時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推薦其入侍從室工作。
蔣介石特予延見長談，拟委任侍從室上校秘書，為他處理對日問題。
不知後來為什麼沒有去。
若幹年後，高宗武在美國對好友提及此事，說“如果當時随蔣而不随汪，其後大半生則完全不同了”。
1933年8月，曾在王寵惠“好人内閣”中擔任過财政總長的羅文幹，奉命前往新疆調解馬仲英、盛世才争端，以失敗而告終，同年12月辭去兼任的外交部長一職。
這時汪精衛為行政院長，便自兼外交部長。
前一年11月，高宗武已脫離《中央日報》社，轉到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設計委員會任專員，負責日本問題研究。
人的命運有時不可逆料，高宗武雖然婉拒蔣介石，未敢去侍從室做那個上校秘書，汪精衛卻又找上門來： &hellip&hellip有一家雜志的主編李聖五是在牛津大學留學的國際法權威，并且是汪精衛部下。
李把高的一篇文章送給汪看，汪看後表示願意見見這個年輕人。
汪當時任外交部長，由于對高很賞識，便邀請高參加政府工作，協助辦理同日本人談判有關中國和滿洲國建立鐵路和郵電聯系的事宜。
③ 以日本問題專家身份進入外交部，這對于高個人來說，其誘惑遠大于在蔣的侍從室任職，“在内廷工作動辄得咎，搞不好後半生的生活也大成問題”，此時若能進外交部，發揮自己在外交上的特殊才幹，不啻于是一個“天賜良機”。
盡管當時國内對這項談判普遍表示反對，甚至将汪精衛與他周圍的那些人貶抑為“妥協派”，高宗武還是沒有半點遲疑。
1934年初，他進入國民政府外交部，并很快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
次年5月，升任外交部亞洲司科長；一個月後，升兼亞洲司幫辦（副司長），主持對日交涉事務，成為汪手下的一個得力幹将。
這時高的薪俸每月300元，汪以高“對日交涉繁忙，應酬也多”為由，特準另加300元補貼。
這個數字在當時已不少，高卻認為勉強可應付自己平日裡的各種開銷。
高是那種特别喜歡交朋友的人，尤其與日本人關系良好。
其間，奉派前往日本考察，并拟秘密進入“滿洲國”收集情報，開始時無法進入。
後在警察特高課一位日本朋友的幫助下，才得以進入東北，時間長達一個月，且收獲甚豐。
返回南京後，将考察報告同時呈報外交部及蔣介石，由此又得到蔣的一次召見。
蔣對高的印象一直不錯。
盡管外界認為高是汪的人，蔣卻不以為然。
他向高詳細詢問對日外交策略。
高認為日本決定吞并中國，或可兩條線路，一條是北進，一條是南進；建議應加強駐朝鮮和台北總領事館職責，給予較高待遇，以便調查日本在兩處的動向。
蔣大為賞識，當場欲令外交部任高宗武為特命全權公使兼駐朝鮮總領事，被高婉拒。
高的理由是“不适宜擔任這項負有情報工作之職務”。
1934年，蔣介石的盟兄黃郛（膺白）在北平奉命處理華北地區有關中日交涉事宜，黃出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兼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委員長。
這時，日本人又提出華北通商、通郵等各項問題，黃以授權有限、不能全權處理為由，将此事打發到行政院。
汪精衛派高宗武代表外交部以郵政總局主任秘書的身份前往，“在不涉及承認&lsquo滿洲國&rsquo原則之下，專談通郵上之技術問題”。
黃于高宗武有知遇之恩。
高到了北平後，即去拜見黃郛，發現并非是技術上的細節問題，而是政策上對日本有較大的讓步。
高深感為難，認為此事已超出職權範圍，必須請示行政院和外交部方可決定。
在與日本人的談判中，高的态度十分強硬，黃郛責備過他。
蔣介石此時正來北平協和醫院診治牙疾，黃将此事捅了上去。
蔣兩次召見高談。
高宗武這樣回憶：“可能出自黃郛的建議，他兩次召見我。
黃郛可能以為我比較聽委員長的話。
不過，兩次晉見，委員長并沒有給我任何指示。
很顯然他是支持我的立場的。
”（按：高未刊回憶錄，塵封六十一年之久，2005年6月在美國被發現。
詳見後文。
本文為首次引用，以下不另加注）黃早年入同盟會，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做過代理總理；1928年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後因濟南慘案引咎辭職。
黃與蔣有舊交，自視甚高，稱高是“小孩子”或“這個小孩子”，黃這時不過五十四歲（兩年後病故），以這種口吻對待高宗武，實際上是對他有所不滿。
高到華北後，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湯爾和、王克敏（兩人後為日本傀儡）等人宴請。
席間，湯等對高的見識與才華，贊許不絕。
在給友人信中，稱其“定力甚深”。
王克敏此時兼任委員會财務處主任，頗有同感，馳電蔣介石拟邀其出任财務處總參議或秘書長，高不以為意，又是婉拒。
蔣又因此而特别欣賞這種做事講原則、又不為官的态度。
第二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年僅二十九歲。
“&hellip&hellip高居然挨過了那一陣反妥協的抗議風暴，而且年紀那樣輕就當了那麼大的官，這說明别人常常贊揚他頗有政治才幹這一點的确名不虛傳”④。
高本人卻這樣說：“通郵問題解決後不久，我從亞洲司副司長晉升為司長。
由于許多适合這個職位的官員年齡都比我大，資格也比我老，這個升遷毫無疑問是委員長的意思。
升級帶給我更多的困難，因為那意味着與日本更頻繁的接觸&hellip&hellip”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南京遇刺受傷，辭去本兼各職，赴歐洲療傷；蔣介石乃接手為行政院長，同時電令湖北省主席張群接任外交部長。
張十日後到任，高驿馬未動，仍為亞州司司長。
張主持外交大計，對日具體交涉則由高宗武一人負責，并囑其對日重要交涉案件可直接向蔣介石面報或請示。
蔣也會直接來找高宗武。
一次張群接聽電話，是蔣介石打來的，開口就說：“我找高宗武&hellip&hellip” 以上這個細節為高宗武晚年對好友周谷所說。
翻檢陳香梅《張群先生話往事》一書，未能得到證實。
但周的文章公開見諸報端，甯可信其有而不可信其無。
從有關史料看，高與頂頭上司張群的私交确實不錯。
張做了一年兩個月又十天的外交部長，以他自己的話：“我這一年多外交部長的生活，戒慎緊張，苦惱多而歡樂少，而且未能有效的實際改善中日關系，未符最初期望&hellip&hellip”⑤張後來對高宗武抱怨日本人難以對付，且須事事請示蔣介石，無以獨當一面，高建議他辭職。
“張遂于1937年2月25日迳電蔣委員長請辭，久未接複電，一日突接蔣電&lsquo囑高宗武來見&rsquo。
張部長很幽默地對高司長說：&lsquo蔣委員長要你來接外交部長。
&rsquo3月3日張群辭職照準，卻由王寵惠繼任”⑥。
周谷不知何許人，竟用了一個“卻”字，給人的印象就好像蔣曾屬意由高來接任外長，其實不過是純粹的臆想而已。
且不說蔣在用人上向素隐忍多謀，而且私心很重，更有權力上的制衡，憑此時高宗武在政壇上的實力，何以能出長一個關乎國家之命運的堂堂外交部？即使後來在汪精衛眼中，高也是“年事太輕”，最多隻能當外交部次長。
所以，張群的一句玩笑話，豈又能當真呢？不過，張群任外長，卻給了高宗武以用武之地。
他甫任後，即“一改汪精衛&lsquo不與日本直接交涉&rsquo的外交政策，采取主動與日方談判的戰略，以求中日關系的全盤調整”⑦，這一思路與高内心的想法不謀而合，高的賣力就可想而知。
從張群的回憶中可證實當時?日交涉時高均有參與，有一次派他會同張嘉璈、王世傑專程飛廣州，向蔣彙報有關會談詳情，并請求指示⑧，可見高在蔣、張二人面前的某種重要性。
不過，高本人心裡又十分清楚，“在1937年抗戰爆發之前三年，我在不同環境之中擔任一個吃力不讨好的角色&mdash&mdash中國對日本首腦人物的主要談判人員&hellip&hellip”高在外交部工作時向不稱人官銜，對部長隻稱“嶽軍先生”（即張群），對蔣介石、汪精衛均稱蔣先生、汪先生。
這是高書生意氣、甚為可愛的一面，但骨子裡一種顧盼自雄、舍我其誰的心态又灼然可見，以緻不久即闖下大禍。
（二） 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日戰争全面爆發。
蔣介石在廬山表示“戰端一開，隻有打到底”的決心，表明中國已不可能再忍讓。
就中日雙方軍事力量對比而言，中國方面是迫不得已而抵抗，即應戰而不是求戰。
戰争的慘烈超出一般人的想像，每小時的傷亡人數以
